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奇谷： 我与高居翰先生的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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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奇谷： 我与高居翰先生的一次邂逅

1985年（也许是86年，我记不太清），我听说上海美术馆有一场讲座，是一个叫高居翰的美国学者来讲中国水墨画，于是我和好友山水画家江宏一起前去听讲。那时候的上海美术馆在南京西路，它的隔壁就是上海杂技团剧院。我小时候去过一、两次看杂技，它是我非常喜欢但又由于票价贵而不能常去的地方。

那场讲座的题目是“清代水墨画衰落的原因”。高居翰先生的论点是由于艺术市场（这里特指扬州）的发展，使得画家们为卖画而作画速度加快，引起质量下降。他也谈到由于写意水墨的媒介和形式，容易造成画家们草率行事。我当时对水墨历史不懂也不感兴趣，但觉得高居翰先生的说法有一点道理，但也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市场没有出现之前和发达之后都有好作品诞生。问题出在高居翰先生讲演时放了几张八大山人和郑燮作品的幻灯片，以此来佐证他的观点。但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可能是赝品，因为这些画看上去有很重的模仿痕迹，而如果即便是应酬作品，也不应该如此地“走样”。

坐在我一旁的江宏亦有同感，于是我鼓足勇气，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当时我为准备出国留学而学英文），向高居翰先生提问，一开始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准备会有人对他的观点质疑），后来通过翻译他理解了我的意思，并回答说“不可能。这些作品是美国一些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藏品，不会是赝品”。由于我的提问，场内其他听众也纷纷提问，一时间好像有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讲演结束后我虽然因为提问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但还是到前台与高居翰先生见面，原因是想请他去我家看画。我祖父曾收藏书画。听我娘娘说以前在梅雨季节过后，就要把装画的箱子搬到院子里晒画，书画的卷轴铺满整个院子。但文革时期全部被抄家而去，文革后归还一些但只是原来的一小部分。由于我是长孙，又是学艺术的，所以除了一幅刘墉的字和一幅题赠我曾祖父的海派画家王一亭的墨荷以外都归我了。高居翰先生听了非常兴奋，欣然答应前去。

当时出租车很难找，于是通过朋友借了小面包车载了我们到了家。我将字画一一挂上墙让他观看。其实我手里的画并不多，只有一对赵之谦的对联，一幅梅庚（梅青之弟）的山水，一幅丁观鹏的绢本人物，和一幅狄平子题鉴的有“出宋不远，当为元人作品”之句的孔雀牡丹图。高居翰先生看了这些画后似乎有点失望，因为数量和质量太不惊人了。他说：“赵之谦的对联还行（OK），梅庚不是大家，丁观鹏人物也还行（OK），也许最好的是元人孔雀图。因为尺寸大，精细工笔的风格，还有狄平子的长篇题画”。

看完画以后高居翰先生说有事要去江湾，我又一路送他，于是又多聊了一会儿。经过数小时的接触交流我们大家都放松下来。高居翰先生又提到刚才讲演时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愤愤不平，认为上海对他那么不友好。他告诉我前几天他在南京作了同样的讲演，没有人像上海人那样地向他提问题。我心里暗暗想：“上海人不如南京人客气。他为什么不和我继续讨论中国画衰落的问题？”于是我又重复我的看法，他也又重复了他的回答。

我出国后（1987年）还在芝加哥大学听过高居翰先生的讲演。他一如既往，认为除了市场，中国画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写意”。他在《中国画的三个另类史》一书中说：“如果我们举办两个画展，一个是宋代和明代皇家画院的职业大师作品展，另一个是董其昌以及追随他的文人业余画家作品展，对于普通大众，或是学者出身的专家，哪一个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更长久地吸引他们的兴趣？毫无疑问，董其昌及其朋友可能毫无机会可言”1。高居翰先生还将原因归为禅宗和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的提倡2。难道他不知到唐朝张彦远就有如此论述：“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秒，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也就是说，宫廷画院的职业大师们的作品最多也就是神品。

难怪他在上海我家看画时说那张“孔雀牡丹图”最具价值。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习惯了西方人（学者、专家们）对中国画的这种看法。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无奈”，因为所有我接触到的美国人（包括学者、专家）对中国水墨画的理解几乎都处于初级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学问不好或鉴赏艺术的智力有问题，但像高居翰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对中国画的鉴赏能力也是西方学者中数一数二的，但为什么如此高的学问和鉴赏力还是没能接近中国水墨画的“核心价值”？

原因也许应该从文化中找。中西方文化的差距巨大，西方绘画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表现为观察、分析和研究（如解剖、透视）所画的对象。从西方艺术史可以看出,西方的画家人人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就如高居翰先生所说的中国宫廷画家-职业大师们一样。直到19世纪中叶，印象派画家们才开始用感觉率意地作画。尽管如此，率意性的艺术在西方艺术里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艺术理论家们对率意性各个方面作了理性分析，剖析和研究，如潜意识（弗洛伊德），行动、走入画面（格林伯格）等等。中国对率意性没有理论，只有一句话：“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要让西方人从心里理解和喜欢水墨写意画太难了。但我又一想，中国人也不尚且如此吗？水墨画是我们自己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但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就说我自己吧，一辈子搞艺术，年过“不惑”还没有理解水墨画的真正含义。这是一个古而有之的问题，不过今天更加严重而已。如果我们像高居翰先生说的举办那样两个画展，我敢肯定我们中国的广大观众，包括水墨画家，学者、专家，尤其是收藏家，都会更喜欢前者，而喜欢后者多于前者的必定是寥寥无几。中国人尚且如此，西方人亦不足为奇了。所以，如何将对艺术理解的初级阶段进行提高乃是问题的关键。

注1，2, James Cahill: Three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University of Kansa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