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与域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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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与域外传播

◇ 时间：2010年11月28日

◇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会议室

编者按：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与域外传播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书法界、教育界的关注，但是对外传播和国际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去具体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不同情况？遇到不同情况又如何去具体解决？为此，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举行了“2010·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与域外传播”论坛。论坛由我刊副主编张公者主持，李刚田、黄惇、周志高、魏哲、李昌集、朱培尔、朱天曙等参加。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校长）：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北京语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创办于1962年，1964年由国务院批准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汉语国际教育；一是中华文化传播。在这两个任务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是中国汉字的学习、研究运用和传播。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在我们学校的成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书法篆刻植根于汉字。中国古代文人将汉字声音所创造之韵律美体现于诗词歌赋；将汉字的线条美、形体美体现于书法篆刻。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书写文字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是书法家独特的个人创造。汉字形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书写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书体，同时汉字形式本身具有可以欣赏的功能，不同时代、不同书家多姿多彩的书写风格，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的成立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以“研究书法篆刻、昌明艺术学术、闳通文化视野、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希望能通过书法篆刻的专题展览、学术研讨、文献整理、出版著作、艺术教育、国际交流等途径推动中国书法篆刻的研究和发展，从而成为中国书法篆刻国际教育和传播的重要窗口。

黄惇（国务院学科(艺术学)评议组成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刚听了崔校长发言以后，感到长期以来书法界、学术界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课题,在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中，涉及到跟外国留学生的交流，也就是怎么教外国人写字的问题。现在很多大学都对外国留学生开设书法课，虽然这类教学既没有学科目录，也没有课程设置，但是事实上大家都在开展。以南京为例，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都有。在跟东方人交流书法的时候，比如跟日本、韩国这些书法国度交流时障碍就不大，包括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发达的地方，障碍都比较少。但是在跟西方人交流的时候，很多地方却采用类似游戏的方式去迎合西方人。范景中翻译的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一书很有意思，贡布里希认为中国书法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叫韦伯的人问他：“你能不能讲讲对中国书法的看法呢？”他说：“我看懂书法要五百年。”实际上就是讲了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一直在想，对待西方留学生，到底传统的方法或类似游戏的方法哪一种教学方式更可取？我曾带过一个西方的留学生，我教她就跟教中国人一样，让她临摹，这个学生起初既没有写过柳字、颜字，也没有写过欧字，不知道中锋、侧锋，她脑中就是一张白纸。所以怎么教她就怎么学，后来这个学生整套的作业我都留下来了，代表她学习书法从不会到会的每一个阶段。毕业展出的时候，她展出了一个临摹《千字文》的长卷，把我们当时很多搞书法专业的人都吓一跳，因为她写得太地道了。我讲的这是一个实验，不是说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要教会西方人真正懂得书法很困难，现在教一个从完全不懂书法到懂书法的中国小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这个学生同时在南艺学古筝，她毕业时就是一个书法手卷展览加一个古筝独奏音乐会。回到美国以后，她考取哈佛大学，学中国先秦文学。她还在美国开了一个独奏音乐会，海报就是中国的一方印章加一个古筝，她已经把中国的语言带出去了。我觉得可以找到西方人学习的兴趣点，以及想办法跟他们讲懂中国书法的内在本质。通过研究课题，把一些东西逐渐地建立起来做好，不再停留在一个无序的状态。

在美术史研究中，有关于外销瓷的研究、有关于晚清时候西方人怎么到广东一带订购油画的研究。但“中国书法的域外传播史”这个课题，在书法研究领域做得不好。中国书法对外域的流传非常早，比如日本就藏有很多重要的中国书法作品。中国书法对日本的传播，比如说装裱形式、书写形式是怎么延伸过去的？书法形式延伸过去有没有反馈？到了日本以后有没有变了一种样子？韩国也是如此，这些方面的研究都不够。我是在接触留学生时才注意到这些重大的课题，比如说元代的赵孟頫，他是中国历史上官做得最高的一位书法家，从一品。对于那时的高丽人来说，赵孟頫和南宋的程朱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先进文化。当时高丽王王璋，在中国造了“万卷堂”，把韩国第一流的文人带到中国来跟赵孟頫学书法，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带了大量的中国书法到韩国，所以他们也承认赵孟頫影响韩国的书法史要有三百到四百年，并成为他们的主要书体，甚至被称为“国体”，也叫做“松雪体”。现在他们要弘扬民族主义，就把韩文中的汉字全部去掉，韩国有很多懂汉学的人也是非常不满的。韩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叫金正喜，号阮堂，他到中国来投在翁方纲和阮元的门下，现在被称为“韩国的王羲之”，也就是韩国的“书圣”。这个人的身世有点像苏东坡，被贬到过济州岛，他身上体现的中国文化很多，有书学，又有阮元、翁方纲的学问。

朱天曙（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还学习了“扬州八怪”的书法。

黄惇：学习“扬州八怪”是因为阮元曾经在扬州有些弟子，他们之间互相通信。金正喜的书法怪怪的，也不是碑，也不是帖。金正喜在韩国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在他们那里占领几十年，都不如这个人的影响力。他们把金正喜的书法推到很高的高度。所以说明这些域外传播跟中国当时的大艺术家有重要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写一本非常好的《中国书法对外传播史》，真正的一部中国书法史应该包括对外交流史和传播史。既然要搞传播，不研究历史，今天怎么能传播好？一定要把过去的和今天不同情况下的传播规律找到。

李刚田（《中国书法》杂志主编、西泠印社副社长）：

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对外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但是怎么传播、怎么教育的问题应该去具体研究。如果不去深入地做学术层面的研究，就会被很多冒牌的 “专家”去占领。好多人跑到国外去做个简单的展览，感觉回来很有资本。实际上有的传播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甚至会把中国文化中一些低俗的东西展示给外国人，但外国人也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书法了。让中国书法走向世界，谈何容易？不是教外国人描几个字、写几个字，就是书法走向世界了。书法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只有外国人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书法才能被理解，如果对中国文化不理解的话，他们对书法的理解就仅限于对形象的解读、形式的构成等表面问题上。外国人对中国书法有几种误解，一种是前面说的“低俗的书法”；另外一种就是把中国书法停留在象形文字的层面上，写山像山、写水像水。

黄惇：

    他们觉得书法就跟画图一样。

李刚田：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真正做到把中国书法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结合在一块，西方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书法。最近我们《中国书法》杂志登了一组“美国人教中国书法”的文章，其中三篇文章有两个作者是美国人，一个作者是中国人。有一篇文章说一个外国学生写汉碑，他感受到汉碑中的内蕴和孔子文化有一种密切联系，就是“中庸”、“中和”这些古典的、儒家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同汉代艺术的联系。他能体会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理解就是正确的。书法的国际教育就是应该把中国的文化理念、哲学思想和书法教学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周志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国的书法、篆刻如何向欧美、非洲传播？如何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认为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是调查研究，首先要了解他们对中国书法、中国汉字的认识，了解并总结他们的基本情况；第二步，要考虑这些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的分层次问题，在对外书法教学时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初级班、中级班，或者高级班，到底怎样来分层次？在推进书法国际教育时我们要打开思路，不拘形式，重要的是一开始要吸引他入门，不能要求外国人一下子能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书法，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李刚田：

中国书法的国际教育确实有一个分层次教学的问题，最初级的教学和最高文化层面的教学是不一样的。在高层次的对外教学中还涉及到对古今书法的理解问题，中国古代书法一直讲究“中和”之美，当代书法则很多方面是“走向表现”，这些都是需要随机应变的。我昨天参加一个展览，看到展厅里有的作者写得很精彩，有的写得并不好，但是每一个作者都在努力表现自己。古人是为自己而写字的，不求表现，而今天很多人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理念外国人怎么理解？外国人看古代书法、当代书法，他是怎么理解的？当代人关注形式，古代人则更关注内涵。在中国书法对外传播的时候，什么是根本？怎么传播？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方法上、本体上，还有可行性上等，好多方面值得思考。所以，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的成立，有特殊的使命，如果能够借助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两方面的优势，在中国书法国际教育和域外传播方面能有所突破的话，应该是一件功德事。

魏哲（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我很认同前面两位的看法，有一句广告词说的很好，是“教育改变人生，文化影响世界”，其实每个国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主要就是依靠她的文化，文化的传播又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有很大关系。书法、篆刻对外域的传播，是要根据不同国度的实际情况来实施，西方的文化观念跟东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我感觉在具体的对外书法、篆刻教学中应该制定一个很详细的教学方案，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教育，然后是书法和篆刻的具体技法。另外对日本、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应该有个区分。文化传播是潜移默化的，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要有一个很周密的计划，一步步的落实。

周志高：

我还有个看法，主张外国人在学习中国书法时，刚开始要写标准的手写体，像英文、日文一样，到一定的高层次之后再讲艺术风格，开始是识字和写字的问题。汉字的手写体始终没有一个标准，那么标准手写体从哪里来？我主张从王羲之《圣教序》里面集出来，建立一个标准。

李昌集（徐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认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界很重要的一项研究课题。人类文明的进展史表明，世界上任何一些重大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那么就引出一个问题，不同文化圈的人对文化的解读问题。我们去解读西方的艺术、文学等，肯定和西方人是有差异的，西方人解读我们的文化艺术也是一样。比如说歌德，把我们文学界认为的三流小说《好逑传》，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最出色的一部小说，他有一个谈话录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令人钦佩和向往的国家。一对年轻的男女互相爱慕，谈了整整一夜，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他没有谈到具体的小说问题，歌德这么一个大文学家，他居然是这样理解这部小说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很肤浅。其实他不是肤浅，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当我们要进行域外传播的时候，要做一个基础的工作，从学理上来说就是要先知道不同文化圈的人其文化的互相解读有哪些基本的规律。因此，如果中国书法要做域外传播，我建议先做一个很具体的工作，去调查了解一下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知识结构的外国人，对中国书法是怎么认知、理解的？我们需要这个第一手资料。

黄惇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跟他学书法的西方学生，除了她学书法的手写实物资料很珍贵，我还想另外一个资料，就是她刚刚读语言的时候，对书法是怎么认识的？如果她进行到一半，又是怎样认识的？毕业的时候怎样理解的？现在她到国外去读先秦文学了，又在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么她现在对中国书法又怎样理解？不同的文化场有不同的感知场、感受场，她在她的那个文化场，她的文化传统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她是怎么理解书法的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书法、中国文化传统对我们来说，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母文化。当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根据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则，一个世界的存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其实是可以从多重层面、多重角度去阐释的。因此，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根据他们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他们对书法的理解，也许会觉得很神秘，也许会说他不懂，有些专门搞中国学的、甚至研究过中国书法的，他们对书法的理解有助于启示我们对书法的认知。

我们已经有了以精英文化阶层为代表的对书法的种种本土化的理解，从道、人文精神一直到形式结构、书写法则等诸方面一套的体系。西方人对书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它做进一步的反思和理解。根据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基础，设计教学方案、教学程序，把我们的本土文化、书法的真谛告诉西方人，如果他能把书法的精神内涵和形式要素融化到其本土的艺术里面去，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这恐怕是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将来最重要的收获所在，对艺术史而言、对文化史而言是最大的功劳。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我认为书法篆刻研究的主要任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体研究；二是书法篆刻的教育。比如我们学校在汉语的国际教育上首先要有发言权，然后才可能把汉语传播工作做好。中国书法篆刻的传播工作，相对来说比汉语的传播还要难。汉语的传播是一种语言的习得，这对外国人来说已经很难了，但学习汉字、书法就更难了。所以在传播过程当中得考虑方式，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把书法的真谛通过某一种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涉及到文化背景。文化传播实际上是有规律的，我们现在学英语，是由于西方文化、技术先进，特别是自然科学发达，我们从中能学到最好的东西、受到最好的教育，今后中国书法的传播能否有好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国力所达到的程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中国的书法、文化根本就用不着再花大力气去“推广”了，别的国家会主动来学我们的文化。

目前我们的汉语对外教育研究已经深入到国别化研究，比如对日本的汉语教育怎么进行，对韩国的文化教育要怎么进行，对阿拉伯施教我们要怎么进行，对英语国家施教我们要怎么进行等，已经很深入，可以通过我们的教学了解在任何一个国家汉语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书法篆刻的国际教育、对外传播不能着急，要作为一个长久的课题去研究。我们通过在对留学生的培训和交流中探索规律，这些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哪些障碍？是怎么从不懂到喜欢，一直到最后能理解书法的奥妙并创作出作品的？不断地积累经验、探索规律，这才是科学的传播途径，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十余年来，在我出国讲学与静心著述时，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惑萦绕而不去：一方面我们一些学人努力想将自己的文化被全盘西化，可西方学人认可的总是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符码；一些学人对自己的祖先和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批评、抨击不遗余力，而自己的创造却大抵只表现在一味因袭西方或在经济技术方面全面模仿西方，在文化方面日益丧失了创造力乃至判断力。

在北大书法研究所的研究生教学中，我认为学生不可以闭门造车，必须具有国际书法的眼光。于是我们大量聘请海外教授到北大客座教学，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和西方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体认。但吊诡的是，外国学者和艺术家在讲演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书法文化赞美有加，对当代中国书法的西方美术化倾向却批评甚多，且不乏忧心忡忡之虑。难道我们真的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吗？难道我们被西化了一个世纪后追逐的竟然是背道而驰的文化虚无话语？难道我们真的彻底丧失了文化自信力和艺术创新的民族凝聚力？

带着这些疑问，我在北大主编了一套《文化书法研究丛书》，已出版了第一辑7部书，其中有一本是我主编的《中外书法名家讲演录》（上、下），收录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书家学者的书法前沿探讨和论战，欧美顶尖级学者探讨中国书法及其世界性意义，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回答书法前沿问题等相关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是第一次。本套丛书的第二辑7本分别是：《北美书法史》、《欧洲书法史》、《日本书法史》、《韩国书法史》、《东南亚书法史》、《台湾书法史》、《港澳书法史》，这几部书将有可能填补书法史西方书法研究的空白，使得海外书法得以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平台之上。

我认为，书法国际性眼光在书法界殊为重要，应该重视有价值的书法“外交活动”。这种跨国化的文化交流，使书法和书法研究在中国不再沉醉在昔日的辉煌中，而是参与到国际性的新话语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新的自我度量、自我定位。这使得中国书法在新世纪不再成为一种技术的表演，而是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建设，一种在学术层面上的精神互动，一种东西方的多元文化互动。

李昌集：

目前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文化转型期，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西学东渐”。其实书法也受到很深地影响，比如青年书展的多样风格。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的书法离传统越远越好”等观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书法，求怪、求丑，把西方的丑学引进来，其实是受到西方的丑学思潮，受到西方近代所谓现代派艺术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当然现在风气有所转变。如何评价书法史上的这一现象？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说清楚的、下结论的，它需要若干年的历史来证明。无论它是负面的、正面的，还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但是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对域外进行书法传播是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我觉得目前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需要了解别的文化圈中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第二，必须对中国书法篆刻的内在精神，包括人文精神、文化内涵、美学内涵、艺术形式等有深入研究，这是引领传播的一个重要基础。两方面兼顾，兼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些很具体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项目，做一定的社会调查，比如我们现在的书法篆刻，它的生态情况如何？我任扬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第一，我把所有书法家协会会员的学历、经历，大致上分了一个类别。第二，把十年以来不同年龄层次，能够进入全国书展的那些人的学术情况做了一个调查，其中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这好像不是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希望能够改变以前纯粹的、经验式的研究方式，也许会找出一些具有非常意义的、深度的学术问题，同时又能发现目前书法篆刻对外传播的深层状况。

王岳川：

我认为，还必须进入国外书法界，近距离地相互交流切磋。近十年来，我多次带领北大书法所师生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欧洲进行书法展和书法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增进了中外书法教学和创作的互动，使得作为书法原创国的中国书法家能够更好地观察他国书法的动向和创新，并得以更好地自我反省。

中国书法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身份，大学书法也有自己的教学纲领和主张。我们在全球化中不是丧失自己的立场和身份，而是重新获得自己的、新的文化立场和身份。海外书法有他们的文化个性，有他们的文化再重组的理由。我们只有在与海外书法的互动中，坚持书法文化在回归经典中守正创新，才能获得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新美学原则——正大气象！

朱培尔（《中国书法》编辑部主任）：

刚才大家谈的我感觉主要是较高层次的书法研究，但那只是很少部分人才能达到的。而书法的传播，我觉得对中国人是启蒙，对外国人更是启蒙。现在中国的一些专家或者研究书法的人对书法的认识，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真正书法的普遍受众、书法的爱好者，或者说喜欢书法的人，要差很多。所以对一般的国内人来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一种启蒙，对西方人来说在认识上就更遥远了。对外国人来说，认识书法应该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一件作品、一个具体的笔画或者某一个字的间架结构，我觉得应该从这些角度来开始，而不是那么有深度的思想。

溥石（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培训中心教师）：

我在语言大学待了四年半，一直都是教外国人。我教了一个书法班、一个水墨画班，学水墨画的人相对少一点，但是学习书法的人是越来越多。开始也就两、三个人，三、五个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班有二、三十个人了。我教过一个人数最多的班有一百人，大概来自八十多个不同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报名学习书法，而且很着迷。我有一个外国文学专业的学生，现在任美国一所孔子学院的院长。他向我介绍了一些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情况，他说以前人家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文化，现在通过传播让他们先知道一点、感觉一下也很好。但是如果要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容易，它要有个过程。就像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佛教传入中国有两个方法，一个叫传真谛，还有一个叫传俗谛。俗谛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必须能体现真谛，不能跟真谛对着干。要相信文化传播要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传播方式、不同的传播阶段可能会碰到不同的障碍。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不能歪曲自己的文化，不能一味的迎合别人。

朱培尔：

书法的域外传播更多的还是启蒙教育，而不在于说书法能表达怎么样的一种感情，简单的都不了解，谈何感情呢？我觉得书法的欣赏，可能更接近于京剧，自己会写而且能进入角色，才有可能真正地去欣赏它。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西方的油画与中国画，互相之间很难理解，往往最多只能做到大概的了解。

溥石：

我原来有一个日本的学生在语大艺术系学了两年半“瘦金体”，写得很好。我经常带他到文化街、琉璃厂一些地方，我觉得传播中国文化不是在教室里，教室里只能传授一点儿简单的技法，要让他们到更多的地方去感受中国文化。

崔伟（荣宝斋出版社书法编辑室主任）：

我是做出版工作的，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一下。以前我们讨论文化，多是强调怎么引进、怎么引用。现在国家强大了，强调文化要走出去、强调文化输出。从传播的途径来说，我认为一是教育；一是出版。现在出版行业强调要走出去而且是必须走出去。出版特别要结合书法教育，如何才能打造一批能够适应外国人各个层次、不同阶段、各种形式的教材、读物？如何在教材的编写上区分层次？目前还没有比较规范的或者是通用的教材和读物。教材也分为纸质、音像等多种类型。编教材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在于汉译英的问题，如何把书法不同概念翻译准确？这些方面的内容，中国人都未必能够深入理解，想跟一个外国人用汉译英的方式把书法讲清楚非常难，而且还要做到浅俗易懂。

朱天曙：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的论坛，各位专家的发言让我们深受启发。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不仅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伫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和朝鲜两国作为中国的近邻，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十分频繁。从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文字和书法逐渐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隋唐以来中国书法对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最澄（767-822）、空海（773-835）传播唐代书法贡献最大。最澄回国带去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作品；空海在唐时留心诗卷，大量收集名家墨迹；唐鉴真和尚东渡，为日本首次引进了王羲之、王献之法书。唐代书法名迹和拓本流传日本，大大促进了日本书法的发展，平安朝初期的日本书坛唐风弥漫。中国书法不仅深受日本民族的欣赏，而且还广被师承。日本在汉字书法的楷书点画和草书偏旁的基础上，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审美情趣和创作手法，成就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片假名、平假名书法艺术。日本还仿唐代抄写典籍，设立“籀篆”科目和“书师”、“装潢”等职位。明清之际，福建禅僧隐元、木庵等对日本书法产生巨大影响，开启日本隶书的兴盛时期。清代书家杨守敬、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对日本书家、书风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在引进、借鉴中国书法的历程中，又在形式、风格乃至技法上丰富了书法，发展出少字数书法、前卫书法、近代诗文书法、假名书法等多种流派。被日本人称为“新古典主义”或“表现主义”的“少字书”书法强烈的意象性的表现、假名书法的洗练与空灵以及脱离文字的前卫书法黑白块面的造型意味等都给人以创作参照。

中国书法在朝鲜半岛也有着广泛的传播。早在唐代，新罗著名书家崔致远（857-？）十二岁入唐，曾为高丽太祖王建作书，有《笔法》诗云：“也知外国人争学，惟恨无因乞手踪”，表达其对南朝书家萧子云的推重。刚才黄惇先生也提到，元代书家赵孟頫书法影响高丽，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时代中期达三百年。清代，朝鲜书家金正喜拜翁方纲、阮元为师，致力于中国和朝鲜古代碑刻的研究，出版了《金石过眼录》、《实事求是说》等著作。在创作上运用隶书进行变化，被朝鲜人尊为他们的“书圣”。吴昌硕与朝鲜书家闵泳翊（1860-1914）来往密切，为其创作的作品甚多。

在西方，书法是最后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之一。除了对中国书法的象形、笔法和其他文化特征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书法在西方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技艺，没有像在中国这样，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对抽象艺术的接受和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中接受了中国书法的影响，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书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1971年，美国费城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中国书法艺术展，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同时，顾洛阜、艾略特、安思远、王方宇、翁万戈等著名收藏家都藏有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中，不少成为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收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主题，也让他们体会到中国书法的魅力，正如顾洛阜所说：“我相信，我先前接触到的西方绘画的各种要素及其在艺术中的运用，帮助我欣赏到中国书法无穷的精微之处。收藏中国绘画和书法这一姐妹艺术是很自然的，因为创作他们用的是同样的材料笔墨纸砚，描绘或书写他们同样完全依赖于独特的运笔方法。他们是这个世界最古老并仍在延续的中国文明的灵魂——因为他们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越来越频繁，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其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中国书法成为中国文化最有特色、最为形象的标本，不仅被许多精通、热爱和收藏书法的外国人士所陶醉，还受到许多造型艺术家的青睐。特别是西方抽象主义画派的画家们对其线条及构成中的元素加以借鉴。美国学者福开森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是中国书法的延长。”类似这样的观念，使许多西方造型艺术家对中国书法发生了极大兴趣。同时，有些当代中国书法家也从抽象主义绘画中的美学意味中得到启发，演绎为一种书法创作观念，提出“书法主义”的口号。梁启超先生1926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谈到中国书法是特别的美术，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人们对书法问题的思考越来越多，书法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多，如现代书法打破汉字的构成，书法的笔画与结体的关系、书法中墨法在平面的运用，书法中的笔法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书法风格的延续与变革书法中的“装饰”现象等等都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国际艺术交流中，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艺术和文化被借鉴和吸收。

中国书法的民族特征和艺术内涵具有国际性的审美意义，今后不仅要向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汉文化发达的国家开展国际书法教育和学术交流，使这些国家的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认识到，书法的根在中国、源头在中国，要理解书法只有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真正领会。还要加强对欧美等“非汉字”的国家加强书法的国际教育，使他们逐渐喜爱、欣赏中国汉字，进而学习中国书法艺术，领会书法的人文精神，充实书法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内涵，扩大国际书法教育与交流的“有效性”。在交流方式上，不光是书法作品的展示，还可以组织书法家和热爱书法的学生特别是书法专业大学生、研究生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和现场书写创作，沟通思想，直观书法的创作过程和器具使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要加强中国书法和相关基础知识如中国篆刻、中国画、题跋、收藏、诗词、装裱、博物馆等常识的修养，有利于中国书法篆刻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教育。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机构，主要从事书法篆刻史、书法篆刻理论的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的书法篆刻艺术创作成果，将为中国书法篆刻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