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文学的大跃进 文章导读 科幻作者们正在共同创造并开拓一种极具特色的中国式未来视野,它反映了在经济起飞的时代中成长的这一代人对于未来的另向思考。这种曾经常常被认为是逃避主义的文学体裁在当今中国成为了一种最接近实际的写作形式。 “外星人,未来人,超能力者,或者你只是仍对这个时空心存幻想……你并不孤单噢。”(译注:此处翻译援引该组织豆瓣小组官方口号)
上海复旦大学科幻协会的这句口号有点儿冗长,但是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它的会员正如你想象中的那样——戴着眼镜,脸色苍白,非常认真地考虑着另外的世界和别样的未来——并
且,他们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类似的团体正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大学里兴起,成员们聚集在一起阅读中外科幻作品,邀请作家举办讲座,偶尔也会把自己打扮成《星球大战》里的欧比王·肯诺比(Obi-Wan Kenobi)。与三十年前相比,这是个非同寻常的转变,那时的中国严格禁止科幻作品的传播,虽然这个禁令实施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多年里,科幻作品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存在,并被批评为肤浅幼稚以及过分西化。
然而,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新生代公开地——并且充满热情地——接受了科幻体裁。这一复兴的部分功劳应该归好莱坞所有,近期一些票房大热的影片(从《变形金刚(Transformer)》到《环太平洋》(Pacific Rim)在中国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一个更大的因素,则是所谓的“《三体》效应”——由一部在2006年至2010年间陆续出版,并很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幻作品之一的小说——《三体》三部曲引发。在小说怪异且反历史潮流的故事主线中,外星人将中国作为占领地球的入侵地点,《三体》帮助激发了一批新作家和新读者的成长与繁荣。
他们正在共同创造并开拓一种极具特色的中国式未来视野,它反映了在经济起飞的时代中成长的这一代人对于未来的另向思考。生态灾难、监视、外星人的攻击、洗脑等等场景频繁出现在一些以中国为主角的故事情节中。大部分情况下,作者们还是能够把科幻作为一种媒介,从而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这种曾经常常被认为是逃避主义的文学体裁在当今中国成为了一种最接近实际的写作形式。
对于读者来说,中国科幻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非常“不中国”的悲观情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部分的科幻文学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像伊凡·耶福莱莫夫(Ivan Yefremov)这类作家正奋力描绘宇航探险以及跨越星际的共产主义天堂盛景。在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中也是这样,很显然,科学最终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我看过的第一部科幻作品大概是《小灵通漫游未来(Xiao Ling Tong Travels to the Future)》,”潘海天,这个三十多岁,身体瘦弱的科幻作者说。这部由叶永烈(有时也被称为是中国的伊萨克· 阿西莫夫(Issac Asimov))发表于1961年的经典科幻小说里,主人公“小灵通”——顾名思义,他是一个聪明灵巧的年轻人——到未来世界漫游,并且描述他在那里发现的科技。那里有家庭机器人,空中高速公路,农业“工厂”,以及一个人造月亮。这本书准确地预测了隐形眼镜和视频电话。小灵通还描述了病人如何移植人造器官。
然而,当今的中国科幻作者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黑暗的未来。比如,山西省某电站工程师刘慈欣在文学梦想已近破灭之际写出的《三体》中,某种残忍的外星人类“三体人”因为难以再忍受所栖息环境“三体世界”里发生的周期性气候巨变,迫切需要征服其他星球,进行宇宙移民。(他们处在一个轨道异常混乱的复杂星系之中,所在的行星被三个太阳的引力交互作用。)“文革”期间,一名中国的军事科学家秘密地尝试与他们联系,随后,她收到了对方回复的一条危险警告:“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译注:此处原文是《三体》小说直接摘录)
但是,这名科学家对地球世界的残酷无情深有体会。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发出了回复:“到这里来吧。我将帮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译注:此处原文是《三体》小说直接摘录)三部曲的故事展开也都延续了这种心理脉络。收到回复的外星人类,自身文明经过了多次的毁灭与重生的三体人收到回答之后,开始了长达400年的征程,向地球进发。尽管自身有很多弱点,地球人仍然进行了反击。
“中国的现实就在这个重生的过程中。”刘说。我打电话找到他时,他正在家乡山西的一间银行里。“我们有如此古老的文明,而一切都在改变中。所以,这个世界充满机会也充满危险。”新的思考方法正在出现,他说:中国人开始考虑全人类的命运,而非仅仅自身的命运。他把现在的中国比喻为20年代的美国,与进步主义和繁荣相抵触对应的,是贪婪、腐败以及一个贫困的底层阶级。“最好的时光,”刘在业务繁忙且嘈杂的银行里几乎是喊着对我说,“同时也是最坏的时光。”
这种错位感——一个没有人能够确定所处社会以及个人灵魂是否仍会保持健全的未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和谐主题,也是中国科幻作品中持续出现的隐忧。在新闻记者韩松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星际旅行者回到被外星人攻击过的地球,发现中国给这个星球留下的仅存的智慧与文明被藏在地铁里——地铁曾经是中国繁荣昌盛的证明,现在只是一个被遗弃的废墟。在他创作的另一个故事中,政府给全体中国人服用药物,目的是让他们在睡梦中还能继续工作。在王晋康创作的小说《蚁生》里,一名科学家给整个村庄的人注射了蚂蚁的费洛蒙,试图营造一个完美的工人世界;实验失败了,村庄陷入了混乱。
“在未来,会出现科学和进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最有思想的科幻作家之一,充满冷幽默的潘海天说。在他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并声明他是为和平而来,但是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来错了地方,随即离开了;而下一批外星人就一点儿都不友好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一名很有优越感的统计学家,她和同伴(一名她瞧不起的科幻作者)一起在袭击中逃跑时,决定看看是否能叫辆出租车。她计算出全北京城有6.7万辆出租车,黑车7.2万辆。
“我是广东人,”科幻作者说。(译注:此处原文是潘海天《北京以外全部飞起》小说原文摘录)
“难怪啊,”统计学家回应道,“就是因为你出现在这儿,所以降低了我们打到车的几率。”( 译注:此处原文是潘海天《北京以外全部飞起》小说原文摘录)
我是在《九州狂想》杂志社的总部见到潘海天以及另一名作者骆灵左的。这本极客刊物的办公室却有着令人意外的时尚装潢:一走出电梯,你就来到了一个极简主义的白色前台区,除了一个沙袋和一个装满鱼的浴缸之外什么都没有。潘看上去有点像一个时髦的悲观主义者,他蓬乱的乌黑长发上,只有头顶处有一缕灰白——“世界上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东西!”骆大笑着说。骆有一张圆脸,头发松软,穿得像是要去健身房一样。
两人都三十多岁,他们都比刘慈欣年轻很多,所以他们作品中某些越界的暗喻就更为明显。刘通过把《三体》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来掩藏话题的敏感性。但是潘并不否认他的作品反映的就是当下的事件——以及当下的中国。他和其他当代科幻作者都把这种心理上的错位感作为创作的核心,并且将其与当代世界的生存话题联系起来。“政府想确保每个人都有饭吃。但是现在我们都有饭吃了,我们又发现大米有毒。你如何决定吃还是不吃?”
你也许能够想到,潘海天的作品在出版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碍。“科学幻想是一个有意思的工具,”他说,“我写作是为了帮助我的读者逃避中国每天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也在寻找一种不受限制表达自己想法的途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得很深。”他和骆对中国的审查制度并不感到十分愤怒。如果作品由于政治原因不能被出版,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他们看上去更加关注商业利益,期待着商品化和电影版权等所有优秀西方作者能够获得的赚钱方式。
中国科幻文学复苏的另一大好处是,经典科幻作品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这里的作者在交谈中都认为自己既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又是国际科幻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家庭的祖先不仅有叶永烈,还有阿西莫夫,H · G · 威尔斯以及儒勒· 凡尔纳。他们能够觉察到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冲突,并且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骆灵左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因为所有拿政治话题开玩笑的内容都被禁止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于是——“你要想写外星人出现在地球上的场景就比较困难,因为只要他们一说,‘带我去见你们的领导人,’事情就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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