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考作文素材：《人民日报》九论“不良文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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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高考作文素材：《人民日报》九论“不良文化趋向”

风起于青萍之末，而驰骋于天地之间，世间万物，无不受其吹拂。文化无影无形，却润物无声，虽形成于日常俚俗之中，却能对社会产生恒久的影响。文化思潮的变化，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不可不察。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生活却出现一些不良趋向，文化失范、道德失衡、心理失常成为时下人们议论的焦点，并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与思考。这些文化现象所来有自，亟须对之做出理性的梳理与分析。为此，人民日报特开辟“文化世象”栏目，首期将刊出“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九篇文章，对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九种不良社会文化现象进行集中分析与评论，以期为匡正时弊、推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第一篇

闭门造车何以大行其道

贺绍俊

作家余华新近推出的一部文学作品堪称罕见的热卖，小说未及印刷便已预订出70万册，在文学类图书中，销售量名列前茅，这是国内大部分作家难以企及的。但是，细读这部作品，很多读者、评论家大呼失望。作品尽管勇敢地触及强拆、卖肾等敏感的社会问题，然而令人感觉作者不过是把一些新闻事件拼接在一起，对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体验，因此叙述浮于浅表，缺乏思想的力量，显得轻浮和单薄。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被反复提到并一再强调的文艺理论话题。有的人也许觉得，这并不是非常复杂的理论话题，无非是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缺乏生活的不断丰富，创作的资源就会枯竭，有必要翻来覆去地提及吗？事实证明，反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现实中，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的现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读者或观众接触到这类闭门造车的文艺作品，掩饰不住他们的失望，尖锐的批评自然就不绝于耳。

难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就想不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吗？难道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时，还需要有人专门向他们论证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吗？

其实，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它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一些作家艺术家并非不知道补充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也时常感觉自己的资源库存严重匮乏，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设法与生活建立起密切联系，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他们已经答应了出版商的约稿，或者是他们下不了放弃城市优裕生活的决心。热播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写当代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一看便知编创者是在毫无生活体验的情景下动笔创作的，缺乏生活体验，依靠照搬、抄袭海外相同类型的电视剧情节来敷衍成章。这种现象绝非个例，据我所知，电视剧制作界往往是觉得某种类型的电视剧有市场了，或者发现某类电视剧热播了，就赶紧组织班子抢拍，哪里还顾得上深入生活与搜集素材？在这样的情境下，编剧只能采取闭门造车的方式，胡编乱造，照搬照抄，怎么快就怎么来。这完全是一种迎合市场的写作态度，以这样的态度来写作，我们能指望他们写出真正的佳作吗？

密切与生活的联系，不断到生活中充氧充电，让写作资源的库存变得丰富起来，这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并不是理论的难点，而是实践的难点。因此在批评这种闭门造车的现象时，有必要探讨一下实践的问题。

难点之一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如果投入到生活实践中去，就必须付出心血和辛劳，甚至要放下贵族式的身段。难点之二则是，真正要在生活中有所收获，并不单单是获取一些信息、观察一些实景那么简单，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感悟、有所体验、有所思考。但现在不少作家艺术家仅仅把深入生活理解为到生活中获得一些故事素材，得到一点感性认识。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曾看到一项作家申报重点选题的材料，其中有人在申报表上说，他准备去某某地方采访若干人，然后写一部反映这个地方几十年历史变迁的作品。他的计划不可谓不宏大，但我对他能否写出这样的作品深表怀疑。即使是很有功力的作家，当缺乏足够充分的生活体验时，动笔也会慎之又慎。这些都说明，深入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实践过程，它要求作家艺术家始终对生活保持高度的兴趣，在生活的激发下不断产生思想的活力，不断有新的发现。

创作上的闭门造车现象之所以如此泛滥，文艺批评也需要承担责任。闭门造车是一个古代成语，最初的出处应该是两句话：“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语出北宋道原所纂《景德传灯录•卷十九》。意思是说，只要按照统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车，出门上路也会与路上的车辙完全相合。后来，人们单用前半句话作为成语，形容做事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为什么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人们明明知道闭门造车产生的作品与生活和实际不相吻合，却仍然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在他们“闭门造车”后，会有一个“出门合辙”在等着他们。这个“出门合辙”就是一些不妥当的文艺批评。现在的一些文艺批评家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不屑一顾，认为如果还以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来评价作品便是落伍的表现。因此尽管作品脱离生活胡编乱造，批评家却不仅不指出这一点，反而将这种胡编乱造当成是创新和突破，冠以“心灵写实”、“后现代的精神焦虑”等各种玄幻的名衔加以吹捧。这就是批评家为那些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作家艺术家开出的一道道“车辙”，有了这样一道道“车辙”的存在，文艺创作上的“闭门造车”当然会大行其道。如今，鼓励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文艺批评不多见，为闭门造车开出“车辙”的文艺批评却不少。

我希望批评家们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失职，以后不要再给闭门造车开车辙了，而应为作家艺术家开一条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正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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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以丑为尚挑战审美底线

肖鹰

近日，一部“古装魔幻神话剧”《天天有喜》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视频网站同步首播，迅速掀起收视热潮，大量雷人的网络语言引发观众各种“吐槽”。剧中，一身古装的主角们嘴里时常蹦出莫名其妙的网络热词，比如女主角一本正经口吐英文，称“我哪里hold得住”，男主角用国内流行歌词直抒胸臆，表达愤怒时竟骂道：“变态、流氓。”难怪有观众取笑：“这年头不掌握一两门外语，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说我们是一部古装魔幻剧。”

在近年的流行文化中，秀丑、赛丑与捧丑已成一大风潮，各种恶搞行为大行其道。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借助海量数据手段，从芙蓉姐姐大受追捧，到凤姐风靡全国，一些人通过或者出格颓废、或者低俗恶搞的表演迅速成名。他们以丑为美，以丑为尚，不仅挑战传统的审美观念，也挑战我们的审美底线。

三国时王弼在注释《老子》时曾说：“美者人心之所乐进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以近年的流行文化而论，“以丑为美”是反人心之常而行之的行为，不是在追求“乐进之美”，而是在张扬“恶疾之丑”。

“以丑为美”，有种种表现，概括讲，可做如下描述：

其一，以反常为正常，以畸趣为兴趣。“以丑为美”在形式风格上，是“反常出怪”。我们看到，在当今媒体的“流行色”中，“以丑上位”逐渐增多。这不仅表现在那些“网络红人”的“成名史”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演艺明星的“星路历程”中。这些娱乐红人的文化表演似乎别无长技，惟有以极端反常的怪异表演博取眼球，以令人生厌的畸趣刺激观众的兴趣。

其二，以低俗为通俗，以恶俗为本色。“以丑为美”在文化品位上，是排斥高雅，以“通俗娱乐”为名，贩卖低俗、恶俗之物。某些“享有盛名”的所谓艺术家，不仅热衷于以低俗娱乐大众，而且将“恶俗”作为艺术本色，泯灭了高雅与低俗的区别。

其三，以欲望为精神，以贪婪为气派。“以丑为美”在精神观念上，放纵欲望，鼓吹贪婪。近年来，赤裸裸的欲望宣泄和物质贪婪，逐渐在文艺表演中主题化，这不仅导致审美主题极端欲望化，而且使审美形象因为欲望宣泄和物质贪婪的极度充斥而扭曲。

其四，以仿袭为本事，以俗套为个性。“以丑为美”在艺术生产上，不是以诚意求精、个性创新的艺术创作为主旨，而是在市场功利主义的驱动下，以仿袭为基本原则，以拼贴为基本手法，在“反常出怪”的旗帜下进行模式化生产。因为没有真正的个性内涵，“以丑为美”虽极尽“出奇出怪”之能事，但并不能创造真正有机的个性形象。

“以丑为美”为何流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审美教育没有跟上社会转型的需要。在市场经济发展、文化开放的新形势下，审美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各种不良思潮乘虚而入，致使美丑不分，以丑为美；其次，在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接轨后，过度娱乐化的文化生产，使低俗、恶俗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再次，媒体舆论导向也对“以丑为美”的文化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一些卫视一拥而上推出的种种选秀节目，成为“以丑为美”的展示屏和扩音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之所以是可爱的，是因为以多样统一、完整和谐为基本特征的审美形象，不仅表现了自然创造力的神奇美妙，而且也表现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生命精神和人文理想。德国哲学家席勒说，人只有在完整而自由的状态下，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审美者。马克思则指出，人能够超越自身种属的限制，按照普遍的客观规律进行生产。审美创造所具有的人文内涵决定了，一个健康而文明的社会，必是以追求美、创造美为文化主流的社会。与美相对，丑则以残缺、扭曲和变态展现着自然的灾害、体现着人性的缺陷。“以丑为美”不仅在审美活动中把丑的负面价值正面化，而且把文化精神乃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丑”的价值正面化，从而导致“扬丑抑美”。“以丑为美”，丑怪畸趣被追捧，低俗恶俗被推崇，欲望贪婪被张扬，不仅会引导审美趣味的下滑，也会是社会风气沉沦的催化剂。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从审美规律来讲，美和丑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庄子就有“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著名命题。清人刘熙载则指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但是，美与丑的转换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要借助人的审美创新之心“化丑为美”。怪石之所以能够“化丑为美”，是因为懂得欣赏怪石的刘熙载，从怪石变化无穷的形态中可以自由想象，体味到自然造化的神奇与无限生趣——即所谓“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再如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和鲁迅笔下的阿Q，都是丑角，如果从审美范畴来讲都是“丑”，但是，刘姥姥与阿Q却又都是成功而美的艺术形象，因为在其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两位文学大师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伟大的情怀。简单地讲，要想“化丑为美”，必须要有一颗真正爱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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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警惕哄客助推网络暴力

朱大可

24岁的大学生孙延宇通过网络找到东莞一份号称入职四五千的“工作”。到东莞后，他才发现，这是一个非法传销组织。因为拒绝加入，孙延宇遭到群殴，被勒断舌骨，踢爆脊柱，直至死亡。据警方介绍，涉案的13名传销人员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可是他们却选择了用自己的专业和技术从互联网这个入口滑入犯罪的深渊。

互联网广场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长期以来，互联网是一些哄客的主要阵地，他们借助微博之类的自媒体，针对各种新闻事件发表看法，以匿名、化名或实名的方式，卷入舆论制造的洪流。尽管有所谓蛊惑和迷失、谣言和轻信、误导和盲从的“乱象”，但这并非是研究者担忧的重点。一个更值得探究的现象在于，自媒体的功能，一直在信息域和垃圾场之间摆动，犹如支配互联网的钟摆效应。

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表示通过微博弄清各种现实真相、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生，占到78%以上。这个数据向我们展示，微博有开启民智的强大功能，正在成为推动思想进步的力量，必须精心地加以呵护。

有人抱怨微博存在大量负能量，并将其归咎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微博大号。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多的时候，则在于被批评者本身。在应对批评浪潮时，涉嫌违规执法者如果否认基本事实，以各种谎言加以搪塞，那么就会引发公众的集体质疑。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就会令管理者的诚信、公共形象危机加重，而在我看来，这才是危险的“负能量”。因此，面对网络意见，政府或涉事者不要埋怨网络和百姓，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就不会有良好的网络生态。

互联网的负能量，不是来自网民的表达激情，而在于放肆的语言污染。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以微博为主体的互联网广场上，大学教授和搞笑明星，以脏词跟网民对骂，激起大面积污染。这是一种精英和网民共同营造的秽语狂欢，而某些微博主管机构对此含笑不语。勤奋的“小秘书”只筛除“不适宜对外公开”的段子，却长期放纵毒化互联网生态的污言秽语，放纵针对民众的秽语，由此获得互联网的“生态平衡”。这已是某些门户网站的基本游戏规则。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互联网已经获取的艰难进步，将会遭到彻底瓦解。

网络哄客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倾听不同意见，并“誓死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但十多年来，许多人在这方面没有明显进步，甚至有日益退化的趋势。拥有一个可能正确的观点，只是进入公共讨论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正确表述这种观点，并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养，更是公民的基本责任：你捍卫了其他人的话语权利，也就捍卫了自己的话语权利。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广场，这种权利上的互相呵护，是公民理性对话的重要保障。

网民不懂得理性对话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拒绝理性争论。领导、老师负责提供“唯一正确”的标准，决不允许争辩，更无法容忍学生在课堂上跟老师和同学争论。这种“一言堂”的传统成为支撑公共文化交往的隐性逻辑。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正确的”知识和观点，从来就不是学习、争论和自行分析的结果，而是自幼灌输的产物。这种知识和观念的传统，令很多人不大习惯接纳多元化的意见格局，也未能学会容忍不同观点，更不懂得如何展开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理性争论，一旦面对不同意见，就会本能地采用激烈方式进行回击，用各种高强度的秽语，制造激烈的口水暴力。

这种文化病症，可以称为“暴力对话强迫症”，它把所有平等的观点争论，都变为可笑的话语斗殴，在影响互联网广场生态的负面因素中，这是令人难堪的一种，它强化了互联网作为垃圾场而不是信息域的属性，而且有继续转型为战场之虞。它所制造的口水冲突，无法推动历史进步，有可能掀翻社会正义的标杆，把文化拖入烽烟争斗的深渊。但推动话语文明的根本路径，既需要倡导网民自我清洁的美德，更需要互联网运营商建立秽语过滤机制，没有这种机制，任何言辞美妙的“网络文明公约”，都只能是一堆无效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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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政绩工程缘何屡禁不绝

王彬

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文化投入大幅度增加，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在某些地方，文化发展的理念、建设、管理等还存在诸多误区，地方政府大兴土木，急于求成，通过上大项目来展示文化政绩，并且互相之间盲目攀比，这些已悄然成风。一个人口不足13万的西部县城，竟异想天开，计划投入6.5亿元，开发五大景区，并在县城周边的山体上安装2700余盏霓虹灯，用以打造“月光之城”。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文化政绩，制造轰动效果，挖空心思，斥以巨资，兴建“西门庆主题公园”——把早已被社会公德唾弃的反面人物也拉来当作文化政绩工程的幌子，这就已经不仅是铺张浪费，更是愚昧无知了。

我曾去过一个县级市的剧场，那里的音响设备可以为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使用。但是，这只是一个县级市，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何年何月才会到这里演出呢？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文化建设只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在这座剧场的附近，还建有巨大的博物馆、图书馆与运动场，这些建筑物合在一起，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文化广场”。我向那里的居民打听，一年到头，来“文化广场”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多，很多设施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

我还去过岭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经济发展快、财政收入多，近年来那里不仅修建了不少亭台馆舍，还拓建了一座巨大无比的广场。当地主人很自得地夸耀：“这里的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是不是如此不得而知，但给人的感觉的确是大、太大。当时正是骄阳似火，灰色的广场上竟空无一人。也许闲暇时会有人来游玩散步，但毕竟只是一个地级市，需要如此硕大的广场吗？如果用不着，难道修建它就只是为了在面积上超过天安门广场，以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

这样的实例还有不少，一些地方为了角逐各种文化大奖，领导亲自挂帅，不计成本地制作大型剧目。舞台设计越来越讲排场，场面气势越来越宏大，道具、服装、布景动辄几大卡车，门票动辄几百上千元。他们不去积极开拓市场，而是热衷于以评奖为名索要财政投入。排出来的剧目，有的只演出几场，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许多文艺团体每年生产的文艺作品不少，能拿给老百姓看的却不多，原因都在于此。

修建林林总总的“月光之城”、“西门庆主题公园”，制作一些只为评奖、用过即丢的大剧目，一定会花掉很多钱。如果把这笔资金用于购买图书，赠送给乡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或是用于给西部落后地区援建几所学校、支援贫困孩子上学，它的意义与价值，都将大不一样。

除了耗资巨大、规模宏大、规划庞大之外，文化政绩工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百姓的钱，露当官的脸。积累文化资本，制造文化政绩，已成某些地方官员的“成功之道”。对他们来说，花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能否达指标、挣面子、产生轰动效果。于是他们做起事来，气魄常常很大，一个普通的庆典，一场常规的歌舞晚会，或者仅仅只是一台电视节目，动辄就要花掉上千万元。

在打造文化政绩工程的利益驱使下，举凡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如国家级的各种文化奖项，不少地方都不乏官员的有形无形之手。而且，为了赢得一些国家级的奖项，一些地方官员投入重金，组织人马，照猫画虎，创作出片面迎合上级口味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获奖，只会破坏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的背后是良心，政绩的背后是政德。片面追求文化政绩工程，是对文化本身的无知与践踏，归根结底源于某些政府官员畸形的文化观、投机的政绩观。在这些观念的误导下，近年来文化政绩工程屡禁不绝，有的甚至愈做愈大，形象虽然越来越光鲜，内容却越来越离谱，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为此，很有必要引进社会监督与问责机制，把握好文化建设的规划、立项、投资等各个环节，尊重文化规律，力戒奢靡之风。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无愧于历史的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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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莫让浮奢蛀蚀时代精神

王磊

近日，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并明确强调，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等等。这是国家相关部门整治各类文艺演出，特别是对“官办”文艺演出中歪风邪气的一记重拳，同时也为我们反思这股在当前文化领域中弥散的浮躁之气、奢华之风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文化不是时代蛋糕上的酥皮，不是太平盛世的装饰物。它不仅汇聚着一个民族的知识与智慧，更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信念和积极的时代价值观。文化是时代的正能量和“精气神”，是一个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和理想精神的来源。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浮躁奢华的不良倾向。功利拜金、铺张浪费，形式夸张、思想贫乏，娱乐至上、缺少担当，是这种浮华文化的典型表现。

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谋求文化政绩，不是把精力扎扎实实地放在造福百姓、服务人民的文化建设上，而是大搞面子工程，尤其喜爱在各类文艺晚会、节庆会演、文艺评奖、文化场馆建设上下功夫。为了博取眼球、制造影响、取悦上级，这些活动往往不惜成本、场面宏大、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一些地方借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东风”，大举兴建豪华的文化广场、图书馆、音乐厅，结果充了面子，亏了里子，不能因地制宜，物尽其用。一些文化馆、文化站费尽人力物力排演剧目，一不为市场演出，二不为服务百姓，只为评奖得奖，换取文化政绩和财政拨款。如此的以文化为噱头的面子工程，实质是形式主义的“虚假文化”。

在文化消费主义和资本利己主义的裹挟下，大众文化领域成了滋生浮华之风的重灾区之一。电视中热播的，不少是娱乐至上的综艺节目、形形色色的选秀节目，硕大的舞台充斥着无比绚丽的布景和灯光，各路明星、大腕儿嬉笑怒骂，除了博人眼球，别无他求。电影院上映的，很多是大投资、大制作的鸿篇巨制，动人的故事与深刻的思想这样的电影美学成了明日黄花，以华丽震撼的感官效果掩盖艺术内涵的贫乏和思想内容的空洞，是其惯用手段，所注重的只是投入巨资，做足宣传，引来观众，赚足票房。图书市场上出售的，许多是装订华美、价格昂贵的精装图书，它不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求知的需要，而是赠送领导的专供礼品，是老板装点门面的高雅摆设，是好大喜功者自我炫耀的资本。如此的大众文化，是金钱至上、愚弄大众、奢靡浮华的“逐利文化”。

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创造严肃知识和思想的精英文化，在浮华文化的浸染下亦不能幸免。学术体制的功利化，造成学风浮躁，专家学者为竞争国家科研资助，在学术成果上片面拼多比多，但量多质次，乃至学术造假；有限的资源致使学霸横行，严重破坏了健康的学术生态；有些学术会议奢华铺张，浪费严重；有些资助经费管理不当，不能成为科研保障；有些学者功成名就，享乐主义滋生、学术研究停滞。如此的精英文化，看不到时代正气和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是变相的“投机文化”。

一个伟大的时代应当孕育出伟大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这样的时代需要高水平、有责任感、有忧患意识的文化管理者；需要自觉自信，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主流文化；需要服务大众、引领大众、宣扬积极价值观的大众文化；需要能够打造文化核心价值、为社会的发展和理想的追求提供价值支撑的精英文化。而当前文化领域中的浮华之风，却弱化了文化应有的严肃性维度，消解了文化不可或缺的价值担当，腐蚀了时代文化中的正气与精神。这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鉴此，我们的文化管理者、文化建设者应当进一步强化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不仅仅是吹拉弹唱，不仅仅是歌舞演艺、影视大片、图书文物，不仅仅是只供玩味娱乐的小摆设。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是国家与民族的强大力量，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信仰体系，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要地。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自觉抵制文化领域的浮躁之气，切实改变文化发展中的奢华之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只有脚踏实地地创造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创造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才能彻底消除浮华文化的危害，才能守住核心价值的高地，提振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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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文化莫陷技术崇拜陷阱

南帆

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光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大额资金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

工业技术促成电影问世已经是100多年前的奇迹。现今的技术是否存在相似的雄心大志？至少在目前，众多的游戏、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娱乐节目以及种种大同小异的相亲交友节目，“擂台式”的设计与技术的深度介入制造了空前的收视率。然而，如果这一切即是技术眷顾文化生产的成果，人们肯定会产生“暴殄天物”之感。无数电子技术专家的心血仅仅带来几阵哄笑，或者“虚拟性”地参与一场恋爱或者旁观一次演唱表演以及知识竞赛，这显然有些小题大做。

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

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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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

陶东风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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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形式主义侵蚀文化肌体

吴义勤

形式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反对形式主义，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形式主义。那些冗长的“会议”，空洞无物的讲话与文章，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那些越建越豪华的楼堂馆所，越来越多的中心广场；那些大而无当的新校区、贪大求全的学校合并，甚至礼品食品的过度包装、婚丧嫁娶的日益铺张、品牌消费的畸形上涨，等等，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形式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变种。对于这类形式主义的危害人们早已深恶痛绝，但近年来，形式主义开始在文化领域大面积蔓延，因形态更隐蔽，其危害也就更大。

文化领域的形式主义因为顶着“文化”的大帽子，常会被人忽略。比如，为了增加出版物的销售量，各种图书排行榜、畅销榜应运而生，但在有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种“商业游戏”和“商业交易”，甚至出现了出版社、作家花钱打榜的现象。热热闹闹的排行榜之后，其实是某些出版商的利益追逐，受损的则是上当受骗的读者以及我们的出版环境。再比如，有的动漫基地、影视基地、文化产业园、高科技园，不计成本地做华而不实的宣传，毁坏了很多农田，却并未见到多少正面效应。还有的地方，从吃的到穿的、从地上长的到天上飞的、从植物到动物、从古人到现代人、从英雄到汉奸，竟然都能成为文化节的名目。文化节不是不可以办，怕的是在主办者的眼里，只有经济利益的大小，而不顾其能对文化发展产生多少补益。此外，一些电视节目引发的文物拍卖寻宝热、选秀热、相亲节目热等等，最终也荒腔走板沦为了彻头彻尾的“形式”与“表演”，离真正的“文化”很远。

更可怕的是，因为有了“文化”这顶帽子，形式主义有时成了损伤甚至破坏文化本身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在文化形式主义的掩护之下，传统文化可能成为庄严肃穆外衣下的敛财之道，红色革命文化可能变成不伦不类的恶搞狂欢，严肃的历史文化可能成为“戏说”和“宫斗” 的载体，深刻的人性探讨和现实批判则可能变成官场黑幕成功学和青天大老爷的风流艳史。再比如，对儒学以及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现代化转换，本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大创举，有的地方政府、大学、企业、文化机构却一哄而上，大搞儒学秀、佛学秀、道学秀、传统文化秀，占卜打卦、风水迷信、汉服祭祖、小学生跪师礼，等等，把儒学搞得面目全非。争抢名人故里，对历史名人捕风捉影，乱认祖宗，或者以文化为旗圈地造景，等等，都是名为发展文化，实为败坏文化之举。

文化形式主义的最大危害是弄虚作假，损害文化发展的健康肌体，毒化社会风气。从表面上看，文化形式主义是拜金主义在作怪。正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才在文化活动中抛弃真诚的信仰和痛苦的反思，将文化创造变成了“吸引眼球”的金钱比赛和不伦不类的跟风模仿等。而从深层意义来说，很多人之所以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正是文化虚无主义和缺乏文化自信、根本不懂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功利主义、媚上心理、跟风投机心理和畸形权力崇拜心理的典型表现，是掩盖自己思想能力、行动能力不足的保护色，从侧面暴露了我们的政绩评价、问责机制不健全、不科学的弊病。可以说，假如任由文化形式主义泛滥，其恶果是形式取代了内容，现象取代了本质，虚假驱逐了真实，它只会践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破坏社会的信任机制，助长浮躁功利的习气，损害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

因此，要真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警惕和根治形式主义。特别要从制度设计上不给文化投机行为留有生存乃至效仿的空间。我们的政绩评价应不仅仅看到兴建了多少楼堂馆所这样的工程，更应看到培育了多少精品力作、惠及了多少市民百姓这样的实绩；不仅看到一次性的文化建设，更应关注这种文化投入方向、投入方式的可持续性。对于那些一窝蜂、拍脑袋，不计效果、大干快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主管部门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在考察用人机制上，更要给那些在文化建设领域真抓实干的人、坚持从实际和群众出发为政理念的人更多的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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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价值迷失阻碍道德崛起

斯文（李舫 徐馨 张健 任姗姗）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推动着中国的社会进步，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

文化领域里的变化尤其明显。思想的解放解开了文化创造力的束缚，解除了文化生产力的禁锢，新思想、新浪潮纷至沓来，新风尚、新流派风起云涌，文化景观前所未有地丰富包容，文化创造呈现勃勃生机。

然而，不容否认，在思想解放取得可喜进步的同时，文化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价值迷失和道德失范，具体表现为奢靡化、物质化、去智化、粗鄙化、虚无化、空心化、娱乐化、泡沫化。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比物质浪费更可怕的精神疾患，近来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价值迷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奢靡化、物质化。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老庄世界的逍遥无为，李白诗篇的旷达飘逸，陆游笔墨的家国天下……中华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如此多的精神财富、为人类贡献如此璀璨的文化宝藏，这些财富和宝藏传递着民族的智慧，滋养着华夏的心灵。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刚刚解决精神的温饱问题，这些精神财富便被奢侈地挥霍，政绩工程和文化项目遍地开花，价值观堕落为“价格观”，文化传统变成价格标签。

价值迷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去智化、粗鄙化。再粗鄙的段子，只要能搞笑，便可风行天下；再低俗的节目，只要能来钱，便被奉为法宝……这类文化现象司空见惯。网络时代，传播形态的巨大变革既为文化发展带来生机活力，也造成了文化生态拒绝智慧、拒绝担当的低端化。

价值迷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虚无化、空心化。如今，坏消息似乎总比好消息更吸引眼球，丑恶故事似乎总比良善故事更耸人听闻，花边新闻似乎总比深邃思考更能带来愉悦。一些人乐此不疲地颠覆文化经典，不加分辨地膜拜流行文化、发动造星运动……虚无的幽灵几乎游荡在当下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小众与大众的矛盾中，文化的精神指向变得模糊，文化的价值内核正在被消解。虚无的阴影之下，人们不再关心终极价值，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走向庸俗、浅薄和空心化。

价值迷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娱乐化、泡沫化。我们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尽管有着几何级数的量的增长，但与真正的繁荣仍有距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大师级艺术家仍寥寥无几，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史诗性作品仍屈指可数。从娱乐化到泛娱乐化再到愚乐化，从泡沫化到泛泡沫化再到飞沫化，文化表现为轻浮的喧嚣、肤浅的热闹。难怪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文化越是泛滥，就越失去独立的尊严和品格，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

文化，是对人类精神的涵养和化育，价值迷失将使文化走入道德低地。物质化、奢靡化是对勤谨俭谦的颠覆，去智化、粗鄙化是对尊文敬识的颠覆，虚无化、空心化是对包容厚载的颠覆，娱乐化、泡沫化是对慎终追远的颠覆，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中，“文物昭德”、“乐以安德”的文化主张，“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操守，以及日常文化生活中对“德”的定义与追求，变得不断模糊、不断退让、不断淡化。价值的迷失严重消解着我们在五千年文明传统中所形成的伦理共识，道德的失守反过来又严重动摇我们的社会判断和文化操守。文化与道德，面临关乎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博弈。

这场博弈，不可小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包括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的文化丧失了思考能力，社会丧失了道德支撑，创作失却了学术规范，建设失却了人文情怀，文化复兴便无从谈起。

应该承认，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化生态的多元多样。价值取向多元、思想疆域广阔、生活方式丰富，是我们今天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不管怎样的多元、广阔、丰富，都必须有边界，有底线。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须不能妨害社会的公共判断；可以追求自己的财富，但须不能妨害社会的公共秩序；可以在电视节目中、在网络发言里表达观点，但须不能消解社会的道德建设——这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化育天下风气，引导人心向上、向善、向美。哲学家冯友兰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与西方文化“智”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尚德”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与核心，“德”不仅催生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成为中国文化永恒的母题。

世界发展到今天，各种利益矛盾裹挟杂糅，社会转型过程艰难繁复，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完善的道德追求，是使我们远离文化异化陷阱、规避文化利益冲突、调整文化发展格局、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内生动力。

中国文化需要道德崛起。敬畏传统方能坚守恒常，谦逊内敛方能豁达冲融，谨慎求索方能吐故纳新，常怀忧患方能心存远大，今天，我们需重估文化中国的精神气质，重建文化中国的道德信仰。这亟待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