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编辑家见城彻的“编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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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出版萧条二十年，多少百年老店湮没无闻，多少新社倒闭复“更生”（指破产出版社根据《会社更生法》，在重新调整股东和债权人关系之后，复以原公司名重新登记注册，但法律上已是不同的法人。如著名出版社草思社），却已面目全非了。幻冬舍的崛起，诚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迹。而这种奇迹的出现，端赖一位“病人”——编辑家见城彻（Toru Kenjo）。此人患了一种疑难杂症——“编辑病”。用病人自己的表述，就是“书籍若无法畅销，便失去出版意义”。是耶非耶，姑且不论，这确是见城其人奉为圭臬的出版原则。

    见城彻1950年出生于静冈县。从小有严重的自卑情结，“直白地说，那时我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其貌不扬的……我当时体弱多病，个性又阴郁孤僻，在班上总是受同学欺负”。小学六年级时，一次与某女生擦身而过，因手指甲不小心勾到对方的裙子，便被冠以“好色卷裙男”的绰号，见城深感耻辱。上了中学，虽然情况多少有所改观，但绰号变为“章鱼”，同样苦不堪言。成年后，他去寿司店或意大利餐厅，绝对不碰章鱼和乌贼。

    见城曾买下八卷本《海明威全集》，反复研读。直到成年后，一直把收录于全集第一卷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胜者无所得”当成座右铭。对卷首的题词更是没齿难忘：“与其他任何争执和战斗不同，胜利者就是一无所获——不仅不给予胜利者宽适和喜悦，也不赋予荣耀，甚至在赢得胜利的同时，也不要让他得到任何回报。”受海明威的影响，他认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没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在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十年中，几乎每天做重量训练，一周只休一天，硬是把自己塑造成肌肉男。一度中断训练，后又恢复。在日本文人中，见城大约是唯一能与三岛由纪夫对抗的健美选手，而两人的动机亦不无相似之处。后来成立的幻冬舍的社标，是一个投标枪者的图案，据说原型就是见城彻本人。对见城来说，“高中时代的格斗至今还在持续着”。

    大学毕业后，专门出版实用生活类图书的广济堂录用了见城。他属于那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编辑，认为凡畅销的内容产品（无论是书籍、电视或任何传媒），须具备四要素：原创性、浅显易懂、与众不同和感染力强。回过头来看，他在广济堂策划的第一本名为《公文式数学的秘密》的实用补习考试用书，恰恰符合上述条件，见城开始觉得卖三万册不成问题，不成想居然卖了三十万册！

    旗开得胜的“新米”编辑，踌躇满志，开始谋划小说出版。作为资深文青，见城自然也有过小说创作情结。但结识了一些后来获得芥川奖、直木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小说家后，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他感觉自己没有小说家朋友身上的那种与整个世界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必须借助文字的力量来自我救赎的强烈激情。于是，转而“想要成为刺激这种作家的触媒，希望帮他们策划文艺作品，如此热切的想望深深召唤着我”。

    他旋即跳槽到以小说出版见长的角川书店。最初负责的工作是将森村诚一在社办文艺杂志《野性时代》上连载的小说《人性的证明》集结成书。该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即《人证》），总销量逾四百万册，堪称一本超级畅销书。巨大成功的最直接结果，是“病症”加剧，“编辑是要跟作者精神私奔，既然是私奔，去向就只是地狱，不会是天堂。可是，对于表达来说，地狱却正是黄金之地，所以简直是被分裂的一天天”；“把悲惨变成黄金的瞬间，我就在那诞生的地方，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陶醉境地。这就是编辑的准确的病症之所在”。

    真正让见城“领悟到文学世界的悲惨和富饶”的，是与小说家中上健次的交往。中上是战后出生的作家中，第一个获芥川奖的人，但跟见城每天晚上在银座喝酒时，尚未成名。直到有一天，中上突然来电话，张口向见城借三十万日元，并发誓“我若得到芥川奖，再用奖金还你”时，见城才知道芥川奖的奖金是三十万日元。原来中上是在店里醉酒闹事，打伤了客人，对方提出愿以三十万私了，否则就报警。见城见状，二话没说，带中上直奔银行，把原打算新春到纽约旅行的川资取出来，交给中上。后中上果不负众望，荣膺芥川奖。得奖后第一件事，是来到见城的会社，把自己关在编辑和作者校对用的房间里，整整两天两夜，写了八十枚稿纸的小说《荒神》，交见城任总编的《野性时代》发表。“在天刚亮的校对室里，我们两个互相握手，并以微温的啤酒干杯。”

    颁奖结束后的第三天一早，中上打来电话：“我现在就去找你，先别去上班，等我一下。”两小时后，中上出现在见城的公寓，刚进门，便很霸气地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大叠钞票：“谢谢！我按约定把三十万日元拿来还你。”见城从钞票中抽出五万日元，然后两人出去喝酒。“那家位于新宿区公所大道上的酒馆白天也营业，我们是那儿的常客。”哥俩边喝酒，边谈小说。“梯子酒”喝到第五家店的时候，已是第二天，天空泛起了鱼肚白。中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他欠身坐进车里，还生气地大声对我嚷道：‘喂！我没有出租车资啦。’话音刚落，我赶紧跑上前去，把一张万元钞票塞在他手里。我对这一切感到无比满足，打心底希望这种日子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当时，见城二十五岁，中上二十九岁。

    如此浓密的日子，并非编辑与小说家所独有。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见城都会在西麻布的一间叫做“Purete”的酒馆里与音乐人坂本龙一对酌。“明知没有出口，我们还是每夜去那里报到，借酒浇愁，然后随着早晨的阳光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可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又开始寻找看不见的出口，迷失在从西麻布往广尾的街道中。”

    坂本接下为《末代皇帝》配乐的项目，同时参与该片的演出，出发前往中国。“然而，他似乎怎么也没办法喜欢中国。他说自己和那里的土地不亲，电影制作过程中，只要稍有空当，便返回东京。一到成田机场，他便打电话给我，和我约在西麻布碰面，最后再到‘Purete’喝到天亮。”

    彼时，见城当《角川月刊》的总编辑，拉坂本写专栏。交情在那摆着，坂本难却，便一月一篇吭哧吭哧地写，一写就是五年。原本发行五千册的刊物，竟膨胀三十倍，变成月均发行十五万册的畅销月刊。而对坂本的诸如开设私人经纪公司等事务，见城则当成是自己的事情，为之奔波，责无旁贷。《末代皇帝》公映后，大获全胜，一举拿下十二个奥斯卡奖。那个电影的制作班底，包括导演贝托鲁奇和坂本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性恋。结果，害得陪同坂本赴美出席奥奖颁奖典礼的见城也被当成了“同志”，经常被娱记问道：“你是坂本的伴侣吗？”

    如此，见城广交作家与各界名流，开拓稿源，打造畅销书无数，在社内和业界建立了相当的声望，四十一岁，成为角川社的董事，“角川的见城”是含金量极高的名片。日本出版业的行规是，编辑跟作者吃饭，约定俗成由出版社埋单。见城在角川待了十七年，是交际费花得最凶的编辑，不仅酒钱，连作者酒后的出租车费，都是见城掏腰包。“但事实摆在眼前，我也是最替公司赚钱的人，公司也认同我的做法，从来不对我罗嗦。”

    然而，如此成就斐然的出版家，终于在四十二岁（1993年11月）让自己“归零”：从角川离职三个月后，与五位同道注册成立了一家新出版社“幻冬舍”（社名为作家五木宽之命名）。虽然不少企业愿意出资，但见城一一婉拒，只以个人的一千万日元储蓄作为资本金来维持运作。第一批付梓的书是六种单行本。见城突发奇想，在《朝日新闻》上打整版广告，广告费用高达六千多万日元。业绩为零的无名新社，在宣传上如此巨额投入，连报纸的广告业务员都担心风险。可见城对广告人员说：“幻冬舍若无法支付的话，我会自掏腰包付款，请上这个广告吧。”这时，所谓“角川的见城”的业界名头无形中帮了大忙，印刷公司的社长表示，印刷费可以迟付一两年。“有他们的付出和鼎力相助，让我真切地体悟到独立门户是正确的选择。”结果毫无悬念，开张大吉：六本书全部打响，登上各大书店的畅销榜。

    公司创立第三年，又进军文库本（即口袋版书）市场，竟一口气推出六十二种新书。何以偏偏是有整有零的六十二种呢？因为十五年前，光文社曾斥资六亿日元，推出三十一种新书构成的文库系列，此后十五年间，几成绝响。“因此，我便投入双倍的资金，斥资十二亿元，首发六十二种新书。”见城的想法，借用其新事业首航时的宣传文案，就是“如果不敢在新的创意上冒险，你还能妄想改变什么呢”？如此大手笔，自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玩法。但见城平生最鄙视的就是上班族的所谓“常识”——“工作顺遂的时候，我便开始怀疑一切”。若照出版市场的“常识”，幻冬舍创立的1993年前后，正是所谓“出版大崩溃”论甚嚣尘上之时，而且，幻冬舍定位的文学与文化，是整个书业中最动荡的板块，这更是彻头彻尾的无视“常识”之举！用见城自己的表述，叫做“破除世界行规，超越编辑常态”。

    然而，正是在书业最不景气的时期，凭着见城其人的敏锐的嗅觉、广泛的人脉、精准的学术定位及一个少而精的高度专业化的编辑和营销团队，幻冬舍居然在逆境中起航，一路“逆风飞扬”：2003年11月，出版社成立满十周年时，在日本创业板JASDAQ上市。截至2007年，创业十四载，共出版了十四种百万级畅销书，创造了日本出版史上难以复制的奇迹。

    幻冬舍特立独行，后来居上，其动静之大，确乎超出了历来以保守著称的日本出版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想象。据《朝日新闻》2009年5月报道，幻冬舍一名财务非法侵吞公金，八年间竟多达九点一亿日元。而彼时，照李长声先生的说法，这家新锐出版社仅有员工六十人，资本金才三亿余日元（《日下书》，世纪文景,2009年3月版，81页）。这在日本是严重的贪污事件。对东洋文化事情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日本出版早已进入微利时代，锱铢必较。一名经理居然能贪污逾资本金三倍的公款，且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未被察觉，在暴露出管理问题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幻冬舍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换一个社的话，早倒闭几回了。

    当然，这毕竟是负面新闻，在见城彻的回忆录日文版初版的2007年2月，事件尚未被发觉，见城自然也未提及——此乃题外话了。 （刘柠）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