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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年轻学者应该怎样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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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 08:14:1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郑彪:年轻学者应该怎样治学?


● 郑彪   
  

  (这是写于两年前的一篇旧文,未发表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已然来临,故将此文拿来发表,还有些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次证明,真正的学术思想,是有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难以否认,回顾30年走过的历程,时代是波澜壮阔,成就也是巨大,但是如果煮酒论英雄,品评学术文化人物,无论同“五四”时代,还是同西南联大时期相比,总起来说,或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物平平。其突出表现,就是当前各领域各方面都痛感缺少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领军人物,特别是缺少大师。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文化断裂。今之知识分子,与古代读书人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如今,已经两代人不读古书,加以一个时期以来文风不正,人们往往已不了解传统文化和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才、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搬运西学,甚至以赢得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青睐为务,遂至负赫赫之名者亦莫不将精神注意于此。所以,今之知识分子多出专家,极少有通家,也就难以出大师。

  当今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应认清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时代在呼唤真正的学术,呼唤大师。优秀的年轻学者肩负中华复兴的学术文化使命,必须超越先生,超越导师、院士等世俗目标,立志追求大师的境界,方不负时代的期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第一等的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专家而是通家,专家里难以出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通家,毛泽东也是通家。一味跟着潮流跑,跟着西方跑,难成思想家,更难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学者。固守传统,不能与时俱进,是腐儒,也不能成为思想家。而一些新儒家如钱穆先生,一辈子守望传统,却能与时俱进,比较中西文化,成为大学问家,也是思想家。但是要贯通古今中西,没有几十年积累,不坐坏几个板凳,不能收功。世界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新思想、新理论,创新是当代人类文明转型也是中国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当代世界文化转型呼唤学术转型,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也在呼唤文化转型和学术转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现在正在迎来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文化繁荣高潮,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正在到来。这时候,是年轻学子励志成大才、大师的大好时机。

  笔者不是大才,更兼小庙和尚,却在这里忽悠年轻人作大家大师,不免有卖假药之嫌。但是教书匠作久了,不免好为人师,也是恶习难改。毕竟多年来在这方面窥得一点门径,加以自己在多年的教书匠生涯中,积累了一点浅薄的体会,敝帚自珍,写出来希望对后学有所启示。

  所谓成大家大师的门径,依笔者管窥蠡测,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历练。

  

  志当存高远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个“上”,即高目标,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世俗目标,而是指成为某一类人,做钱穆、马一孚,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王夫之、顾炎武?还是朱熹、二程子?抑或是孔子、孟子?青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心里是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目标的。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学者,包括许多后来做了大官大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胸襟、器局大。胸襟,就是抱负;器局,就是才识和气度。这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就是修齐治平的一套理论。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个器,是器物,是指有形的东西。君子不作有形的具体的器物,而要作无形的大才,就是“志于道”。孟子最理解孔子的“志于道”,《孟子》通篇都与帝王论道,就是修齐治平。那时候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古人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襟怀,生命非常充实。中国人自古重视子弟教育,五岁开蒙,低班学一点“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通俗文化,但凡有点力量的人家或重视读书的人家,子弟多以科考为目标,上高班,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其中《论语》和《孟子》对于开器局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孟子》。开器局对于青少年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专业技术这些东西还在其次,首先开器局。器局一开,一生才可以致远,可以达到相当的高度;器局不开,满脑子个人利益,古人叫“求田问舍”,后来叫“五子登科”,虽然照样可以做大官,享大名,大富大贵,但由于器局所限,眼界狭小,目光如豆,精神境界上不去,终于没有大家气象。没有大家气象,就只有中家或者小家甚至败家气象了。现在有些学者,名、位都够份了,但是讲话写文章,就是没有“五四”时期学者的大家气象,甚至有时还犯低级错误,与器局和功底大有关系。一些成功人士,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再上不去,或者下来了,甚至栽了,不是没有机会,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胸中没有合理的政治理想,也就缺少思想高度,缺少应有的责任感,也就难以有大的事业;一旦专一于“五子登科”,行为就出问题。现在全社会都感叹没有大师,只有大楼、大蔓儿、大官儿。器局不够,,眼孔就小,胸中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向丘壑,只有个人,只有名利,何来大师?又说打造大师,大楼可以打造,大蔓儿可以用钱堆,用媒体吹,大师如何打造?于是揠苗助长,或学资本掺水,制造泡沫学者。旧私塾弊端很多,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读经开始,先开器局,器局不同,气象才能不同。所以傅斯年当台湾大学校长,硬是规定低年级不分文理,一律学《孟子》,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经过百年来的战乱、整合、蓄势,现在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生在这个时代的学者,其实特别幸运,其实是生在中国近代史收获的季节。但是收获不是坐享其成,也要付出艰辛,也要为国家民族抗一肩责任。学术,乃国家公器,不仅是个人饭碗,谋生手段,不是不要饭碗,而是不孜孜以个人利益为念。“学也,禄在其中矣”。中国自古以来就赋予学术和士以引导社会的责任,所以士居四民之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也赋予其很大的责任。现在也是一样,其实党和国家对于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现在也特别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效力。所谓思想库,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实在是太需要了。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其实是很不适应。恰恰在这个时期,又是一个青黄不接时,出现大机遇。所谓大机遇,机会主要在年轻学者。有机会能不能成事,关键不在学问,不在“文艺”,首先在器识。所以,志当存高远,志在中华复兴,如少年周恩来说“为中华腾飞而读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就很有希望了。

  有了志存高远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磨练品行意志,具体说,就是不爱钱。不爱钱,不大容易。成为磐磐(上般,下木,字盘里没有)大才,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爱钱,就是多欲,多欲,成不了大师。梁漱鸣先生评论章士钊,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就是因为多欲。不爱钱,不是不要钱,也不是拿钱完全不当回事,而是不以钱为生活目标,更不为钱所累。要做真正的学者,先断了发财的念头,读书不为稻粮谋,真有本事,车房都是小事。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最欣赏颜回,最讨厌樊须,就是这个道理。今人如果有颜回子10%的精神,就足以成就任何事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励志和不爱钱,这两条都是养气。古人重视养气,养气也要从娃娃抓起。“五四”以来的进步学者,有传统文化,又有时代精神,当大任都知道吆喝什么。马寅初当北大校长,说:“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今人虽然经历文化断裂,大部分人了解近代史,心中还有一口窝囊气,于是懂得爱国;有些人却糊涂,“摆摊卖菜”不知道吆喝什么。更有一些人心里只有一股晦蒙之气,专一与自己的国家民族过不去,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专一拿祖宗开刀”。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是孟子,对一般人而言,养气都是一辈子的功夫。养气就要读经、读史。不一定贪多,但是要认真读。有人反对读经,须知中华民族存续几千年不灭,读经有巨大作用。不读经,文化继续断裂下去,别说没有大师,民族也会退化。西方国家都读经(《圣经》),连旅店客房都备有《圣经》,中国何以不能读经?

  

  学贯中西,学贯古今,创新学术文化。

  

  器局开阔了,胸中充溢着浩然之气,又清心寡欲,屁股就坐住了。这时候学问往脑子里钻,效率特高。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也是作学问的根。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使人的思想有深度,爱国主义有厚度,立身处世有原则,气质有中华民族性。没有传统文化,只有西学,学问的根子只扎200-500年,只在世界近代史打转,比较浅;有了传统文化,学问的根基可以扎到5000年甚至更深远。根深才能叶茂,盆景难以长大。有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再学马克思主义,就更有利于中国化;再学西学,就有比较,有鉴别,有自主性,有批判吸收能力。如此,则无论刮东西南北风,掀九级浪,如有定海神针。无论什么西化、分化、全球化的美国化,等等,无论什么潮流袭来,都能有主心骨,不至于迷失方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道出了全球化条件下作学问和做一切事情的道理。中国文化的大师归根结底不是海外可以培养的,文化的根一定是在国内。民族文化的根愈深,中西合壁的学问之树就愈是繁茂,就愈是可能有国际地位。反之,愈是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即使一时能够得到洋人廉价的捧场,其实不会有真正的国际地位,甚至不会有尊重。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关键不在长,也需要长学问,但关键在化。文化文化,关键在化。化的关键,在悟,在通。悟到一定程度,就通了。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还不够,要博而通,才上高度;博而通而雅,则上流品。学问做通了,头头是道,也能深入浅出。不通,则浅入深出,别人看不懂。唐德刚先生批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照搬自然科学方法,且往往语言晦涩,佶屈聱牙,浅入深出,恐怕跟不通有关。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是一本写文化的著作,在国际上有影响,但是读起来缺少文化的厚重感。这归根结蒂是由于美国怎么写也是200年或400年历史,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有限,文化厚重不起来。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也是写文化,而且是出自盲人口述,但是力透纸背,且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贯通古今中西,是大师手笔。

  王国维先生用三个宋词名句比喻作学问的三个境界,流传很广。初级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中级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级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先生是国学大师,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才50岁,实在太可惜。换言之,他很早就登上了学问的高级境界。什么道理?笔者瞻仰过他在浙江海宁老家的故居。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王国维十三岁就立志做学问,一生有十一个儿女,却一辈子不事生产,不管挣钱养家的事,潜心作学问。王国维留学日本学习物理,攻过西学,研究过(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戏曲史、词曲;又专治经史之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古器物、金石学,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生平著作共六十二种,蜚声中外,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学术,讲求经史子集全通,尚通才不重专才。王国维是现代学者,学贯中西古今,政治上虽然保守,学问上实在了不得。所以郭沫若先生说,他对近代学佩服两个人,第一就是王国维(还有鲁迅)。学贯中西也是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有大成就的学者的共同道路。从晚清魏源,到“五四”以后一代学人,都有条件学贯中西。以后就不行了,原因就是文化断裂和中西隔绝。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贯西”了,可是肚子里没有中学垫底,缺少必要的训练,更不能通文史哲经,往往只知今不知古,能“贯西”而不能“贯中,也就削弱了比较和鉴别能力,再赶上世界大变局,一些人就难免跟着跑;跑得久了,就容易食洋不化。借用佛学语言,这叫在劫难逃。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削弱了民族的软实力。

  据说现在耶鲁大学开一门新课、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对世界历史颇有造诣的教授轮讲,是一种非常综合性的训练,内容包括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这种高级训练对师资的要求很高,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当然不一样。据说这种最新课程训练,使得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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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2-2 08:14:32 | 只看该作者
也难以同美国竞争。因为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也受到教育内容制约。中国人才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不差钱”,差在基本思路,盲目跟着西方跑,往往又学不到点子上,忘记了学贯中西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美国教育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训练,而不是只偏重硬技术、工程思维。包括当代市场营销,离开对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品牌价值。美国人很聪明,也很狡猾,他们很早就悄悄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历史文献,却诱导中国抛弃传统文化,搞全盘西化,其实是削弱中国软实力。最近美国学者理查兹·尼斯比特通过实验得出结论: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取得最大成功。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新思想,其实是中国经验。美国教育重视思维能力训练,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某些教育和课程愈来愈象傻瓜训练,不重思维训练,偏重工具训练,特别偏重英语和西学。例如西方经济学经过“去政治化”处理已经工具化了。又如英语其实就是工具,现在从小学双语,不学传统,一路跟着美国跑,大学毕业再留洋,满脑子美国化思维,没有东方思维。因此,有些中国人被美国人嘲笑为“又傻,又开放”,真正令人痛心。其实,啥叫“大策略”?无非东西文化贯通,而且是多学科地通。东西方文化打通,贯通,通了,就超越东西方,就有大智慧;有了大智慧,才有大策略。策略是小玩意,要有战略思维,大智慧出战略思维。西方人认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教授们偷偷学,贯通中西也就是经过学术创新以后编成教材,在耶鲁这种名牌大学讲授这种世界一流的高级课程,以提升美国未来高级人才的软实力,而且“以华(文化)制华”,一石两鸟。而我们却照搬人家已经过气的理论和教材,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可见,美国人的学术创新也在搞学贯中西、学贯古今。

  

  要有马克思主义

  

  学贯中西,是方法不是目的。按儒家思想,目的是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现在叫中华复兴,和谐世界。近代世界是资本主义时代,现在是处于它衰落的末期。这个时代,光有儒家文化应付不了,需要现代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批判武器而产生的,是新武器而不是旧武器。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靠这个主义指导,才能翻身解放,鲤鱼跳龙门,甚至后来居上。俄国人就是这样翻身的。苏联人思想退化,是从后来领导人(实际上,不是口头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的。20世纪中国能翻身,有今天的局面,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悲惨命运,归功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文化是底气,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来源,但是政治上指引方向道路,还是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包括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削弱马克思主义会导致政治上迷失方向,实践中会出大问题。如果改革走了邪路,改旗易帜,中华民族160年的奋斗牺牲得来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前功尽弃。所以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学问是同样道理,需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找不到北。葛兰西说,知识分子都必须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这种认知是通过主义的选择进行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懂一点,而是要真懂,弄通,而且自觉地作为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用来观察社会发展变化,观察世界风云变幻,从中寻捕捉中国的机遇、路径、办法,这样作学问才有用,才能起到思想库的作用;而且是大作用,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看世界大势,中国大势,离开马克思主义,看不清楚,说不透彻,这方面自由主义不中用。所以美英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要花钱养一批人包括终身教授,投入巨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学问有马克思主义和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不一样,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就会了解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会使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阶级分析法等等,就有火眼金睛,不为现象所迷惑,白骨精变成美女也没用,照样一棍子打死。所以任继愈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先师关梦觉先生早在1987年指导博士论文时言传身教的“两要两不要”,笔者一辈子受用。“两要两不要”就是:“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跟着跑,不要上西方的当。”真是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不止。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大气候在变;为什么他能头脑清醒?因为实践上有根基(一生追随共产党革命,久经风雨),理论上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看得明白,理论上能说清楚,实践上脚底下有根,政治上就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历史转折关头,思想上容易犯迷糊,脚底下就动摇,政治上说坚定那是坚定不了的,风浪大了就要改旗易帜。

  

  重视社会实践

  

  学问、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缺乏社会实践,理论不能与实际融为一体,再提炼出来指导实践,照样还是不行。这就是洋包子往往敌不过土包子的道理所在。例如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实践,只从书本上把握是靠不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更是没办法“化”。王明21岁去苏联学习,25岁回国,一肚子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只搞了一年工人运动,没有中国社会底层的长期实践,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肤浅,书生气十足,长期搞“左”倾冒险主义;抗战爆发以后,又放弃独立自主,转向右倾投降主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给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与他缺乏中国社会实践有很大关系。相形之下,毛泽东从山沟到城市读书求真理,在社会实践中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革命斗争,又回到山沟里带兵打仗,与士兵(工农)摸爬滚打,与老百姓血肉相连,再出手就不一样了。土包子与洋包子一比,高下立见。同理,对于作学问来说,阅历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财富。前文说,作学问,学固然重要,但“学而不思则惘”,所以关键在“思”,更在“悟”。而悟性的高低,其中实践经验、阅历起重要作用。阅历丰富的人,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其视野、角度和深度都不一样。人生是否经历过苦难,有无革命的经历,有无逆境的磨练,有无官场、商场的阅历,等等,作起学问来都是不一样的。梦觉先生生前说:“你们跟我不能比,主要是阅历。”先生那一代进步学者和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的阅历,更多的是革命活动的阅历,这个没办法比。但是不同的时代都可以有相对丰富的阅历。实践的根基深厚,可能走向经验主义,不能保证理论和政治不出问题;但是实践根基不牢,理论上更容易走偏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左倾冒险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也是容易的。王明是革命时期的例子,建设时期也是这样。现在美国提出“Chimerica”的“中美国”构想,其思路挺邪性。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流行一种思潮,唯美国马首是瞻,有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味道,削弱独立自主原则。王国维和陈寅恪都讲过,学术贵在独立,学问贵在有创见。他们都有深厚的旧学根基。没有传统文化,又没有马克思主义,热衷于“与狼共舞”,是很危险的。好在中央思想清醒,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得住舵,这样党和国家就能生于忧患,也才可能实现中华复兴。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强调社会实践。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培养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才能真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以他们的疾苦为疾苦,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社会性、人民性,就有真正的价值。杜甫成为诗圣,不在技巧,古人写诗,技巧高明的多得是,可是能写出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并不多,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世。白居易做诗,天然去雕饰,先得让穷老婆婆听懂,才算定稿。郑板桥,七品芝麻官,一首《竹墨图题诗》几百年来一直传诵不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有没有实践根基,思想感情有没有人民性,说话做事写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情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缺乏实践根基,情不能为民所系,为其它所系,就不了解历史呼唤什么,国家和人民需要什么,作学问也就无的放失;甚至不谙世情,不通外情、时务,学问就没有用;或者添乱,起副作用。“文革”期间的“老几届”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学界,许多人现在都是抗扛大梁的。这些人经历了文化断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都经过恶补,所以能顶得上去。他们的一个重要优势,是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特别是有长期在农村和工矿的工作生活经历,懂得国情。中国共产党的高官,重大政策制定,或重大事件发生,能一竿子插到底,或调查研究,或现场指挥,这种体制和作风,非常有效,而西方没有。每每把那些专骂中国体制不好的西方学者看得目瞪口呆,西方老百姓却很羡慕。现在的青年学者,如何加强社会实践,是个问题。

  

  要锻炼胆识,要能言、敢言、善言

  

  学者靠学问立身,以摇唇鼓舌摇笔杆为能事。有了前面几条,积累到一定程度,学问必有长进,会有见识。有了学问见识,要发挥作用,教育学生,影响社会,就需要表达出来,需要能言,包括能写。有了识,还要有胆,不能畏首畏尾,老是口嗫嚅而将言,又胆儿突的,不敢言,也不行。有胆,不是傻大胆,是有肝胆,有抱负,有担当,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个人名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诗)将肝胆比作两座巍峨的昆仑山,这是怎样的胸襟气魄?所以能临危不惧,慷慨赴死,而且说出“中国要有流血者,请自嗣同始”这样气吞山河的话。马寅初先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马寅初先生一生就是这样为人处世,后来因言贾祸,也是为此。但是这种人在历史上的精神价值并不因此稍减,反而增辉。当然,能言,敢言,还要善言。这一点谁也比不上周恩来,这功夫就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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