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李白并不是一个士人 而是一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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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李白并不是一个士人 而是一个商人

2014年03月06日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张怡微

诗人身份与社会现实的撞击，士人与商人、皇权的角力周旋，可谓是久远以来的难题。

在写《大唐李白》的这段时期内，张大春找了许多资料。即使是外出，随身携带的书籍也大都与唐代寺院经济、音乐、地理等相关。他的书房，仿佛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图书馆。

张大春说，他的工作大部分都在家中的书房里完成，包括读书、研究与创作。

但三不五时，读者仍然可以在各种文化场所看到他的身影。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北京与阎连科、蒋方舟对谈新书《大唐李白》，对谈的题目是：“盛世之下，诗人何为？”

这个题目，看似取自香港诗人廖伟棠对《大唐李白》的一篇书评。诗人评诗人，到底有着深切的代入之感，肩负时代重任。张大春本人也写诗，然而他理解的李白，不仅仅只是流于文学层面的大唐文艺青年。张大春说，写李白的故事，是透过他的诗人身份作用于“古体诗”这个文体后，“古体诗”所形成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李白以后，可以说，没有诗人不受到李白的影响。”

诗人身份与社会现实的撞击，士人与商人、皇权的角力周旋，可谓是久远以来的难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李白并不是一个士人，而是一个商人。张大春说：“可是有趣的是，当李白有兴趣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让自己变成一个假的读书人或假的士人、假的诗人，久了，他就会写诗。后来没想到变成了他的生产工具。”

在写《大唐李白》的这段时期内，张大春找了许多资料。即使是外出，随身携带的书籍也大都与唐代寺院经济、音乐、地理等相关。这也难怪，他的书房，仿佛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图书馆。在文坛，张大春素来都有博闻强记之名。他虽然说自己不藏书，但确切地说，是指他已经藏好了自己想要的书。

书斋主人，对自己藏书的来历、书的身世和对书的情感如数家珍并不稀奇。但作为小说家的张大春，显然还有着更别致的一重乐趣，便是从静止的史书中，虚构、推理出一个活泼的李白来。因而，当看到他身处于自家书房，总令人不免产生奇异的联想。那个被张大春称为“失足青年”、“小太保”的李白，就是从眼前的案头、书卷、笔端下诞生的。

张大春的工作大部分都在家中的书房里完成，包括读书、研究与创作。

于是《大唐李白》，多少又充满了世情的趣味与悬念。包括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怎么让钱生钱，他为什么开酒楼，和妓女的关系怎样；他的岳父有没有背景，他的妻子有没有结过婚、长得好不好看；他最好的朋友是谁，第一批粉丝是谁，又通过谁受到了大打击……如此种种，张大春从案头枯燥的书卷中找寻端倪、线头，努力拼凑，或与其说是拼凑，不如说是推理出一个与文学史上刻板定义截然不同的李白。

B=《外滩画报》 Z=张大春

B：写《大唐李白》，听说你买了4 万多块钱台币的书。

Z：这个数字也不是很准确。我记得我跑了五六次，每一次都花了将近一万块钱。从音乐、地理、交通、习俗，方方面面，能找到的，我几乎全搜刮一空。

B：好像音乐、经济在这本书中占的分量很重。

Z：应该是说我们也没办法在书里面描述乐曲，只好用文字来想办法把音乐的特性描述出来。有一些描述音乐的术语，在当时没有，所以还得还原到唐代，可以说把后世之名、后见之名却要用当时的文字描述出来。所以材料，或者说那些书，比方说寺院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第一册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描述寺院经济。

B：写的时候，你比较信任哪些材料？

Z：很难说是哪一种材料，因为哪一种材料里都有不可信的。史书材料啊，笔记材料、研究材料，都有盲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李白有一首诗叫《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我让它放在妓院里。原文你知道了，那么看：

“七娘子好做耍子，便来一曲《伊州曲》乱词如何？”他说好啊，那么唱：

“日照香炉生紫烟，日照香炉，遥看遥看。遥看瀑布，紫烟生处。遥看一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三千尺，一挂前川。

遥看瀑布，紫烟生处。生处。疑是银河，九天银河，银河谁渡。飞流直下，前川一挂，银河谁渡，日照香炉瀑布。看瀑布，三千尺，紫烟生处。直下前川，日照紫烟。疑是银河，直落九天。银河九天落，烟紫共谁渡。”

原诗就二十八个字，整整齐齐。改编以后，这就是词。我从宋词的形式回过头来找，如果是李白，会怎么唱它。

张大春回答问题时所做的标注。

B：这有很强的音乐性。

Z：当然有，这个是词。你把宋词回到唐朝，原来28 个字的诗，唱出来是118 个字，只增加了“生处”、“一”、和“共谁渡”这6 个字。等于34 个字，唱成118 个字。我们现在也有副歌啊，你唱流行歌也有副歌。只有这样解释，你说他《阳关曲》，“西出阳关无故人”，28 个字怎么唱，它一定是“渭城朝雨，朝雨……”后来就变成词牌了。

人家说这不是小说，可这全部都是编的。人家说这不是历史，谁写历史啊。可是我这个里面拥有的材料，按诸历史，你找不到痕迹，找不到错误。

B：除了和小说有关的素材，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Z：都是这方面的书。还看了唐诺的《尽头》，没看完。看了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陈雨航，他有一部小说叫《小镇生活指南》，非常好。还有吴明益的《浮光》。零零散散。还有一本我朋友杨照的《左传导读》。

B：你在出差或路上会看什么书？

Z：我都带的。比如写李白的时候，大量带的都是这些。

B：现在写到哪里了？

Z：现在写到快要结婚了。他碰到了崔宗之，碰到了范宣，碰到了他生平第一批死忠粉丝，忽然出现，这些人最早把他的名声扩大到两湖地区。再之前已经碰到了司马承祯、元丹丘，也遇见了贺知章的生魂。他还没死，灵魂出窍，见过一面，还认识了龙王，还有他最好的朋友吴指南死了。

B：你觉得对他来说一生中最沉痛的部分在哪里？

Z：被皇帝轰走。天宝三年，贺知章退休，年纪太大了，要回乡当道士。皇帝不能留他，皇帝一把他放走，朝中无人，李白就受了一些委屈。有人认为是高力士和杨玉环，我认为真正给他委屈的应该是宰相张悦的儿子张垍。大概他把李白的诗拿给皇帝看，李白的诗里说，我想要回到山林里去了，我有归心了，没办法实现理想。皇帝一看赶快把他送走。

B：好像《大唐李白》里有些句子和《一代宗师》还有重叠。比如“一约既定，万山无阻”，是同时写的吗？

Z：不是同时，《一代宗师》比较早。有一些人倒是找到《城邦暴力团》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脑子里面调度不过来了，就直接用了。

B：同时开工那么多工作，都是在书房里完成的吗？

Z：对。去年我同时在做的事，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蜕变》，吴兴国的剧本，独角戏，120 分钟的，《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是靠讲，讲了几个月，就演出来了，戏里有一些对白是婆媳对对子，对了一个晚上，那个是我自己写的，把古典诗词调度一下彼此做对子。《水浒第三》、《荡寇志》，也是去年做的，还有一半的周华健的歌词。前年到去年，我还做了一档47 集的电视剧《小栈》，是我监制的。

B：你有那么长时间都在书房里吗？

Z：我见你一面后就在书房里了。

B：现在还会去书店买书吗？

Z：不会，很久没有去了。因为自己的书看不完。

B：对书房有要求吗？

Z：没有，只要有光线。阳光、空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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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李白的《静夜思》
马执斌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05日   15 版）
    李白的《静夜思》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乃至家喻户晓。然而，这首只有四句二十个字的短诗，现今域内域外却有众多版本。袁茹在《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阐释》（《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就举出由宋代到清代《静夜思》的八种版本。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属罕见。

    在《静夜思》的这八种版本中，有两种版本最为重要。

    一种是宋代版本，现存李白诗文集中，最早的就是宋代版本。域内域外的宋代版本所载《静夜思》具有一致性，全文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文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为李白原作的可信度最高。

    另一种是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全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版本最先见于明万历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唐诗选》。《唐诗选》在明朝后期作为启蒙教材“盛行乡塾间”，所以，它流传广泛，影响巨大。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李白《静夜思》被明朝万历间人窜改，便是一例。

    比较这两种重要的版本，差别发生在第一、三两句。宋代版本的第一句“床前看月光”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床前明月光”，改“看”为“明”。宋代版本的第三句“举头望山月”到明代万历闵氏刻本《唐诗选》变为“举头望明月”，改“山”为“明”。看来，改动者对“明”字，情有独钟，以至不避重复。

    薛天纬教授在《漫说〈静夜思〉》（《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一文中，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分析，对明人的改动，大加赞赏。薛天纬教授是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白研究学会会长。以薛教授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说法，影响不小。前面所引袁茹的文章就接受了薛教授的观点。

    清中后期文史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必然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以知人论世是研究、鉴赏古人诗文的必要方法。像薛教授那样，离开知人论世的方法，单纯从遣词用字上品评不同版本的《静夜思》，就失掉客观标准，落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境地。

    薛教授说：“第一句如作‘床前看月光’，中间嵌进一个动词，语气稍显滞重。”一句五言诗，嵌进一个动词，就“语气稍显滞重”，嵌进一个形容词，语气就会变得流利通畅；从修辞学上讲，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体味宋代版本《静夜思》全诗，短短四句，每句都嵌进一个动词，整齐划一，“看”、“疑”、“举”、“低”，流畅、完整、形象地揭示出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精炼、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游子秋夜月下思乡图。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滞重感？可见用“看”并不比用“明”差。

    薛教授又说：“‘月光’是无形的东西，不好特意去‘看’，如果特意‘看’，也就不会错当成‘霜’了。”这话貌似有理，可是经不住推敲。虽说“月光”无形，可它照在地上却有色，色是可以看到的。再说，“看”的方式，绝非一种“特意看”。正如薛教授下文提到的，“明月光”，“则似不经意间”，“映入眼帘”。试想，在一个清冷的秋夜，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意识朦胧，不经意地乍看到照射在地上的明月光，从而产生错觉，怀疑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这十分自然、合理。

    薛教授说：“第三句，‘望明月’较之‘望山月’不但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且，“山月”的说法不免带点文人气——文人诗中，往往将月亮区分为‘山月’‘海月’等，‘明月’则全然是老百姓眼中的月亮了。”这话说得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首先说，薛教授将“山月”归属文人，将“明月”划给百姓，这种区分法恐怕缺乏科学根据。其次说，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必然受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当然包括地理环境。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其中谈到“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假使在这里“望明月”果真较“望山月”优长，笔者以为，凭诗仙李白的才华，不会用错。李白一生与月结缘，“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长大吟诗，以月亮作为素材，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俯拾即是；终老还留下醉酒投江捉月的传说：“捉得江心波底月，却归天上玉京仙。”（周紫芝《李太白画像》）“不因采石江头月，哪得骑鲸去上天！”（李俊民《李太白图》）李白对于“明月”的感情犹深。开元十六年（728），长女平阳降生，李白给他的宝贝女儿所起的小名就是“明月奴”。甘心情愿让自己的爱女去伺候“明月”，足见李白对“明月”的感情是何等深厚！“明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屡见不鲜，如《对酒》：“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春日醉起言志》：“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从军行》：“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等等。在该用“明月”的地方而不用，却用“山月”，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李白在诗中为什么用“山月”呢？

    李白《静夜思》内容过于单纯，人们很难据以确切断定它作于何时何地。詹锳先生编著的《李白诗文系年》所著录的诗文篇目，占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却不包括《静夜思》。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编的《李白诗选》，虽选编了《静夜思》，可还是把它放入“不编年部分”。

    薛教授认为，李白“二十七岁前后婚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曾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渡过几年幸福而平静的岁月。……《静夜思》或者就是作于此时。诗中说“山月”，也切合安陆的地理环境。“薛教授的这个分析很有见地。这恰好验证了诗人和作品必然受到环境影响的定律。李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了安陆的地理环境———“山月”，而正是这个“山月”，诱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一说出生于蜀），五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居于蜀郡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蜀郡度过的。李白可以说是蜀人。青少年时代的李白，观奇书，作古赋，学剑术，慕神仙，喜游历，爱山川，任侠尚义，性格倜傥。二十二岁时，李白游峨眉山。他在《登峨眉山》诗中写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峨眉山给诗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的李白，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临行，赋《别匡山》诗，其中有“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佳句。这佳句透露出李白此次辞亲远游怀抱着忠君报国的理想。

    于是，他再游成都、峨眉，然后自嘉州乘船沿江而下，至渝州；次年春，出三峡，过荊门，到江陵。李白有《峨眉山月歌》，记载离开嘉州前往渝州的情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是蜀郡名山，也是蜀郡的名片。峨眉山月的美景，让诗人难以忘怀。在李白的心目中，“峨眉山月”就是“故乡”最形象的代称。扁舟载着诗人，自清溪驿顺着江流蜿蜒而下，因峨眉山和月亮被两岸的高山遮挡，看不见了，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思念。“思君”句中的“君”，就是指“峨眉山月”。在这里，诗人采拟人化的手法，已经把峨眉山月当作亲人，与她们告别，故乡成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对象。这样，诗人就把他与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表达得极为生动、形象。

    对于故乡，有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是人之常情。李白还有一首题为《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的七言诗。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至上元二年（761），西京长安曾改称“中京”。至德元年（756）冬，李白应聘入永王李璘幕府。至德二年（757）二月，永王李璘兵溃，被杀。李白逃往彭泽，系寻阳狱中；十一月，因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二月，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乘舟江行上三峡，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旋至江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大概作于此时或稍后，是李白晚年作品。当时，李白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诗歌一开头就写道：“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接下去，诗人还不厌其烦，反复地吟诵“峨眉山月”：“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这终生难忘的“峨眉山月”，不正是诗人那浓重的思乡情吗？

    正是因为“峨眉山月”的形象时常萦绕在诗人的心头，所以见到安陆的“山月“，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峨眉山月”，诱发了思乡之情。

    薛教授说：“从乡情的特征看。《静夜思》中的乡情，十分轻淡。非但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在《静夜思》中看不到，就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它所抒发的乡情，就像诗中那弥漫于天上地下的月光一样，轻盈似纱，清淡如水。”笔者以为，倘若李白泉下有知，读到薛教授对《静夜思》的这段评论，是不会把薛教授许为知音的。

    怀念故乡的方式多种多样。现代散文家杨朔在《茶花赋》中说：“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后来，杨朔在昆明见到艳丽的茶花，想到：“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把故乡的某种“面貌特色“刻画出来，印在心田，寄托浓重的思乡情结，杨朔先生这种怀念故乡的表达方式，说不定是从诗仙李白那里学来的，即便不是直接从李白那里学来的，也是落于李白后尘的。作为故乡面貌特色的“峨眉山月“深深地刻印在李白的心田，它终生萦绕在诗人心头。这样的思乡情结，难道还不够浓重吗？怎么能说它“轻盈似纱，清淡如水”呢！  

    怀念故乡的格调也绝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充满“悲愁与痛苦”那么一种。李白回忆在流放夜郎途中，经过长江三峡时，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在服刑期间抒发的思乡之情都丝毫不见“悲愁”与“痛苦”，相反，让人感到格外轻松与亲切。这是诗人风流倜傥，任侠尚义性格的表现。

    《静夜思》是诗人青年时代的作品。那时候，李白离开家乡不久，被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正怀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雄心壮志，结交卿相。所以，诗中不带“古诗中常见的那种客子思乡怀亲的悲愁与痛苦”。这一点薛教授是说对了，可接下去，薛教授说：“连游子最起码的孤寂和凄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觉不出来”，这就让人难以赞同了。《静夜思》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一个漫长的秋夜，万籁俱静，诗人独卧旅舍，短梦初醒，在朦胧中，不经意地看到床前从天空洒到地上的月光，好像给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寒霜。试问：这样的画面还不够“孤寂和凄清”吗？要知道，完成这幅画图，诗人仅用了两句话，十个字。如此精炼，除去诗仙，孰能为也！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改变了宋代版本《静夜思》结构的内在逻辑和思乡的具体内容。

    宋代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是以“山月”为媒介，由安陆山月联想到峨眉山月，触动了萦绕诗人心头故乡的形象，直截了当、十分自然地诱发了乡情。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山水的怀念、依恋。这跟诗人喜游历，爱山川的个人爱好有关系。诗人曾讲：“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遊。“ （《庐山瑶寄卢侍御虚舟》）但是，山是家乡的美，月是故园的圆。普天之下，哪里的山月也取代不了“峨眉山月”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诗人思念“峨眉山月”，并不能因此就排除诗人对亲朋的怀念。就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所说：“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在异地他乡，偶遇乡亲，诗人便送上一首十六句的七言诗，足见李白对乡亲是满怀深情的。

    定型于明代中后期的“两个‘明月’版本”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成为媒介，诱发了诗人的乡情。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最明时形如璧，是圆月。眼前，皓月团圆，而诗人却跟亲人，天各一方，因此诱发了诗人思乡怀亲的情感。从诗歌结构的内在逻辑说，它不如宋代版本直截了当，绕了一点儿弯。从思乡的具体内容看，侧重的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

    比较两种版本，后者对前者的改动，让诗人的个性在作品中丧失了。

    “那么，改诗的人是谁呢？”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只能是人民大众”。

    笔者不禁要问：李白的《静夜思》，自诞生之日，直至明代万历之前，大约经历八个半世纪，在此期间，人民大众都不曾改动诗句，为什么到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人民大众突然兴起改诗的雅兴呢？其实，闵氏刻本的《唐诗选》、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都是由封建文人编辑、审定的。改动《静夜思》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封建文人，跟人民大众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