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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运来:关于儿童作文中方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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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6 14:34: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关于儿童作文中方言的思考
宋运来
摘要:针对儿童作文中方言的窜入现象,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作文中方言 “存在” 的客观现实,方言“窜入”的现象,方言的“表达”的语言学意义及其作文教学中如何处理标准语与方言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儿童作文  方言现象  方言表达
在题为《春游北花山》作文批改中,发现唐化小朋友这样描述爬山:“我使劲地爬到了半劳力……”。在规范的汉语里没有“半劳力”这个词。但“半劳力”在江苏睢宁方言里就是“半山腰”的意思。在平时作文中,学生常会把“调皮”写成“皮脸”,“整天”写成“成天”、“乱七八糟”写成“哈拉胡七”、“光屁股洗澡”写成“光腚洗澡”等情况。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用红笔这把手术刀,运用删添号这项技术,换上“半山腰”等规范的词语修补语句。美容手术做完了,可是冷不丁作文中不是这个孩子出现就是那个孩子出现“方言”斑痘,这届学生有下一届学生也有。在农村,在方言特征比较明显的区域方言窜入现象尤其突出。手术过的语句为何好复发,儿童对修补过的言语满意吗?由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来看待小学生作文中窜入“方言”现象?作文中可不可以用一些“方言”表情达意?
一、方言的存在——学生能脱离方言语境吗?
方言,本质上是一种地域语言,它是相对现代的普通话而言的。地域的阻隔和不同的人情物态、不同的风俗是形成方言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发达,不同地域之间交流的加深,那种为一方所独有的纯粹地域方言越来越稀少,更多的则是一个融合语言。这种融合语言既有本地方言语汇,又掺杂了外地方言和现代普通话。当然,本地方言的基本样貌是由方言语汇决定了的。一般来说,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我国语言学界根据全国汉民族居住地把现代汉语按语音系统粗略地划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而每种方言又包括若干种次方言和土语。
所谓普通话,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言。虽然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多数地区仍是普通话与方言并行,日常生活中的“方言现象”比“普通话现象”更为普遍、常见,方言比普通话更为贴近儿童的生活。
小学生至少在三个语境生活:学校语境,家庭语境和社区语境。学校语境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言;家庭语境,多以方言为交流语言,因为一个家庭就是方言自然生态岛。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于2009 年对苏州市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在当地学生的母语习得和家庭语言使用领域苏州话占优势地位,在公共场合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因此,小学生作文中出现方言也就有了其前提基础和存在条件。就是大作家在创作时,也往往受儿时方言语境的影响。如《红楼梦》的语言与牟平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学者孔昭琪考证,这与曹雪芹于语言形成的最佳时期——幼年时代生活的语言环境有关,其母语必然受到其祖母及其他相关亲人的影响,因为曹雪芹的祖母李氏虽系山东昌邑人,但其祖上曾世居牟平,后始迁居昌邑,故其语言必然与牟平方言有联系。宏观地看,一切书面语都是依存于口语,因而是获得生命力的。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完全脱离了口语的书面语,只能走上僵化的道路,被历史所淘汰,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物。”语言文字学家李如龙如是说(李如龙.文言 白话 普通话 方言.语言文字应用,2003(11).)。
早在 2000 多年前,先秦文献中就有齐语、雅言、越语、楚语的记载。以方言入文的文学作品,最早大致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诗经》中的“国风”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有些属非“雅言”的方言词语。明清时期,《水浒传》、《金瓶梅》运用了较多的山东方言。建国以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运用了山西方言,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用了北京方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采用了一些东北土语。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成功地将口头方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方言,读来欣喜,让读者听到了浓重淳朴的“乡音”,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从语言学习角度讲,学生学习的一篇篇典范课文,其实也在学习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方言”。
二、方言的窜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掐没得(吃饭没有)。”一阵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回头一瞧,原来是表弟,我连忙回答:“摸掐(没吃),屋头来客老,喊我买酒。不忙摆(说话、聊天)老,我还会切(回去)嘞。”咚咚咚,一阵短促的敲门声。“开起累(门开着的),你个傻娃,我忙得很,莫添乱老。”妈妈像开枪打子弹一般说道。我敢忙进屋,把酒放在了桌上,只见小姑她们都在为这顿团圆饭忙活着。我趁着大家都在忙活,偷偷躲在阳台吃薯片。谁知被妹妹发现了,她大声吼道:“你个撇娃(家伙)。”
这段窜入重庆方言的片段作文生活化气息颇为浓郁。在习作中运用“掐没得、摸掐、摆、会切、撇娃”等方言词汇,能更好地展示作文生活化的特色,使作文充满言语交际的人情味。较之标准语,方言具有一种从主观和个人的角度表现事物的功能,能更充分地表达强烈的感情。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作文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如果老舍、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大量方言的运用,他们的小说魅力就会削弱很多。一般来说方言窜入作文中有三种方式:一是方言语音窜入,二是方言词汇窜入,三是方言语法窜入。就这段文章来说,方言语音窜入表现为别字。把“了”写成“老”,如文中的“来客老” 、“不忙摆老”、“ 添乱老”等。不同方言区的学生在习作时,往往用熟悉的字代写方言中的字“音”。小学生作文中最常见的是方言词汇的窜入。以徐州方言为例有以下几种情况较为常见:
①代词。如,疑问代词“啥”,即“什么”,经常用在动词后面。吃啥?说啥?干啥?为的啥?还如,要啥有啥,装啥像啥,学啥会啥等。
②动词。比如“玩”,搭配能力比普通话强得多,徐州话能用的地方普通话往往未必能用。例如:他玩点子。玩,指“打主意、用智谋”。
③ 语气词。不同的方言在语气词的使用上也有不同,尤其是句尾语气词。 “来”是徐州话中运用相当普遍的一个语气词,具有表达多种语气的作用。它大多用于句尾,也出现在句中停顿处。如:“这话是谁说的来?”“你上次怎么许(答应,许愿)我的来?”我的天来,这话怎么说出口的!我才不去来!而东北和山东方言常用“哈”,武汉方言用“唦”。
④ 惯用语。惯用语是一种习用的固定语,具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作文中窜入的方言也经常出现惯用语,这些惯用语有一定的形象性,语言较生动,但所用的字都不是字面上的意义。如徐州方言惯用语“厨二把(不内行,不精通,没有达到某种水平)” 、“听风是雨”、“瞎猫碰到死老鼠”、“坑死人不偿命(“坑人”即骗人)”等。
徐州方言属北方方言、华北东北次方言。语言和北京音比较接近,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是词汇,语法也有一定的特点。在语法上,徐州方言里有许多词是运用词缀附加在词干上的方法构成的。如,“他当上了班长鬼的屁极的”。意思是:他当上班长太高兴了。“——屁极的”这个后缀词表示是程度极高。
儿童作文中的方言对其特定地域外的人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对生活在同一方言区的师生来说,不会给师生理解文意造成一定的障碍和不便。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的、地域的、包含着思维方式与心理模式的共同语言现象,不必为了阅读同伴的“方言”作文临时去作相关知识的准备。那么方言窜入作文有何意义呢?
首先,方言的窜入为作文增添了新鲜元素。方言在作文中的合理运用,会使作文更加朴实亲切、新鲜活泼,更富有表现力。贾平凹是现代作家中最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陕西方言俗语的运用。刘半农在《读 < 海上花列传 >》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当普通话所形成的意义世界、普通话所编织的话语空间逐渐缺少新鲜感的时候,方言的质朴和生活化可能会给作文带来某种返璞归真的新鲜感,填充了普通话所留下的某些意义空白,因此方言与普通话并非总是处于对立的两极,它们是可以和谐相处,共存于同一意义时空中的。
其次,方言具有亲近情感的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样一个人,当他对陌生人或关系不甚亲近的人说话时,他可能用标准语,而当他与和其关系亲密或地位相同的人讲话时,就会自然地用方言来交际。方言是真正源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难舍难分,是内容与情感浑然一体,完美结合的最好纽带,所以在作文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第三,方言使习作更具真实感。如果一味追求语言表达的规范化、标准化,则作文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不真实。在某些话语环境里,方言表达比普通话更有优势,显得更为细腻逼真、鲜活生动。如小学生用江苏如东方言写作的《喝喜酒》,读来是否感受到乡情的淳朴扑面而来呢?
那天,我们一到那户人家门口,一位老奶奶就对我奶奶说:“建啊,怎么几天没看见,你脸晒得更兹了。”奶奶笑着说:“是啊,禁不起晒啊。”这时又有一个人走过来,看着我对奶奶说:“哟,这是你孙女吧,倒是个人儿登了!”突然,一个小孩子在门外大声叫喊:“快看啊,快看啊,这儿有一只假留。”这时,好多小孩往门外跑。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只蝉。几个孩子争抢起来,一个孩子嘲笑另一个流鼻涕的小孩:“你把黄龙擦了再来吧。”(王啸  )
方言作为一种与普通话相比较的地域语言,弱势语言,进入作文可以造成语言冲击力,给读者以新鲜感,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制造审美魅力。我们不必担心他人读不明白,因为小学生的作文大多不是用来发表的;即使把该篇作文面向全班同学交流,也大可不必担心听不懂,因为全班学生往往也是同一方言区的。
三、方言的表达——作文可否用一些方言呢?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自然大相径庭。虽然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其实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多少都带有方言的特质。就是普通话的定义中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工具,是任意性的。方言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口语与书面语,书面语中文体的选择,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语言的任意性特征。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也总是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因此他在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除了语言的质朴和幽默之外,还将北京方言中的词汇运用于写作中、这就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浓浓的“京腔”,从而形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为此,我们不妨看看老舍作品中的方言词语:如“吃里爬外、刺儿头、打马虎眼、胳膊拧不过大腿、老大不小的、愣头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露一手儿……”像句子:
我说,昨天就关了城门,今儿个说不定关不关……(《茶馆》)
你赶明儿回新加坡的时候,到二马路听听去,就明白了。(《小坡的生日》)
你当是作了猴王,我就怕你呢!(《猫城记》)
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骆驼祥子》)
爸,老师说话,我不懂,八棱脑袋的也不是懂不懂,横是他懂……(《牛天赐传》)
正是这些朴实、通俗的语言及浓浓的老北京话,让读者在读老舍的作品时感到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老舍先生凭借对语言的熟悉和自己精湛的艺术修养,让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词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显出了生命的异彩。如果说文学作家的作品中离不开方言的运用,那么在小学生的作文里是否可以用一些“方言”写作呢?
我们先来对低年级起步写话作一探讨。针对说写困难现象,“兴趣说”认为:是因为对低年级儿童说写要求过高,抑制了表达的欲望;“内容说”认为:生活经验贫乏、语言积累不丰厚;“表达说”认为:低年级儿童识字量少,且写作方法没掌握,等。每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转换说”认为:儿童说写话困难其实质是言语转化的困难。方言区学生从交际到思维,都离不开方言。他们长时间处于方言的环境中,习惯了母语方言特有的发音方法,习惯了用方言思维。王莉认为:“方言区学生学习普通话,其实就是学习第二语言。母语对他们来说,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是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母语方言的环境中,第二语言的学习则是在已经成型的语言能力背景下进行的,必然会受到第一语言的干扰。这种干扰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表层看,是对普通话语音的掌握,读音不标准、不规范是常见的现象;从深层看,是内外部语言的转换,表达不流畅、不自然,经常卡壳。”(王莉.论方言对普通话学习的干扰及对策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5(3).)方言从口头语到书面语,从声音到文字,从说到写,从听觉语言到视觉语言,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态的改变,实际还隐含着一个翻译的过程。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发音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结合。说话人要养成用普通话思维的习惯。方言区学生在普通话运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卡壳”的现象。因为他们平时一直说方言,在说普通话时,这些仍以方言为内部语言的学生在内外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就多了一道翻译的手续。在“翻译”过程中,既要考虑每一个字的读音,还要像表述的内容,增加了思维负担,破坏了学生说话时的自然状态。所以,低年级的训练应以“说话”为主,减轻思维负担,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安排内容。通过语感的监控,尽快完成内部语言的外化,恢复学生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说话、写话能力。
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根据语言学家最新的调查报告,中国境内有 130 多种语言。汉语方言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民族共同语并存。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立即禁止和消灭方言。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音义结合系统,其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作文中使用方言的语言学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需要多样性。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同样,作为语言地域变体的方言,也要具有多样性。方言作为一种资源是需要保护并加以利用的。作文中使用方言是对方言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保护。
第二,语言态度体现在语用上。语言态度是指师生对语言的看法和所采取的行动,这种看法和行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一般说来,学生不自觉地使用方言表达,往往得不到教师的正面肯定,往往用红笔圈画删改对待。而有经验的老师,在肯定某些方言表达情意真切外,会在方言后用括号加注释。这既肯定了学生表达的确切,又引导学生向规范的言语表达方向迈进。语言无优劣,我们不能以所谓方言的优劣去衡量作文的好坏。方言和标准语都是语言在社会中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方言作为特殊的表达方式,既丰富着语言的表达,也丰富着读者的感受。
第三,丰富习作语言的表达形式。在学生写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都空话、套话、模式化,话语体制单一的倾向颇为突出。究其原因,除了受应试教育环境下的功利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文教学中一味强调普通话的话语方式,老师不敢涉及方言因素,学生难以采用方言语料,最终形成“正统”而单一的话语体制。作文只强调规范性,不敢强调创造性,只分析课文语言的创造性,不敢肯定学生语言的创造性。这样容易造成僵硬的语言规范观,有时还会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既约束了学生的表达形式,也束缚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某些学生作文的苍白无力,恐怕正是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由于学生长期处于一种“标准化”生活语境,他们的思维已少了几分灵动,想象力受到限制,不会用语言自由地叙述。在他们的笔下,卖菜的商贩、发生争执的路人、街道上的清洁工,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形象千人一面、言语众口一词;少了几许真实生命的律动,多了一些虚假苍白的“学生腔”。这一类作文的败笔,其原因可能有许多种,但一定会包含单一语言模式训练出来的积弊。
四、方言的纠结—— 能否与标准语和平共处?
甄先尧先生在《打捞方言的珍宝》一文中幽默地提醒我们要捍卫方言:“‘请讲普通话!’在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社交场合中,如果对方说方言,我们总是这样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曾几何时,方言就在这样看似彬彬有礼、温情脉脉的‘语言霸权’中被冷落了,逐渐变得羞怯,变得不好意思,变得不合时宜,变得不敢登大雅之堂。哪一方水土,养哪一方人。哪一方水土,也同样孕育并长生那一种方言。”(马骥.成都方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9.)作为“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方言在普通话语境下很难在学校语言环境中占到一席之地。相应地,方言背景中的失语症非常明显。在目前人类使用的六千多种语言中,有三千多种语言已经成为濒危语言,并且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这种语言的词汇所掩盖的一种世界观也消失了。在斯拉夫语系中,“熊”是禁用的。所以语言可以反映许多生活方式和习惯。语言是宝贵的,其中有许多代人留下的痕迹。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发起,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而让方言在作文中得到适量使用不失为一上策。
1956年,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1978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1982年《宪法》正式确立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从根本大法到具体的法规政策,都毫不含糊地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法律地位。方言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口头语言的两种基本形式。虽然我们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方言在特定区城的使用依然相当活跃。现代语言学家钱乃荣先生认为,“通用语的推广并不意味方言的消亡,通用语和方言并存是语言发展的普遍现象,事实上,说通用语和说方言、外族语言可以各得其所,和而不同,社会生活会变得更为润滑更为和谐。”(钱乃荣.上海方言.文汇出版社,2007:8.)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言文化就不会这样五彩缤纷。普通话作为标准的汉语本身具有标准语与方言之间的矛盾。为使用方便,我们必须强调标准,因为标准语的基础是方言,孩童语言的习得大都是通过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实现的。普通话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教育才获得的。标准语的生命力存在于为其基础的方言。“语言有生命力的前提是它必须拥有‘原语者’,没有‘原语者’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上,强化统一标准的同时,不能弱化方言这一标准语言的根基。”(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外语界,2011(1).)
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消灭各种地域方言。普通话和各种方言,都是平等的,既无优劣与尊卑之分,也无高雅与低俗之别,有的只是使用环境和交际功能的不同。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都是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推广普通话是使人们具备双语的能力,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还要会说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不是简单地“统一”语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体现现代社会多元文化诉求的时代趋势。交际的力量,就是促进语言融合、同化的力量。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高于口语。推广普通话其实只是推广其口语。虽然各方言写成书面语还有少量的词汇和语法现象需要规范,但较之方言口语的规范任务,那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基本上会随着普通话口语的推广自然而然地解决。
我们既要避免索绪尔所说的因“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造成的母语情结的出现,也要避免那种方言土语使用的越多越好的乡土情结。有的家长希望孩子“不忘根”、“不忘本”, 让方言独霸家庭言语交际环境,从而让孩子感受“乡土”的语言。还有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发音不够标准,认为盲目地教育会对孩子会有不好的影响,平时用方言进行交流。在方言语境的影响下,方言在儿童的脑海里扎了根,学生之间、学生和家长之间以方言直接翻译的普通话交流极为普遍。习惯成自然,怪癖的词语,不规则的语法便在作文中出现了。从规范汉语使用的角度而言,过多使用方言土语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规范。运用不恰当的方言,也影响了语言的规范化。
大多数人出生时所学到的母语是方言,相对于方言(母语)来说,民族共同语通常就是母语标准语。“学习上学生最好规范用语”,因为中小学语文仍是在为母语标准语打基础。 在坚持规范用语学习的前提下,我们不妨有一点包容的心态。让我们看到“说人话”的作文,看到儿童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的东西。它也许是“拖泥带水”的,但它是血脉丰沛、气韵生动的,它是健康自然的,哪怕有点稚气有点野,但它带着这个年龄阶段孩子感受世界的新鲜。一句话,就是孩子们和这个世界面对面后的个性化的真情实感。方言与普通话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普通话离不开方言,要不断地从方言中吸取精髓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交际服务。方言资源的适当运用,对语文教学中的口语交际、阅读、写作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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