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革命语境下的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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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庄子：革命语境下的粪便

粪便的问题，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但在史书上、在宣纸上、在艺术中，很少见到记录和表现粪便这类事情的，反正《诗经》上没有，《论语》上也没有。许多识文断句者，宁可谈谈小猫小狗、喝茶喝咖啡，画画小鸟小草，也不让笔头着“粪”。1960年1月，邵宇说：“有些重大题材永远也不能成为艺术上的表现题材，如庐山会议或大粪积肥。”邵宇的这句话有代表性，可见文人们对于粪便的态度。所以，文人面对粪便，保持沉默。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于粪便十分熟悉。据萧瑜1959年出版的《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说，小时候毛泽东经常往田地里挑粪，曾在半天里挑了十五担子粪。《毛泽东生活记事》（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记载，毛泽东求学时曾受到富家子弟的欺辱，有人当众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草鞋呢，脚上有牛粪哩！”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不小。 　　毛泽东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关注到了“粪”的问题。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专门说到了“粪夫清道夫”。说“他们除了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属于无产阶级，是共产党人可以依靠的阶级。1933年，毛泽东在《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中指出：“发动儿童参加劳动：第一，由某同志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如此细致地谈到拾粪之类，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发现书本的故事中“没有耕田的乡下人”。毛泽东是个读书人，他可能也发现了文学文艺中没有庄稼人和庄稼喜欢的牛粪等。所以，毛泽东多次要求，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并且鲜明地提出“牛粪”、向茅坑学习的问题。——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是不忌讳俗语俗字的。 　　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同志们，你们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时删掉了这些话。 　　关于粪便，毛泽东最著名的话出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还说：“你们出去打游击，要学习，读的是无字书，一本‘无字天书’，看到什么就跟着什么学习，如果我们跟房子学习，不跟石头学习，走得不好，就是一跤，把牙齿碰掉两只——石头反对你。所以我说，要跟山学，跟水学，跟树林学，还要跟茅厕里的大粪学。你说，大粪有什么学头！不学。它就请你一跤跌进去。”（《人物》杂志2000年第9期第54页）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说，1952年毛泽东到黄河领域某地视察工作，曾一脚踩在牛粪上，毛泽东笑起来。这一刻，他的心可能已经回到童年。叶子龙说：“他最开心的一笑，是踩在牛粪上那一刻。” 　　民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庄稼有三宝：厕所、粪坑、猪圈一样少不了。”乡村里生活的农民，对于粪的态度从来不排斥，他们会主动地把人的粪便、动物的粪便，收拾起来，叫拾粪，再上到田里，以肥庄稼。民谚说：“一堆粪，一堆粮”，“地生百样花，全凭粪当家。地有百样巧，粪是无价宝”。拾粪的事情是乡村最普通的事情之一，大概每一个乡村人都做过的。有人还在拾粪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谚语：“拾驴屎，瞅上坡；拾牛屎，瞅草窝；拾人屎，背道角；拾狗屎，杈道豁。” 　　在毛泽东的语境下、在革命的语境下，每个人对粪便的态度，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甚至成为一个事关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些识文断句的人、那些城里人，不是以粪为不洁之物吗？毛泽东就是要往那些认为牛粪不干净的人身上抹一把牛粪，通过弄脏他们的身体，纯洁他们的心灵。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牛粪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成为“干净”与“不干净”、“改造”与“未曾改造”、“感情起了变化”与“感情没起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这一说，还真有效果。于是，我们在洁白的纸页上看到了粪便的大量记录，在“艺术”中“拾”到了“粪”。 　　新中国曾经树立一个掏粪工人典型，叫时传祥，当了北京市劳模。刘少奇主席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上接见过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话说得叫人的脑袋一时间转不过弯来。一位知名画家的脑袋转过了弯，不失时机画了一幅《刘少奇与时传祥》。 　　在领袖的思想影响下，在革命的语境下，人们对粪便的认识随之发生彻底变化。人们极力淡化或忘却粪便的“臭”，深入挖掘粪便的“香”。尽管粪便是臭的而不是香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一些与时俱进的歌谣提出了粪便是“香”还是“臭”的问题—— 　　《攒粪》：金尿罐，银粪筐，驴屎蛋子往里装，地主看见他嫌脏。问问你:吃的馒头香不香? 　　——《中国歌谣资料》第二集上册第191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拾粪》（陕西省）：拾粪，拾粪，娃娃有劲。拣的是脏的，收粮食是香的。 　　——《中国儿歌选》136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9月编印。本文中其它歌谣均选自《中国歌谣资料》及《中国儿歌选》，以下注释略。 　　粪便的作用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得到高调宣传，以儿歌为例—— 　　《拾粪》（福建民歌）：金粪筐，银粪筐，珍珠宝贝往里装。勿嫌臭来勿兼脏，秋后粮棉堆满仓。 　　《儿歌》：小粪缸，四方方，拣了粪来往里装。一粪筐，两粪筐，十天就满一大缸，家家粪缸满，社社谷满仓。 　　《拾粪》（河北省郭鹏，1958年12月）：金粪耙，银粪筐，身背粪筐手拿耙。张开小嘴笑哈哈，大小粪蛋都勾上，留给麦苗儿当干粮。麦苗儿吃得饱又饱，一天就变一个样。 　　《拣狗粪》：儿童团来儿童团，莫怕热来莫怕寒，一早起来拣狗粪，晏昼下昼把柴搬。——这首江西儿歌好像是毛泽东关于“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指示的回应。 　　我记得《说文》还是什么书上说，“粪”字，看似浊恶，内含清隽。《庄子》说，道在屎尿间。毛泽东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粪便的态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来解决：它事关“有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最臭》写道： 　　学校进行大扫除，林华和杨明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等待分配任务。当林华和杨明被安排到打扫厕所时，就产生了一个活思想：“臭”。但他们立即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自己的活思想，使他们认识到：怕脏、怕臭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能有半点私心，不能挑挑拣拣。于是，他们俩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臭思想，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消灭了蚊蝇的孳生地，搞好了卫生工作。虽然他们在打扫的过程中闻到了一股臭味，身上溅到了一些污水，但他们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林华和杨明说得好！的确，厕所里是有臭味的，但更臭的是怕脏怕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两位同学不仅扫掉了厕所里的脏东西，更重要的是扫掉了自己思想上的“脏东西”。……（《红小兵小评论选》第35—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5月版）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心路历程。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历程。 　　李辉的《怎一个“求”字了得》一文中，摘引了当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一份总结，其中说到哲学家任继愈下放到农村后拾粪的事情： 　　原宗教所副所长任继愈开始被（背）粪筐也觉得不好意思，拣粪只拣牲口粪，一次遇到一堆人粪，拣不拣？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起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克服了怕脏的思想，终于把粪拣了起来。 　　小学生的心路历程与大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十分相似，不知道这是当事人的真实心理，还是笔杆子的妙笔生花。 　　那时节，经常可以听到大家大声赞美那些珍惜粪便的人—— 　　放了学，没事干，背上粪篮把粪拣，村前村后转一圈，拣了满满一大篮。妈妈夸我是好孩子，社长夸我是好社员。（《背上粪篮把粪拣》，河南省方沛） 　　树枝上喜鹊叫喳喳，树墩上人儿笑哈哈。我当是谁家迎新人，原来是女学生把粪拉。爷爷摸着胡子说了话：“我老汉活了八十八，没见过拉粪的是，大学堂的女娃娃。”奶奶伸手把爷爷拉，“死老头子脑子还是死疙瘩。” （《大学生拉粪》，陕西省杨志高） 　　“老公鸡，你还啼？我们已早起。我家拣了一筐粪，你才催人起。今天你算落了后，我和爷爷数第一。”（《我和爷爷数第一》，吉林儿歌） 　　韩羽有一幅画叫《一泡牛粪》，题材是少见的：只见画面上，两个儿童，举着粪筐，立于牛后，翘首以待。画面诉说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往事。韩先生注曰：“现在的孩子恐怕看不懂这画了。这是我小时的写照。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什么？告诉你吧，是一泡牛粪。为了争抢这牛粪，竟如此挖空心思。”（《书屋》杂志2004年第10期）韩羽除了描写当年拾粪的画作《一泡牛粪》，还有一篇文章叫《捡粪》。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将一切到推向极端的年代。那时节，粪便对人思想的改造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许多人被勒令去扫厕所。铁肩担大粪，妙手扫厕所。文革中专职扫厕所、与粪便打交道的“牛鬼蛇神”为数不少。 　　杨绛在学部文学所工作，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她没有名位也不掌权，只是一个陪斗者的角色，完成陪斗的任务之后，主要工作是清理两间厕所。这两间厕所原是文学所领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小刘的工作，如今颠倒过来，小刘负责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妇女中拿最高工资的杨绛负责厕所卫生。杨绛对这个工作很负责任。她回忆说，受领任务后，“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除掉多年积污，虽有破损，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 　　画家叶浅予回忆说：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叶后来还画了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说：“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专访刘震云: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南方周末》2009年6月15日）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回忆说：“我和郑天挺等人编在一个劳改队。这个队有十多个人，主管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郑先生打着三角旗走在前面，我推着垃圾车跟在队尾。郑先生穿着一双破布鞋，表示与劳苦大众走同样的路，但走起来不跟脚，显得拖拖拉拉，我们也都跟着缓步而行。”“那时什么批斗、游街、劳改、喷气式飞机、罚站、拳打脚踢，我什么都受过了。后来让我劳动，打扫校园，扫厕所。我们也有贡献，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新京报》2008年12月5日）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说：“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朱强：《逝者：硬骨头教授贾植芳》，《南方周末》2008年5月6日） 　　翻译家杨宪益说：“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把便盆上残存的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夸奖。外文局的厕所，成为最美妙的厕所之一。”（徐虹：《杨宪益：在癫狂中安宁》，《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16日） 　　作家沈从文曾负责清扫厕所卫生。黄永玉回忆说，沈从文除每天接受批斗之外，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的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沈从文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是道德上可靠。” 　　钟惦棐在五七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并且创造出一套清理厕所的工具，将厕所卫生整得纤尘不染。干校结束时，让每个人填写履历表，其中有特长和志愿栏，钟在特长栏里填写了“电影理论、掏厕所”，在志愿栏里写的是“清洁工人”。 　　历史学家周谷城被安排扫厕所。一天，毛泽东问张春桥：周谷城现在干什么？张说：打扫厕所。毛泽东说：喔，打扫厕所也是革命工作嘛。（孙言城：《复旦二周》，《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第119页） 　　上述文字都是文革后的记忆与回忆，其中有自嘲更有讥讽。缺的是他们在扫厕所、面对粪便时的心理活动。好在当时的文献中有一些记载—— 　　诗人邵燕祥在1968年5月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说： 　　我过去在下乡时，在劳动中，还自认为是不怕脏的，但在城里，则考虑到身沾污泥，好像就不体面了似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又重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最高指示。现在反省自己在劳动、生活中是“脏”的，是生怕“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过去下乡时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间似乎“不怕脏”，也只是一种假象，一回到城里，则要恢复并坚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了。进一步看，即使真正做到“不怕脏”（生活上、劳动上），也还未解决问题的要害。只有感到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比一切污泥浊水、牛屎粪尿还脏还臭时，才为思想的飞跃准备了条件，才是感情起了变化，最最重要的变化……（《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第168—169页，邵燕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中，列举了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粪便时思想态度的转变： 　　原国际部有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外长住11年之久，学了一套西方生活方式，人们称他“西方绅士”。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练，思想感情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过去坐飞机“云里来，雾里去”，现在在生产斗争中“风里来，雨里去”；过去怕脏怕臭，现在用手拣马粪，他说：“没有大粪臭，就没有稻谷香。”（《全面落实两个“决议”，把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总五七干校开展四好运动的情况》，《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98页，1971年2月编） 　　冶金工业部的工程师杨世祥通过五七干校的劳动锻炼，思想水平有了提高。他说：“猪粪、牛粪虽臭，但可拿来肥田。我们头脑里的臭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比猪粪、牛粪还臭。”（冶金部五七干校九连党支部：《关于团结、教育、改造老知识分子的体会》，《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114页） 　　老工程师陶恩瑞原来是怕苦、怕累、怕脏、怕死的典型。过去在机关里养尊处优，从不参加劳动。这次下放劳动出了不少洋相。他在修河劳动中，怕苦怕累，到处抢轻活干；在猪圈劳动，穿着长统靴，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惟恐猪粪尿溅到身上；在大田里施化肥，也要戴白手套。我们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帮助他，使消极向积极方面转化。一次积肥时，他主动拿起粪勺来掏粪。在给玉米施肥时，他也不戴手套，敢用手抓粪肥了。（冶金部五七干校九连党支部：《关于团结、教育、改造老知识分子的体会》，《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文件》第119页） 　　诗人臧克家被下放到湖北向阳湖五七公社劳动，他写道：“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还通过诗歌的形式介绍了他对粪便认识的巨大转变：“闻臭捂鼻过，见粪欲翻肠。洁白旧时手，难掩脏内囊。肩挑屎尿水，不怕溅衣裳。涓滴灌菜园，视之若琼浆。”（臧克家的这两首诗写于1975年。见李城外编《向阳湖诗草》第32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1版1印） 　　“革命”（极左）时代的人们，在遇到粪便时，努力在排除对它的厌恶感、排斥感，积极在心理上接受它、认可它、欣赏它、赞美它。那些“革命”的领导者，则把别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城里人、官员）对粪便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思想的试金石。对于粪便的态度，成为检验“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分界线。 　　——粪便，成为“革命”时代的政治符号。 　　如今，笼罩在粪便之上的意识形态早已被抛弃。 　　我们回归常识：粪便是臭的。 　　但是，革命时期人们对粪便的态度与认识，却不能不让我们深长思之。 来源: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