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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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公民教育

作者：本刊记者何蕴琪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3-02-06

　当社会转型进入瓶颈，除了诉诸改革，对公民道德的强调，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视野，无论是官方话语、学界讨论还是民间舆论的不同空间，无论是“道德血液”、“公民道德”、“良心”的不同表述，都在指向关于公民个体的德性问题，而公民个体的德性问题，又在一个建立现代国家和公平社会的语境下，必然地拥有它的公共含义。有意思的是，从西方的新共和主义，到回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都似乎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而这个一致的背景，则是全球范围内因自由主义过度发展而导致的物质化和平庸化，以及由此对人的德性以及公共生活造成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秋风，就当代中国社会公民教育的意义和走向，向《南风窗》记者阐述了他们的理解。 　　
　　两个伦理：西方转型的启示
　　《南风窗》：王人博老师近年对梁启超有深入研究。作为“五四”一代人的精神导师，梁任公在经历立宪、革命种种之后提出他认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能否承担得了现代国民的任务，并提倡“新民”。那么，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处境和梁启超或“五四”一代人所处时期比较的话，现在的公民教育语境是否能和当时对接上，还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或是任务？
　　王人博：中国的现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人口多，文化和地缘差异大，同时，鸦片战争后经历100多年的折腾。又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当然,从一个代际来看的话，梁启超一代和 “五四”新文化一代，和我们肯定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梁启超当时认为，中国要转型，首先要有一个士绅阶层的崛起，或曰 “中等社会”。我们现在一般用“中间阶层”或是“市民社会”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跟士绅社会肯定是不一样的，反而更接近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从构成上，今天的中间阶层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和当时传统的士绅构成不一样；从人数来看，中国目前的中间阶层，或者说市民主体，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条件应该说比“五四”时更成熟。梁启超认为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如何从现代语境下的市民社会转型为一个公民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比较悲观，从理论上讲，转型成功肯定是由中产阶层推动的。但是真正从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转变成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西方的这个过程，具备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宗教伦理，一个是政治伦理。宗教方面，有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政治伦理方面，物质上富裕的这批人，他要享受权利，那么通过共和体制的安排，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伦理，那就是责任。到底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这么一个阶层，我要为社会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个阶层的责任和权利是不能分割的。这两点，是西方转型时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但中国呢，第一，我认为儒家伦理在中国向公民社会过渡时，太过理想化。第二，政治伦理，这是我们现在缺乏的。从物质上讲，中间阶层这批人已经上来了，但政治伦理、政治道德、身份带来的责任意识，现在都挺缺乏的。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能形成，我认为公民社会还是比较遥远。
秋风：梁任公的时代有大量接受了儒家教育的精英，他们都具有君子意识，也就是公共意识，并且有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比如以张謇为代表的一大批绅商，他们都是受了儒家教育但是从事商业活动，他们都有很强的公共意识，也有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
　　儒家养成健全人格，或“君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公民，也就是共和意义上的公民，或说“积极公民”。在现代社会中，要成为一个儒者，就是把自己养成一个君子。君子需要几种品质，比如要有德行，还要有能力和威仪。现在很多人有钱、有权，但行为粗鄙，没有一个得体的、高贵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那么成为一个君子最后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不光是满足自我修养，而是要成为一个公民。“君者，群也。”就是说，君子的功能是联合人们，把人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自治性的组织。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一批这样的君子，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自我治理，其实这和共和主义所讲的相似。
　　我们今天的时代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起而解决问题的人的数量还不如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现在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纯粹是技术性知识的传授，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这样。没有跟他们讲道、没有讲怎样养成君子人格，没有德性的耳濡目染。如果社会上的精英都是从这样的教育体系下训练出来，那么他们当然会缺乏必要的公共精神，和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国家、社会虽然问题很多，但没有人愿意出来解决，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改革30年的进程缓慢，一个根本的社会文化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君子群体，也就是缺乏积极公民群体。
　　
　　两个文明的结合：精英统治与法律
　　《南风窗》：刚才提到儒家伦理在中国向公民社会过渡时候的价值和适用性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个人已经被相当程度地原子化。传统农耕社会下发展的儒家伦理，是否已经缺少了它的物质或者说组织基础？
　　秋风：我不认为儒家植根于农业社会。在儒家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构成。只要去看一些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你会发现，在传统中国，农民传统收入的一半是来自工商业，比方说明清时代东南沿海的农民就是如此。儒家本身讨论的问题，恰恰是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如何建立互信。这不是它唯一讨论的问题，但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因此来看，儒家的价值是可以超越某种具体的经济政治形态，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和人交往的共同的比较健全的规范。经过这样的推导，儒家在当代社会是有广泛的可适用性的。
　　王人博：不管怎样弘扬儒家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儒家作为一个系统的价值体系，随着晚清的崩溃，实际已经倒塌了。我认为，儒家根深蒂固的生发基础还是农耕文明，它和农耕之间还是有内在的关联性。
　　我个人看来，在工商文明的框架下，儒家起的作用，首先，在性质上是碎片化的，但是，在我们的工商社会向西方文明靠拢的过程中，儒家作为一个碎片化的价值，却还是能够帮上忙—特别是它对公民个体的成长的意义。比如儒家强调“君子之德”。儒家的“君子”概念，跟共和主义语境下讲的“公民”很接近，讲德性，讲责任，讲修身。作为一个公民这些肯定都是有用的。共和体制下的公民，他不可能是个无法无天的、下三滥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我认为儒家肯定可以帮上很大忙。

再一个，传统的五伦。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样完整的体系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但这样的价值在当代肯定是有用的。难道到了当今社会，我们就不孝敬父母吗？就不讲究夫妻的互敬互爱吗？这是公民个体必须要有的基本教养和伦理规范。 　　《南风窗》：儒家对君子的理解是否表明，它仍然是一种精英政治，因为人民是需要“被教化”的，这一点和西方的公民社会建设话语能否接轨？
　　王人博：儒家的教化方式导致的必然是精英统治。什么叫德治，就是有道德的人、修炼成为君子的人来统治其他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因此形成了君子统治小人的秩序，也就是有德行的、精英的集团，来统治没成为君子的那些小人。这和西方的概念不一样，这也是我认为儒家的一个负面的东西。
　　当时，梁启超到美国去，看到美国的宪政体制以后，说它的体制不好，他批评说，“参加总统竞选的都不是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这代表他心目中的预设是，美国的宪政体制还是应该由精英来统治国家。
　　西方的逻辑恰恰倒过来。它首先假定人人生来平等，并通过法律把实质的不平等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规定在法律意义上，大家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西方文明带来的一个结果。它起码做到了一点，也就是在同等条件下，每个人的权利、人格是平等的，虽然实质上社会地位不平等。
　　我们很难改变这么多年的儒家精英统治的观念，但我认为最好的结果是，可以在接受精英统治的前提下，再把西方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作为一个补充条件加进来。从而形成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统治社会，同时也给那些没有德行、没有能力的人一定意义上的人格上的尊重。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补充结合是最好的。
　　
　　关于公民德性：儒家和共和主义的相遇
　　《南风窗》：前哈佛学院院长Harry.R.Lewis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批评，西方大学也渐渐失去人文传统，沦为知识生产工业中的一环。看来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王人博：儒家之所以在中国复兴，背景就是，以英美为主导的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现代性，给整个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导致过分追求物质，一方面导致极端自私。同时，这个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发展的现代性，导致整个世界的平庸化，失去了人文精神、失去了高尚—高尚在现代性意义上根本不可能实现。全球性和现代性带来的困境，这就是儒家复兴的大背景。儒家就是要把人往上提升，这是儒学在当今的意义，不光是在中国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也是在全球的意义。西方人也发现了，要治他们的现代病，儒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资源。
　　秋风：过去100年，中西在技术上的一个差距，使儒家这个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被地方化了。西方人有这样一个倾向，而我们中国人这样的倾向也很严重，那就是我们都把西方价值视为普适价值，儒家的价值就是特殊价值。这样的话语在现在非常流行。我相信，儒家的普遍性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南风窗》：共和主义提倡的公民德性是否也是西方反思现代性困境过程中的一个资源？
　　王人博：共和主义，特别是新共和主义兴起的背景，是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建立在西方价值体系上的发展的弊端，也就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庸俗化的世界。但不要忽略一个前提，共和主义建立在承认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基础上，像自由、公民权利、人权，只是他们看到了这个权力体制下的世界实际有很多问题。共和主义是在为了保持这些价值的前提下，克服那些弊端。他们回到马基雅维利，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发现了公民德性的概念，这是共和主义特别强调的。马基雅维利强调的那几个公民德性，恰恰跟儒家特别像，第一是节制，那就是克制，也就是克己。第二是勇敢。第三是理性，跟儒家的“智”相当。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审慎，也就是不能莽撞。
　　但对比共和主义和儒家的相似性，需要清醒意识到两者前提的不一样。共和主义是在承认公民权利、人权等这些基本价值基础上试图克服过分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我们现在是在利用儒家来建构一个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体制。两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一样。我们是在建构一个符合现代性的文明时，思考儒家能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