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道在瓦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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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道在瓦甓

朱以撒

    自立风标的古代书法家，历千年审美迭变而不被磨洗，着实很让人敬畏。如果不是倚仗书法资料的越发丰富，往往会觉得史上大书家都是凌空蹈虚破坚发奇之人。事实上，书风再新颖奇谲也都吸收了前人的书法精华，并以此作为根柢。正是这些根柢使一个学习者有了基础，最后总而成之，使之更为典型。
    在北朝书法资料没有广泛传播时，我们对于这个时段的创作风貌几乎茫然，不知其对后世的影响。直到后来，这些民间之作才忽地涌到眼前，令人应接不暇，让人很清楚地看到大唐楷书完全可以从北朝那里寻到根源。尤其是到了北齐、北周，许多作品已经开启了唐人楷书的先河，无论用笔、间架、章法。只不过民间之作缺乏创作链、传播机遇，终是底层之物。到了唐官僚文人手里就大不一样，譬如颜真卿，就是很明显地受到北齐北周书风的熏染，只是在效法过程中，用笔更为细致准确，结构更为堂正庄重，模式更为稳定，于是更典型、更突出。他不断地创作，有所递进，使模式更为牢固、强大。天下人尽知颜真卿，却不详其出处何在，以为大家可以无中生有，是天纵之才。
    树必有根，水必有源，这是很常识的理，再有天赋、才情的书法家，也不能向壁虚造。
    学文学艺，就是掌握其法，法是传承的，文人雅士需要，民间书手也需要，否则，就难以言说书写。民间有民间的法，民间与上层建筑离得很远，法也就有一定的界限。从“斜画紧结”转向“平画宽结”，北魏到北齐、北周，书风就出现了巨变。尽管无名姓，书写也无从看出秩序，形成不了一个人的创作程序，但法在每件作品里，可以为后世仿。初唐欧、虞、褚、薛四家之作，在北朝墓志造像记中可以找到极其相似的用笔和结体。譬如《元景略妻兰将墓志》就颇似褚遂良书迹，《高归彦造像记》又似虞世南笔调。而欧阳询、薛曜的坚硬、瘦劲、决断之神态，更可在北朝书法中察觉。可是，究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过民间书法呢？他们自己没有提及，后人凡提及，也都归于取法王羲之，如宋《宣和书谱》称：“询喜字，学王羲之书，后险劲瘦硬，自成一家。”王氏固然彪炳千秋，却也不能挫笼笔法于万端，什么都挂在他身上，这样也简单化了。明人刘基论道：“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这首诗的含意很清楚，光学李杜诗篇还是不够，如果能寻清李杜源之所在，就能得风雅无穷意。因为溯其源，会走得更深入、更广大。书法学习通常会持抱某一名家，犹如当今守二王而不放，以为天下最佳、最合时下风，而对于其所宗之范围关注甚少。加上古代名家对于民间书法的学习也无甚披露，甚至不愿表明学过民间书法，也就让人止于此。
    民间书法是一个汪洋大海，社会生活中缺乏条件、环境，然其才华智慧并不逊于官僚名家，所谓“道在瓦甓”就是如此，使人不可轻视，不可绕过。相对南朝，北朝书法为后人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教益，如此之多的墓志、摩崖、造像记，让人感受到书法的风格多样、气息真淳。名书家不免有这样的习气，学而闭口不说，却要言必钟王。但是，痕迹是不可逃眼，不可逃心的，总有烙印留了下来。民间书法中的优秀之作全然可以作为范本，并不因地位低下而荒芜，诚如元人杨维桢所言：“出于闾夫鄙隶，非尽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因为民间之作自有民间之优点，其审美趣尚亦非公卿们所具有，也因地位身份难以有，故可以为范式。
    湘人宋湘说得好：“今人不讲源头水，只问支流派是谁。”就像学欧虞褚薛颜柳，如果只是盯于这些书家身上，念兹就兹，而不追求北齐北周，岂能穷其尽变尔。
    （作者为书法家、作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