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汇文钟声­——纪念一所远去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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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汇文钟声 ——纪念一所远去的学校

1947年汇文校园全景

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今北京大学的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诲中学开始了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

上世纪末，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应聘到北京汇文中学任教高一语文。短短一年，这所老中学的历史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心中埋下了一个承诺。

1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兑现承诺：追寻这所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的踪迹，以及她曾经的美丽与风华。

“我是汇文的”

从汇文出来的学生，不管日后念了什么大学，每当别人问起其母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是汇文的。”这句朴素的回答里包含着一种外人难以体味的情愫。

汇文中学前身为一所教会学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 G ACADEM Y ）”。从1902 年起，校址设在北京崇文门内船板胡同。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当时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

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会中学开始了它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历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

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是，1989年，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立第二十六中重新恢复校名为“北京汇文中学”。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在1949年后被市政府批准恢复原校名的教会中学。之后该校重新在校门口挂出“PEKIN GACADEMY ”的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

汇文的毕业生，习惯于把上世纪50年代前的“汇文中学”称之为“老汇文”或“汇文学校”。而提起“老汇文”或“汇文学校”，在老校友的口里，必定要和老校长高凤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高凤山先生于1926年3月上任，1952年卸职。前后主长汇文学校26年。其小学、中学、大学均在教会学校完成，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研究院做过短期研究。

如果让时光倒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便可以看到一所学校是如何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又如何与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老汇文学子口中“我是汇文的”这5个字背后的情怀和意气了。

“四点以后”

校训往往最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但在今天的中国，校训正变得越来越雷同，越来越缺少特质。

我第一次走进汇文中学时，目光一下子被大厅中央“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校训吸引住了。进而对这所学校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查资料，该校训为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汇文中学所题写。简而言之，即“好学”、“力行”、“知耻”，概括为三个字，即“智、仁、勇”。可以说，此三者为儒家理想人格中对“君子”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最高的价值追求。

然而，汇文学校毕竟源自西方现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严谨、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更加具体、明确的教育目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高凤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高凤山在主长汇文不久，便提出“全人教育”的宗旨：

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

这七条宗旨，与校训“智仁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汇文鲜明的校风。

我曾在汇文校史纪念册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背景是学校大操场，操场中央是一群正在进行课外活动的学生，有打网球、翻单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篮球，练习田径的，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写着四个字——“四点以后”。

何纯渤先生，1936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曾任国家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

2007年，当我向他询问老汇文的种种情状时，老先生一声长叹：“汇文学校啊……”

据何先生介绍：当时汇文学校运动场所一个大院里边运动项目就有48种。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

“我们那个田径队啊，足球队啊，下大雨下大雪，4点到6点都在外边训练。学校规定的这些制度就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老先生兴奋地说。

在汇文的6年中，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纯渤风雨不误，每天坚持跑6圈。累计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当被质疑参加这么多体育活动是否耽误学习时，老先生脱口说道：“我们老校长讲：‘A strong mind in a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像这样的警句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间的所有的功课都在95分以上。”

汇文重视体育，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内涵。在校长高凤山看来，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

在汇文校友会创办的会刊上，不少老校友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起在汇文读书时养成的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才使他们在后来坎坷的人生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宁幌先生从汇文小学一直上到汇文中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自嘲，如果不是在汇文时打下了强健的身体基础，挨批斗时根本扛不下来。与宁幌先生同届的世界华裔建筑大师林同炎先生90岁时还自己驾车去事务所上班。1934年毕业于汇文的天津美院教授穆家麒，去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他总结自己之所以活到90多岁，还能有这样一副好身体、好脑子，完全得益于早年打下的基础……这些汇文学子每每忆及少年时光，莫不感念母校。

融汇中西兼收并蓄

汇文中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当时之所以取“汇文”二字，即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这既与19世纪末清政府开科取士、兼试西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学校的创办历史有关。1871年美以美会在中国设立教堂附设蒙学馆时期，其教学内容即“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发展到1884年的怀里书院时期，时任校长的美国牧师白雅各博士，进一步申明“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

1926年，高凤山作为汇文第一任中国校长接任后，毅然在学校取消了圣经课，但“融汇中西”的宗旨却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

当时的汇文主政者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汇文是一所办在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学校，她要培养的是能够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服务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首先要热爱自己母国的文化。

汇文当时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校长高凤山亲任文科主任。初中第一学年的国文课程分别为“国文”、“作文”、“书法”三门。

“五四”运动之后，汇文国文教材中已有白话文，但相比之下，学校更重视文言文教学。国文教师大多有扎实的文言功底，课文中的文言文多要求背诵。1951届汇文校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至今还记得读高一时背诵《周易》的种种情景。

已故著名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1926年考入汇文初中，是汇文1932届的商科肄业生。他当年的同窗对他曾有这样的描述：

元伯启功者，世居旧都，睹其貌，观其服，知其然也。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见者疑其狂，实则笃信坚贞，恺恻之士，余独知之焉。每寄意于诗词书画，时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韵，流露其间，则可见其不仅爱好已耳。无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宁学商，所以苟全性命而已。

由此可见当时汇文学生文言水平之一斑。据老校友顾景祥先生回忆，汇文国文教师不大用现成的国文课本，而多由自己来选，还有的老师用当时出版的“活页文选”。汇文讲文言文的方法颇接近私塾。他回忆说：“第一节课串讲过的课文，第二节上课他（指老师）抽调几位同学逐句‘回讲’，一个字也不放过。同样，布置要背的章节，第二节课也要抽背几个人，不许打‘口奔儿’，……就这样一年下来，每人可扎实背下来一二十篇文章，再升入初二初三就有了基础。”

这种教学特点与校长高凤山的倡导有关。何纯渤先生回忆说：“我念高小的时候就读《古文观止》，到了中学写作文就是四六排联。我们老校长（高凤山）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

何先生一直记得老校长的告诫：“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

检索相关史料，人们会发现，这种“新”“旧”相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例子在汇文比比皆是。如国文考试，通常就出一道作文题目，限定一个小时交卷。这也是传统私塾教育的做法。而作文题目常常是一篇时事评论。这种作文练习有利于学生养成关心社会、独立思考的习惯，又避免了传统私塾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弊病。

中国传统教育一向重视书法，汇文也不例外。据美术教育家、现年90岁的穆家麒先生回忆：“我们那时的书法课有专门的老师，每周两节。先学柳公权，练骨架；后学颜真卿，练筋肉；最后学赵孟瞓。”

当被问到书法训练于学生有何益处时，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这是美育教育啊！书画同源。书法是一种艺术，也是传统文化，练了书法，才懂得美，为审美打下基础。另外也才能静下心来，陶冶性情。现在没有美育，只有‘丑’育。”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能文能武。如果说习“文”能培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那么习武则为培养刚毅、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气。汇文在体育课之外，每个年级每周都设有武术课。武术教师由出身武术世家的教员担任。留传至今的校史纪念册上的照片显示，参加训练的学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灯笼裤；马步横刀，列成方阵，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概。

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规定学生升入高中后，对任课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校园中遇到老师要驻足、鞠躬。

扎实的文科教育，使得学生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汇文当时的英文课程分别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三门。通常由外籍教师教“英文会话”，中国教师教“英文语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课上中英文混合授课，高中英文课堂上则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据老校友回忆，初中英文名著选读的有《神灯记》《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罗宾汉》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要求两个星期写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课堂上公开朗读，请同学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师当堂评点修改。

当时英文教学的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1948届校友陈国新先生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

除了英文课之外，汇文高中的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怀里书院时期定下的“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之宗旨。

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之下，汇文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已具备良好的英文阅读、写作、会话及翻译能力，考大学时数理化试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题，入大学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于1929年汇文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

汇文的中西融合还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当年学校医务室的病历要用英文书写，运动场上打篮球时裁判发令要用英语，连报分数也用英文。期末考试时教务主任在大会上对大家讲：“你们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着你们呢。”连汇文的课外活动也呈现出中西融汇的色彩：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圣诞前夜，同学们成群结队秉烛到住在校园中的校长和老师家门口唱圣诗祝贺，过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类的礼物。

透过这些依然活在亲历者心中珍贵的历史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汇文校园里，中西两种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辉，从而形成该校别具一格的美丽与风华，并积淀为汇文特有的传统与风范。

得天下英才以教之

一所好学校总是与一流的师资联系在一起。汇文当然不例外。

汇文由于办学资金充足而稳定，故所聘之授课教师，皆为一时之极选。1918年汇文大学部迁出，除原汇文大学教授仍留校授课外，新进之教师多为拥有博士学位的留美学子。

高凤山先生接任汇文校长后，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师资。其时该校的师资阵容堪称“豪华”。教师多数毕业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很多教师同时都在大学兼课。如该校的国文教师李戏渔，同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课。与李戏渔同时的国文教师郑骞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赴台湾任台大教授。国文教师白序之先生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英文教师金振华先生，原为中国驻日内瓦领事，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教汇文英语。物理教师张佩瑚先生同时兼任北大物理系副教授。绰号“生物侯”的侯恩炬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到北师院做了生物系主任。化学老师于一峰先生，授课使用的是自编的《化学计算法》。主讲代数课的刘开祥先生当时在汇文讲授高中三年的五门数学课，包括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和代数。他后来被调往北大数学系任教。

1949年东北解放后，一批优秀教师被高凤山校长延聘到汇文。其中便有当时在数学界号称“东北三杰”中之“二杰”：阎宅仁、高庆恩。

如此“豪华”的阵容，即便放在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也毫不逊色。而事实上，1952年后，相当一批汇文杰出的教师，皆已成为许多大学教师中的翘楚。

在当时的汇文，即使是一些“副科”教师也非同凡响。音乐教师杨荣东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选修音乐系。在汇文教过英文课，后改教音乐课。汇文与别的学校不同，到了高一、高二仍开设音乐课。音乐课教材都是杨荣东先生自己编写的。1935年汇文的校歌，便是他根据勃拉姆斯的《学院序曲》改编的。

武术教师徐良骥先生是著名的连环门武术家，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武术教师。美术教师陈启民，是曾为西太后画过肖像的美国画家卡尔的弟子，也是蔡元培当年在北京成立的美育研究会的绘画指导老师。汇文校友穆家琪先生就是受其影响从此迷上了美术，后来成为卓越的美术教育家。

汇文的教师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才多艺。教化学的崔文治老师不但课教得棒，同时还精通民乐，笛子和箫样样精通，琵琶弹得更是出众。他是汇文国乐队的总指挥。有时一堂化学课讲完后还剩一些时间，他便拿出琵琶为学生们即兴弹上一曲。体育老师黄健，不仅精通本业，同时还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在北师大体育系读书时曾选修声乐，开过多场独唱音乐会。

在汇文，即使是课外活动的校外指导老师也都不同凡响。学校国乐团指导老师王义山是当时名闻华北的笛子大师，曾给梅兰芳和昆曲大师韩世昌吹过笛子。

正因为具备如此优良的办学质量，使得汇文蜚声国内外，吸引了全国22个省市，乃至海外众多的学子负笈前来。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四方学子负笈来，东南西北萃一堂。”

据汇文校友会不完全统计，汇文的校友中间先后产生了22名院士。贾兰坡、瞿同祖、王大珩、卢肇均、王忠诚、李学勤等，其中包括外籍院士林同炎。还有一代国学大师、教育家、书画家启功先生，京剧大师黄桂秋，作家邵燕祥等。

“最自由不过的国度”

1926年3月，高凤山先生任校长后，次年即呈报教育部备案，开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不久即改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之后又逐步取消了有关宗教课程，不强制学生信教，提倡信仰自由，并统一于部颁教学计划，自此脱离教会控制，自主办学。

在学校管理制度以及各项措施上，高凤山校长一贯坚持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学校采用董事会制。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学生民主竞选。学生伙食由学生自行选出的膳食团管理。校内合作社、小卖部、溜冰场等全部由学生管理。何纯渤先生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就连1935年修建学校体育馆的账目也由学生管理。

在汇文全盛时期，全校各种社团多达30几个，有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西乐队、书画社、运动队等。学生们还自己捐资于1929年创办了义校，其中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高中学生担任，招收附近贫苦儿童就读，自初小至高小共六个年级，学生多达200余人。时为义校校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的刘树人先生还记得，当时与同学们敲锣打鼓去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招生的情景。其中一些义校学生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汇文为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想，每周都设周会，邀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来学校作讲演，其中有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著名学者。此外，她们还邀请美国专家来校演讲，由校长和教务主任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1947年，高凤山校长接受学生建议，邀请一位进化论专家给学生讲人类社会进化的情况，其中讲到宗教的起源，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宗教与科学问题的争论。对此，1948届毕业生曹国平先生记忆犹深。他记得高校长当时说：“我们请人家来讲，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我主张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学校一不能有政治色彩，二不能有宗教色彩。学校虽然是教会出资办的，但学校并不是为了培养基督徒，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二者不能混淆。”

汇文的这些举措，不但发展了学生的才能，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当时的学生曾这样描写：“的确，在汇文校内，是个最自由不过的国度了，里面住的人可以尽量的无论在行为上，或是思想言论上都可以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去干涉谁，谁也不想惊扰谁，并且能使这院内的事事物物每条路都走得通顺——也许这就是汇文的神秘点。”

永远的钟声永远的校园

在许多与汇文有关的资料上，都印着一口铜钟。在汇文学子心目中，这口钟就是老汇文的象征。

据考证，校钟铸造于光绪二十三年前，原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徒赠送北京亚斯里教堂的，后送给汇文做校钟，故上面存有英文铭文。

当时汇文打钟上课，敲梆子吃饭。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早上起来则打乱钟。所谓“打乱钟”，便是不计次数，打多少下没有规定。在不少老校友的回忆里，老校钟的钟声最牵动他们的魂魄。1959届校友弥松颐先生曾这样写道：“说起钟表来，在汇文，最大的莫过于一进校门的那口最能振奋人心的、准确指导全校师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校钟了。最近我见到从巴黎回来探亲的校友庞金生同学。庞兄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老翟同志打钟时的情景：一手捂住耳朵，把头一偏，一手捉住钟锤，‘当！当！当！’清脆的钟声立刻在汇文上空飞扬起来。校内读书的士子们，随着它，调节一天的生活节奏。”

1950届老校友刘树人先生最怀念的是冬天清晨的108下钟声。他说那时有的学生贪睡，数九寒天宿舍又关着窗户，敲钟的翟师傅就不歇气地敲，足足敲了108下。从此这108下钟声便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汇文校钟还是汇文爱国传统的见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何纯渤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10日,我们去敲校园里的大钟，宣布罢课。”

翟瑞焘师傅是汇文最后一个敲钟人。他于上世纪40年代早期进入汇文当校工，负责敲钟，直到1963年离开汇文。2007年年底，我曾去看望过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听说是为了解汇文的事情找他的，非常高兴。提到高凤山校长，老人口气里充满敬意。翟师傅说：“人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老人还讲起汇文校钟的一件趣事：当时同仁堂的一个少爷在汇文念书，有一次一时兴起敲了几下校钟，被翟师傅撞见，过去给了两巴掌。老人的口气充满庄严：“这钟哪能乱敲的啊！”

汇文校钟也曾死里逃生。“文革”时，校钟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扔进了废铜烂铁堆里。汇文体育组的王德重老师发现后，冒死把它藏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后，重新归还给汇文。

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校友动情地说：“汇文的钟声特别好听，它的频率是人耳最敏感区，听起来很清脆，不像有的大钟太低沉。因为汇文校钟里含银量大。”

1959年，汇文从原址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搬迁到现在的崇文区培新街6号，汇文校钟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新式的电铃了。但是，在那些毕业于1959年前的老校友心中，汇文钟声已经成了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

如果说汇文钟声是汇文学子心中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那么，当年汇文校园便是汇文学子心中永久的伊甸园。

当时汇文校园占地200多亩，座落于北京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即今北京火车站所在地，紧邻明城墙。校园主要建筑于19世纪初期落成，有教学楼安德堂，学生宿舍德厚斋、德本斋，高林斋，又称东楼、西楼、北楼。这些建筑加上1935年落成的体育馆和祥和图书馆，形成一组具有鲜明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其格局庄严、肃穆、大气、典雅。汇文的学生这样描写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从南校门一步进校园，眼前就立刻展开一片大花园，繁花似锦，四周围环绕着茂盛的林荫，树丛后面掩映着幽暗的校舍。走进校园仿佛我的呼吸都变得深沉了。

“校园西北端的学生宿舍，是以新月形环绕着‘安德堂’教学楼的。东楼、西楼、北楼组成的宿舍群，像三兄弟一样，用他们粗壮的身躯，阻断着市井的喧闹，呵护着校园的宁静。

“隔着郁郁葱葱的西操场向南望去，祥和图书馆像是孤岛上的一座楼阁。浓浓的绿荫簇拥着它在旁逸斜出的枝蔓映衬下，更显出一种缥缈虚幻的境界。……夜幕降临。远处，静校的钟声在空荡的校园里回响，像对学子智灵的洗净，也像在朦胧的月色中摇你入梦。”

其中，最美轮美奂的自然属教学楼安德堂。安德堂建于1904年，为纪念汇文第三任美籍校长李安德先生而命名。楼高三层，能容纳全校六个年级共1000多名学生。我在学校纪念册上看到一帧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安德堂全景照片，尽管已经漫漶不清，但还能见出整座建筑殿堂般的恢宏气势。照片下方题写着：“吾愿‘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以喻于人。”

该文引自《庄子》，为当时汇文学子题写，展露出一代汇文人“开文化接青黄，万国精神齐陶冶”的襟怀意气。1959届校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吕弘毅先生曾这样写道：“汇文中学老校园的主楼是一座西洋古典建筑，在一片灰色低矮的京城四合院的背景中悄然而立，它带来的建筑感染力可谓别有洞天、别具一格、别有一番滋味。就其建筑形式而言，它的西方情调，似乎含有浓厚的科学‘新异’沉思、瑰丽的文化信息，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莘莘学子们。它的造型来自异国他乡，却不是出于猎奇和商业噱头，没有市俗游乐的性质，反而以一种肃穆、严谨、庄严、坚强的风格，有助于优良校风的形成。”

吕弘毅先生还告诉我，老汇文校园的建筑风格近似于清华园，有着很高的建筑史价值。

也许所有过于美丽的事物都不易长存。1959年汇文搬迁后，大操场成了北京火车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校舍被分割给附近的两所学校。校友李增祥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汇文旧址探寻，发现当年那个美丽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安德堂早已面目全非。目睹此景，老人感到“内心有焚琴煮鹤之痛”。

（谨向所有为写作此文提供帮助的汇文校友致谢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