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被称中国学校首部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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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被称中国学校首部教科书2014年02月08日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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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作者：刘树屏 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4年1月

　　定价：880.00

　　北京寒冷的一月，媒体人、作家胡赳赳兴奋地对记者说起《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这套启蒙读物，陈存仁所著《阅世品人录》有所提及，且和胡适勾连了起来。胡适童年读着这套书成长，中年时，曾在陈存仁的陪同下到访上海澄衷学堂。胡适曾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以下简称《澄书》），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有人认为，《澄书》并非第一本语文教科书，只能说是较早而有影响力的语文书。“你说中国第一个搞摇滚的是谁？崔健嘛，之前有没有人搞过？肯定有人搞过，但没有多大影响，只能算是烈士。”胡赳赳说。他认为与争“最早”相比，论其品质、影响力才有意义。在影响方面，不只是胡适，已知的知名人士丰子恺、梁漱溟、李四光、夏衍、袁牧、竺可桢、茅盾等都受惠于这套书。

　　被《阅世品人录》中的这一段内容触动，胡赳赳发心寻找“澄书”，不意找到了一套品相较好的原典，“先是在圈子里传看，无论是艺术家、作家还是出版人，都失声叫绝、手玩不止”。经过沟通联系，时隔112年，《澄书》终于重新出版，再次发挥它的光热。“这是一件想起来就足以兴奋的事。”在《澄书》导读中，胡赳赳写道。

　　【流传】 民国小学堂的通行教材

　　从老友胡赳赳手中接过《澄书》原典，出版人高晓岩最初的感觉是不以为然，“没有兴趣出版”。但如今，他拿到出版的新书，舍不得打开，摩挲良久，“这套书需要抚摸，这样才有书卷香。”

　　《澄书》于1901年初版，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学校语文课本，“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同一时代还影响了《共和国教科书》”。从晚清到民国，这条线索可谓一脉相承，“如果要找语文教科书的根，就得找到《澄书》这里”。

　　该书总共分为8册，第一册是“检字类字”，相当于索引，其他七册为字课图说的正文，共选取了3291个汉字，插图762幅。扉页刊“苏州吴子城绘图，本学堂印书处印”。当时以石版印刷流通，很快成为了全国各小学堂的通行教材，“几十年间，其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一时无二”。

　　扉页所刊“苏州吴子城绘图”，“吴子城”是旧时民间对苏州内城的称呼，而目前可以考证，“苏州吴子城”乃民间画匠的化名。尽管是画匠作品，其书法与绘画艺术的典雅呈现，却令人赞叹不已。所绘图画分布各卷，风雨雷电、风土人情、世界各国、人文意趣等皆在笔下。在版式上，《澄书》也一改线装书通常规范，采用“六宫格”，“使之具有图文合参、学养并重的含纳之趣”。因此种种，《澄书》至今是收藏家的珍爱之物。

　　【认知】 至高无上曰天

　　全书第一个字是“天”，简说部分仅13个字，“腆平声，至高无上曰天。天地，青天。” “至高无上曰天，这就讲出了宗教概念，让孩子对天有所敬畏。接着，它讲物理的天，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这是中西结合，循序渐进地建立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高晓岩对记者说。

　　对于采纳西方知识的方式，评论者王星也颇为认同。他表示：“中国自古以来对天地充满了敬畏，但是这一段内容显然将天空的科学状态描绘了出来，放在开卷第一个字的详解内，这种勇于打破世俗陋见的勇气，放在那个时代，可敬可佩。”除了自然知识，在社会诸多方面，也加入了西方知识，如对“议”字的阐述，“谓欲事合于义，必群相论议也。因引申为风议谏议之议。今中国有事上闻，辄归部奏；泰西各国则归上下议院公议”，“申明了西方的议会制度”。

　　澄衷蒙学堂招收的大约是6岁至10岁大的学生。王星认为，《澄书》中的注释，“还是不利于幼童自我学习，毕竟通过13个字来学习一个字，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不符合认知的规律。”

　　胡赳赳坦承，现在来看，小学生从此识字，会感到有点困难，但仍然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当时学习的孩子受益匪浅”：“用的是这么深入的课本，不到10岁，认得三千多个字，旧学底子打得很牢，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澄书》不只是教人认得几个字，而是涵盖了语言、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被称为“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在胡赳赳看来，现代教育分工太细，“语文只是语文，数学只是数学”，但其实，认知是一体的、全方位的，“你没办法分开”。《澄书》正能提供这种一体式的认知。

　　在微博上，学者余世存感叹：“我确实忘了说，中国人的文化标准中有一条即是认字，故传统教育中能认字就是有文化的人，因为汉字中有做人的道理，有哲学、心理学、医学……”。余世存认为，当代人虽然读了大学，但多半不会认中国字了；文字跟数字一样，在我们这里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我们还未生活在尊重其价值的文化里。

　　【反响】 伸张儿童的心灵自由

　　《澄书》是适合父母带着孩子阅读的亲子读物。对于儿童来说，这套书大有用处，对于为人父母者，亦能发挥作用。“最好是每天认识一个字，全部读完，差不多要十年。”胡赳赳如是建议。在网上，网友“半闲空间”也提出：“昔时发蒙之作，现今的家长们尤应补修，欲教育好‘下一代’，当先挽救缺少教育的‘这一代’。”

　　还有网友把矛头指向其他启蒙读物。“很多蒙学的书都有穿越时代的价值，”网友“徐晋如”认为：“可是，现在的家长偏偏喜欢《弟子规》那样的糟粕，典型的自己做奴才不够，还要孩子跟着一起做奴才。”

　　在澄衷学堂，“性灵说”则被积极倡导：“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澄书》正是在这样的主张下产生的，它致力于培养人格，伸张心灵自由。

　　胡赳赳认为，今日之学校教育，管理与异化、指标与升学、听话与服从上升为第一要务，心灵之自由、性格之淳然，反而如窒如盲，“人从‘材’回到‘才’，才是本来面目、性灵本事。回望历史，反观自身，《澄书》做到了一部原典该做到的品性，只怪我们自己视而不见。”

　　在现代社会中，汉语被异化、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被污名化了，重现汉语之美，也变得至关重要。投射到启蒙教育领域，申明对汉语的态度，拓展心灵的边界，就显得十分急迫。

　　对于这一点，胡赳赳一再说明：“有些语言，你以为你在使用，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本来意思，你根本没有擦亮它。我们总是轻飘飘地使用，一旦你找到汉语的重量，你就不会这样，你就会心生敬畏，下笔会感到有千钧一发之力。”即便如此，他对《澄书》能否被广泛接受并不过分期待，他说：“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变，总得有几个读书种子，薪火在传递就行。”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里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个汉字，七百六十二幅插图，内容涵盖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山川河岳，地方小志，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金属，日常生活，农业洪业，动物植物，人类活动，语言文字。

　　【附录·胡赳赳导读摘录】

　　澄衷学堂与《澄书》

　　《澄书》的创造，得益于二人：一位是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叶澄衷先生(1840～1899)，他是慈善家，上海首富之一，以商积德，泽被后人，晚年时将家产捐了个干净；一位是澄衷蒙学堂的首任校长刘树屏先生(1857～1917)，是他用博古通今的学问，通力主编出来的，他书文俱好、能办事，民国元年隐居不出，过六年而辞世。此二人，不曝大名，持常遇变、低调应物，具有中华民格、士格的不屈底气与仁爱精神，是值得久久敬仰的。人格比国格可爱，文化传承比朝代更替可敬，这可敬可爱的品性，不知在华族的断层的记忆中，是否还潜滋奔流着哩。澄衷学堂的对联胡适先生也记忆深刻，是刘树屏根据叶澄衷遗志所撰：“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民国时，胡适还曾打问叶家后人之状况。据零星消息，解放后，叶家后人辗落香港，皆有志业，发展不错。值得欣慰。

　　1902年秋，“澄衷学堂”第一任校长刘树屏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校长一职遂由总教习蔡元培先生代理。“澄衷学堂”从兴办到1949年的五十年间，先后培养了数千学子，其中著名人士便有丰子恺、胡适、李达三、李四光、钱君陶、夏衍、袁牧、竺可桢等。茅盾曾回忆，他童年所用的启蒙教材，也是由母亲为他选定的《澄书》。解放后，澄衷学堂渐革变为如今著名的上海澄衷中学。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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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讯】晚清民国启蒙读物的发轫之作、胡适等一代人的启蒙读物《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原版修复再版。据出版方介绍，该书是第一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初版于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胡适曾评价该书称，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出版方介绍称，当时该书以石版印刷流通，随即广为仿效和普及，成为全国各小学学堂通行教材。作为第一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其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1915年），还影响了同时代的《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该书体现了民间书法艺术与绘图艺术的结合。书中所绘图画多为《点石斋画报》风格，在版式上，也打破了线装书的通常格式，大胆采用“六宫格”，使图文合参。

　　据出版方介绍，该书处在线装书从木版印刷向石版印刷的过渡时期，也处在西学东渐、思想杂出的旧学、新学接壤之际，这一切，皆在书中留下了特殊的记号，如：对于电的解释就很有意思：“阴阳二气薄而生热，热而发光曰电。”由电的概念扩大到雷：“阴阳二电摩荡空际，鼓击而成声者为雷。雷声必在电后者，光行较速于声。如施放火炮，先见火后闻声也。避雷之法，勿近铁器，勿着湿衣，勿倚高墙，勿开窗户。屋高设防雷杆，可以引电入地。”为小学生提供了有用的防雷知识。

　　此外，该书八册内列“检字、类字、字课图说”等内容。字课图说分成简说与详说；注音、释义各有侧重；以常用字为主，生僻者不载；字义分详简二类，识字之序分浅深二级，先浅后深。使其既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小学字典，同时，还是一部解释字根意义、正本清源的《说文解字》。

　　诸多知名人士如胡适、竺可桢、茅盾等都是以此书作为童年的启蒙教材。胡适到上海造访澄衷学堂旧识时曾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出版方称，此次影印版取自私人珍藏原典，八册集全、品相颇佳。扉页书“光绪岁次辛丑孟冬月，澄衷蒙学堂四次石印”，可知是初版石印。（北晨）

　　（北晨 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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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先生谈《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多研究几个古字，远胜读十部新书

　　——余世存先生谈《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澄衷学堂的名气很大，培养了胡适、丰子恺、竺可桢等一批大师。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但并没真正看过。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这套书的再版，但严格地讲还未完整读完，只是查了一些感兴趣的字。

　　我觉得编者非常了不起，编书的态度非常开放，把西方科技知识融入了传统的中国蒙学教育中，并对中国文字源头进行了一种系统梳理，还原给大众。

　　这也是这套书的最有价值之处：用“新”眼光了整理了“旧”文字。现在国内的人文教材都应向这套书看齐。

　　谈教育：“开发性灵”乃第一要义

　　“当代再无大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的现实。

　　这一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是“富家子”，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他们背靠中国文化，天然富有，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又能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中西汇通”。当然，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

　　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上是穷困的，我们是从零起步，是“穷人教育”。从“富人教育”到“穷人教育”，其中有历史的进步，但教育变得“粗浅”、民粹、意识形态化，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何为“有文化”，何为“读过书”，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常说“知书达礼”，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不讲道理、不知廉耻、更无法无天了。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

　　不拿远的说，就拿当代教育和八十年代相比，我们也是远远不如的。这一是和政治因素有关，二是八十年代是民国的大师们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舞台上。比如现在的“五零后”们是在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他们的老师都是受过传统民国教育的，这些人的眼光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等。而他们去世之后教育就断层了。

　　所以十几年前，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李慎之、钱理群等，都有在退休后去小学和中学做教员的愿望，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而现在完全颠倒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跟文明的源头结合得并不好，读这套书时会非常有感触。不开玩笑地说，现在一些大学生都赶不上当年小学毕业的那批人，尤其是对于文字、文化、历史的领悟和理解。

　　当代语文教育和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差距，是教育宗旨。如今的教育并不是在真正贯彻教育理念，而是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很重，或者可以用“时势权力”这个词来概括。这并没有回到教育本身，即把人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对自家文化有历史感的人、对外来文化有开放眼光的人。《澄衷学堂章程》倡导“性灵说”：“启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要义……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意思就是对教育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如今，学生和家长也是“恶性循环”中的一分子，也参与了对教育的扼杀。我的一个八零后朋友，他的太太前不久坚决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她觉得应试教育“让人窒息”。这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仍有很多人往“绞肉机”里挤。

　　但最近几年，我们的教育有重新走上正轨和复兴的趋势。我们的主流教育是“官学”，现在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但在民间和一些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如今都在进行一种“救援”工作。一些“私学”的兴起也是很好的补充。

　　谈民国：自由感虽好，但勿过度美化

　　“私学”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复古”思潮。

　　其实最近几年，“复古”思潮在大陆文化界一直存在，比如“民国热”。这一是因为民国确实有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东西，二是借民国来“说事儿”，作为“校正”现实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民族不同的两个时期，可用作参照物。但我们和西方文明就不能直接比，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根不同。

　　但我不会像如今的一些“国粉”那样美化和推崇民国，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糟粕。民国只是中国从“家天下”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过渡时期，它“在路上”而非完全定型，有一种混乱的“自由感”，传承文化的人有天然的活动空间。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它一塌糊涂。

　　所谓“混乱的自由”，有些像前几年我们的网络社会，比如微博，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鱼龙混杂。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混乱的自由转化为真正的自由？当自由摆在面前，有些人就能获得很多东西，比如网络给了很多人展现创造力的空间。但对有些人来说，网络就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所在，比如漫天的“人肉搜索”、肆无忌惮的“口水战”、不明真理的“左右之争”、没有下限的“人身攻击”等。

　　民国确实有一大批精英，他们是文明的肩负者。但我们现在似乎只看到这些天上繁星，而忽略了他们与普通大众的脱节。如今我们所读到的“纸上民国”，只能代表北平、上海等少数几个“孤立的世界”。而四川、甘肃等不常提及的地方，则非常落后和愚昧。

　　和民国是一种纵向的比较，而在横向，我们现在总是跟台湾比。台湾的优势在于文化层面没有断层。大陆愿意夸大五四运动带来的断裂感，而当我读到台湾人写的东西时发现断裂感并没有我们所描绘的这么大。例如你看1919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大学，比如西南联大，他们的师生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都很健康，从没有一刀斩断。真正的断裂是在1949年之后。如今很多大陆学者把文化断裂的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五四，是很可笑的。

　　文革的伤害也很大，进行了一轮“再次否定”。台湾没有中断过，所以保存了很多传统文化和礼仪。例如现在台湾知识分子间有了分歧，即使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脖子粗，但到了饭桌上，大家仍然主宾相敬，彬彬有礼。

　　关于当代台湾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我并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研究，但听闻其国学教育非常了得。我在大理时遇到过的台湾小孩，他们四五岁就会背《论语》、《孟子》了。我不知这是不是学校要求的，但就从家庭要求的角度讲，也让大陆人感到“匪夷所思”。

　　谈新书：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修行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如今时隔112年之后再版。用陈丹青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孩子能读到这部书，不知要有多开心了。”作为一个成年读者，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常用的小型工具书来看待。我近几年也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很有兴趣，比如起源和原始用法，所以读这套书时有亲切感。

　　这套书的历史地位是无需质疑的，但其毕竟是一百年前所编。而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及古文献研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套用王国维的理论就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都有巨大发展，但这些新的发现没有融入这套课本里，这是一个遗憾。所以我更希望这套书能起到一个“引玉”的作用，鼓励当今的有识之士编写出新的蒙学课本。

　　但遗憾并不等于缺憾。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出版社，每隔五到十年就会请一些编辑和作家重新编写战争史，就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材料、证据和观点产生，这对于历史才是一种客观补充，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再也不要树立唯一的“历史权威”，我们永远需要新的解释和声音。

　　这套书毕竟年代久远，如今不论从内容到装帧都原封不动地进行再版，从现代读者的接受程度角度讲，一直我担心的问题。我不确定是否有人把它买回来就当做一种“书架装饰品”，或是当成礼品来送，但我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对他感兴趣，我也相信如此。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在重新寻回我们的文字，如流沙河先生著的《白鱼解字》。

　　中国文字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不单用来表情达意，更有哲学、心理学、医学的韵味在其中。例如我说过，忘记的“忘”和忙碌的“忙”，都是把心丢了，所以才忘事，才会忙乱得不能安顿下来。中国文字是一座富矿，哪怕你只研究透几十个文字的来源和用法，也远比读当代几十部学术著作更有趣味，对人生有巨大增益。

　　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进步，只要能把这些字的源头弄明白了，以后就可以自我学习，乃至自我修行了。

　　(采访整理：威尔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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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作者：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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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孩子上学叫“发蒙”，早期教育叫“蒙学”。从文字角度，“蒙”这个字最早的含义，本身就与幼童启蒙有关。孩童启蒙，无非是识字、立德，因此我国的早期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具有这两方面的功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被迫“开眼看世界”，突然发现离开了“三百千”，启蒙识字也有另一番天地，从此，中国的启蒙教育开始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开创性的杰作
　　在《清史稿》四百九十九卷中，提及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是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同时在十九世纪末刚开埠的上海，又被人们称为“首善之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叶澄衷去世前，在上海捐置土地30余亩，规银10万两，建正舍30幢，旁舍15幢，风雨操场1所，定名“澄衷蒙学堂”。（插图1）
　　这是专为上海宁波籍贫家子弟设立的新式学校，学校校董会到处延揽人才作为教师。百般选择后，校董会决定聘请常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刘树屏为学校的第一任总理（校长），并聘蔡元培任总教习（教导主任），临海章一山任副教习，南通白作霖为监起居（舍监）。刘树屏此人在甲午之后提倡教育改革，曾任安徽候补道，创办了皖南中学；到上海之后，先任澄衷蒙学堂总理，后又出任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总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还创立了三星烟公司，是我国较早建立的私营卷烟企业。
　　作为一所新式的学校，在国文学科上，显然不能够再沿用旧时的“三百千”书籍，而市场上，适用于启蒙阶段的教材暂时还没有普及。苦于缺乏识字课本的现实，刘树屏组织了一批澄衷蒙学堂的教员，开始为学堂的学生编写一套识字课本。（插图2）
　　上海是新学最初传入之地，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已经颇具规模。到1901年，除了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外，南洋公学等学校也已经编写出了适用于现代学校的新式课本，但是，真正能够像《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样适用于启蒙教育且能够大面积推广的，仍然很少。
　　从1900年到1901年冬，澄衷蒙学堂的教员们在刘树屏的带领下，开始了自编教材的历程。身着长袍，脑后拖着长辫子的刘树屏已然具有了超时代的新思维，在编写过程中，他要求教员尽力吸收西方教科书的形式，力图做到通俗易懂，兼容并包。作为一本识字课本，全书收录了3000余字，在选字上具有严格的标准。刘树屏在该书的凡例中说：“选字，共选三千余字，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显然，这是一套需要通学多年才能够学完的书籍，不经意间，这群教师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编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小型百科全书。
　　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第四次缩印本中，该书附录了 “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为”的告示，告示中指出：
　　据澄衷学堂禀，窃维振兴教育，首重国文学习，学习国文，必先认字。澄衷学堂编辑字课图说一书，延聘通儒，精心考订，选字注句斟酌，完善缮楷绘图，皆出名手。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官方文件对《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的肯定，也道出了这套教材的最大特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澄衷蒙学堂印书处印刷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第一版正式成书，一经销售，就引起了轰动。
　　可以说，澄衷蒙学堂领开化之先，但是，这套书类似于后世的百科全书或者是字典，当然形式更像图文并茂的医学用书《本草纲目》。它的编辑体例不符合现代学科设置的要求，首先是没有按照学科分类，而是将驳杂的知识融会其中；同时这部书并没有“课”的概念，一页上可能是一个字，也可能是几个字，甚至多达十几个字，不利于定时教学；另外，该书没有配套的教师参考书籍，起初，很多内地私塾的教师拿到书后，并不能理解书籍中的新知识，甚至不少守旧教师对书籍的内容提出不同意见，致使不少学校一开始谨慎观望，不敢大面积使用。1902年，官方正式颁定《钦定学堂章程》，分学段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同时蒙学堂设“字课”、“习字”、“读经”等学科，《字课图说》在正式出版一年后方被认定为学校的正式用书，成为课本。但是这里的“字课”，仅仅是识字，而《字课图说》的功能显然要远远超过这个要求。从编辑目的到实际的使用来看，《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肯定不能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近代教科书。
　　
　　新学的传播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体例设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书第一册全册是“检字类字”，相当于后世的目录。澄衷蒙学堂的教员们不仅将这3000多字按照天文、地理、人事、物性分类，还按照字的词性进行分类。根据这个目录，既可按笔划多少检索，也可按名字、代字、动字、状字、静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等词性进行检索。这部书更像是字典，根据凡例所言，该书不仅仅适用于低年级孩子使用，还适用于高年级学生学习。为了便于实施教育，同时也便于孩子识记使用，该书将3000多个字分成了深浅两级，同时字义注释也分两种。
　　凡例说：“简说，为十岁以下学生而设，先释音，注音某，或注音某自某声，均依字典。次释义，务以一语剖析之，次引证，举其余它字联缀者，字或有两音三音备载之，惟生僻者不载。”以全书第一个字“天”为例，该字的简说部分仅13个字，“腆平声，至高无上曰天。天地，青天。”当然，这样的注释，还是不利于幼童自我学习，毕竟通过13字来学习一个字，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不符合认知的规律。（插图3）
　　凡例又说：“详说，为十一岁以上学生而设，先注切音，次释本义，凡篆文与自已相关者著之，次释引申义、假借义，凡现行事例新理名词，皆随字附释，要以有用为主。其经诂雅训古书偶见者，不及备载。”还是以“天”字为例，详说用了84个字进行了详细解说，“他前切，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近地者气浓，离地愈远则愈薄。以风雨表测之，高千尺，气轻三十之一。高万有六百尺，轻三之一；高万八千尺，轻二之一；高至二百余里而气尽，气尽则空。故曰天空。” 其注音采用《说文解字》的切音方式，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特征。同时，这段内容又有了西方新知识。中国自古以来对天地充满了敬畏，但是这一段内容显然将天空的科学状态描绘了出来，放在开卷第一个字的详解内，这种勇于打破世俗陋见的勇气，放在那个时代，可敬可佩。
　　翻开这部书，可以发现该书以字词意义解说为主，其中还收“图说四卷”，以图解的形式解字。一字一图一文，图文并茂。全书共有插图762幅，有地图、人物、花鸟、建筑、器物等等。配图的形式如同《百草纲目》，按照凡例所言，“绘图凡名字动字之非图不显者，均附以图，或摹我国旧图，或据译本西图，求是而已。”显然，配图的主要依据是“名字”、“动字”，这些字是常用字，辅之以配图，很容易调动孩子的兴趣。根据书籍版权信息所现，绘图者是苏州吴子城，但是遍查资料，未见此人的具体信息，颇为可惜。以“大”“清”两字为例，该页下半部分附录了一张全国地图，地图已经采用现代法绘制，较具科学性。而“清”字有详细的解说：（插图4）
　　大清者，我朝有天下之号也。土地之广，亚于俄英，人民之众，冠于列国。统属之地，分二十二省。北为内外蒙古，西为青海西藏。物产殷阜，尤全球所艳称。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大清国的基本概况，更能够感受到编者的世界视野。西学中的地理概念已经非常准确地被融入到这段文字中。另外，在该套书的凡例中声明，第二卷特地保留了“锌、锰、钾”等化学专用字，以便于孩子认识世界。就这样，在启蒙的过程中，西学已经被传播开来。
　　
　　深远的影响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出版之时，正值新旧文化剧烈冲突。学校地处上海，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带有历史时代气息。在经济发达、信息灵通的长三角地区，由于广泛接触外部世界，这套教科书满足了本地区人民吸收现代科技、甚至政治法律等知识的愿望。《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经问世，当年就重印达六次之多。到光绪癸卯九月（1902年），该书已经正版达10个版次，市场上还有很多翻印的版本。
　　根据文学家茅盾晚年的回忆，他5岁起其母亲就选用该套书籍作为识字书。同样，古籍专家黄裳在晚年所写的《读书生活杂忆》一文中说：“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梁漱溟先生也在《忆往谈旧录》中记录了幼年男女合班由彭翼仲先生教授《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情景。显然，这反映出了一时的风潮。
　　据说，醇亲王曾到上海视察澄衷蒙学堂，当时校方特地将这套书籍拿出来给他翻看，一向支持新学的醇亲王对此书也十分肯定，“称善者久之”。由于官方的态度，该书日渐盛行。在其后几年中，这套书不仅被不断翻刻，同时也遭遇到了改头换面、偷换版权的现象。大概在1902年左右，市场上出现了一套名为《环地福蒙学分类字课图说》的书，其基本的体例结构、内容和《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几乎一致，只是字的分类有所区别。该书上市之后，销售情况也非常好，一度出现了文林书局、大文书局、上海萃珍等印刷的多个版本，甚至影响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正常销售。澄衷蒙学堂多次提出抗议，官司打到官府，在官方的干预下，清政府决定对文林书局等印刷的书“一体查禁”。盗版事件，一方面印证了此书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在官商一体的上海，以刘树屏为首的图书编著者，或者是政府，已经对版权利益颇为重视，这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02年秋，刘树屏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澄衷蒙学堂校长一职由总教习蔡元培代理，先后又有黄培炎、陶行知、陈鹤琴、章太炎、李公朴、马寅初、林语堂、夏丏尊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仁人志士来学校任教，该学堂还陆续培养出丰子恺、钱君匋、陈虞孙、胡适、竺可桢、袁牧之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这一切都是从该校教员所编的“超级”课本开始的，这套书籍并没有湮没于历史中，到民国之后，该书由澄衷学校进行了修订改编，民国13年，新版的《澄衷学校字课图说》又出版到了第三版，由此可见该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