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诗歌：“让诗歌，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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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诗歌：“让诗歌，记得住乡愁”

作者：霍俊明　　来源：文艺报

这些天人们一直为一句富于诗意的话而兴奋着——“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同时，阿多尼斯的“没有诗，就没有未来”更是让人们注意到诗歌的某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2013年的诗歌阅读中，对于激增、裂变、转捩的诗歌生态和乱花迷眼的诗坛现象而言，我们并不是所知甚多而是所知甚少。2013年的诗歌看起来热闹无比，但总体来看仍然是繁而不荣。铁屋子里沉睡无声的国民曾遭到鲁迅的批判，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民众在各种自媒体平台太容易发表各种意见。从无声沉默到众声喧嚣可能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时代的进步，但是较之娱乐化、消费化、电子化的公众事件和文化噱头，在一个精神氛围愈加复杂和分野的时代，诗歌写作仍然需要一种坚守和独立的勇气。当然，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诗歌的生产、传播发生的新变是值得关注的。 　　82岁的四川老诗人流沙河在成都图书馆为市民做唐代七言诗讲座时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做得太少，而是做得太多了”。这样对新诗善意的批评或否定之声实际上已经由来已久了。诗歌如何通过自身在创作、传播等方面的努力为公众接受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的难度在我看来已经变得愈益艰难。交叉小径一样的诗歌写作图景更像近乎没有出路可言的迷宫。 　　在城与乡之间 　　当我们都成了故乡的陌生人，那么就让我们记住乡愁，从陌生处出发。重新认识、重新寻找、重新发现、重新命名。写作就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这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显得如此虚妄、吊诡而尴尬。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显豁的年代，在一个“中国故事”如此难解的年代，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更是迷障重重。当你试图在深秋或寒冬越过灰蒙蒙的高速路和城市上空寻找故土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在“斩草除根”的现实中承受噬心而残忍的孤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写作者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大的时代，都能够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 　　米沃什曾有两部作品《从我的街道说起》《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多年前，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城市化时代的写作预言。与强硬城市相对的是虚弱“乡土”的命运。1991年四川诗人孙文波写下《在无名小镇上》，2013年孙文波完成1600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到“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仅是孙文波个人的精神成长记录，更是中国当代诗人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现实的一种不容回避的集体命运——“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诗人要做的不是发表社会意见，而是说出真相。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五光十色而又精神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的困窘与病症状态。正如诗人刘川所说，只能“自己有病自己找药”。 　　在空前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以及经济利益铁臂的驱动中曾经温暖熟悉的故乡、家园都破碎成了旧梦。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面前，写作不能不与之发生对话甚至摩擦、龃龉和碰撞。“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曾经让中国的作家在语言中一次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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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精神的栖居之地。然而对于突然出现的城市和城镇化景观，很多写作者仿佛像被空投一样，从乡村抛掷到城市的陌生空间。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是否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共识度和认同感？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景象正在21世纪的中国上演——人与机器的博弈、乡土与城市的摩擦。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是悲剧性的但仍然是熟悉的，“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中国那些有着乡土经验的作家而言，尤其是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的剧烈时代转捩的一代人而言，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集体性的时代体验和话语的精神征候。城市里的波西米亚者和午夜幽灵一样的精神游荡者已经从波德莱尔的巴黎来到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更多的写作者以影响焦虑症的话语方式印证了一种典型性的个人存在和“异乡人”身份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命定的“离乡”和无法再次回到的“故乡”成为双向拉扯的力量。

　　当文学不得不参与现实生活，那么写作就不能不是沉重的，写作就此不能不成为一种特殊的命运。这让我想到了吉尔·德勒兹的一句话——就写作和语言而言，“精神病的可能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城市化语境下的写作状态与现实场域之间越来越发生着焦灼的关联，甚至社会伦理学一度压抑了美学和趣味。正如布鲁姆所嘲笑的，很多诗人和研究者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城市和工业文明狂飙突进、农耕情怀则成了实实在在的记忆和乡愁。灵魂的惊悚、精神的漂泊与困顿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虚弱和无力。

　　城市的冬天万物萧条，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点亮内心的灯盏在迷茫的风雪路上前行。让文学记住乡愁，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这是时代使然，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写作命运和生存状态。

　　诗歌传播方式的探索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新媒体的时代，在娱乐、消费的多元文化选择尤其是手机APP、微博和微信形成的“粉丝文化”和“中产趣味”中，年轻的读屏一代倾听诗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基本丧失了艺术听觉的能力，而以往单纯的诗歌朗诵会和一般的诗歌沙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发展和公众对于文化创新的精神需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出现了诗歌与公共空间大众结合的崭新形式。

　　早在2011年，由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5位台湾导演执导的诗人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就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对诗歌传播形式予以大胆突破。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录，文学与电影的火石交汇，使这部作品成了台湾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之一。而在大陆，诗人既希望表达自我灵魂的诉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又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诗歌。但是，当他们的诗歌真正进入了公共空间和所谓的“大众”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甚至是非常尴尬。真正进入广场和公共空间的时候，诗人又不知道该如何传达。当2013年“第一朗读者”(第二季)第一场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的时候，当成百上千的市民坐在台阶上时，很多诗人、评论家和专业朗诵者都蒙掉了。这些“大众”不再只是大学生，不是诗歌学的博士、硕士，也不是专业的阅读者，他们就是市民，有老太太、老大爷，还有很多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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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沉重的社会伦理和道德。

　　在一个电子碎片化的时代和共时化的大数据时代，当下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矛盾、纠结。说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还会惯性地将公共生活与国家意识形态甚至政治之间联系起来。德国的安塞姆·基弗认为，当下的时代不再是把人扔进奥斯维辛的焚尸炉，而是“被经济的当代形式所毁灭，这种形式从内里把人们掏空，使他们成为消费的奴隶”。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而言，阿多尼斯认为，诗歌不是对现实的再现，“不论回避现实还是屈从现实，都是另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很深刻，但是对于复杂的诗歌写作而言，即使诗歌介入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写出好诗和重要的诗。也许只有极少数的伟大诗人能够“超越现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把现实的涡旋转换成为诗歌的现实、语言的现实和想象力的现实。关键是如何通过诗歌语言的方式表现内心的无数个“现实感”的风景。也就是柄谷行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描写风景，而是将不可见的风景以可见可感的方式创造出来。

　　在一个社会万象与自媒体话语共生互动的直播年代，在关于发表、编辑、审查、传播瞬间被消除的语境下，写作者越来越存在着空前的自我膨胀。正是在过分倚重物欲化、消费化而缺失精神性和信仰语境下，各种媒体空间的日常化、口语化、一己化的诗歌成为对语言最大的挑战。据此，越来越多的诗人强调“有难度的写作”。欧阳江河认为，长诗写作是对当下语言消费现象的抵制和对抗，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更多地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眼光。确实，近年来的长诗热已经成为重要的现象，而集体出现比拼诗歌长度的写作情势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深层精神动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也正如欧阳江河追问的：这个时代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出现过写作长诗的热潮，那无疑是解冻时代诗歌作为社会良知的发声。而当下的长诗写作凸显的是一个精神涣散、共识度降低的时代诗人的焦虑。

　　正如诗人阿多尼斯所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住那些已经“远行”的诗人——雷抒雁、牛汉、冀汸、韩作荣、郑玲、东荡子、王乙宴、揣摩、邓华……牛汉在一生炼狱的路上这样自我激励和劝慰：“只要面孔背向地狱，脚步总能走进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