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

教师之友网

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
发布时间:2014-03-18
作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的支撑。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没有先进思想理论的引领、没有思想活力的充分迸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占据了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讲了这样两句话：“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两句话中各有三个“新”字，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 　　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改革开放奋勇争先的时代篇章、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既是伟大思想孕育产生的丰厚土壤，也呼唤着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为解决时代难题提供精神动力，这正是思想家不断涌现、思想理论交相辉映的绝佳条件。 　　30多年前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没有完成时，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呼唤更多的思想家，开掘出理论创新的伟力。 　　今年年初，以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为主要评选标准，人民论坛评选出了“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他们分别为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胡鞍钢，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顾海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韩庆祥，国防大学军队政工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立文，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唐任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评选出的思想人物，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优秀代表。正如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在“中国故事之思想的力量——十大思想人物与人民论坛思想年会”致辞中评价的那样：思想人物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和翘楚。人民论坛这次“十大思想人物”评选，综合考虑了学术成就和声望、公众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其评选依据和实施方法严谨科学，大家的当选实至名归。 　　思想家究竟在想什么，是一个时代思想理论创新的风向标。本期专题策划组织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思想理论界最前沿的思考、最深切的关注和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也许有些晦涩难懂，不那么通俗化、大众化，但十分厚重、极有分量，潜心读来，颇有收获。 　　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财富，需要全社会的培育与呵护。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正进入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思想理论的作用更加凸显。当思想理论越来越成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时，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时代的召唤下，在社会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而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必将成为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强大正能量。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策划：贾立政 　　执行：陈阳波 魏爱云 马静 徐艳红 张潇爽 刘建 袁静 严俊 刘赫 周素丽 　　杜维明：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并练就金刚不坏体，乃至凤凰涅槃，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没有教条的，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 　　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放远的话，可以发现，凡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相反，社会、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这表明，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当然，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这就是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东亚的。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theglobalsignificanceoflocalknowledge)。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学如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学习、对话、和谐 　　而就当代中国自身来说，儒学应能对当代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未来优良中国的塑造有意义、起作用。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华文明本有的学习精神。儒家所讲的学习，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即学做人；另一方面，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对此，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knowing，是经由身体来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比如体验、体察、体证，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需要包括人的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 　　其次，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处理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气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何解决它，就需要对话的智慧。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后来的《朱子语类》《传习录》，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事实上，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认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强迫的。通过习得对话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团体与团体如何相处、民族与民族如何相处、宗教与宗教如何相处、国家与国家如何相处、文明与文明如何相处。 　　最后，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礼，礼的深意在于和，而和的背后体现了儒家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肯定。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认可的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换句话说，儒家不落在一个极端，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们在欲望之外，需要心灵；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义；在权利之外，需要责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礼让；在个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类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一个富足而有礼、强大而安定、繁荣而和谐的中国，将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每个人自觉的担当意识。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精英阶层、思想者的担当，也需要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担当。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 　　作者感言： 　　非常感谢《人民论坛》向我颁发这个荣誉。我得过一些国际奖项，在国内获奖，对我而言，特别重要。 　　我曾于1978年回中国大陆，1980年在北师大教研半年，1985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儒家哲学半年。这期间对于儒学在现当代的惊人变化，我感慨不已。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今天，少儿读经班、国学班、儒商研究等在学校、民间、媒体、企业兴起，甚至成为一种浅薄的时尚，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欣慰。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教学近四十年，在全球一百多所重要大学有过教书讲学经历。在美国，哲学系一般都由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生发出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宗教哲学统领，而中国乃至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一般笼统地归为远东或近东或东亚文明系。 　　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是不是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这些歧视性的伪论题，曾在冯友兰先生邀请杜威来中国访问时，本国学者提出过。当然，现在已经有所转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已经基本解决，但中国哲学在全球发挥影响，依然道路漫长。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举办，这是100多年来头一次。届时，各国优秀的哲学家将来到中国，他们将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中国智慧、伦理、思想的绵长精深。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她是世界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转化这个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 　　（人民论坛记者周素丽采访，王清心整理） 　　思想小传：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 　　杜维明生于1940年，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63年哈佛硕士毕业，1968年获哈佛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先后任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任院长至今。 　　杜维明曾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学术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于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全球伦理”等问题。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借鉴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人性与自我修养》《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教师之友网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叶小文：在市场经济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迈出去。由此带来社会生活一系列深刻变化，也必不可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市场伦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文化复兴。


　　市场经济自身存在道德悖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诸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也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不道德的交易。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机制和法制的完善能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消除不了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我们在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大步时，如何应对其带来的困扰，抑制消极面，放大正能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独立性不是唯我独尊，选择性不是随心所欲，多样性还有道德底线，差异性总伴随同一性。市场经济中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增长，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2013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党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31人。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这些数字毕竟够大了。总不能“老虎遍地有，苍蝇满天飞”。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


　　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努力


　　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他1759年先发表《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他是以悖论解决悖论。他设想资本家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资本带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这个看似无法共度的悖论，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


　　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加尔文教的伦理观念从“天职观”、“预定论”和“入世的禁欲主义”三个方面建立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伦理。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但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开启的是一个与韦伯所处时代断裂的世俗化时代。在世俗化时代里，作为价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趋式微，宗教观由过去的社会信仰逐渐退至道德领域，宗教所守护的终极价值开始由“神”转变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新教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作用难免随之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肇始于多年推行“新教伦理”的美国。美国人可着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寅吃卯粮，政府也大搞赤字财政，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借钱度日，比着谁“借”出水平，“借”出花样。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信贷衍生品花样百出，你借给我，我包装了再借给你，捞一把是一把，骗一回是一回。这样一环扣一环，泡沫越吹越大，钱也越借越多。钱借来借去总有一天要还的，一旦经济泡沫破裂，金融链条断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机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上述努力虽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强调“人的本性”。“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贡献，其实在于确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只能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


　　二，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他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从“他律”内化为“自律”。我们可以不信神，但应该注意，社会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激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关键一步，中华民族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既然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启发我们，“敬畏”总是需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把道德的“他律”内化为“自律”所必须的“敬畏”之心。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文化传统”能传下来，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教师之友网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我们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作者感言：


　　我认为思想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增长后，往往出现拐点，由盛而衰。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持续发展？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惊险的一跳。这一阶段，思想难以统一，心理常常失衡，顾此往往失彼，步子容易迈错，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机遇容易丢失。我们必须把高度的责任感、清醒的危机感化为加强学习的紧迫感，把外部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内部的高度自觉，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实践，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虚妄的空谈，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提高思想力。


　　习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改革箭在弦上。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人利益的觉醒，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改革之途，国家、社会、个人，应该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来？近期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出了答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人民论坛记者刘赫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叶小文出生于1950年，湖南宁乡人。曾长期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十余所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化对抗为对话》、《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从心开始的脚步》、《宗教七日谈》、《望海楼札记》等。论文《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曾于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奖。


　　有人评价叶小文的思想精髓在于他的“天下情怀”。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和”作为自己最真最善最美的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他把党的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理念，当做“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信奉它，忠于它，践行它。


　　他对宗教的诸多评论，如：“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梵呗音诗，和谐交响”……心心念念的是宗教和谐。


　　他对大陆台湾关系的诸多评论，如：“同出一源，以桥相通”、“兄弟和合钟（终）相连”、“两岸和尚，以和为尚”……心心念念的是两岸和合。


　　他对西藏、新疆问题的诸多评论，如：“拉萨事件三思”、“叫一声妈妈好心酸”、“推动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心心念念的是民族和睦。


　　他对国际关系的诸多评论，如：“布什应该好好反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樱花可以放心地开放了”……心心念念的是世界和谐。


　　叶小文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当过14年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作为正部级领导干部，却是最热心最勤奋地给报刊写文章的作者之一。他是中共高级干部中极善于做宣传工作的“宣传家”。原外交部长唐家璇同志在叶小文一篇文章上写道：“妙就妙在画龙点睛处，把中央对港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思想与佛教真谛融合在一起，用佛教语言把有关思想自然巧妙地传播开来，令人心悦诚服。”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高尚全：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经济转型、体制转型乃至政府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思想转型。因此，思想转型是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冬奥会上接受采访时指出改革已进入艰难时期，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当前阶段的改革之所以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调整目前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转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不合理、不公正，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公权力的约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存量调整必然要触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下获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体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有些甚至就是主导、执行改革措施的公权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如果单纯从物质层面推进，必然事倍功半，只有从思想转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获得更大的助力，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


　　思想转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五个转变：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三是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五是从物资紧张缺衣少食转向小康社会。这五大转变有的已经实现，有的仍在进行过程当中，整体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获得转型，继而顺利推动了体制、机制的转变。


　　以第一个转变为例，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从思想方面逐步打开局面的。这个转变首先是得益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因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才使得从实践中得来的认知开始不断地冲击计划经济理论的藩篱。其次，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多方讨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其中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辩论，诸多专家学者在各次会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碰撞思想，最终达成共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没有思想解放的空间，就不可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打破思想再次险遭禁锢的阴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环境当中，《解放日报》刊登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极大的争议，但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最终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


　　从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转型作为先导，“文革”的十年动荡，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指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在南方谈话时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经过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辨析，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渐升级成为与人治完全对立的法治。思想的转轨最终推动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教师之友网

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等也都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用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解放了思想，什么时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乃至突破；哪个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个方面就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思想转型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


　　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比之改革刚刚起步时物资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要好得多，同时，改革的总体方向也已经确定，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比过去需要摸索改革的方向要更加有利。但是，就改革本身而言，当前的改革难度一点都不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难度低，改革的阻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时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识，改革就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收益，进而迅速印证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取得改革的思想共识。当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的思想阻力之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经成为阻挠改革前进的最大障碍。


　　过去35年来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13亿人口的大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漏并导致利益分配格局上的扭曲。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前改革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补足这些制度缺漏并扭转过去形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在利益格局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制度层面上的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对现存利益结构带来极大冲击。虽然改革是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但短期内必然要损及既得利益者，改革对既得利益获得者而言总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和腐朽思想就会加速合流，既得利益利用落后的思想来保障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正当性，落后保守思想利用既得利益的权势来弥补自身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理论上的虚弱。既得利益与保守思想合流对改革的威胁在于，能够通过制度上的缺漏并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攫取到更多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多都是体制内的权力持有者，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这些负有推动政策落实责任的人员在思想上难以真正跟上中央的步伐，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这就极有可能使《决定》在各种阳奉阴违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要打破这样的改革僵局，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争取思想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改革的攻坚阶段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必然以切断既得利益链条为前提条件。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绑架，那改革就必然顾左右而言他，专注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有意无意地忽略改革核心领域的突破。


　　思想转型之所以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还在于它是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的重要武器。许多学者在谈及改革时，都将既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认定其为改革的阻力。实际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在中外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改革家本身都是原有制度条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譬如毛主席是富农家庭出身、周总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元帅曾经是旧军阀，他们作为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利益所绑架，而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接受了新的思想，思想的转型促使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了革命家。而且，往往这些从既得利益者转化而来的革命者才是革命（改革）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比那些希望变革的弱势群体更有知识、更有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过去改革过程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归结为改革的阻力，恰恰相反，这些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思想转型积极争取的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一些事实也已经表明，当下许多思想清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乃至体制内的各级官员都认识到了现有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的不可持续，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推动改革前进。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的有识之士，将会是改革有力的推动者。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思想转型将所有愿意为国家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建立有利于改革的统一战线。


　　要为思想转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人的思想要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言论的媒介，使思想表达给众人，思想的转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冲击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则必然伴随言论的交锋，所以才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简言之，言论是思想的载体。只有通过言论的辩驳，人们才可以相互启发、督促，言论没有自由的空间，思想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所谓创新、突破等都将只能是黄粱美梦。推动改革，需要以思想转型为突破口，而思想转型则有赖于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动辄因言治罪，那么即使开始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最终的结果也不会乐观。当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没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更难以通过思想转型来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后，改革的对象从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财富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推进到了更间接但影响又更深远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层次的改革与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难度和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过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当下的保守者，这个道理与“鸟笼经济”在一大二公环境下是改革进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变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样的，只有在思想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型，才能够对改革的进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改革已经不能够通过社会财富的创造立竿见影地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是有赖于运用清晰的逻辑、总结历史的规律、凭借卓越的远见和追随世界的潮流来探寻要走的改革路线，并最终通过一定实践的积累来验证。因此，要实现思想转型，就不能预先划定言论的禁区。试想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严禁提及商品经济而不是激烈争论，严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许讨论乃至试行等，就不可能实现思想转型，我们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统性、复杂性、协调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广泛的讨论，尝试并结合国情吸收各种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也还不够健全，市场上有毒食品时常出现，环境资源屡屡遭到破坏，雾霾笼罩大半国土，贪腐问题也为人民所关注。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我国的特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类似的诚信缺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媒体人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新闻揭黑运动，期间广播媒体曾揭露不良企业用老鼠肉、病死猪制作肉馅，把正在吃早餐的罗斯福总统恶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来，但得益于美国宪法对公民言论的保护，新闻揭黑运动尽管被一些政府官员嫌恶为“扒粪运动”，但美国舆论界不屈不挠地报道，对国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奠定了美国社会繁荣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也在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当中，通过对“吴苏案”“萧天赞案”“上上级案”的新闻监督，颠覆了广大司法人员的思想认识，有力促进了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要破除从政府官员到市场主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作风，而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型，则必须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公序良俗能够感染之、鞭策之。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为了让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能够自由表达并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批评能够发挥更好的督促作用。与此同时，国家也需要有力的监管来剔除那些渲染黄赌毒、宣传煽动民族分裂、恶意造谣中伤等违宪违法的言论。但我国对舆论的监管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的轨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舆论随便干预的结果不仅扼杀了思想解放、思想转轨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传丧失公信力。因此，只有将舆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由此来看，尽快制定《新闻法》是当下促进思想转型、进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可行选择。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作者感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关键。习近平同志也讲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认为可以提出“思想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论的创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保障的。离开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会落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一是思想上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挠。面对这两个阻力，解放思想仍旧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思想转型为前提条件。


　　我从事改革工作几十年来给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这些建言有的是事关全面的改革总体规划设计，有的是改革理论创新，有的涉及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领域的改革，有的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些建言，我们能够体会到改革绝非简单的口号，不能清谈空论，改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理论突破、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希望我关于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出更多理性、务实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议，使13亿人的大国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1929年9月，高尚全生于上海嘉定，在嘉定完成了初中学业之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高中学习。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60多年来，高尚全走上了一条不断求索之路，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他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尚全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三任总理。高尚全先后参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的重要文件、决议和报告的起草，他多次向中央上书直陈改革，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多次受到中央高层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


　　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着辉煌历史：


　　1984年，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87年，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等建议，被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他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他提出的把“自由”和“人权”写入十五大报告的建议被采纳。

教师之友网

　2003年，他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工作时，对“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5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建议为“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二、建议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三、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总理任副组长。这三项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


　　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胡鞍钢：中国最大的创新——“中国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创新、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这正是源于中国的创新。那么，人们还会再进一步问道：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开拓了“中国之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当时要求学习西方现代化，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但更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邓小平提出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谓“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大国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迹，也走出社会主义国家富强的“人间正道”。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中国改革的创新？笔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以技术创新为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这是一个广义的创新定义，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并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先例。


　　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中国思想创新机制


　　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这包括几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事求是”，诚如毛泽东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中国国情办事，避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超越发展阶段。二是“解放思想”，诚如邓小平所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观念创新要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观念和新理念，并广泛地扩散、传播和应用，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发挥人们的潜力，形成人们的创造力。三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后来江泽民又将“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胡锦涛同志又将“求真务实”写入党章，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因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变为观念创新，又因观念创新而变为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


　　这种“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长模型”解释，其中Ideas包括观念、主意、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及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软投入”与增长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比较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改革时期（1978年起，截至2010年）比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经济增速高出了3－4个百分点，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负变正，达到3%-4%的水平，而这一转变正是由Ideas所发挥的“边际报酬递增”重要作用所带来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红利。


　　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教师之友网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建设新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年轻的中国智库群体已经与全球智库一道，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创新、大角逐、大发展时代。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占世界总数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国的智库数量为1828个，占世界总数的26.8%。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响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该报告指出，国际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将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全球意识，海外著名智库也可能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趋势更加明显。参与智库国际化合作的另一面是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对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作者感言：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南方国家学者，更不是霸权意义的北方国家学者，而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那么，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责任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舞台是什么？


　　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中国既是我们学术创新、学术思想的来源，更是我们实现学术追求、承担学术责任的大舞台、大天地，我们才能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贡献。


　　作为一个大学的思想库，国情研究院的专长就是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榜上有名，我本人也有幸被评选为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研究者和公共决策智库，始终坚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要持续地不断地提供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思想和创意——这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知识”，正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学术图名，不以知识牟利。我们正处在当代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又拥有最大的学术舞台，要能够及时反映当代中国学这一新学科的前沿课题、最新成果和重要进展并将其及时转化为公共决策知识，引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有正能量。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


　　2011—2012年，相继完成了《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研究与著述。2012年，围绕着党的十八大主题，胡鞍钢和他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写了17篇国情报告，许多重要成果已吸收并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顾海良：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内容，也是党中央在重大的改革决策中第一次对智库建设作出决定和提出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凝聚民智民力、彰显思想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图发展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美国智库引人注意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9日到12日召开，全会的主要内容在12日晚间才以“公报”的方式正式公布，但第二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它们一些著名智库的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中国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不管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中国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眼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紧接着，11月14日，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北京的视角”的评论，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发表了“中国损害性社会实验：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发表了“中国在三中全会公布广泛改革议程”的评论，如此等等。


　　纵观这些报告和评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反应迅捷，大有抢占先机之势。这与这些智库长期从事专题和跟踪研究分不开。并且智库的见识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是有备而发。二是问题集中，观点鲜明，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需要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无不以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三是价值导向清晰，多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舆论需要服务，对大众起到引导作用。例如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解读，尽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些智库还是乐此不疲，以此赢得声誉。不难看出，智库的言论颇接美国社会之“地气”。


　　智库：“我们的武器”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智库的这类作用和表现延续已久，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来更加凸显。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对社会科学如何有助于“国家建设”作过深刻的反思，并认为美国在确立“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技术治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交往应该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政府的决策体系也需要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全球化的需要，也成为美国“安全体制”建设的需要。195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教育法，就是要让美国的教育为其国防实力提升和国家安全服务的。这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统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就是为政府服务、为国家发展需要服务，尽“国家建设”之责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进下，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大批学者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建议，于是各类智库纷纷成立。遍布美国高校及社会各方的智库，俨然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彰显思想力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适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越来越擅于利用智库的作用。许多学者也把自己在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看作是为“国家服务”、利于“国家建设”的一种努力。对此有的美国学者坦陈，在“冷战”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还“要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如此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在总体态势上，“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力量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要是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改革思路和要求提出的。智库建设之“中国特色”和“新型”，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的变化，讲“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讲“治理”则是多元和多方的协同，特别是社会各阶层及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和不同阶层群体的协同治理；另一方面是过程的变化，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不只是单独的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过程协同是主体多元和多样的必然赓续。


　　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适应“管理”到“治理”转变中主体和过程变化的特点，广开言路、集中民智，使代表多元和多样利益的见解、见识得到释放，使反映多元和多样要求的智慧、智力得到迸发。和而不同，方能形成合力。还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使体现多元和多样的思想能够求同存异，进而作出改革和发展的“最优化”选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相适应的，是这一改革的思想载体和思想力量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教师之友网

　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就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社会开展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无论是对战略性的还是政策性的问题，所有协商主体和对象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难免莫衷一是，各方意见也易于碎片化、片面化。而智库则能梳理和整合“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各方意见，使其更具全面性、权威性和可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呼唤“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以“中国特色”为根基的智库，要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为主旨和目标，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高度重视激扬思想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选择。


　　特别要提到的是，高校是国际学术和思想交汇、交流的大平台，各方面高层次人才集中、各学科集聚，易于形成协同创新之势，以此为平台和资源建设的高校智库，更利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更能显现“新型智库”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务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新要求，可视为彰显思想力量、建设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理论建设。智库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对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内外政策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智库的理论建设成果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和根本要求，突出时代性和前瞻性；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新变化，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载体和符合各阶层思维特点的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引导力。理论建设的关键还在于为一些重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撑，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能为外界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有助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形成。


　　二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要把理论变成战略，要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加强研究。对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要能澄清“远虑”、摆脱“近忧”，解除“远虑”和“近忧”两难境地的困扰。要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向，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要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上，作出战略性的定位，形成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中国意识”。


　　三是社会引领。智库在社会引导上，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智库要能在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中形成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利于凝聚社会向心力的正面引领。社会引导上的这种公共性、开放性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发挥社会引领作用中，要能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切实在精于引导亮点、勇于碰撞热点、善于解析疑点、敢于破解难点上，发挥思想的力量。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上的这种独特优势，往往被称誉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既是智库建设的核心，也是智库声誉的标识。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


　　四是政策建言。多出“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智库不能坐而论道，要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能够为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及时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和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方案。


　　总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其要义而言，就是要尽显思想的力量，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


　　作者感言：


　　能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十大思想人物”深感荣幸。


　　思想的力量在社会转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社会原有发展的惯性，社会现有改革的驱动，要以思想的力量为引力和导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解放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大地上生成的勃发活力、盎然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思想的力量是以社会为基础、以实践为根基的。“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思想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基石的，思想力量的本质深刻地蕴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之中。思想的力量须臾不可离开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今时代的实际，要时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思想脱离了实际，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思想的力量脱离了人民，至多只能是书斋中褪色的摆设。


　　思想的力量是以真理为追求、是以责任为目标的。在当代中国，思想的力量应该成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正能量，“坚持正确方向，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营造良好氛围”是思想的根本追求，也是责任的突出体现。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思想者的优秀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思想者优秀的品质、优秀的学风、优秀的文风、优秀的作风，应该洋溢于激发思想力量的全过程；思想者的人民意识、爱国激情、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应该成为焕发思想力量的永远的追求。


　　（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他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


　　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项目，担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项目首席专家。著有《画说〈资本论〉》（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西方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2006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0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2012年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等。


　　他以卓著的专业水平和对社会的公心，同时担当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等学术职责和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社会责任。


　　他钻研学术、建言献策，更用实际行动改变中国教育、改变中国未来。他历任小学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大学教师、大学校长，再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教育部官员，以贯通上下、直达肌理的经验和经济学家的敏锐审慎创新教育改革。他曾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高考改革，但依然直面风险、力促革新，花费巨大力气推动高等教育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


　　治学、授业、革新、实践，他始终是一个“永久牌”的耕耘者。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韩庆祥：把哲学自觉作为看家本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哲学思维启示


　　谈到思想的力量，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当前中国，尤其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在理念上具有哲学的自觉，注重思想的力量，而且在实践上更有身体力行的主动性。


　　为什么重视哲学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哲学，首先源于他们对哲学和思想，尤其是对哲学、思想与领导者的关系——“哲学王”理念有深刻的体认。“国王应当是哲学王”。这是柏拉图提出的理念，其大意是，“哲学”就是爱智慧；“智慧”就是指能认识到世界的本源、真相和至善之路；追求智慧的人就是“哲学家”；追求智慧并且发现了至“善”之道的人，就是“哲学王”；哲学王因为是看到本源、真相并发现至善之道，因此，他天然就是国王；反过来，国王必须要看到本源、真相并发现至善之路，否则无法胜任其职。柏拉图还创造了“洞穴喻”，即：一群人被捆绑在洞穴内，只能看到前面墙壁上映现的影像和听到洞内外的声音；时间长了，大家就认为影像和声音就是真实的世界了；一个人挣脱捆绑走出洞外，看到了造成墙壁影像的太阳和洞外世界，才明白所见全是假，本源是太阳，真相在洞外，人必须要走出洞穴才是正道。在这个比喻中，柏拉图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国王为什么应当是哲学王？因为哲学王是走出洞穴的人，而在逻辑上，只有走出洞穴的人才会和才能带领其他人走出洞穴；二是为什么走出洞穴的人能当国王？因为走出洞穴的人摆脱了假象对人的欺骗和束缚，看到了世界的本源、真相；三是为什么看到本源、真相的人才能胜任国王？因为，只有看到本源和真相的人才知道“走出洞穴才是唯一正道”，即至善之路。


　　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实质上是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思想的力量和治国的真义。把这一理念转为中国故事讲述出来就是：一则，掌握权力乃至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首先应当具有哲学智慧和哲学思想，应当把拥有哲学智慧和思想作为胜任本职工作的基本资质、资格和条件，应当把真正掌握哲学智慧和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看家本领；二则，只有具备哲学思维、拥有哲学智慧且把握事物存在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找到至善之道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好党和国家的权力，才能真正带领好人民群众，才能不断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之“善”道。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哲学，其次源于他们对思想力量的充分认知。在当今时代，除了政治权力力量和市场（资本、金钱）力量起主导作用外，思想的力量日趋凸显出来了。有思想才有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也日趋被人们认识到了。有思想，能使人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而能增强人们的定力。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能影响时代、影响世界、影响实践、影响发展。不仅如此，思想一旦被人们所掌握，也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难发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是有深刻认知和高度自觉的。习总书记曾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习总书记也曾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理解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并实施的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利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等等。

教师之友网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哲学，还源于其政治自觉和执政自觉。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其基本意识形态；而在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逻辑支撑；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就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执好政、用好权，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正是基于对这一客观逻辑的充分认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才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好并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哲学思维和思想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


　　重视哲学的什么


　　在我们这片土地，重视思想、重视哲学，主要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


　　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华文化的立场；二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前者旨在解决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正确定位中国，如何解决中国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等之重大关系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我所用。而就后者来说，则旨在解决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道路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两个共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支撑；二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三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有四个基本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物质生产的决定地位、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的针对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指导我们意识到，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在制定时能否做到从社会存在即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哲学理念。社会基本矛盾观点，指导我们意识到，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必然性，并进而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的科学性，增强领导干部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自信和自觉。物质生产的决定地位观点，指导我们认识到，如何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这一框架为共识，可以使领导干部在处理和解决矛盾时有清晰的操作指南。最后，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观点，帮助我们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我们党应自觉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尊重群众，从而使我们党的执政有动力、有意义、有遵循。上述这些，都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核心问题。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的“思想方法”，善于运用“理论思维”。为什么？因为哲学是方法论，是专门研究方法的学问，这种研究方法的“专门性”决定了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的卓越。哲学用“顶层思维”看世界，体现为哲学看问题很有高度、很全面、很系统。哲学用“战略思维”思考世界，即它看问题的时间尺度很大，可以横跨几年、几十年乃至千万年。哲学考虑问题具有“终极关怀”之特征，即它关心的是无限的、永恒的、共性的存在。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因为具有高度、战略性和终极关怀性，因而具有一种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之优势。因为这一优势，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在所有思想方法体系中，变得不容易被人学到学会。因为难能，所以更显可贵。因为可贵，所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党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方法搞正确”。那么，如何“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呢？


　　“把思想方法搞正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种思维方式，即“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它们以改革为核心，分为三个层次，即“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他充分认识到了思想的力量。


　　战略思维，是针对如何对当前改革进行定位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中央战略进一步明确为两大战略，即1990-2020年的小康社会战略和2021-2049年的民族复兴战略。在第一个战略中，当今中国已经进入“2012-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在第二个战略中，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从大尺度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既要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战略目标，同时更要担当起“全面深化改革”新使命。在此背景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反复告诫领导干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其目的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从战略尺度来看改革，从两个100年的时间框架内来认识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战略思维是一种从“高度”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这一伟大事业，那么，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则就是从“整体性”和“时代性”上看。这是因为，系统思维针对的是关于改革的总体性和关联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领导干部既要驾驭总体进程又要把握每一阶段，既要善谋全局又要能抓一域。因此，系统思维，就是要解决关于改革这一伟大事业的总体进程和每一阶段、全局和一域、总体性和关联性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思维原则。而所谓创新原则，则源于改革具有时代性，今天的改革不同于昨天的改革，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实现与时俱进，就需要创新。创新思维是解决改革的与时俱进问题的思维原则。


　　底线思维，则是针对改革要有边界约束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事物都有边界，超出该边界，该事物就不成其为自身。改革，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样具有边界。在改革中保持社会主义的边界，这是改革的“方向边界”；在改革中保持力度、节奏、领域等方面的可控性，这是改革的“操作边界”。前者属于政治纪律问题，后者属于执政能力范畴。合起来看，关于针对改革的思维方法，体现出这样的层次关联：历史定位（战略思维）-关键框架（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操作规范（底线思维）。


　　如何重视哲学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和督促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学哲学上升到执政党建设的高度。他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看家本领。


　　总书记身体力行，反复强调“辩证思维”，更多地体现的是其现实针对性。例如，对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一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辩证地看待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既看到有利的一面，又看到困难的一面；既看到其中的机遇，又看到其中的风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注重顶层设计。对抓工作要分清主次这一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改革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对透过表象找规律这一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同样，顶层设计也是找规律，是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今天，随着改革走向全面和深入，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层次化。总之，无论是一分为二，还是分清主次、透过现象看本质，都来源于哲学的矛盾分析框架。


　　这些无不从各个侧面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力量的敏感性和学哲学、用哲学的高度自觉性。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作者感言：


　　在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有一种力量十分重要，应引起我们重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从哲学上讲，人有两种基本力量，即实践力量和思想力量。思想的力量包含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我们讲的自主创新，应包括思想观念创新和思维方式创新。


　　一些西方政要鼓吹这样的论调，认为我们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不会出口价值观，说我们只看重物质而轻视精神和思想。在这种情境下，西方一些国家向中国积极输送他们的价值观、思想观念，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既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在思想领域掌握着话语权，也反映出我们还不够注重思想的力量。


　　其实，当今我国处在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精神、需要文化的时代，是需要运用思想、理论引领社会实践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家的时代。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同理，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政党、大的国家要站在世界的高峰，一刻也离不开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到了该提升民族理论思维水平并唱响中国思想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在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也有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原因。我们不少人的生存方式是物化生存，结果出现了精神懈怠。这些人多在物象世界层面看问题，很少从观念世界层面看问题。实际上，物象世界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观念世界有关。一定意义上，当我们从体制机制上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从观念世界入手解决问题反而会有效。因此，我们也要善于从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人民论坛记者张潇爽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韩庆祥，1957年生，河南孟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他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名专家，曾任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他多年致力于人学研究，提出的“能力本位论”“发展代价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形态理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解读马克思哲学，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与历史发展，引起学界关注。三十多年来，他的学术研究经历着从哲学到人学，再由人学到能力问题和代价问题的历程，主要成果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新解读》等。


　　基于人学和能力问题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理解构成了他思想的内在逻辑，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如今，他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专注于发展与代价、“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不断用文字书写好的中国故事，用思想传递犀利的时代声音。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公方彬：伟大思想—中国梦的瓶颈与突破口


　　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缺少且很难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也处于呼唤且必须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强调前者，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与社会环境尚不支持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党务和政务官员，对思想家及其思想存在严重的防范和恐惧心理。强调后者，是因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需要伟大思想和思想家的支持。历史早已证明，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个民族就可以攀登多高。


　　中国呼唤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根本原因

教师之友网

中华民族呼唤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由来已久，属于中国精神脉动的基本构成部分，同时存在于决策层的理念之中。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两句引人注目的话：“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看似工作要求，其实内含着思想的呼唤。


　　两句话中各有三个“新”字，前三个“新”首倡“新思想”，后三个“新”突出的是“新创造”。怎样才能保证获得新创造？这需要思想突破，亦即以新思想引领新创造。这就涉及到思想家，需要思想家创造大思想。更进一步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思考大国崛起的规律，思考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口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重大命题。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弄清大国崛起的路径。假如说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突出于物质力量，也就是遵循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逻辑：“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及其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显然不能也不允许重复铁血道路。即使“世界警察”美国，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也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平民伤亡。“透明战争”与道义评价，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律和规则，比如，过去以摧毁为目的的战争，转变为突出软实力和道义的征服力。换言之，今日大国之崛起，虽然离不开物质力量，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最关键的则是创造更多的文明成果，保证立身于人类文明或道义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一句话，今日大国不是让世界怕，而是让世人敬。


　　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达成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反映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说起来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处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讲中国故事，相比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要难得多。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是在两个价值系统、两种评价标准、两大话语体系中进行，你可以到别人的系统和体系中，用别人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因为不管怎么讲，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都能自圆其说，因而都可以赢得听众，就如同大陆与台湾的“一中各表”。今天讲中国故事，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到别人的价值体系中，用别人熟悉的话语系统表达。这时说什么和怎么讲就不仅决定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喜好，更要关照别人的喜好和认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中国梦是中国人之梦，也应当是世界之梦，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然而总难以让人接受。比如，有西方人这样解读：“中国梦是占领亚洲，践踏欧洲，拖垮美国。”


　　其实，挑战并不仅限于讲给别人听，也包括讲给自己人。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听众尤其青年听众，几乎是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不仅价值观受到深刻影响，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试想，以别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评价有异于西方的“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如何能不发生冲撞？！这应当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压力空前，甚至由优势逆转为劣势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扭转劣势？需要引领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以中国拆迁为例作阐发。一定意义上，“赶农民上楼”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在动因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都是因工业革命而来，或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然而，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似乎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尤其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远没有我们这么大，原因何在？有制度成因。比如18、19世纪的圈地运动，实际上是经济规律导致的，因为遵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和经济运行，政府只是守夜人、敲钟人的角色，既然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因此而来的压力，老百姓的不满也便没有必要对着政府发。我们的制度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几乎管了所有的社会事务，也就是说“赶农民上楼”主要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政府的主动作为，既然是政府行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压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两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两个错位：一个是，事件本身虽然相似或相同，但别人的行为与当时民众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基本吻合，而今我们做的是别人做过的事情，但民众采用的却是西方当代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其间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差。另一个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但担当精神尚未确立起来。两个错位导致了更多矛盾的产生，这就是目前政府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


　　怎样才能消除烦恼，或者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支撑与突破。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论具有绝对性。为什么在科学已经能够解释生命起源的情况下，宗教仍然生生不息，甚至科学家都信仰宗教？不是源于宗教掌握真理，而在于宗教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尤其能够自圆其说。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能力，根本在于产生出一批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即获得思想的征服力。


　　哪些原因制约着中国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产生


　　对于我们来讲，亟需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产生，但要达成目的，满足需要，决非易事，因为思想家的产生远比GDP的增长难得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产生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立杆见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制约和障碍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来讲，难度更大。


　　一是思想领域的处女地不似从前那么丰富，我们很难找到具有引领人类文明的思想空间，更难产生大思想成果。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那个时期产生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分别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恩格斯评价认为，这些思想巨匠几乎触及人类所有的根本问题，并且有了雏形。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加上发端于西方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批批思想家产生出来，他们对决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都作了广泛而又深刻地挖掘和细化、深化。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把人类的思想空间耕耘了几遍，这种情况下创造新思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是中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创造的主流之外，已经产生严重的陌生感，再汇入其中，面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人类思想的活跃期和思想家大量涌现期，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人类轴心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参与了第一个思想活跃期，之后便被排除或自我排除于主流之外。换句话说，我们出现过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但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八股文，一次次更加严厉的思想控制，终于使中国人消失于世界思想舞台，再难觅见踪影。尽管期间出现过各种“盛世”，因为缺少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突破和支撑，终于成为过眼烟云。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绕不过，跳不出。


　　进入当代，思想的曙光初显，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理论上讲中国进入产生大思想家和大思想的时期，人们也确实充满着希望，以至于胡风兴奋异常，高喊“时间开始了！”然而，因为领导人错误判断，甚至是认识误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是一次文化大摧毁、思想大禁锢运动，“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把中国文人的思想创造力压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中国复入正轨，然而压制思想的惯性或余毒至今挥之不去，我们还有很大一批领导官员排斥思想创造，把新思想看作洪水猛兽，极力排斥和压制，我们的民众也尚未达到理解思想、崇尚思想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尚不具有汇入世界思想创造主流的条件。


　　三是仅仅把沉浸于浮躁和功利主义泥潭的知识分子拉出来已属不易，再进行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的武装，更需长期努力而未必见效。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开启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决定中国走向思想活跃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的开明形象，更宽阔的胸怀和包容，注定能够为思想创造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另外，存在于思想理论界的制约思想产生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主要是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导致缺乏创造思想必须的担当与自我牺牲精神。这有社会成因，也有历史渊源，更有当下阶段性矛盾。种种原因导致知识分子沉溺已久，要跳出来并非易事。可以想见，让缺少人文情怀者创造人文成果，尤其创造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大思想成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哪些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思想的呼唤与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老命题或根本命题与当代中国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产生巨大作用，甚至是世界影响作用，这与中国目前飞速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关。另一个是中国梦已是进行时，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至少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可率先行动起来，去关注最现实的理论难题和更宽阔的思想空间。那么，有哪些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命题和思想空间值得挖掘？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现实，更为基础。


　　第一，以政治观的突破完成精神大厦的重建。我们的政治观仍处在革命阶段，因而许多思想观念相互打架，比如强调世界是“命运共同体”，要求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同时看世界时又往往过重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未能跳出仇恨教育，等等。尤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搞意识形态斗争原本是我们的优势，而今正在逆转为劣势，究其原因在于没有跟上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人类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的主旋律是以革命来界定，这就决定了封建时期产生的精神元素不便纳入，这还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因为世界各国的当代精神多不是从古代汲取，而是地理大发现产生了新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太晚，故而我们的主流精神只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而百年中又有国共战争，再加上“文革”的敏感，甚至我们进行的边境作战也不能提，如此下来，看似宏大的精神大厦，其实干巴。西方国家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革命的鉴定标准，比如美国不因为南北战争而分割历史，结果美国建国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其精神史可以上溯至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处于冷战时期，我们的革命不需要内涵的丰满，只需要坚强和斗争性，然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后，我们的软肋就暴露出来，即使别人不向我们进攻，自己也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精神力量的重新焕发需要信仰大厦的重建，而重建需要政治观的突破，非此不可能达成激发精神力量的目的。伴随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政治观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时刻，唯此方可保证信仰大厦的重铸。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讲，在中国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


　　第二，以世界观的突破支撑中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世界有三个探究领域，一个是宗教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另一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冷战时期的二元对峙，坚持二元价值与二元对抗，我们只能运用革命的原理对待和评价世界，形成非敌即友，非此即彼。这种世界观下的理论和观点，突出表现为不接受“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如此，世界就不会走向和谐。再一个是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比如，早期讲的“三个世界”理论，后来提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该秉承什么理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大国道路怎么走及走向哪里？总之，世界观不改变，中国与世界就永远处于碰撞和摩擦，而不会真正找到共同点，因而也就不会进入主流成为主导力量。

教师之友网

　　第三，以人生观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质。中国人的人生观内含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样评价这两大基因，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围绕自身和本阶段展开的利益追求。所以，我们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很难超脱利益，更难进入无我的精神境界。尽管这样，由于共产党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利益过程中，确实让自己集团内的成员放弃了个人利益，因而成就了伟大。问题在于当下政治生态变化后，我们的精神大厦中的软肋暴露出来，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失去了环境条件的支持，结果造成物化严重，这既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树立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较早以前习近平提出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表面来看这只是一个号召，仔细思考这涉及到人生的根本命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实际上两大人生观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人生观更多建筑于革命和斗争之上，一旦这种人生观失去了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支持必失去应有的力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穷于应付的原因。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观尚未实现自我超越，这就很难用更开放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类文明的精神因子。某种意义上，建筑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观，的确不是我们想借鉴和接受就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建筑和突破，才能够找到现有政治基础之上的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态和世界关系基础上的足以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观，这恐怕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否则，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国的力量越强，与世界的不和谐就越甚，这甚至已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第四，以价值观的突破改善中国社会生态。这里的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个是民众的价值观。前者来讲，我们现在正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将愈来愈严重。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走向世界过程中，讲的是和平和不干涉内政，实际上背后有两个价值元素，一个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利益。处在冷战时期，讲意识形态有市场，在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渐成主流的情况下，很难赢得响应者。至于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脱离开，但大国是需要道义责任的，如果过多的谈利益，由于过重地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同时不善于平衡与人的利益，那么就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究竟想以什么与世界沟通，找到共同点、共鸣点。至于社会和大众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同样有一个平衡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灌输了太多的利益观，结果形成了利益趋动成为了一切，这显然是应当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伦理突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党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好转？目前的制度建设很重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设计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为，而不会解决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官员除了制度的约束，很重要的是职业意识和政治伦理规则。在我们国家，我们党，从革命之初就走了与西方议会政治相异的道路，我们是通过政治信仰和政治纪律来规范行为，这种规范和约束是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撑，也就是说，很长时间我们党靠这种力量保证党的强大，然而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构建政治伦理体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国家和社会正在以更大的包容为我们提供思想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还需要助产士。人民论坛首次评选十大思想人物，这就是一个信号，一面旗帜，一声号角。这种担当和勇气、见识和深刻已经充当起思想助产士的角色，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回报。我们共同期待并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作者感言：


　　人民论坛记者：公老师，在新形势下，中国若想占据世界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您认为最缺少什么？


　　公方彬：世界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放飞的思想和创新的勇气。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一句话，中国若想领导世界，需要学美国脸皮厚。此话虽属调侃，其实想说明，当领袖需要宽广的胸怀，同时容得下批评。我们今天确应思考大国崛起的本质，进而努力修养和提升大国品质。与此同时，还要着力于民族创新能力的提升。既然大国崛起于文明创造，引领世界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走在前面，如果没有世界眼光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担当此任。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强调信仰信念？


　　公方彬：规律而言，政治集团是因相同的信仰信念凝聚起来。从特殊性上讲，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强调信仰信念，因为不仅是集团的性质宗旨，还是对集团成员的要求，都在强调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党的成员也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不是私利驱动，就必须依靠信仰信念的力量。人的动力之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质，另一个是精神。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当如何解决？


　　公方彬：主要问题是教育方式和方法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到，把价值理念有效灌注于人们的行为，存在着教育和行为的脱节。对照分析更清楚，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写进宪法，进入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即起于柔性落实为刚性，让人在生活中直接感知，并且不能违背。我们则是教育归教育，实际行动是另一回事，甚至最终价值观成了抽象的符号而缺少质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借助法律来推进和强化，努力将柔性约束刚性化。


　　（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公方彬生于1962年，山东蒙阴人。现任国防大学教授，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大校军衔。1980年底入伍，3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1984年3月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荣誉称号，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4月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高中刚毕业就在不经意间参与到山东《大众日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士兵时开始在《解放军报》发表理论文章，强烈的理论热情让他3次走上战场也不放松思想。他两次荣立一等功，都与思想和理论有关，这在全军绝无仅有。


　　他最初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后来发展至人的自我修养，专题报告上了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进入播出频道前十名，相关著作获国家图书奖系列奖项，再后来开展核心价值观为重心的思想精神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撰写发表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系列文章，产生广泛影响，其研究报告进入决策。出版了“看当下中国”系列著作：《决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觉悟中国》。他的“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等观点引巨大舆论反响。“新政治观”一面世，迅即“洛阳纸贵”。


　　公方彬认为，即使体制内的思想者，在一定阶段或特定情况下都会与社会发生矛盾乃至冲突，这不意味着思想者反社会，也不意味着执政者与社会不包容，而是规律使然。思想者追求在思想的道路上奔跑，并且是加速度，而社会需要平衡和稳定。如果错位或落差过大，结果必然会牺牲掉思想者。公方彬断言，一个民族没有人倒在思想的道路上，这个民族的历史是很苍白的。他矢志做一个倒在思想道路上的人。


　　公方彬追求实践中的思想，他研究信仰信念和价值观，研究人生观和道德观，都奠基于个人的实践。他不间断资助贫困地区学生读书32年，以150多万元的稿费和工资，资助760多名贫困学生读书，其中360多名考入北京大学等高校，最早受助者已经成长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教授。他不认为自己高尚，而认为这是思想者的必修课，是思想的源泉。人类历史上有两部同名《忏悔录》，一个是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另一个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二者都直指自己的灵魂。公方彬说资助学生的过程就是自见灵魂的过程，也是思想升华的过程。


　　公方彬更强调思想回归实践，正是这样才有了上报中央和军委总部的99份(项)内参和建议，又因为他的责任和勇气，很多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利比亚撤侨、中国外援、联合国涉叙投票等内参都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作为军队外宣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他接受媒体采访，阐述自己独到的理念；他出版报告光盘，到国家部委、高校和部队作报告上千场，直接听众达百万人次，实现了思想的广泛传播……


　　公方彬说自己思想停止于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张立文：回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本在中华文化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相联系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一直没有断过。中国的文化像血脉一样不断在流动，不断贯彻于中华民族生存生活始终。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中国民族的灵魂所在。


　　除了五千年来延续不断，能够生生不息之外，中华文化也是团结各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中国疆域辽阔，有五十六个民族，也有不同宗教信仰，如新疆很多人信仰伊斯兰教，西藏是藏传佛教，云南也有信小乘佛教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中国又是各民族团结的统一国家。这在国外很多人看来，觉得很不可理解。因为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不同的民族、宗教就分成了很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原来是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宗教信仰不一样，一个是印度教，一个伊斯兰教，后来就分裂了，两国还经常有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力量把各民族凝聚起来，使他们不分裂？这种力量就是中华文化。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宗教信仰，都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和合。比如我们经常讲炎黄子孙，炎、黄过去是两个部落。从源头来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北狄文化、西戎文化、东夷文化、南越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本来就是多元融合的文化。正因为内在包涵了多元文化，所以有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各个民族文化都有共同的基因在里面，所以大家都能够认同中华文化。这个在其他国家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是做到了。


　　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延续不断的血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合。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是灵魂，是精神家园。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对当前世界的问题也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我认为以下几点传统智慧，对解决现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最有意义。


　　第一，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已经写进联合国宪章了。我不愿意做的，我也不强加给别人。譬如我不希望战争，也不把战争强加给别人。这个原则体现了推己及人的爱，设身处地为他人想一想。当前国内、国际的一些冲突，一些矛盾，一些战争都是不应该发生的，都应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来解决。例如美国不希望自己国内发生动乱、战争，但是它却在国外挑起动乱、战争，便是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