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优质教育之殇——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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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优质教育之殇——中国教育

发布时间：2014-03-11

● 赵勇

中国学生成绩优秀的公开秘密：专注、努力及考试。那些引人嫉妒的“高分”恰恰是导致中国缺乏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创新人才和创业大师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但在这里“教育”的定义是追求高分或学习政府认为对高考这一高风险考试有帮助的东西。人们认为上大学是向社会上层流动提高的唯一途径。因此，教育体制下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教育是如何扼杀孩子们潜在的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呢？

第一，对考试分数的绝对关注意味着除了学习成绩好以外，其他任何因素一概没有价值。如果对考试分数的提高没有帮助，那么它则一无是处。由此导致学生只关注学习，即使鼓励学生参加艺术、音乐、体育、设计课程等，也是因为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奖项或通过某些考试可以为高考加分。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只有当它们与考试成绩直接挂钩时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再者，沉重的课业负担消耗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扼杀了他们进行其他探索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及天分。由于缺乏探索和实践的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学生的创新和创业潜力可能处于休眠状态；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逐渐萎缩。因此，只重视考试科目，使得学生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与才能的学校教育，其实剥夺了学生发现自己创新和创业潜能的机会，更谈不上去开拓和发展这些潜能了。

第二，一些创新和创业人才由于不能达到规定的学业标准而被早早地踢出局外。中国正规的学校教育更像一个选拔机制而非教育机制，从本质上讲是选拔考试高手并让其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而那些具有创新和创业才能的人，由于不擅长考试或是对学业不感兴趣而被早早地剔除出局，无法得到教育资源并获得认可，如果他们足够幸运，坚持不懈并极具创业才能，可能终有出头之日，但在一个看重学历和文凭的社会，这种机会极其渺茫。

但更糟糕的情况是，最具创业潜力的创新型人才可能会遭受到最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常常具有不太均衡的遗传天分，而不擅长于死记硬背式的学习。他们有可能是未来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运动员、企业家和科学家，但他们恰恰不擅长于考试，也不擅长于学习学校规定的科目。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颇具天赋，但却很难有兴趣、耐心和能力完成常规学业。由于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佳，或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玩考试这个游戏，因此他们被安排到低质量的学校或班级，要么被勒令退学，或者他们干脆自己选择退学。

第三,绝大多数人天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创新能力和创业潜能。但单纯应付考试的教育体制打压了我们的好奇心、扼杀了创新能力、抑制了创业的欲望，它只教会我们如何在考试中取胜。总的来说，大部分的考试提高了回答问题的能力而非找出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大多数考试就是测验一个人对标准答案的记忆力，并按照考试设计者的要求以特定的方式还原出记忆的内容。一些考试甚至通过错答倒扣分来防止学生猜测答案。但是，善于质疑、挑战现状和敢于冒险都是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重要特征，它们与标准化考试的宗旨背道而驰。毫无疑问，那些适应了中国考试文化并如鱼得水地生存的人，学会了顺从和压抑自己的创新能力及创业欲望。

第四，当孩子们为学习投入全部的时间，他们就无暇进行社会交往或团队合作，而正是这些活动提供机会让孩子们去经历失败、与他人互动、发展个性，挖掘自己的兴趣，以及培养社交能力等一切创业所需的重要潜质。因此在中国，很少有学生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开创企业了。

第五，当学生严格遵循规定的道路，他们就没有走弯路的机会。虽然中国学生学习非常刻苦，但他们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他们没有机会去犯错，没有机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没有机会脱离规定的路线。最终，他们学到的是政府、学校及家长想让他们学习的东西，而非他们自己想学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学会了忽略自己的兴趣和热情。

最后，当用唯一的标准来评判学生，他们就会不断地被要求与自己的同伴作比较。学生的学习名次一向都是公开的，并根据学习成绩的好坏受到奖励或惩罚。结果是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成绩都不如班里、学校或市里几个凤毛麟角的学优生，最后造成了大部分学生的内心形成自卑感，并最终丧失自信心。如前所述，自信心是创业精神的核心。

1997年，国家教委：“应试教育”是指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了受教育者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或更高层次升学率）的一种倾向。它主要面向少数学生，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偏重知识传授，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忽视能力与心理素质的培养；以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训练为方法，妨碍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使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主要标准甚至作为唯一标准，挫伤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了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

高钢对美国教育的阐释：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法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思考自己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黄全愈在《素质教育在美国》赞扬了美国教育对孩子的尊重，允许个体差异，并且从不试图向学生们强制灌输知识。作者描述他儿子小学时候的一次“研究”经历。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老师要求完成一项“研究”，并撰写一篇至少两页的论文，在论文中要解决三个问题。在参阅了十多本书以后，他的儿子完成了关于蓝鲸的“研究报告”。最终报告的封面上写有研究题目和作者名字。报告的正文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导言、蓝鲸吃什么、蓝鲸怎么吃东西，以及蓝鲸的独特之处。

高钢在《遭遇美国教育》里讲诉了他的儿子被要求撰写一篇关于人类文化的“研究论文”。这类故事对中国家长和教育学者极具吸引力，因为中国学校缺乏这样的教学实践。在中国学校里，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地探索知识。研究属于专家的工作范畴。这些故事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教育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才能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好奇心及质疑的习惯，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和信心。

尊重个性差异和肯定个人的贡献是美国教育的另一大特点。李希贵，在他的《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一书中，李希贵叙述了他与美国教师、教授和学校领导交流的故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接待教授竟然邀请课堂教师作为专家参与讨论，因为在中国，教师往往不会被认为是“专家”。学校普通员工的照片被悬挂在约翰•杜威的雕塑旁边，他开始以为这一定是哥大教育学院历任院长的照片。通过以上观察，李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并得到相应的地位。他在书中写道：

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统一的考试，美国的地方教育机构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赋予教师和学校更多的自由根据当地学生的特点来开发项目和设计教学活动，或者至少不会强迫学生接受同一套知识技能体系。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比如体育运动、才艺展示、管弦乐队、合唱团及辩论赛，等等，可以形成一种多元评价的校园文化，即“每种才能都是有价值的”。然而，缺乏统一的课程设置同时意味着全国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均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全国各地学生的学习经历会因所在的学校和老师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统一的课程设置虽然无法保证教育公平，但它却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接受相同教育的保障。所以，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相似的人才——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那么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负责，该成绩差距是指在有限的几门学科中的考试分数差距。

美国的学生有“玩耍时间”，这是指他们与朋友约会，玩电子游戏，经营柠檬水摊点，在加油站打工，出售女童子军饼干等。这些活动似乎不能帮助孩子们掌握课堂学习的内容，但它却让孩子们学会了社交，学会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承担责任并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诚然，“玩耍”分散了学生对学习的注意力，如果说课堂学习是唯一有效的教育方式，那么“玩耍时间”显然是一种浪费，也是造成美国学生考试分数低下的原因。

此外，“在学习中对学生缺乏严格的要求或过度放任学生”意味着学生不会为考试分数的高低和名次排位而竞争，这也恰恰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汤姆•洛夫莱斯所提出的“快乐因子”——教师关注的是全班同学的快乐程度，因此，学生不会受到持续的打击或者总是被批评不够优秀，因而他们可以一直保持自信。然而，快乐学习也意味着学校的要求不甚严格，学生没有必须要掌握教师所教授内容的压力，也不必使出浑身解数来学习好学校规定的课程，结果，美国学生在学业上自然就不如其他学生（比如中国学生）那么优秀了。

最后，美国有大量的校外公共资源及活动，例如，体育赛事、博物馆、艺术展览厅、公共图书馆等供学生利用和参与，这从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学生对于课堂学习的专注。但这些经历对于培养创新意识和创业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资源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并鼓励学生追求不同的生活道路和职业生涯。但同时，也使得学生认为学习成绩优异并非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

美国奇点大学学术与创新学院副院长维瓦克•瓦德华(Vivek Wadhwa)在2011年的《商业周刊》中指出：当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孩子的生活相对轻松，他们的校园生活太过舒适和自由。他们不必完成更多的家庭作业；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玩游戏，网上交际、互发信息；他们做兼职来支付学费及社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他们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聚会。这种生活方式让美国人颇为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方式把国家置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但这纯粹是杞人忧天。

美国孩子的独立性和社交技能将在他们的工作中发挥巨大优势。他们敢于尝试，向常规挑战，勇于冒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创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仍然是世界创新大国的原因。

换言之，与其说美国教育的优势在于精心设计了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还不如说在贯彻规矩而严苛的教育体系方面，它执行“乏力”。也就是说，如果教育就是为了系统传授规定的知识和技能，那么美国教育系统则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体系，因为相较于一个严格而循规蹈矩的教育系统而言，它“漏洞百出”：它允许学生追逐自己的兴趣，开展各类校外活动，而这些都不一定有助于学生掌握规定的学习内容。然而开展校外活动和追随自己的兴趣却为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提供了成长的空间。

教育的副作用

中国的教育体制能够培养出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这被很多人解读为“学术优秀”，但它却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相反，美国的教育体制似乎是培养创新和创业人才的“灵丹妙药”，但这个体系却不能制造高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高中生的辍学率最高，并且贫富学生之间持续存在着较大的学业差距。

这类似于药品的副作用，所有药品都有副作用，当它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有所伤害。换句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需付出代价，教育也不能逃脱这一简单的自然定律，理由如下：首先，时间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把时间花费在一件事情上，他就没有空闲去做其他的事情。因此，当学生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学习和备考上时，就没有时间参观博物馆了。同理，当花费时间去做与考试无关的活动，那么学习和备考的时间必然大大减少。其次，人类的某些才能是相互对立的。当一个人学会顺从，就很难具有创造力；当一个人常常因犯错而受责备，他就不敢再去冒险；当一个人总是被告知自己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能力的，他就很难维持自信。相反，当学生被赋予探索的自由，他们就可能会质疑学习的内容，而且有可能不去遵从指令。最后，资源也是有限的。当一所学校或一个社会倾其所有在某一件事情上，它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分配给其他方面。例如，当所有资源都被耗费在教授数学或语言课程上，学校就必须砍掉其他的科目；当金钱都花费在考试上面，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学生的发展。

很少有人提及教育的副作用，但是它恰好能解释为何创业才能与考试成绩背道而驰。教育的副作用同样也解释了为何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取得高分的国家，其学生却缺乏创业特质，它也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新加坡想要丢弃它那“世界一流”的教育，为什么中国若不改革现有的教育系统便不会出现“乔布斯”。相较于一个组织性差、管理松散、缺少统一性的教育系统，一个组织严密、严格管理、执行有力的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地传授规定的知识内容。同时，一个监管松散、自由灵活的教育系统却为个人探索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它允许出现例外。那么问题就在于，未来我们需要何种人才？我们是需要考试高手还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业人才？

因此，在我们急于培养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之前，教育的副作用提醒我们首先应该确保学校教育不要扼杀创造力。当我们试图以强加统一的课程标准、增加教师和学生的压力以及削减课程等亡羊补牢的方式来修缮“出故障的香肠机”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正如新加坡记者亚历克斯•翁在回应沃兹尼亚克的评论“新加坡无法制造出苹果电脑”时所说：“底线是：创造力不能强迫得到、不能教授，也买不来。”

“即使是最好的学校，也没有培养出新世纪所需要的人才。”（Wagner，2008）为了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才，我们不能依赖于教育的偶然和副作用，我们必须改变教育范式。

文章来源：赵勇著《就业？创业？从美国教改的迷失看世界教育的趋势》，转引自教育家杂志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