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应从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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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应从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访谈
                                                 李节


   童庆炳，男，1936年生，福建连城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古代文论、文化诗学。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现代诗学问题十讲》《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文学审美的自觉》;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现代心理美学》等。另有长篇小说和散文集出版。

    童庆炳先生的专业是文艺理论，有人说他也是语文教育思想家。1993年，童先生发表文章提出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语文教学，他认为深层次的美育与语文教育关系密切。1999年前后，童先生从人的建设和哲学角度思考语文教育的目标。他历来强调经典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坚持中小学语文教育应当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最基本的文化经典纳入教材。2000年新课程改革以来，童先生担任了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主编。但是，他倾注了更多心血、更加真实反映他的语文教学思想的一套高中语文教材却并没有通过审定。这是一套按照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顺序编写的语文课本。时间走到了2014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已经写入十八大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要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时候，再来认识童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许别有味道。童先生说，他的思想不断变化，传统就在那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如何继承传统？童先生这一次又将“儒学三期”纳入了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提出构建厚实的语文素养概念。

                                 语文素养的内容应是很辽阔的

李节（以下简称“李”）：您关注语文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在专业研究和教学之余，投入了很多精力思考中小学语文教学。您怎么看待当下的语文教学？
童庆炳（以下简称“童”）：我的思想不断变化，到目前为止，对语文教学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学是有进步的，但是进步不快，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教学的问题、语文教材编撰的问题等等。语文教学不能适应今天培养新人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李：语文教学没有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童：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语文素养到底为何物。在新时期社会转型之后，语文教学的思想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之间转来转去，我觉得这种轮转没有太大的意思，我们应该超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说法。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涵的内容很多，不是单一的阅读，也不是单一的理解。语言是一个载体，以语言为载体，可以包涵历史的、文学的、艺术的、文化的、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等，甚至政治性的内容。语文教学应引导学生从思想到语言一步一个台阶上来，而不是简单地把语文变成一种工具。
李：您所理解的语文素养包涵哪些方面的内容？
童：我首先说一个现象。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语文第一课读的是什么？实际上都是大家记不住的东西。一个孩子，到了六七岁，该上学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到了学校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给他们讲些高深的学问。结果打开课本第一页，常常是这一类的课文：“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孩子们读了这些以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觉得这语文课真没劲。“来来来，来上学”这些东西在幼儿园里早学过了。这还用学吗？还用老师教吗？
    语文课上浪费学生时间的现象很多，没有必要给学生讲的东西很多。我们完全应该利用这些时间给学生讲些更有意义的，更有语文素养内涵的东西。比如说，我一直主张，全国的小学语文第一课，就讲八个字：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不是儒家对道德的最高要求，是一个中等的要求。就是说人要将心比心，当你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但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这句话非常重要，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十大箴言之一。老师尽量讲，学生尽量学。让孩子把这八个字记住，甚至可以带回家里，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讨论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样一来，就不单单是学了一篇语文课文，就不单单认识几个文言词，而是大家来共同理解中国古人所追求的道德修养是什么。
    我认为语文素养的内容之一是有关道德伦理的，通过学习语文能知道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语文素养的第二个方面是语言。我不认为语言的内容具有工具性。虽然语言有工具的作用，但不完全是工具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知识、境界和人的素养。现代语言学从不把语言看成工具。汪曾祺在美国耶鲁和哈佛讲演，就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文课学的是语言，但语言不是空壳，语言是要承载各种各样的思想、哲学、伦理、道德的。怎么做人，如何对待父母兄弟姐妹，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民族、国家和自己的劳动等，这些在语文课里是与语言并存的。因此，语文素养还包括很多方面，很辽阔的，我下面还会谈到。

                                语文教学必须继承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您所谈的道德伦理等教育，是语文教学内容如何继承和继承什么传统的问题吗？
童：是的，也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我们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不仅是五四以来，也不仅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传统，应该包含先秦以来的久远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很悠长的，我们有很多自己独到的领会，独到的理解，独到的经验，这是外国没有的。为什么我们把这部分内容丢弃了呢？却跟在外国人后面搞什么“单元”教学。我是极力反对“单元”教学的。单元教学不是中国的，是从英国和荷兰等国那里学来的。为什么英国、荷兰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用单元教学？这和他们用《圣经》做语文教材有关。《圣经》是按照单元来安排的。他们搞单元教学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搞的单元，似乎围绕单一的一个意思来设计，实际上却做不到，因为一篇文章是多义的，安排到一个单元里面，许多意义被遮蔽了，有削足适履的感觉。谁能保证一篇课文今天看起来是次要的意义明天不会变成主要的意义呢？
李：您认为语文教学内容该怎么安排？
童：我认为语言教学从根本上说是学习书面语言，语言的“版图”那么辽阔。基于我们的学生读完高中，还读不懂浅显的文言文，还不会欣赏精致的书面语言，语文素养残缺不全，我有一个设想，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这九年时间里基本上不学白话文或者现代文。白话文可以在家里学，可以在上网的时候学，可以在市场里学，可以在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学，不要像现在这样下这么大功夫让孩子来学。因为没有人不会说白话，甚至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说的白话比读过书的人说的还要生动。至于书面写作技巧方面的学习，可以每周开设一节作文课，老师就讲千字文的写作，叙述的、抒情的、议论的都可以讲，让学生体会到用白话文写作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运用技巧把文章写得有意思。我们要把时间用在学文言文上。学到什么程度呢？在九年内，通过吟诵使学生能够背诵500篇诗词，200～300篇古文。在掌握了这么多的诗词和文章之后，学生基本上能够读懂浅易的文言文了。
李：为什么语文学习要以古代诗文为主？除了传统道德的考虑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童：古文是现代汉语的根基，也是语文教学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非常悲惨。不要说中学生不能读古文，大学生也不能读古文，甚至来考我的博士的学生也读不懂古文。这是教育的失败。我跟北大的袁行霈先生的一个做法差不多，就是在博士复试的时候，只要哪个学生能当场背诵《文心雕龙》中的任意一篇，我就录取。我没有遇到一个能背诵的。据说袁先生那里有个学生把《物色篇》背诵下来了。袁先生很高兴，实践诺言。你看现在到了这种地步，读古代文论的博士，背诵一篇《文心雕龙》，要求并不高。后来我要他们背别的古文，也不行。都不会读古文还读什么博士？就会读白话文，能“博”到哪儿去？知识能有多广博？只有童年、少年时代背诵过的，才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所以，我主张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这九年基本上学文言文篇章。第一篇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学短句子，慢慢可以学成段的、成篇的古文。教学中间可以穿插古代历史文化背景的知识，中国历史上文人雅士的故事，各地风土人情的状况，等等，不要认为这些与语文教学无关，这些也是语文素养的一部分。
李：您的设想几乎是颠覆了当下语文教学内容 。
童：我这样的想法是有根据的。根据在先辈那里，我指的是五四一代的先辈，他们的语文素养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包括后来搞语文教学的叶圣陶等等。他们是读古文起步的还是读白话文起步的？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胡适四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编了一本诗集，选了三百多首诗，胡适把这些诗背诵下来了；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又给他编了一本古文集，选了二三百篇古文，胡适也背诵下来了；八岁的时候，请一位饱学的老师开讲，请老师把以前背诵的东西讲清楚。胡适的学问起步在古文。胡适在美国读博士，作的论文就是中国哲学史，没有四五岁的起步，这是不可能的。鲁迅背诵的第一部书是《鉴略》，即《资治通鉴》的缩写本。鲁迅的古文功底很好。他学过矿业、医学，后来才搞文学，在北师大讲中国小说史略，既是作家又是学问家，如果没有儿童时期学古文打下的基础，转到研究中国小说史，转到写小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郭沫若背诵的第一部书是司空图的《诗品》。这些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就是因为他们的起步不是“来来来，来上学”，他们背的是古典的东西。

                              学习古代经典要转化为现代的思想

李：有没有人说您是复古派？按照您的设想，学习哪些古诗文，用什么方法学，这些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
童：我不是复古派。我只是以文言文为载体，而里面渗透的思想是新的。按照我的设想，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古文学习，要打破过去传统读经的方法，我们不是把四书五经拿过来读，是要经过选择。在古代文章中，的确是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我们可以设定一些主题，根据主题去找作品。比如说真、善、美，比如说爱国、爱民族、爱人民、合作精神、宽容心、坚持力、克服困难的勇气、为了正义的事业牺牲生命等等，都可以在古文里找到，这些主题跟今天的意识形态也是吻合的。学生学的是文言文，会读、会背文言文，但进入他脑子里的思想是新的，是国学里面优秀的成分，这就跟所谓“儒学三期”有关，也就是新儒学有密切关系。儒学经过了汉代儒学、宋明理学，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儒学三期？在美国、台湾和在大陆部分学者那里，都是很热的学问。儒学第三期，就是尽力挖掘儒家经典中对今天仍然有价值的那部分内容，把它转化为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哲学。我对语文教学的设想，跟这个学术潮流也是吻合的。
李：中国现代文还学不学？
童：学，而且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高中三年学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名家的著作。因为小学生初中生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让初中学生读鲁迅的《野草》，他们是没有感觉的，不能理解。而到了高中，理解力提高了，就可以来学鲁迅，学习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我认为思想也是语文素养的一部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开始是记忆力强，然后才是理解力提高，我的设想是符合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的。
李：您有没有想过，按照您的设想学下来，学生的语文素养会有怎样的提高？
童：语文素养说到最后，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根本问题是能不能用。我认为，学生学了语文之后，应该是有思想的，脑子里应当是既有古代思想的精华，又有现代思想的精华，既能读懂古代的语言，又能读懂现代的语言，既能说汉语，也能说英语。这样的话，语文课将变得有意义。
李：您所理解的语文素养包括的内容的确很广泛。
童： 过去我反复讲，要培养全面的人、要有审美的能力，其实这些都包涵在语文素养里面。我们可以给语文素养一个很厚实的定义，而不要集中在工具性、人文性上，在这两个概念上转来转去是无意义的。我的目标是在我们的语文教改中充分地继承和吸收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和经验，以文言文为载体，渗透进现代文的新的思想，使学生不但能读白话文，也能读古文；不但能说中文，也能说英文；不但知现代，也知古代；不但知道单一的知识，也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血脉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我总觉得我们把语文素养理解得太窄，其实社会氛围也是语文素养的一部分。现在新造的网络热词很少往古典上去想，说明整个社会对古文没有起码的阅读和了解，所知很少。我们现代汉语的根底在古代的文言文中。胡适搞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就说，白话文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古代就有。今天的根底在古代。我们要回到古代，把根底的东西挖掘出来为我们所用。如果我们老是把三千年的文化置之度外，或者只是蜻蜓点水，而不是很好地继承，那么我们对今天东西的理解也失去了根基。
    其实这些设想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比我更年长的一些人，以及跟我同龄的一些人对语文教学的一种意见。比如北师大的郑敏先生，我的老师杨敏如先生，还有谢冕先生、孙绍振先生等等。在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意识到五四以后语文教材以白话代替文言是有问题的，他跟朱自清两个人商量，认为这样不行，这样下去，学生的文化素养不够，他曾经提出语文教学要以文言文为主的想法。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就是在叶圣陶的感召下写出来的一本知识性读物。文言反映的是整个的农业文明，现在我们力图要跳过农业文明，一下子就搞现代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这是不行的。我们的根基在农业文明。我们需要了解农业文明，才能知道今天的工业文明跟农业文明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至今为止，农业文明是最进步的一种文明，因为土地、空气等等一切没有被破坏。工业文明搞不好要破坏整个人类社会。农业文明产生的很多东西是非常深厚的，几千年流传的东西有很多营养等待我们去吸收。
李：您对语文教学改革还有没有期待？
童：语文教学改革要有开放时期，要百家争鸣，要求异，要“一纲多本”。“纲”不要定得太细，“多本”要真正求异。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等都互相竞争着编写教材。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竞争的时期，充分调动各出版社、高校，关切语文教学的人的积极性，编写出面目完全不同的语文课本来。现在虽然是“多本”，其实就是“一本”。
李：很多人都期待语文教学改革的力度再大一些。传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如何继承传统，则是一个难题。您的设想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