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超级长篇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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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超级长篇是如何炼成的  　　

　　　　□ 舒晋瑜
　　　　
　　张炜，1956年11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78年考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1984年调省文联创作室任专业作家。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诗歌，198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现已出版各类作品 1200多万字。在海内外出版单行本200余部，译成英、德、日、法、韩等多种文字，作品获奖50余次。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远河远山》、《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丑行或浪漫》等。散文集《忧愤的归途》、《生命的呼吸》、《期待回答的声音》、《大地的呓语》、《羞涩与温柔》、《冬天的阅读》、《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在半岛上游走》等。
　　前些日子和作家莫言聊天，谈起理想的话题，他说自己的理想总是不停地变来变去。我问：“那您现在的理想呢？”他笑言：“像张炜一样写一部400多万字的长篇。”
　　莫言指的是《你在高原》(作家出版社)。如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所说，这部作品规模庞大，“是我所知道的小说领域中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纯文学作品(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等除外)”。
　　不少读者的疑问是：在一个人们空前忙碌、读书时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的时代，张炜为什么会去写部头如此之大的作品？这十卷本的作品，是怎样完成的？在如此浮躁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愿意沉浸于这样从容缓慢的故事？
　　　　
　　　　　　为“了不起的一代人”立传
　　　　
　　1993年，有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中“二张二王”之争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二张”是张炜和张承志，“二王”则是王蒙和王朔。这场大讨论与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关，但也不止如此，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对于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们来说，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如今面临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怎能不感到困惑？张炜说：“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好好写写他们。”
　　他说：“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这批人经历了多少事，反右、挨饿、文革、改革开放、文学热、商业化，他们承担的多，分化也厉害，紧紧抓住这拨人写，太重要了。”对于这一代人，张炜用“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来形容。他说，自己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不停地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
　　“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张炜说，写这部书实在是盛年之举。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它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阴。
　　用20年最好的光阴书写，盘桓在他心中的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我想借助它恢复一些人的记忆，想唤起向上的积极的情感，还想让特别自私的现代人能够多少牵挂一下他人，即不忘他人的苦难……这都是很难的、很高远的目标，所以才应该不懈地做下去，一做二十多年。”
　　　　
　　　　　　作品中人物缘自童年的理想
　　　　
　　细细追究起来，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质工作者，大概缘自张炜童年的理想。
　　“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小时候，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地质队员的生活和工作对张炜是极大的诱惑，同时也埋下了当地质工作者的梦想和情结。后来上了师范的张炜，也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至今，他的帐篷等地质行头仍一应俱全。
　　张炜将这十卷书，称之为“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他接着说，为什么选择写地质，还有一层原因，是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植物学、土壤学、岩石、动物、山脉、河流，现在的文学，虚幻的东西太多了。这么长的书所需要的材料以及对现实的理解，并非一般的要求。虚构作品必需较真，大虚构就要求大较真。
　　　　
　　　　　　一场持久的战役
　　　　
　　《你在高原》的写作，起源于张炜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张炜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
　　1987年，他开始实行他的行走计划。在回忆张炜当初的写作情形时，山东作家宫达说：“他在半岛地区进行区域考察时，借住在一个旧楼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电热器放在写作的房间里烘一烘双腿。到过他房间的人穿着棉衣坐久了，都觉得手脚冰凉，打寒战。夏天，一台老式电扇不停地旋转，说是降温，由于电机长时间工作，吹出的风都是热的。吃饭更简单。他将饭分成七天份额，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吃的时候用蒸锅热一热。那几年里，他每天的三顿饭几乎都是这样。”
　　他用多年时间走遍了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他熟悉了每一条河流和山脉，熟悉了那里的大多数植物和动物。这期间，他自修考古学、植物学、机械制造、地质学，是一个吞食书本的大功率机器；他密密麻麻地记下了数十本田野笔记；在二十多年间，他搜集的民间资料就有几大箱子。
　　他原计划在40岁的时候完成这部作品。1990年发生的一场车祸，使他的行走计划在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被迫中止。由于医生没处理好胸膜和肋膜，张炜前后住了三次医院，有时候一住就是三个月，出院后写作速度就慢了。
　　“我用笔写完，大姐帮我输入计算机，我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我眼睛出了问题，最初是五号字，后来小四号字、四号，最后改完是三号字，放大了看，眼睛才舒服。”每一卷作品，大则“伤筋动骨”地改四五次，小则几十次地修改。打印后，他复印几十份，让一些能讲真话的哥们读。“他们都把书稿往死里砸，我记下他们的意见，不马上改，沉淀一段时间，有时是过了四五年，回头再改。”
　　他说，这次写作，对他来说，绝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场持久的战役。
　　　　
　　　　　　“不为读者写作”
　　　　
　　洋洋450万言的巨著出版了。无疑，这部书将是对读者耐心的极大考验。有人提出，既然每一卷都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来看，为什么不写一卷就出版一卷？张炜也认可，这样的话无论从接受方便还是写作节奏上看，都要好得多。“可是我试过，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通常说的那种‘系列小说’。”他曾经试着出版过一两部，但因为写作时间拖得太长，人物关系及细节出现了衔接上的问题，他必须停下来，耐住性子从头一点一点改好，使之在最细微的地方统一和谐起来。
　　39卷，10个单元，张炜并不是从头写起的，而是事先严格布局之后，再根据写作状态，挑出某一卷来写。它们在全书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最后安放上去是否完全合榫，需要最后修理一番，更何况还有全书韵律的把握、文字色彩的协调等等，都要求通盘考虑。
　　“你说一点没有考虑读者的角度，那不可能，但我基本不考虑。”张炜说，写作《你在高原》之前，《古船》等作品获奖不少，但他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都还没有“掀开盖子”。“我写作，基本不考虑读者，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写出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但为读者去写，作家必然做出很多妥协。”张炜说。
　　他举例说：有人谈到文学的世界性时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阅读上看，是否也可以说，越是自己的越是大众的？这样理解，或许压根就不存在一个为博得时下读者的喜欢而写作的问题了。
　　再说，某些所谓的“读者”喜欢什么，我们大致心里都有数。满足他们，就等于取消自己。张炜说：“回避某些读者，不与其对话，这恰恰也是一部分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确保他整个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回避，才会赢得时间的检验，最终也将获得最多的阅读。”
　　　　
　　　　　　遇上酷爱文学的校长
　　　　
　　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张炜度过了让他深深沉迷，有时又不忍回眸的中学生活。学校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在张炜的记忆中“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只是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蒙受冤案的父亲也没能逃脱。所幸的是，校长酷爱文学，在校内办起了一份装订考究的油印文学刊物《山花》，张炜写下的东西刊在显要的位置，受到校长当众赞扬。
　　这在张炜来说是“了不起的经历”。即便多少年之后，他回忆起来，仍觉得当时的《山花》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成为他心灵不可替代的慰藉。“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气，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
　　当然最大的乐趣，还是听书。在漫长的冬夜，家里人常会找出书来读。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他还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拿到手里也读不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他，让他磕磕绊绊读下去。很多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
　　因为“家庭”的问题，张炜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在校长的努力下，他进了校办工厂做工。这在张炜是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因为他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
　　在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张炜已经积累了三百多万字。他逐渐觉得这种保存固然值得珍惜，却总是吸引自己向后看，成为前进的包袱，便断然决定把三百多万字的稿子全部烧掉。在烧掉它们之前，张炜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共有20多万字，编成小说集《他的琴》(明天出版社)，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木头车》写于1973年。
　　　　
　　　　　　写作如日常劳动
　　　　
　　从上个世纪1973年的《木头车》开始，张炜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奔走了37年。他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古船》被海外誉为“五四以来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亚洲周刊)，被评为“金石堂选票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还被法国教育部和科学中心确定为高等考试教材。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柏•柯林公司向全球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时，《古船》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九月寓言》与作者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
　　张炜取之不竭的创造力就像一个谜，留给读者无限期待的空间。张炜的底气和耐力来自哪里？
　　“写作如日常劳动，人们对日复一日在田里劳动的人，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他回答的语气轻松平淡。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德华认为，张炜之前出版《芳心似火》和《在半岛上游走》，为这部大书作了极好的诠释和导读。他说：“《芳心似火》以散文的方式浓缩了《你在高原》的精神内核：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片面的物质财富积累是有限的，甚至是危险的，而精神文明的积累相对物质积累，具有更加恒久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芳心似火》可称为《你在高原》的导语。《在半岛上游走》以散文和文论的形式，不仅宣示了作家的文学立场，而且真实描述了作家本人在创作《你在高原》时的某些场景和状态，这对于深入解读这部巨著很有帮助。”
　　　　
　　　　　　哈姆雷特式的人物
　　　　
　　在张炜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溢着对大自然的敬重甚至近乎虔诚的崇拜，同时也表达着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发展带来种种危害的担忧。他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提出城市化掠夺与急剧膨胀将带来的后果。“影响我们当代人类幸福的，对大自然的破坏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与人性的恶化深深地连在一起。人心变坏，大自然就变坏。这里面是人的全部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环保的问题。最沉重的还是人的问题，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问题。”他认为，物质主义对人的伤害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状况。社会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物质主义扭曲了我们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创伤。
　　文学评论家雷达曾把张炜笔下的一个人物比作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张炜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他固守着宁静的葡萄园，默默地思考生与死、功利与永恒、技术与道德律的终极问题，以笔为矛，抗辩着市场化和现代工具对精神家园的侵袭，进攻的规模越大，他的抗争越决绝而有力。“也许，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牧歌式的理想化显得有点天真，是螳臂当车。精神的发展证明，张炜的坚守是有意义的。这本超长的小说《你在高原》便是张炜的燃烧着的心灵长旅，这十部作品以其思想和艺术的纯正，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竖起了一座精神的碑石。为我们时代的某些严重缺失提供精神滋养。”雷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