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之争：语文教育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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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之争：语文教育怎么了？

　　　

      叶 开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文学博士

　　　魏钢强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总编辑

　　　刘绪源  儿童文学理论家

　　　主持人的话

　　　语文教材收入的文章不够经典，语文课堂对文章的解读好似“肢解”……语文教育面临着来自作家、家长、老师等等的拷问。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怎么了？频繁修订的语文教材中，最需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一、几次教改“换汤不换药”

　　 主持人：叶开先生在媒体上发表了不少批评目前的语文教材的言论。在您看来，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哪些问题让您担忧？

　　叶开：上世纪80年代，巴金写《随想录》时，就专门写过几篇关于教育的文章，批评了僵化的教育思想，当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30年来，关于教育的大讨论几乎十年爆发一次，几次教改换汤不换药，语文教材也走进了死胡同。

　　我认为，语文教育有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语文承载过多道德教化功能。第二，语文教材编写权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掌控，出版权大多被各地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占。语文教材编委会和相关的编写组人员中，缺少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第三，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一些名家名作被修改、删节，没有得到尊重。近年来，语文教材的编写是单元化的所谓组团方式，比如，这个单元定下的主题是“亲情”，就会选取一组关于亲情的文章，有些文章直奔主题，文字粗糙，用词空泛。第四，语文教法落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很棒的诗，我曾看过几份几千字的教案，写得好像电视节目的台本，按照那些教案的方法，这首诗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第五，语文教材本位主义。过去，语文教师会把学生读“课外书”，斥为“不务正业”，现在这种观念有了改善，很多专家也推荐和编撰了推荐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目大多眉毛胡子一把抓，成了一些出版社用来赚钱的推销手段。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对语文教材、语文教育提出批评的时候，您很强调您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个身份。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对语文教材的批评是和您女儿的语文学习有关的？

　　叶开：女儿上小学时，我在翻看语文教材及孩子作文时都发现很多问题。比方说，一篇题为《信》的文章，用诗体的形式来写的，内容空洞，毫无真情实感，还竟然要求学生背诵。当时我就非常愤怒，这样的文章怎么会入选教材？作为一个父亲，我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除了给她选择有营养的好的食品，还要关心她的精神食粮。那些值得我们学习、背诵的经典，我们三辈子都读不完，为什么要让孩子去背一些糟糕的东西？

　   二、自认“一个人的教材”比现行教材更实用

　　主持人：您在微博上表示，准备自己编一套教材给女儿用，会怎样做这个事？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您编的教材、开的书单都是围绕女儿来的，未必适合其他的孩子？

　　叶开：我计划编的是一套“一个人的教材”。这套“教材”完全按照我的趣味和爱好来编写，彻底摒弃目前教材编写的条条框框。计划编12本，按照体例来分诗歌、散文、科幻小说等，可能会请一些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朋友写几百字感受，或对入选文章进行点评。

　　我自信“一个人的教材”适应面比现在语文教材适应面更广，也更实用。按现在主流观点，我在应试方面是“成功人士”。我在偏远乡村长大，念乡村小学、乡村中学。我高考成绩全县第三，硕士、博士考试成绩都是总分第一名。我有个宽容的父亲。很小时候他就会给我几块钱，让我坐三站火车去县城买书。我初中时家里已有2000册小人书。我基础不算好，但广泛阅读使我有比同龄人多的积累，加上一些应试技巧，很容易超过别人。

　　主持人：所以，您相信自己编的教材既能让孩子有丰富的积累，又兼顾考试的需要。那么您怎么定位您编写的教材？

　　叶开：真正合格的语文教材，应该是一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详细分类导游手册，要通过基础学习、介绍和引导，让学生学会自己阅读和思考，然后离开教材，进入到文化知识的广阔世界中去畅游。

　　三、 教育部门要学会与公众进行良好沟通

　　主持人：针对语文教材提出批评的人有作家、有家长、有老师等等。语文教材真的让那么多人都不满意吗？

　　魏钢强：接受母语教育，学习汉语言文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拥有发言权；语文课不光是工具课，还是熏陶文化素养、修炼美好心性的课，承载了家长和社会太多的期望。所以，对语文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多一些批评，这很正常，未必是有意找茬。不过，在批评语文教材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大家都接受过语文教育这没错，或许你还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甚至权威，但是，你有没有教过语文？有没有研究过语文教育？有没有编教材的经历？有过这些经历，或者对这些方面多一些系统的了解，再来看语文教材，你的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会不同。

　　有些时候，语文教材受到的批评并不那么公正。在有些问题上，编教材的人是有委屈的，他们无法直接向公众解释。有人做了些解释，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小。这个时候，是需要教育部门出来说话的。可是，我们发现，教育部门似乎并不明白在网络时代如何做宣传，如何利用微博等工具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不满，包含有其他的不信任情绪。但是，什么层面的问题只能在什么层面解决，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完善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语文教材更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

　　主持人：近年来语文教材进行了多次修订，但依然批评声不断，比方说选什么样课文的问题。您认为应该选什么样的课文？

　　魏钢强：语文课文的取舍，每每成为或被炒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被当做意识形态变化的风向标，被当做作家市场影响力的排行榜，在这种情势下，要完全按照编者意志，编出有个性的语文教材是不现实的。对语文教材的批评要重视，但也不能盲从。有人说名家名作入教材不宜改动一字一词一句，这话太绝对，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干丝“滗”水，何“罪”之有？》，阐述我的看法。

　　　我印象最深的小学课文是——“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还没上学我就听会了。当第一阵秋风吹起，坐在小板凳上听见邻家的哥哥姐姐们朗读这样的课文，望着高墙黑瓦间辽远的蓝天，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惆怅，心里充满着对长大对上学的渴望。可我至今不知道这篇课文作者是谁，课文是不是名家名作其实真的不重要。

　　四、教材和教学方法要考虑学生还要考虑老师

　　主持人：很多人对于语文老师的教法也提出了质疑。对于这些批评，您怎么看？

　　魏钢强：语文教材和教法是都存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对语文现状批评比较多的一位作家，我们发现，他的很多批评的依据是他女儿的老师怎么改作业的，怎么授课的。在他的阐述中，他的女儿非常优秀，而女儿的老师非常糟糕。我觉得，这很恐怖。在教育程度上，在学业专长上，在社会地位上，家长如果是强势的一方，更应该体谅对方。

　　评价教育，我们不能拿个案当做普遍现象。语文教学是班级教学，评价教学效果要从整体出发，不能完全从个体出发。我们需要明白：第一，语文教学只是教学，语文作业和语文的实际应用是存在差异的。就好比你考驾照，和你能够很熟练的开车，这中间是有距离的。第二，教材的修订和教法的推广必须适合教育现状和教师的实际水平，小学教材不宜给教师太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五、 语文教材的建设不能只盯着课堂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遇到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魏钢强：我曾经向一些参与编教材的人了解过，有时候修订教材，的确是为改而改，这背后有市场的原因、垄断的原因等等。不从制度设计上排除某种利益因素的干扰，教材建设很难健康发展。对于语文教材，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我只是觉得教材应该尽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对提高教材和教辅的质量以及方便教与学都大有好处。语文教材的建设不能只盯着语文课堂，还需要和其他课程统筹考虑，努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努力促进课内教学和课外阅读的结合。一个优秀的老师可以在课外阅读上给孩子很好的引导，但也有很多老师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素养，教材应该给他们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和帮助。

　　六、 为何好文章在课堂上讲过后就变得无趣了

　　主持人：刘绪源先生怎么看现在的语文教育？

　　刘绪源：好多年前，我在教育学院给几位高级教师讲课。结束的时候，我也提出了自己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我问他们，语文教材中收入了很多精彩的文章，但是，为什么凡是好文章在课堂上讲过、教过以后，学生们就不再喜欢它们了？我觉得，怎么让语文课既能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又能够让学生保持和提升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觉，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一些精彩的文章，在语文课堂上被教授过以后，就让学生感到无趣了？

　　刘绪源：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我小时候对鲁迅的作品很感兴趣，觉得他的文字充满了神秘感。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借了《故事新编》和《准风月谈》来读。当时年龄很小，读不懂那些文章，但我暗想，以后一定要读懂它们。后来，语文课上要学鲁迅的文章，我当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上完课以后，真的就对那些文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连看也不想看了。多年以后，年龄大了，课堂上讲的内容都已经淡忘，重新再读鲁迅，真的读出了味道。当然这跟人生阅历也有关系。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堂，确实是把一些文学作品像做医学解剖一样地肢解了，学生们对文本的整体美感因而也就消失了。语文老师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进得去，又出得来。既让学生学到语文知识，又让他们喜欢这些作品——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标准，因为有了后者，才能证明他们学到的知识是活的，是能用的。

　　关键好像还不在于教材里面选的文章是不是精彩——有一位在读的博士生告诉我，他们的导师要求他们读官场小说，那些小说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读完后进行文本分析，也就锻炼了辨别能力和文艺批评能力。所以，我觉得语文教育的问题不光在教材，第一位的还不是教材，而是老师对教材怎么教。老师首先要有对文本的审美能力，然后要把自己的审美感受传递给学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结束语】

　　语文课不只是工具课，它还是熏陶文化素养、修炼美好心性的课，承载了家长和社会太多的期望。对于语文教育的各种批评，也许有误解，也许有不那么公平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声音里，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语文教育的重视和期望。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的教法，让孩子有好的语文功底和兴趣是最重要的。（来源：中语参 ）

　　　

附：《干丝“滗”水，何“罪”之有？》

  作者： 魏钢强

    近日，一篇《语文教材“三宗罪”》的专访，网络和媒体竞相转载。作家叶开以“邪恶”“篡改”“造假”“蒙蔽”“罪恶”“伤害”等词语指斥教材删改名家名作，断言“教材编写者如果是真正的专家，他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好作品选入教材，而无需删改一字一词一句”。

    叶开特别举出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认为教材改得“非常之荒谬”：

    课文里提到“扬州干丝”，北京是煮了当一份菜吃的，扬州作为点心来吃的。茶馆外有人挑担子叫卖，客人要时，担主就把干丝切好装在一个碗里，把开水浇进去，用另一个碗一扣，倒过来，就把开水逼出去了。这个动作，朱自清用的是“逼”，常见字，且生动活泼。课文擅自改成了“滗”。这个字反而是生僻字，且“滗”指用像笊篱一样的东西过滤，而“逼”字，在《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里，就有把水“逼”出去滤干的词意。所以朱自清用词非常准确，还是个常见字。把它改成“滗”，就变成一个生僻字，而且这两个字的意思还完全不一样。

    教材中名家名作的用字该如何整理尽可以讨论，但叶开的议论至少有三点靠不住：第一，说此处只有用“逼”字才“准确”和“生动活泼”；第二，说“‘滗’指用像笊篱一样的东西过滤”；第三，说某词典“逼”字有“把水‘逼’出去滤干”的词义。

    “滗”，《广韵·质韵》鄙密切，训作“去滓”。普通话读bì，《现代汉语词典》释作“挡住渣滓或泡着的东西，把液体倒出”。滗茶、滗药（汤药）、滗米汤，许多方言都说“滗”，且绝不用“笊篱一样的东西”。扬州话也说“滗”，扬州干丝先用开水烫过，自然要“滗”去水再吃。朱自清说自己是扬州人，“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我是扬州人》）。他把“滗”写作“逼”，是因为自己母语里这两个字同音。这跟以下两个例句中他把“蹲”写作“登”、把“斗（鬭）”写作“逗”原因一样。你可以说先生这么写也没什么不合适，但至少未见得更“准确”和“生动活泼”吧：

    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在春晖登了十五日，但觉甚是亲密。（见《春晖的一月》。“登”，字当作“蹲”，《现汉》的注释是“比喻待着或闲居”。）

    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离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见《新诗杂话·序》。“逗”，字当作“斗”，《现汉》的注释是“往一块儿凑”。）

    叶开所说的《现代汉语大辞典》真还没见过，《汉语大词典》“逼”倒是有一个义项注作“用同‘滗’”。这个“用同”说得极有分寸，指出有人将“逼”当“滗”用是曾有的事实（可见朱自清文中的“逼”就是“滗”字，两个字的意思并非叶开说的“完全不一样”），但又不承认“逼”是“滗”的异体字。

    据《扬州方言词典》（王世华、黄继林1996），扬州话的“滗”有去入两读：入声一读正与“逼”同音，去声则读如“闭”。编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语辞典》，“逼”字也另有去声一读。朱自清“滗”写作“逼”，用的是方言同音字，也照顾了当时的国语标准音。可今天还教学生将口语常用字“滗”读作“逼”或直接写作“逼”，用普通话读来是很不堪的。

    教材和课外读物不同，对名人名篇的文字处理应当允许有所不同。“滗”照朱自清原作写作“逼”，不知会让多少小学生像叶开一样望文生义；教材直接改作“滗”，省去了注释说明的麻烦，不是也没有影响叶开“语文考试成绩也仅是中等偏上”的女儿“两天”就看完“五十多万字”的《骑鹅旅行记》吗？

    教材对名人名篇的文字处理不可能全都十分妥当，但未必就是“造假”。正如本文引述叶开的文字，就“擅自”将“切生动活泼”改作“且生动活泼”，将“虑干”改作“滤干”，不管改得对不对，都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而绝无“邪恶”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