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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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
　　[导读]现在普通读者还去读的现代小说，还都是我书里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几位，大家现在都不觉得他们落伍，这是我厉害的地方。
　　1961年3月，到美国已经十多年的夏志清终于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着作。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出版再次引起学术界震动，这两本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文学研究着作也奠定了夏志清的学术地位。
　　在学术地位之外，夏志清颇像一位预言者。在张爱玲几乎被遗忘的1960年代，他把张爱玲推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高度，但他从来不看这几年整理出来的张爱玲晚期作品，认为“写的都是老东西，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他欣赏的沈从文、钱钟书，他们的作品依然在被人阅读，“如果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与此同时，夏志清把许多作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当时两岸各自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曾推崇的作家，许多人的确只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词条。
　　在纽约曼哈顿，夏志清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在他老旧的公寓里，他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尽管很多人认为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是出于偏见，但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张天翼和萧红就是左翼作家。
　　您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里，还有谁被低估或者忽略了？
　　夏志清：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讲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前面三个人的书，大家现在都还在看，可是对张天翼大家都忽略了，这是大家的损失啊，怎么能不关注呢？鲁迅妒忌张天翼，因为张天翼的讽刺能力比鲁迅还厉害。鲁迅是一直在变的，有些方面懂的不多。可能是张天翼的左翼作家身份让大家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他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的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喜剧。
　　去年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台湾都很热闹地去纪念她。
　　夏志清：我讲的很多人，说他们的书好或者不好，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中国从来有没有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看了《金锁记》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是为了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开始看张爱玲的，因为以前不读中文书，到了美国读书和工作，为了写书才看中文小说，之前只看一点点周作人、沈从文，一些鲁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说张爱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还在看。在我看来，《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但是人家不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和张爱玲联系最多的人。她这人你们都知道的，不大理别人。我这里留着不少她的信。其实我很早就见过张爱玲，那还是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没有注意她，因为我不读中国文学嘛。
　　这几年挖掘出了那么多张爱玲晚期作品，您看过吗？
　　夏志清：我都没有看过。我只听说，写的都是老东西，都是以前她小说里写过的内容，而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伟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爱玲是什么汉奸作家，台湾那边认为她是1949年之后才过去的“大陆作家”，但我就发现了她。有的人，没有勇气、魄力，所以看不出来张爱玲的好，就算觉得好，也讲不出道理来。你看，现在普通读者还去读的现代小说，还都是我书里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几位，大家现在都不觉得他们落伍，这是我厉害的地方。《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现在还受到推崇，也说明我对了。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上个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盛大的纪念仪式。我们都知道您对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评价一直是有所保留的。
　　夏志清：有一个观点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始终还是觉得，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这可能跟毛泽东有关。我个人认为，鲁迅还是胆子不够大，他当时名气那么大，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对于他个人，我也是有保留的，他爱钱，对原配夫人也不够好。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年轻时候关系那么好，翻译上的事情鲁迅一直找周作人，两人配合得很好，可是后来两人闹翻了，我觉得是互相妒忌。周作人出了书做了教授，鲁迅还是写杂文，当然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不怎么样，引用原文然后在后面写几句话，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哪有时间看那么多中国古代小说，他看的也都是短篇而已，更不用说读外国小说了。
　　鲁迅他们那代留学生里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是好的，他们外语都很好。郭沫若后来的东西没办法看，我到中国大陆去一次，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这个人很规矩，老舍这个人又自杀。鲁迅并不聪明，书念的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周作人就是人太好，做人太客气，后来被“冤枉”当作汉奸。哥哥太好了，作为弟弟的周作人真是吃亏。
　　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没有提到萧红，最近几年萧红开始在大陆又红了，今年还是萧红诞辰一百周年。
　　夏志清：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是我朋友。其实我一开始要写萧红，但没有写好，就写了端木。开始写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萧红，你就发现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后来我决定要去写萧红的时候，我找了柳无忌，因为她妹妹柳无垢跟萧红是好朋友，所以我通过柳无忌找他妹妹，了解萧红的情况。这个时候，柳无忌告诉我，他的学生葛浩文也在将萧红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写。我想要是我把萧红写了，他就没得写了。所以，我最后没有写萧红，之后我还写了书评捧葛浩文的这本关于萧红的书。结果大家都以为我没有写。但我挺欣赏葛浩文的，因为他英文、中文都好，对中国也很有感情。所以在他写萧红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我本来也要写的。葛浩文后来对萧红研究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但我可以说，在我之前，真没有人写过文章说萧红的好，这就跟我之前写张爱玲的好一样。萧红和张爱玲，都是我看文章看出来的，钱钟书也是我第一个看出来的，以前人家说他是学问家不是小说家。
　　除了萧红，我在书里李劼人也没有讲，这也很遗憾。主要是，我那个时候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非常有限，都是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些是凭着以前的记忆。由于我在耶鲁大学受到完整的英语文学研究的教育，所以再回头来看中国现代小说，肯定不一样。
　　您对老舍后来评价不高，这让我们很意外的，因为老舍在大陆地位始终是很高的，当然他的自杀有一定原因。
　　夏志清：老舍是很好的，最初他是英美派，开头他是很有骨气的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运动中自己改造自己。另外，我对《四世同堂》是批评的，这么厚的一本书，其实内容很空。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
　　您骂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名着，批评左翼文学，但又对左翼作家代表张天翼非常推崇，那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夏志清：当然还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所以一度我被看作“反共”学者，我自己都很奇怪，你看我推崇张天翼、萧红吧。所以，还是剔除政治立场之后的文学价值，所以我又会说，普通散文家里，像朱自清、冰心的书，都用不着太认真读。
　　您和余英时先生好像有一些共通点——都喜欢骂。
　　夏志清：我和余英时确实都喜欢骂，但他比我凶。其实我跟余英时没有联系的，我的作风跟他很不一样。他讲中国思想的好处，我觉得中国没什么思想。他是不会说中国和中国思想坏的，我是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坏的。我骂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大陆不喜欢、台湾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我说中国文学一无是处，跟西方文学不好比。但有人就会把《红楼梦》搬出来，我看得都腻死了，一天到晚讲《红楼梦》，我的朋友都写《红楼梦》，一本本书出来。《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都是没什么好写的。
　　您哥哥的《夏济安日记》前几天又重版了。
　　夏志清：我哥哥的日记，也就是《夏济安日记》当年很流行，很讨女孩子喜欢。我哥哥可怜，女孩子不爱他。真可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名气。哥哥去世之后，我发现了日记，然后帮助出版的。他同情共产党作家。他很有才，可惜死得早。
　　采访手记
　　纽约曼哈顿西113街，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夏志清在这栋有百多年历史的公寓里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夏先生的太太王洞说，平时每天最多让先生见一次客人。夏志清毕竟已经九十岁了，仅比他最推崇的张爱玲小一岁。
　　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餐桌被挤到了房间过道上一角，放一副碗筷都有些困难。年初，夏志清过了九十岁大寿，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四个字：绩学雅范。不过夏先生自己开玩笑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字上写着的是：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直到2006年才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目前“中研院”中最年长的一位。有人说，夏志清早该是“中研院”院士了，一直没有评上，是因为他经常说国民党和台湾坏话。
　　胡适曾在公寓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念博士，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当北大校长时，夏志清也正好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去北大任职，但胡适并不待见夏志清。尽管如此，夏志清会不时说，胡适是个好人。在夏志清的评价标准里，只有好人与坏人，好小说与坏小说等等这样清晰的判断。正如此，他以“敢说”闻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没有什么。也正因此，一直以来，大陆和台湾很长时间都不喜欢夏志清。他并没有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大体上反对上世纪的左翼文学，可是又对左翼文学旗手之一的张天翼非常推崇，放在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一个级别。同样的，他对鲁迅的偏见也是自始至终的，无论是对鲁迅的文和人，相反，对鲁迅弟弟周作人却推崇之至。
　　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部着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着，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 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
　　1986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发生红楼风波。唐《海外读红楼》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遂引起两人笔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
　　2009年的一场中风，让老先生卧床许久。直到今年，听一位纽约朋友说，在一个影展上看到了夏先生，才得知老先生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不过身边的太太王洞则说，因为影展上电影看得太多，看得太累，导致后来小病一场R院笏凳裁匆膊换崛盟那么累了O南壬在上篔本褪怯懊裕不过他喜欢的都？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提起之前在影展上看的电影，夏先生说，周润发的《孔子》不好。
　　夏志清已经九十岁了，他当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推崇的几位作家依然流行，如张爱玲、沈从文等，说到这，夏先生总会显的很得意，他的口头禅就是，“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一旁的太太王洞则不断提醒，别这么说，不好意思的。
　　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夏先生的精神开始差起来，太太王洞要夏先生吸点氧气，“夏先生今天算精神好的，平常说半个多小时就没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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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我的读书生活

　　　　
　　穿了旧衣裤，带着闲适的心情去读书，但却不爱看闲书
　　
　　我年纪愈大，在家里读书的时间也就愈多。刚来哥大的那几年，每天在校的时间较长，即便无公可办，我也定得下心来在自己办公室里读书的。到了今天，早已不习惯全套西装（领带、皮鞋）坐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里读书了。
　　十多年来，读书简直非在家里不可——一星期总有三四天到离家仅一箭之遥的垦德堂去教书、看信、开会、会客，但回到家里即急不可待地脱掉皮鞋，穿上旧衣裤，这样才有心情去读书、写作。我在家里，从起床到上床都是穿着台制皮拖鞋的（王洞有机会去台北，总不忘多带几双回来），情形同英国大诗人奥登居住纽约期间相仿，但他穿的像是西式拖鞋，质料太软太厚，我是穿不惯的。
　　平日熟朋友来访，我也不改穿着，只有自己请客，或者有远客来访，只好打领带、穿皮鞋把自己打扮起来。但真正不熟的同行，我还是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较多。我的办公室每晚有人略加打扫，而且环壁皆书也，看起来既整洁又神气，不像我家的书房和会客室，到处都是书报杂物，再加上脱下后即放在大沙发上的大衣、围巾、帽子，见不得人。
　　我穿了旧衣裤，带了闲适的心情去读书，但却不爱看闲书。即使读了所谓“闲书”，我还是抱了做学问的态度去读它的。好多留美学人，日里在学校作研究、做实验，回家后把正经事丢开，大看其武侠小说——这样泾浊渭清地把“工作”和“消遣”分开，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算是在研究中国小说，新旧小说既然都是我的正经读物，也就不会随便找本小说，以消遣的态度把它看着玩了。同样情形，我看老电影，也是在做学问。在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看部经典之作，同我在家里看部经典小说一样，态度是完全严肃的。《时代》周刊大概可算是我每周必看的消遣读物，但目的也并非完全消遣：我对美国新闻、世界大事有兴趣，也真关心，读《时代》总比每天看《纽约时报》省时间得多了。
　　年轻时我爱读英诗，后来改行治小说。现在中国旧小说读得多了，发现此类小说所记载有关旧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真不如读二十四史、读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史实记录，近代学人所写之中国史研究，反而更让我们多知道旧中国之真相。但到了将退休的年龄，再改行当然是太迟了，尽管我真认为若要统评中国旧文学，就非对旧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先有深入的了解不可。有一个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历代正统文人、诗词名家接触到的现实面如此之狭小，为什么朝廷里、社会上能看到多少黑暗而恐怖的现象，他们反而不闻不问，避而不谈。
　　
　　我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治中国文学的专家
　　
　　假如有人以为我既身任文学教授之职，就该一心一意研究中国文学，连旁涉中国史学也是不务正业，那近年来我看的闲书、做的闲事，实在多不胜言了。我自己却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治中国文学的专家：年轻时攻读西洋文学，到了今天还抽不出时间到英、法、德、意诸国去游览一个暑假，真认为是莫大憾事。但纽约市多的是大小博物馆，具有欧洲风味的历史性建筑物真也不少。我既无机会畅游西欧，假如平日在街上走路，不随时停下来鉴赏些高楼大厦、教堂精舍，也不常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些古今名画同特别展览，也就更对不起自己了。因此近十年来，即在街上走路，我也在鉴赏建筑的艺术。哥大的晨边校园原是大建筑师麦金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精心设计的。那座洛氏图书馆以及周围那几幢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高楼，二十五年来天天见到，而且真的愈看愈有味道。
　　自己兴趣广了，藏书也必然增多了。譬如说，洛氏图书馆既同我相看两不厌，我对麦金、米德、怀特这家公司所督造而至今公认为纽约市名胜的那好多幢大小建筑物早已大感兴趣了。前几年在《纽约时报星期书评》上看到了一篇评介两种研讨这家建筑公司的新书，虽然价昂无意订购也很兴奋。去年在一份廉价书目广告上看到其中一种已在廉售了，更为高兴，立即函购了一册。此书到手，单看图片也就美不胜收。
　　我对西洋画早已有兴趣，近二十年来收藏名家画册和美术史专著当然要比浅介建筑学的书籍多得多了。其中我参阅最勤的要算是约翰·华克所著《国家美术馆》、已故哥大教授霍华·希伯所著《大都会博物馆》这二种。在家看书里的图片，有空跑大都会，自己对西洋名画的鉴赏力真的与日俱增。华府的国家美术馆我只去过两三次，但最近大都会举行了法国十八世纪画家弗拉戈纳的特别展览，我又有机会看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那幅《少女读书图》，真是欣喜莫名。华克书里复印的那一帧，虽然色泽也很鲜明，但同原画是不好比的。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只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得”一点
　　
　　我从小研究美国电影，近二十年来电影书籍充斥市场，此类书籍良莠不齐，那些老明星请捉刀人代写的传记、回忆录看不胜看，大多没有阅读价值。那些学院味道较重的研究、批评，真正出色的也不多。对我来说，反是那些巨型的参考书最有用。其中有一套纽约皇冠出版社发行的英国书，详列好莱坞各公司自创立以来所发行的无声、有声长片，差不多每片评介都附有剧情插图，图文并茂，最对我这样老影迷的胃口。
　　此套丛书首册乃约翰·伊姆斯所编撰的《米高梅故事》（一九七五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增订本英美版同时发行），载有一千七百二十三张影片的图片和简介，米高梅公司一九二四至一九七八年间所发行的长片，一无遗留，真为全世界的影迷造福。伊姆斯曾在米高梅伦敦办事处工作四十年，对其所有出品了如指掌，写这本《故事》真是驾轻就熟，报导一无错误。之后，他又出了一部《派拉蒙故事》（一九八五），同样让我看到他编书之细致和学问之渊博，虽然派拉蒙历史比米高梅更为悠久，出品更多，不可能每张长片都有图文介绍。
　　华纳、环球、联美、RKO这四家公司的《故事》也已出版，它们的编撰人若非英人，也是久居伦敦的美国人，好莱坞的知识同伊姆斯差不多渊博，写的英文也算得上漂亮，远胜美国书局策划的同类书籍。当年好莱坞八大公司，只有二十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这两家尚无《故事》报道，但想也在编写之中了。
　　讨论绘画、建筑、电影的巨型书，因为图片多，通常放在客厅咖啡矮桌上，供客人、家里人饭后酒余翻阅消遣之用的。我自己则并无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书的习惯。即使看中英文报纸，也得把它放在书桌上，坐下来看的。一来，客厅灯光不够亮，坐在沙发上看书伤眼睛。二来，绘画、建筑、电影每项都是大学问，自己虽非专家，只有把书放平在书桌上，认真去读它，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项学问。不少中外学者只关心某项学问的某一部分，有关这一部分的专著、论文他们看得很齐全，对其他学问则不感兴趣。这样一位专家，可能在他的小天地里很有些建树，但本行之外的东西懂得太少，同他谈话往往是很乏味的。我自己的毛病则在兴趣太广。
　　每两星期翻阅一份新出的《纽约书评双周刊》差不多每篇书评（不论题目是宗教、思想、政治、文艺、名人传记，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事情）读起来都很津津有味，只好克制自己，少读几篇。孔子劝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想不到即届退休的年龄，求知欲竟如此之强，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得”一点。这，我想，也是“血气既衰”的症状。年轻的时候专攻文学，我忍得住气，并不因为自己别的学问懂得太少而感到不满足。
　　
　　赫胥黎《看的艺术》令我受惠终身
　　
　　一九四八年初抵达新港后，我在一个爱尔兰老太婆家里，租居了一间房间，住了八九个月。我的书桌右边放了一只极小的旧式台灯，事后发现那几个月左眼近视加深了一点，非常后悔。假如老太婆给我两只台灯，左右光线平均，近视就不会加深了。但是旅美四十年，搬出老太婆家后长年熬夜读书而至今目力未见老化，实在说得上是有福气的。这同我每天必服维他命、矿物质当然很有关系。
　　但五十年代初期我读了A·赫胥黎刚出的那本小册子《看的艺术》，更是受惠终身。赫氏童年时患了一场大病，差不多双目失明，因之他对保养眼睛之道大有研究。他认为书房的灯光应明亮如白昼才不伤眼睛，因此三十多年来我在书桌上总放着两只一百支光的台灯，天花板上那盏灯至少也是百支光的（二十多年来，我早已改装了荧光灯），果然保持了我双目的健康。
　　美国华裔小学生，好多患近视，想来在家里伏案做功课时，灯光不够。希望贤明的家长们，不要为了节省电费而吝惜灯光——子女很小就戴了眼镜，做父母的看到了，心里也该是十分难受的。
　　读书不仅光线要充足，衣鞋要舒服，在我未戒烟之前，“鸡窗夜静开书卷”，当然少不了烟茶二物做伴。每晚散步回家，沏好一杯龙井坐定，也就必然点燃一支烟卷，或者一斗烟丝，一口口地吸起来。这样眼睛忙着看字，手忙着端茶送烟，口忙着品茗吐雾，静夜读书，的确兴趣无穷。
　　到了七十年代，靠了茶精、尼古丁提神，我经常熬夜，假如翌晨无课，五六点钟才上床。但虽然入睡了（尤其在冬天，窗不能敞开），呼吸的还是充满烟味的空气。我吸烟近四十年，原先烟瘾不大，但少说也有三十年，天天在烟雾中生活，如此不顾健康，现在想想实在可怕。
　　烟终于在三年半前戒掉了，而且早在戒烟之前，连早餐时喝咖啡的习惯也戒了。只有书房里喝中国茶的习惯没有去改——戒茶并不困难，但明知饮茶对身体无益而可能有害，我却不想去戒。
　　留美四十年，我生活早已洋化，思想和我国古代文人不一样，连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王洞在我指导之下烧的中国饭——不用白米、猪肉、牛肉，绝少用盐和酱油——古代文人一定皱眉头吃不下去的。但假如苏东坡、袁子才有兴访游纽约，来到寒舍，我给他们每人一杯新沏的龙井或乌龙——虽然自来水比不上泉水、井水——他们还是觉得清香可口的。因此我一人在海外书房读书，读的可能是西文书，也可能是当今大陆、台湾学者痛批中国传统的新著作——但一杯清茶在手，总觉得自己还是同那个传统并未完全脱节的读书人。而且戒烟之后，下午读书也得冲一杯，我的茶瘾也愈来愈大了。
　　
　　摘自《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版定价：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