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学：问题与出路——关于写作学科建设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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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学：问题与出路——关于写作学科建设的对话

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作者：福建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主持人：王光明     对话者：林可夫 孙绍振 叶素青 颜纯钧 潘新和 黄黎星 王光明 李勤 崔琦     地点：福建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     时间：1994年10月19日     王光明：写作学科的建设，一直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压力。它从少有人问津的领域里面走出来，十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教研室在林可夫、孙绍振老师等学科奠基人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学科建设的进程，在全国写作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写作过程、语言实践中研究写作，在启发写作热情，让学生在辩证思维、自我提问中开拓思维空间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近年来，我们教研室又继续展开了高师写作教学的研究，增设了作品导读等课程，企图通过文本的分析，让学生对文章理路有一种直接、感性的领悟。这些，都是面对写作学科建设的新尝试。写作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需要面对新形势不断思考和探索。今天，想请各位老师谈谈，中国的写作教学和学科研究通过十几年的探索，目前的发展前沿是什么？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对写作学科建设有什么新的构想？     简单的回顾     林可夫：记得10年前，邓颖超同志为写作界题词：“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鼓舞了许多人。写作学科正是在这个题词的鼓舞下取得了四个方面成就：(一)队伍建设：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精神上投入、智能结构上适应、有跨学科知识的一支朝气蓬勃的教学和研究队伍。这与10年前是大不一样的。(二)学科框架基本形成：在10年前只是一种设想、一个问题，现在已是一种现实。目前学科成果基本上分属三种层次：一是写作原理，二是基本理论，三是操作理论。就成果的形态看，宏观研究写作规律的理论专著虽然不多，质量也不算高，但著作中有些篇章很有见解。局部概括，就某一个问题展开的个案研究，成果比较扎实，有创意；写作学科与其他学科边缘的交叉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鲜的观点，但还不大成熟，与外国的理论相结合还显得生硬。(三)目前写作界出版的成果，光专著就有二千多种，虽然大多是操作上的，但也不缺少有份量的思考，质量好的约占5%左右。(四)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写作观念的变革，在认识上10年来发生很大的变化，由静态的研究转入动态的研究，现在趋向是动静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文本与主体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行结合)，由表层进入深层。     问题：从学科要求的高度看     孙绍振：写作学研究和教学成就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写作教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及学科分支的形成和规范方面，成就更加显著。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写作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还不能成立，写作学还处于一个草创时期，它不是一种成熟的学科。记得5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新闻专业，当时新闻还不是一门学科。尽管有一大批的教师及高水平的学生，但新闻学不成为一门学科。然而新闻学后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为什么？因为一个新华社、广播学院，他们都有自己的报纸、学刊，这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和造就一批新闻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感性经验很快得到了升华和概括，很快由草创走向成熟，这个积累过程相当快，也不过几十年。我觉得现在的写作学类似于50年代新闻学，但作为一个学科，写作学和新闻学又很不一样，从状态来看，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和成熟，它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然后用范畴和体系形成基本的框架结构，使概念、观点得到有序的整合，从而走向稳定化。写作学不能说没有一个概念，但它的基本概念是不成熟的，基本上还未确定写作学的范畴。我暂时不谈实用写作，就基础写作来说，目前仍无其概念、范畴的形成，由于写作学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写作概念仍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比如主题、论证。主题来自文学，论证来自逻辑，风格来自语言学，这些基本范畴不能说与其他领域无关系，但借用任何其他学科的范畴对于建设本学科既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阻碍。写作学讲到范畴时，缺乏一种自觉，仍没有建立起区别其他学科的范畴，从方法论来讲，任何一种学科研究对象都是这学科的特殊矛盾，而不是这个学科和另外一种学科的共同矛盾、普遍矛盾。同样是写文章，但研究的价值取向、表达理路、目标不一样，取向不一样。为什么写作学至今仍没有得到国家教委的认可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没有设立硕士点、博士点，这从客观上来说有偏见，但从主观来说我们的理论建设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学术范畴，没有一个正常学术研究的基地，没有正常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我举一个例子：文学有一些基本范畴，如典型，这经过长期的大量的实践和概括以后，成为一个文学观点，这是一个假说，是一种假说形态，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任何一个学术的存在，它最初的范畴都是带有命题和假说性，后把古今中外经验拿来验证，拿来解难题，解不通，然后推翻原有命题，然后修改和更新，这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用西方语言来说，寻求稳定的基本原理，以致古今中外的经验和原理集中地反映在它的研究范畴里面，以此为基础发展、形成和更新，若不如此，就很难形成一门学科。由于没有理顺定义，没有确定范畴，以致今天我们仍然在偶然性和盲目性中摸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写作学应该关注的问题。写作学研究主题、论证、形象等究竟和其他学科有何不同，这非常要害。正因为没有这个自觉，所以写作学中年轻的研究者也三心二意，都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研究上，而专心投入写作学研究的很少。写作学荒地的开垦本来需要更大的才气，更需要发挥原创性和第一次命名的能力。比如研究主题，必须是写作学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伍那么庞大却不固定，原因在于不知写作研究什么，“文革”之后，人们对诸如“写作基础知识”的东西颇为反感，整个是被同化的东西，根本不是知识。《写作学高级教程》、《基础写作概论》、《高师写作教程》稍好，注意到写作的操作性。照我看，写作学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操作性，理论是操作的理论，教学是操作的教学，如主题必须是主题的操作，而非主题的知识。     叶素青：两个“学”须加以区分，一个是写作学，一个是写作课教学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写作学应以一切写作行为、写作活动或一切写作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文学写作也包括应用写作，范围很广，方面很多。这样写作从外部可研究与历史、地域、民族、政治的关系，研究它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意义和作用，从内部可研究写作能力的生成，或写作个体的差异，包括风格的形成，以及如何对写作过程进行描述等问题。到现在为止，什么是写作仍缺乏一种经得起验证的科学描述。写作学应是一门学科，而非术科，正如我们不必去要求写作非得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理论范畴中它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学科。另一方面作为写作课教学，研究对象与写作学有联系亦有区别，它是以教、学双方为研究对象，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老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作为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写作水平，要求后一个主体积极有效地投入才能实现，所以一个没有理论水平和不能写的教师固然教不好写作，但一个有理论水平且能写的教师也未必一定能教得好写作，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化教师所有为学生所有的问题，使受体在一种兴趣盎然中接受你的教学问题，使兴趣转化为能力，这里就牵涉到许多问题，就有术科的性质。归根结蒂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没有科学的训练计划，就达不到要实现的教学目的，所以写作教学的双边研究对象是与写作学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一个对写作学有研究的教师可充实他本身的写作教学，同时在教学中了解了写作个体的生成也可充实写作材料，互相印证，现在研究写作学的队伍主要是高校教师，那么就不应该混淆两种对象。     我觉得，现在的写作理论研究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有大量的对照、积累并进行科学验证，而写作却没有这种原始的研究，我们现在只是根据自身的写作经验和他人介绍的写作经验或看到的知识加以思辨性的演绎，这无疑是有缺陷的。第一，写作经验是不全面的，也缺乏应用写作经验的介绍，中外古今都不相同，发展轨迹不同，规律不同。第二，引用其他学科的成就，但毕竟有其借用的局限，名词换班之后形成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这样不能算是一个学科正规的理论建设。关于写作教学，我们搞了一点调查，这是写作教学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调查除了加强我们对学生基础情况的了解，并没有取得更多的作用，这是由于没有进行跟踪调查，详细了解个体写作状况，这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且投入精力非常之多，即使研究出来到哪里发表？现在全国还没出现专门刊物，《写作》容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写作理论提出来之后，不能引起普遍的争论与共识，《高师写作教程》中有关写作原理是有成就的，但有多少人承认、认同它？目前来说，辛辛苦苦写出来，却收效甚微。     黄黎星：写作学与写作教学互相联系又不无矛盾的现象应该从实践当中寻找出路，譬如三重转化理论就明显是一种既体现了议论文写作规律，又能应用于写作教学的理论，当然应用时要有面对具体问题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理论应指导实践，但理论原则的应用又应该是灵活的、创造性的。     颜纯钧：应该明确作为一个学科关键不是怎样去教学生，而是这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体系是否严密。前几年开的一些写作学讨论会，相当多的人还是不清醒，这就涉及学科和术科的关系，不能因为仅仅有术科的一些特性，而否认学科的一些基本框架，只重视操作理论。过去总认为写作学是一门术科，是具体操作性东西，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建设。基础写作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提出自己的写作学范畴，现在使用的客体、主体、受体、载体等概念是对过去写作学的一大发展，它来自对文章构成的分析，这是林可夫老师的成就，把文章学开拓到写作领域，但存在一个局限，仍然是构成的问题，所有能量都是从构成方面去解决，这是一种静态的写作行为描述，未能很好探讨写作过程中主体复杂的能动因素，这是矛盾的。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些写作基本概念的提出，从写作活动过程本身来形成。根本问题是：提出自己的东西，写作学才能得到发展，重点放在基本概念、理论范畴和理论框架的建设上。     潘新和：原来我对写作学科的估计是较为乐观的，但近来觉得这几年的研究走进了一个误区，处于理论的停滞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洋洋大观的几千本书并不怎么值得我们高兴。我觉得整个学科状况还缺乏三个方面的自觉：(一)缺乏共同的前提。一些基本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就很难有纵深的发展和讨论，比如说什么是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概念，几十种定义，这点十几年来都没有得到改变，将来也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学科的基本理论是有很大难度的。出发点、逻辑起点不一样，处于无序状况，就没有办法在点上深入，进入实质性的讨论阶段。最好我们这个小范围中有一些共识，然后向整个写作学界进行推广，获得更多人的承认。(林可夫：这倒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哪怕我们几个人能达到一致。)(二)整个写作学界缺乏一种科学研究的素养。研究还未进入正轨，真正把它作为科学来研究，而非清谈式的讨论。目前学科研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两极分化的状况非常严重，一种是纯理论的研究，高空作业、一种是地下耕耘，中间状态处于一种真空，无法形成一股力量。地下耕耘主要是中学教学界、大学较擅长教学研究的一些教师，他们基本上缺乏一种高度的理论抽象能力，所以他们的研究大体上是出自经验、类型、直观这样一些层次，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种情况是只重视抽象的理论，一些著作与写作实践活动相当隔膜，缺少实践性，不能使大多数人接受，缺乏中介，造成两极分化。这是需要改变的，我所写的写作整体教改方法为他们所接受，可能也是由于对他们的实践有较大的帮助。叶圣陶的写作学观点，我们应该承认对语文教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就是与写作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从这个角度说，应该认为他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切近实际的，所以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中占统治地位。有些东西是很朴素的，例如他谈写作教学要养成两个习惯，一是有所感就用文字表达的习惯，二是要发表出来就要尽量完美的习惯。这些道理既朴素又深刻，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较大的。(三)缺乏一种权威，缺乏天才式的人才，拔尖的写作理论家。虽然写作学会的领导德高望重，成就不薄，但总的来说影响力不够，所以需要能统领大家的人物，为什么叶圣陶能有如此的声望和地位，这与他几十年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王光明：写作学科除大家所谈到的问题外，无法建立一种包容实用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写作学理论，是否也是一个问题？就目前普遍的状态来说，这两种写作教学是分割性的，人们比较注意实用写作的教学，忽视两者共同写作规律的探讨。也许，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最终要找到一种克服两者分割、实现汇通的写作理论。这是可能的。主要是要找寻到一个新的出发点和理论据点。我想到的是语言和写作的关系，语言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基础。北京大学50年代把写作教师放在语言教研室有一定道理。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里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纹)明，自然之道也。”这种理论仍然给我们启示，这里所说的是人的内心感觉、意识与语言和文章理路的深刻关联。语言伴随着我们的整个生存，从生命产生意识就跟随着我们，是思想、情感、知觉概念得以生存的空气，语言就是我们的呼吸。写作学，其实就是研究如何通过语言把经验、感觉材料组织起来的学科。我们的写作研究和教学界，过去对语言问题的重视是不够的。实际上语言学是20世纪人文科学的带头学科，也许从语言问题出发可以克服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互相分离的局面，开辟一种互相包容的整合的局面。一般而言，高师和一般技术学校比较重视应用性，综合性大学比较重文学性，写作界这种分离现象虽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应该寻找更高整合的思路。     发展：如何面对挑战     王光明：写作学科这十几年来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大家也觉得还存在不少问题，问题的提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当然，光提出问题还不够，我们希望面对问题的同时也能贡献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构想，写作学科的发展应该重在建设。     林可夫：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向写作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既给写作学科建设带来了许多压力，但我认为也提供了新的契机。现在写作分支学科发展得很快，比如说，经济写作，开始进入经济领域内部；科技写作，在徐州开会已提出新的问题，包括多媒体的出现，必然引起我们众多的思考，催生新的分支，这时基础理论倒显得较难发展。(二)多媒体的出现如电视、通讯业的发展对传统文字提出新的挑战，21世纪写作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例如写作工具的变化，向电脑发展，大量贮存字、词、句、段、传统格式，这样便给我们的理论和教学提出很多问题，怎样适应这种变化，写作定义会不会有新的定义？此外，面对写作学科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必须解决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1)在跨学科综合中，写作学科应该强化主体，还是淡化主体？(2)从写作学科的纵向发展来看，我们应该重视逻辑起点，必须确定它的本质与边界，不能把过多精力花在分支、外围而忽略主干的研究。(3)应加强写作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4)必须处理好理论创新与继承的关系。我建议召开一个写作讨论会，把有见解的学者们都请来，展开真正的思想交锋，把概念、范畴提出来，看看能否达成一些共识。     叶素青：我觉得统一概念、范畴当然很重要，也是当务之急，但现在似乎为时尚早，因为许多研究还未展开，有份量的学术成果还不多。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这将会在若干年后见成效。建议搞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一体化研究，我觉得这是写作能力的系统生成研究，只要耐得住寂寞，扎扎实实研究下去，肯定能做出比较好的成绩。     孙绍振：对学科建设来说，纯粹的技巧，改作文等研究前途不是很大，我们应该展开操作性理论研究，如论点的深化，应怎样深化，从哪儿开始，在论点和论据发生矛盾或一致时深化，或部分一致时深化，不满足已有论点与论据一致，寻找不一致，以深入论点。这是需要研究的，进入到事物的矛盾关系中去，不作表象的简单罗列，寻求论述的递进性。这既是实践，也是理论，是自洽。不应该被邻近学科的强大优势所吓坏，而扔掉自己的东西。提出问题，使出力量在点子上。     王光明：对写作学科，语言与写作关系研究是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因为这是寻找语言组织、整合经验、感觉、意识的规律，对写作学来说特别重要。怎样理解语言与写作学科的关系？是象过去那样把语言作为工具，还是从本体的意义上理解语言，把它当作生命活动本身。首先应弄清楚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感觉没有到语言层面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不可描述的，这时候，这种感觉非真正意义的感觉，我们通常说用逻辑去整合浑浊的感觉，所谓逻辑就是语言能力和情感、理性思维的能力。作为人类智力活动的基础，语言和言说活动有很多需要研究，但言说活动的展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实用向度运作语言。主要是传达信息，让对方接受信息后，语言便消失，这是一种状态；二是从直觉符号的编码，即从美学的向度运用语言，展示经验与感觉的线条、色彩和韵律。语言的发展的特点是负荷概念越多就越抽象，这便于发展理性文类、应用文类，为它们最后进入某种模式和格式提供了可能，最终都可用范式固定下来。但这种语言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语言，原先语言特性中那些非常生动、鲜活、感性的成份消失了，抽象过程就是牺牲大量感性和感觉的东西，这时候，语言又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去制约它，让语言直觉与理性的冲突得到调和，文学创作就是从这方面发展，它运用直觉语言的独特偏离组合让人们不断重现记忆、经验，使人们回望语言的本真性，这是对语言不断的丰富和扩展，防止它单面向抽象化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家都是语言大师的缘故，他们不是用语言符号替代事物，而是对情感经验、意识进行第一次命名。应用文类指向的是范式，文学创作指向一种个人化的文体。我觉得写作学的据点是语言，研究语言不同向度的展开，很可能带来写作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颜纯钧：这让我想到马正平这几年的尝试，他的用意显然是好的，用新武器、新方法来解剖写作行为，但效果是不好的，写出来的文章让人费解，他太执着于方法论本身，却忘记了某些基础性的东西和根本性的东西，以致于解释写作行为、写作现象时显得笨拙和机械。写作行为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方法，而是语言活动体现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中思维现象有很大的复杂性，目前写作学界有很多人把写作行为看得过于简单，而忽略了思维活动的变数。     王光明：这样看来，写作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不仅仅要思考写作学科领域呈现出来的问题，研究者本身也要进行自我反思。     (李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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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国写作学科之现状——兼与王景科教授商榷

出处：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总第121期)    作者：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联群 时新

[摘　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写作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学术地位明显提高。某些学者囿于写作学科发展中的一些矛盾现象和具体问题，认为写作学科陷入了令人“尴尬”、“无奈”的“困境”，这是不符合写作学科发展现状的。而“取消论”则始于30年代末期，经过60余年的检验，它已经不适应时代变革和写作学科的内容实际了。     [关键词]写作学科；与时俱进；取消论；补课论 　　2001年底，在广东湛江召开中国写作学会第六次理事会暨第十一次学术年会之后，笔者读到了王景科教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对中国写作学科的困境与出路的思考》。景科教授执着地热爱写作学专业的态度和积极促进写作学科新发展的精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而她对写作学现状的评估，却未免有些过于“悲哀”了。因此，笔者想谈几点体验和感受，与景科教授以及写作学界的同仁交换意见。     一、我们中国写作学会正式成立22个年头了。记得它刚刚筹备成立的时候，武汉大学的周姬昌先生作为发起人之一，曾披着一件蓝色的半大棉袄，像个老农民似地，一次又一次地等待在原国家教委的大楼门口。他虔诚的态度、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教委的领导同志，使我们学会得以合法成立。后来又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登记，不仅使我们学会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而且在事实上已把写作学科的学术地位合法地肯定了下来。这应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估写作学科现状的主要根据之一，谁能否认这个已经客观存在了20余年的历史事实呢？     中国写作学会成立伊始，我们的学术地位确实是偏低的。那时，写作学作为高等学校有关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刚从“大学语文”和“文选及习作”中分化、独立出来，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只有少数几本“赶任务”编写出来的教材。教师中也只有孙锡珍、周大朴、吴伯威、马作楫等几位副教授。现在年龄较大的写作学老教授，当时也多是讲师。为了提高学会的地位，我们不得不专请名家如叶圣陶、吴祖缃、吴伯萧、臧克家等来兼任学会的领导职务。20多年后的今天，写作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学术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一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绝大部分综合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相继开设了独立的基础写作课和诸多类型的写作专题课；各专业院校则分别开设了应用写作课，如公文写作、科技写作、财经写作、司法文书写作、军事写作、新闻写作以及影视剧本写作等；而全国统一进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基础写作课更是其语言文学专业必考科目之一；有些院校的写作学科还获得了“优秀学科”的称号和奖励。二是写作教师和写作学者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据中国写作学会不完全统计，讲师以上职称的会员有3000余人，学会成立时的“老写作”大都已晋升为教授，中青年教授亦已数以百计了。至若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奖励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先进工作者，在写作学界也大有人在。三是老中青三代写作学者，先后编写、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写作学教材、专著、参考书和工具书，提出并解决了写作学教学和研究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构了相对完整的写作学理论体系，形成了大致公认的学术范型。其中包括着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和获得各级政府奖励的优秀成果。四是全国有近百所高等学校先后招收了写作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虽则挂靠于不同的专业学科，研究方向的名称也不一致，但培养的都是从事写作教学与写作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走向工作岗位，迅速成长为教学、研究、出版和编辑、公务方面的骨干，且缺口还在扩大，供不应求。上述写作学科的现实状况，既反映着社会生活对写作的需要，也标示着有关主管部门对写作学科的肯定、重视和支持。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双百方针，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为写作学科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忽略上述摆在我们面前的显著事实，而囿于写作学发展中某些个别的、次要的、非本质因素，认为“我国的各种教育学科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发展和新的辉煌”；“写作学科却面临着一种困境，些许尴尬、几分无奈”，这岂不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吗？即仅以景科教授本人而言，您作为写作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已取得了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其间虽曾遇到过某些困难和矛盾，但归根结蒂，您是提高了、发展了、进步了，抑或是陷入了“尴尬”、“无奈”的“困境”之中呢？     二、长期以来，写作学界的许多同仁，反来复去地搅绕着一个解不开的纽结，这就是“取消论”。景科教授虽然想破解它，却不料又让它成为自己“困境”之说的根据了。     追溯“取消论”的原由，它大抵始于“补课论”。三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开展过一次中学生国文程度的大讨论，其中包括着中学生的写作水平，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写作学界的老前辈、著名教育家、文章学家，尊敬的叶老圣陶先生，当时作为广有影响的《中学生》杂志的编者，参与组织并引导着这场讨论，“行”与“不行”两种对立的意见，时有消长。叶老原是不同意“不行”之说的，认为是一种“偏见”。后来他的观点有了变化和发展，在讨论和实践中认识到了中学生“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成绩”[1]。到了1938年，由于中学生语文程度的低落，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补课措施”，在大学一年级普遍开设了“国文课程”，时称“大一国文”，这当然是权宜之计，待到中学生语文程度“行”了，“补课”就无须再进行下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着“补课”的办法。到了1984年叶老著文重申：大学的写作课，仍是“补课”性质，“如今虽然还处于增长的趋势中，将来总得要取消”[2]。由于叶老特有的德高望重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这一观点和主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景科教授对于叶老的观点和主张，是应当并且能够有所辨析的。第一，从1938年算起，“补课”补了60多年了，怎么就是不见其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观点和主张被检验了半个多世纪，却依然故我，停滞不前，难道不值得景科教授有所质疑吗？第二，近20余年来，写作学科的内容范围，有了极大的变革和发展，已绝非为 中学生语文程度“补课”所能涵盖。景科教授何以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理直气壮地问一问：任何学科都在“与时俱进”，为什么却偏偏死抱住“取消论”不放，让它来束缚我们前进的脚步呢？第三，我们是极为敬重叶老的，但他如同一切古今中外的先贤一样，生活在特定时代和境域之中，他的思想、观点和主张，都受着客观存在的制约，以及其本人社会实践的局限。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尚且要坚持继承并予以创造性地革新和发展，何以对叶老的“取消论”一说，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呢？     景科教授说：“综合性大学一律不开写作课”，“有的综合性大学已果断地砍掉了写作课”。这似乎为“取消论”找到了现实的根据，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一则，并非所有综合大学都“砍掉”了写作课，相当一部分综合性大学继续进行着写作教学与写作研究，且拥有深厚的基础和实力。武汉大学作为中国写作学会的挂靠单位，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写作研究所和第一份《写作》杂志，它能把写作学科“取消”吗？再则，有的综合大学由于具有学生文化程度较高等得天独厚的条件，“砍掉”了写作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轻视写作学科。它们“砍掉”的只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的基础写作课，而高年级的各种与写作学科相关的专题课，仍然在继续着、发展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不开基础写作课，但许多学术品位很高与写作学科相关的论著，如《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散文创作艺术》、《中国小说美学》、《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乃至《公文写作概论》等等，都出自该系学者之手。三则，即使所有综合大学一律不开写作课了，写作学科的领域也仍然是海阔天空的。师范院校和各类专业院校，由于其培养对象在毕业后实际工作的需要，能轻易地把基础写作课和应用写作课都砍掉吗？最后，从根本上说，只要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着、发展着，那就绝不可能没有写作实践活动，因而也就绝不可能没有作为写作实践活动经验之总结的写作理论，因而也就绝不可能没有把写作理论专门化、系统化的写作学研究，这乃是天经地义的客观规律。担心写作学科被取消，无前途，岂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吗？自古以来，“文家各有所慕”，没兴趣或没信心从事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可以从实际出发，调整自己的爱好或方向，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有志于献身写作学的学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国写作学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景科教授未能从正面求真务实地去擘肌分理，辨正然否，却忿懑偏倚，信笔讽谕，还用了诸多消沉的字眼和辞语，这非但不能开阔写作学科的“出路”，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勇气，却要误导某些尚不能分辨功过是非的同仁，真的“高兴不起来”了。     三、发展中的写作学科，并非十全十美，估价不可过高。它确实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存在着一些矛盾现象和实际问题。而迎接挑战，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固然需要有关主管部门的具体规定和明确意见，但从目前写作学科的实际状况看，首先而主要的是我们要自信、自立、自强，要做更为扎实深入的研究工作，理充据实地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和办法。怨天尤人，苛责乞求，是难以“有契于成务”的。     譬如，景科教授指出：“学科建设目录中没有‘写作学’这一学科的地位和名录”，“社科规划项目中也找不到有关写作学方面的内容”，“在2001年2月的一份函件‘关于转发《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的通知’中，中文类专业的7门主干课程中仍无‘写作’的影子”。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应当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适用范围，是“遵照执行”抑或是“参照执行”，是对写作学明确的否定抑或是未能涉及写作学。在对上述诸多原委和真相尚未了解清楚，又未予深入研究辨析的情况下，就认为是“对写作学科不重视”，并使之陷入“困境”的理由，似乎是有点粗疏了；甚或是“自我对号”，有点想当然了。实事求是地讲，写作学科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和广博内涵，综合性很强，可以与多种学科交叉，把它归入哪一级、哪一类专业学科，是一件相当复杂的而又前所未有的事，需要有通盘的、多方面的考虑。写作学界的同仁应当“钻坚求通”、“钩深取极”把这件事做好，为主管部门制订办法、采取措施，提供无可辩驳的依据。     又如，景科教授指出：“写作学科的硕士学位的问题”，“写作学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过力争和呐喊”，“但其结果均是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据笔者了解，这不是个行政措施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而牵涉到了学术见解和教育思想的不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写作学会及有关院校即做了申报写作学硕士点的准备工作，并报经国家学位委员会，交由语言文学学科组讨论过，当时的学科组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曾做过一些“补课”工作，并编著了《作文指导》一书。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经历和“补课论”的传统观念，使他认为高等学校的写作教师，无须具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和水平，遂把申报意见否定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已大大落后于时代了。我们应当再接再厉，把申报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近10余年来，写作学虽是挂靠在其他专业学科招收硕士生，却迄无质疑、干涉、反对之议，经有关主管部门遴选、批准的百余名写作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创造性地进行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申报硕士点的条件和时机更为有利了，再把已成为历史的“个案”，当作写作学科处于“困境”的理由，岂不是也有点陈旧、落后了吗？     再如，景科教授指出：“在不少人看来，写作无学问，写作学不是学科”，“写作教师的论著充其量也只能是末流的，上不了高档次”。应当说，这种现象确是存在的。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把其应用广泛的公文写作方面的论著，送给他的老师，老师是位语言学专家，虽赞扬他所取得的成果，却又劝他以后要搞点“正经学问”。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但对这种学术上的偏见，不能用什么行政措施去扭转，关键是写作学界的同仁要发奋图强，开阔视野，造就出我们学科的大学者、大专家、大权威，创造出足以雄视百科的精品和巨著来。持有学术偏见的学者，古今中外不乏其人，而更多的学者则是能够持平而论，讲究真才实学，鉴别出学术成果的妍媸美丑来的，写作学界的同仁不可自悲。     抚今追昔，瞻望未来，中国写作学是与时俱进的，它的历程或许会有些曲折，但前景必定是光明的、无限的。中国的有志气的写作学学者，应当奋力前行，把困难踩在脚下！     [参考文献]     [1]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A].国文教学[C].开明书店，1947.65-66.     [2]叶圣陶.关于师范教育[N].中国教育报，1984-02-18.     [责任编辑：曹　迅]     [作者简介]联群(1945~)，男，内蒙古丰镇人，内蒙古电大远研中心，副编审；时新(1934~)，男，天津市人，原《资料卡片杂志》编审，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