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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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王淦生

一

　　除了简单的识字课本（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提及的那种用以传授“上大人孔乙己”的读法、写法的初级读本）外，在中国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一本真正的母语教材。正所谓“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文人眼中，文章是用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同样，那些用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章，亦可以当作语文教材来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除识字、习字外，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充任着母语教材的角色。

　　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学的短暂繁荣，并且出现了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吕思勉、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周予同、陈望道、郭绍虞、萧涤非、浦江清、罗庸、余冠英、傅庚生、李广田、王季思等一批“大师级”的教育行家及语文教育家。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基本上也就30年）、战乱频仍（抗战和内战），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段时期的母语教学未能形成很有影响力的成果，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建成后亦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扬弃，内地的语文教学、教材编纂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的路数，可以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来形容。

　　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外人欺侮。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两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等等即为代表。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这个时期，大量的苏联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这些作品多反映苏联现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政治色彩浓厚，文学色彩较弱。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

　　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由于时代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三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政治时文取代。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1974年广州市编印的高二《语文》课本共分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1972年上海市编印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毛泽东的诗文、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直到1976年，各地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如《毛主席语录》和《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疾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此时的语文课本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像《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文章就被编进了小学课本。

978年，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拿到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谬误，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

　　1978年至1980年，国家草拟和修订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古典诗文的比例加大，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大幅减少。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课本中与中国革命史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达34%，这一比例在10年后降到了8.5%。与此同时，反映现代意识、具有时代感的课文逐步增加，违背现代意识的文章被剔除或更改。如小学课文《海底世界》原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被改成了“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牧的《祭妹文》、杜牧的《阿房宫赋》、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也入选教材。到了上个世纪末，蕴含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阅读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就通过课文传递给孩子们爱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道理。

　　五

　　新旧世纪之交，社会上对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日益升温。甚至有人指责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等文章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本世纪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版，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群雄并举”，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版本。

　　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桂林山水》《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生命之谜》《鸟的天堂》《第一场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爷爷和小树》《小熊住山洞》等文章都属于环境教育范文。

　　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和包容。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凡卡》《月光曲》等，但在教学参考书中也给出了全新的解读。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小学课本中外国选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成长励志或人格塑造类文章，如人教版的《给予树》《她是我的朋友》《妈妈的账单》《一件运动衫》，北师大版《特蕾丝的冷饮店》《不愿长大的小姑娘》《马莎长大了》，以及苏教版的《轮椅上的霍金》《诺贝尔》等等。此外，选文中写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和描写人文景观的文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最近几年的语文课改中，各地的语文课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特点的篇目，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语文教材，介绍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被节选收入辽宁省高中新语文教材中。同时，一些极富影响力的通俗作品也入选语文教科书，比较典型的是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和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入选了《泰坦尼克号》中的爱情对白。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被认为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选了沈从文的《边城》（节选）。爱情，语文教材中不再是敏感词。

　　在新篇目不断被收入的同时，一些老的篇目相继与语文课本作别，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这“一进一出”之间，舆论界不断传出争议之声。像朱自清的《背影》、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被挤出语文课本，尤其是近几年鲁迅作品的淡出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但从语文教材选文的内容、风格、时代、文体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增删应当说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

　　六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新中国语文教材走过的历程，也是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投影。半个多世纪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令人感慨万千。

　　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经过百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圜空间，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是苏式标准、西式标准，乃至传统教育模式，母语教育都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创造中华民族福祉。路漫漫其修远，诸君，勉乎哉！（《文史天地》，2014年第1期）

王淦生

一

　　除了简单的识字课本（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提及的那种用以传授“上大人孔乙己”的读法、写法的初级读本）外，在中国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一本真正的母语教材。正所谓“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文人眼中，文章是用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同样，那些用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章，亦可以当作语文教材来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除识字、习字外，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充任着母语教材的角色。

　　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学的短暂繁荣，并且出现了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吕思勉、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周予同、陈望道、郭绍虞、萧涤非、浦江清、罗庸、余冠英、傅庚生、李广田、王季思等一批“大师级”的教育行家及语文教育家。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基本上也就30年）、战乱频仍（抗战和内战），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段时期的母语教学未能形成很有影响力的成果，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建成后亦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扬弃，内地的语文教学、教材编纂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的路数，可以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来形容。

　　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外人欺侮。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两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等等即为代表。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这个时期，大量的苏联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这些作品多反映苏联现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政治色彩浓厚，文学色彩较弱。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

　　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由于时代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三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政治时文取代。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此，各地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文革”初期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1974年广州市编印的高二《语文》课本共分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1972年上海市编印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毛泽东的诗文、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直到1976年，各地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如《毛主席语录》和《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疾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此时的语文课本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像《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文章就被编进了小学课本。

978年，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拿到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谬误，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

　　1978年至1980年，国家草拟和修订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古典诗文的比例加大，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大幅减少。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课本中与中国革命史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达34%，这一比例在10年后降到了8.5%。与此同时，反映现代意识、具有时代感的课文逐步增加，违背现代意识的文章被剔除或更改。如小学课文《海底世界》原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被改成了“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牧的《祭妹文》、杜牧的《阿房宫赋》、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也入选教材。到了上个世纪末，蕴含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阅读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就通过课文传递给孩子们爱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道理。

　　五

　　新旧世纪之交，社会上对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日益升温。甚至有人指责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等文章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本世纪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版，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群雄并举”，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版本。

　　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桂林山水》《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生命之谜》《鸟的天堂》《第一场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爷爷和小树》《小熊住山洞》等文章都属于环境教育范文。

　　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和包容。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凡卡》《月光曲》等，但在教学参考书中也给出了全新的解读。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小学课本中外国选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成长励志或人格塑造类文章，如人教版的《给予树》《她是我的朋友》《妈妈的账单》《一件运动衫》，北师大版《特蕾丝的冷饮店》《不愿长大的小姑娘》《马莎长大了》，以及苏教版的《轮椅上的霍金》《诺贝尔》等等。此外，选文中写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和描写人文景观的文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最近几年的语文课改中，各地的语文课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特点的篇目，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语文教材，介绍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被节选收入辽宁省高中新语文教材中。同时，一些极富影响力的通俗作品也入选语文教科书，比较典型的是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和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入选了《泰坦尼克号》中的爱情对白。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被认为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选了沈从文的《边城》（节选）。爱情，语文教材中不再是敏感词。

　　在新篇目不断被收入的同时，一些老的篇目相继与语文课本作别，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这“一进一出”之间，舆论界不断传出争议之声。像朱自清的《背影》、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被挤出语文课本，尤其是近几年鲁迅作品的淡出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但从语文教材选文的内容、风格、时代、文体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增删应当说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

　　六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新中国语文教材走过的历程，也是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投影。半个多世纪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令人感慨万千。

　　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经过百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圜空间，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是苏式标准、西式标准，乃至传统教育模式，母语教育都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创造中华民族福祉。路漫漫其修远，诸君，勉乎哉！（《文史天地》，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