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琼[湖北孝昌]：野味读书三十——题外话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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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其名，早年听于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是算四公子之中不出名的。名声之大自然是张学良。“少帅”二字一时倾国倾佳人。而张学良因西安那一事变化终落得唯赵四小姐可资谈，后又以寿高正寝而引媒资一时之注目，终不可说，无可多说。“天下莫不识寒云”之“寒云”，袁世凯二子，袁克文，四公子之一，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书戏往来，诗画风流，尤以反对老子袁世凯称帝而鸣重一时。惜天不暇年，刚不惑之年即英才早逝。另一四公子溥侗，溥仪族兄，爱新觉罗正宗血统，诗书字画才艺俱绝。精鉴赏，冠盖绝伦。尤喜好昆曲京戏。平生遍访名师，达致文武不论、六场通透之境界，视为戏曲界空前翘楚、绝后奇葩。相较之下，无论出身及当时当世之影响力，特别是后来种种因果所致，张伯驹影响所及只在午荫小憩的人群间，在强光普照的一路树荫下。即便如此，仍可说是掠影之姿，稍纵即逝。

          先是见到张中行《负暄琐话》中一节有关张伯驹的文字，所识者：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贵而渐趋没落，又不至于声色犬马有点意思的人。那个“意思”是隔膜的。因为并不曾春秋佳日一晤面，不如先生另外所写小人物杨舅爷汪大娘顾二娘和蔼温暖；所写名人物如废名周作人及红楼人物系列之庄谐杂出。又陈巨来白描人物之佳构《安持人物琐忆》，“记所见的几个名票友”，述张伯驹“生平嗜好，收藏宋元名迹，及唱戏而已。”相识后，“诚实君子也，一无自大之态。”还仅止于“名票友”，偏隅一方也。又购得王世襄《锦灰堆》，于锦灰里亦存“张伯驹先生二三事”：一事是在张先生家吃清炒口蘑丁；一事是对话兰花；一事是黄永玉画张伯驹印象，皆烟火小事，而折射人间至情。虽深藏不露如古物，亦明式家俱之简婉可鉴。王世襄先生是京城一大玩家，一生玩出了不少绝响，如今都成广陵散。这二三事，可算得是皇城根下两个最大玩家闲人的把盏言欢，有生命的咏叹与默契在。


       黄永玉是我喜欢的一位老头儿。以画知重于世。画，我所不知也。文字亦绝佳，有“未改造好”之自然野趣。才读“无定河的浪荡汉子”，一匹90万字汪洋恣肆的河流蔚为大观，一条五岁浪荡汉子的心路历程荡气回肠。黄老头上世纪82年代于北京西郊偶然邂逅伯驹先生，随后先生仙逝，迨91年始画“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虽十年之后，尤“绘貌绘神，精彩绝伦”。吾不见画，而世襄老人见之，云乎哉：“永玉兄固有传神之笔，伯驹先生之形象亦感人至深，使崇仰者一见即终生不忘。”此何等画，凡人不及见。而吾有幸见黄老头文字：

“    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人生常有此如此巧机缘不足怪也。余曾对小儿女云：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食物，尝尽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老人读书与今人有别，修德与游玩亦与令人有别，古法也。尔辈他年接触张先生学问时，当知今日邂逅之意义。”亦绝妙好辞，还应了一句俗语：有缘千里来相会。这缘，是艺术的召唤，更是生命的共振。隔代的知音，伯驹先生有知否？

         伯驹先生知佛爱戏。尝云：“佛学以真我至于旁观地位，而以假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戏剧则定其假我，以真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一为写意，一为写实。一为由原质而生方法，一为由方法而反求原质；一为由高深而趋浅近，一由浅近而入高深。取法不同，归宿则一也。”真悟道之言，直见本相，直抵性灵。佛是弃一切真身而近于形式上的虚妄，因虚妄而弃绝现世之一切内容。佛讲世间没有生旦净末丑，乃至于我，都是色空，不曾存在，不复存在。是以均不可执着，我即非我，他人却可能是我。戏是抱定我为唯一之物，可身化万物以彰显生命，万物亦因我之幻化而放出异样的光芒，涵泳于一切内容之中而不拘形式，无论脸谱。生旦净末丑都可以说是我，亦都可以说是他人。我是一皮囊，可以包容万事万物，此皮囊之生命要义。皮囊而外，可珍贵的是友谊，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浓于血。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以“君子之交”扬帆，划桨的右舷是自己深爱的父母亲，左舷是自己可敬的长辈伉俪，暗礁桨声，浊浪滔天，天昏地暗之中两对老人家的海。不知切齿痛恨什么，却知道切肤痛惜的才叫“君子之交”。

       我这代人，生于“文革”之中，对于旧有的物什童稚混沌，对于野蛮的破坏亦只好奇无助。蒙学之后，则完全在教科书的烛照之下，以为一切都是如此三尺讲坛之光。而书桌外的世界则茫茫可怕之极矣。后来走上社会，渐渐地读到教科书以外的闲书，识得些野史中的人物，恍然发觉教科书之外另有一部历史。不唯现当代史如此，连五千年的历史都有另外一种面目，并不是那么黑暗、封建、吃人。很多时候古人生活的图景让我们这些作后人的深感惭愧。那些正史之外的遗存，也更牵动人的情绪，因这遗存恰恰是保留、保存传统中国文化的根、源。我们如何讲述过去是一回事，过去本如此是另一回事。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流淌、流传甚或是火山似的喷发。如张伯驹先生保存的字画，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李白《上阳台贴》，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均系国宝，价值连城的，都无偿捐给了国家，成为后人传承前人文化的衣钵，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明的实物。而这些却恰恰是其时其地被“官方所忽视、藐视的。”或者说，官方所“暂未”顾及，而民间实以“可能”。历史在不经意间由极少数存担当大者完成了薪火传承。置身五千年煌煌文明之漫漫旅程之中反观来路，确确实实的事实是：历史是由少数人创造的。王者创造一套历史大行其道，寇者也可能有一本历史如武功秘籍之藏之名山大川，有朝一日也会重现江湖，引领一场新的华山论剑。

      近代历史，因为“近”，原来可以让我们细端详的。可是相反，因为政治的雾霾迭起跌落，“近代”模糊了，有些面目全非。这些年，雾霾渐渐消散开去，一些历史澄现本来面目，一些人物也如出土文物一点点碎片似地清晰复活起来。张爱玲、胡兰成、胡适之莫不是。木心莫不是。张伯驹也莫不是。劫后余灰，余温尤烫手。对这些人物，论者多作意识形态形而上的结论，往往叹惋于形而上，悲怆有致，喟吟有怨，这或许有益于捕捉读者的猎奇，却不易于抵达这些传奇人物的内心。比如说，张伯驹。读《张伯驹集》，读到伯驹老公子给某大人物的信，真是禁不住要泪流满面。一个捐连城之璧给国家眼皮子都不眨一下的人物，晚年却成了生于斯吟词于斯六十年之久的京城的黑人黑户。为了基本生活之需而不得不折腰曲文，言辩之间，凄苦之极，亦悲凉之极。看到章诒和说：万没想到张伯驹夫妇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也禁不住要山呼海啸。自己身陷囹囫，而尤义无反顾的记得仅仅喝喝茶、聊聊天的朋友，此一为戏，张伯驹是唯一主角。后人如我这样的读者于无声处泣下亦廖廖吧。高明的评者孙郁先生读了《张伯驹年谱》之后，“我在此读出我们文明里最黯淡也最性灵的一页。才知道，过往的时光里，有诸多我所不识、不解的人物，而这些已经成了广陵散的存在，不可复制了。想到此，便感到黯然，惆怅顿生”。孙先生长于从人性的深度去解剖民国群像，绵里藏针的行文风格，很容易勾起读者的停伫留连。他看到了张伯驹先生生命中本真的色，“一言一行，都有传统里的真气”。张伯驹“虽痴而不贪，能以远世的态度面对诸多美物，佛家的空无思想也含在期间。故拿得起，放得下。以为一切都转瞬即逝，唯爱在人间，美不被尘世掩遮，则心满意足矣。”这是的评，却多了一层哲思的悬想。任何推测的结论都不免要打几分折扣。

        还是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看得切近，看得通透：“我和他相处，感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经历，演示了‘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窃以为，张伯驹先生按照自己所受的教养与天真的兴味生活，而不是任何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或者迫于形势的作为，这造就了张伯驹这个人。也即张伯驹这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任何人。先生坚守了生命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他遵照自己内心的召唤孤独前行，在他人以为的所有传奇之举，都不过是他真实生活过的一部分，是潮流中的逆流，有用中的无用功。逆潮流而动，并做足了无用功，搭建起文化的后花园，活出了生命的真谛。有意无意间在五千年文明的废墟上，亮起一盏安祥奇异的灯。“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张伯驹的内心图景，在那样的浊世之中，怕是常人难以揣度的吧。后来人如我，也是很难从先生留下不多的词句字句联句之间，拾得只鳞片爪的。因为教养之不足，亦因为天姿之愚钝不逮。然而，可以确信的，作为鉴赏家、收藏家、词人和名票友背后的，是真实的一个人。真实的人自然不避真实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儿女情长。《张伯驹传》中，伯驹先生生活图景有所展示，却似乎一直笼罩在他身份的光圈之中。那光圈内更真实的生活：父母、妻子、女儿着墨甚微；写主要的知己实在也未尽人意。特别是伯驹先生几任妻子一笔带过，似有难言苦衷。唯潘素时而涉及，也只是如影随形，不见血肉。作为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以一生之功业与交往为牵引作传，终究有些牵了衣而顿失足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