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叙事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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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叙事与历史记忆

文章作者: 刘汀

苦难对我们而言，是一味不得不时常饮下的药，它提醒着人类存在的真相，不论如何努力去追求幸福，苦难都不可能真正消失，反而如命定的劫数，一次次降临人间。但它并不必然引向悲观主义，事实上，正是有了苦难，人类的存在及其意义才更加被确证，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也才有了动力。因而，如何认识和表述苦难，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无论是对一个共同体，还是对一个个体，苦难更深重的影响都并不在它发生的时候，而是在其后的记忆及对此记忆的处理中。苦难的历史记忆是在人类心灵上刻下的划痕，而人们对这伤痕的种种讲述(文学、电影、戏剧等)则逐渐漫衍成一种苦难叙事。作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苦难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总是指向过去，又总是试图通过讲述来让人们铭记苦难，甚至避免苦难再次发生。然而苦难叙事并非只是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它还是一种文学“追忆”。文学叙事超越于历史记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以“丰富”的方式重现历史，还能以“超越”的方式解释历史，并使得不同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当然，苦难叙事中最基本的叙事方式，带有一种“伪历史”色彩，即在一定程度上借用历史的书写方式来书写苦难，这种叙事注重历史记忆的事实性，追求对真实还原，通过对无数“事实”细节的描述和勾连，重现一个已经失去的历史空间。比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其中对大饥荒时代定西专区孤儿院的描述，几乎是纯粹的现实性叙事，所有文字都基于史料和当事人回忆。这种叙事方式，形成了一种朴素、真实的风格，类似于电影中的纪录片。但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它又是文学性的，采用哪些史料、选取哪些记忆，以及用什么样的手法和方式把这些碎片拼凑成一幅图景，都经过作者的考量。尽管如此，这种苦难叙事的终极意义却并非是文学上的，而是现实世界的，作者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就是提醒人们记住那段历史及其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在这种叙事中，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具有确凿性，文学只是让这种确凿性克服时间的遮蔽，重新显现出来。这是对苦难的历史记忆最基本也最直接的叙事方式，它同时勾连着历史记录和文学表述两种路径，并通过前者所具有的真实性，以强化后者主题上的意义；同时，文学表述的虚构特征，又让其比实际的历史记录更具表征性。 　　此外，苦难叙事尝试突破和衍生更多的路径——借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比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这本书所描写的也是一场大饥荒，但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却完全不同，它并不将重点放在描写苦难中的人身上，而是把各类人等同时置放在一个文本语境里，让他们“自己说话”，从而产生了巨大的互文性张力。而作为“记忆”的历史，既是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又同时是被质疑的，历史记忆不再承担对真实性的保证义务。 　　历史记忆进入苦难叙事的方式还可以是寓言式的。苦难的历史作为文本的核心要素存在，但小说的目的却不是记录和描述苦难本身，而是通过苦难揭示某种哲理或规律。这一类的代表作家是阎连科。他的诸多作品都在描写底层人的苦难，尤其是《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其中的苦难几乎撑破了我们的认知限度，达到了一种寓言的地步。《日光流年》中人们活不过40岁的诅咒般的命运和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出来；《年月日》中的那株用身体培育出的玉米，同样是一个象征物；《耙耧天歌》中“熬骨为药”的奇事，更把人们对苦难的应对方式升格为一种类似“巫术”的存在。在这些作品中，寓言式的表现方式使得苦难叙事突出了某些极端因素，从而也更具可阐释性，让作品在文学形式的意义上胀破了“历史记忆”的限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构造“历史记忆”，作品自身就是对苦难的读解和阐释。 　　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展示了苦难叙事的另一种路径，即哲学化叙事。在这种叙事中，苦难常常被提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活着》其实是对“活着”和“怎么活着”的终极追问，这种追问无疑是哲学性的。这种苦难叙事方式，与寓言式的苦难叙事有着相似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历史的认知和处理。在前者，历史固然已经被寓言化，但小说中仍然有着一种历史观，有着某种隐含的价值取向；而后者则彻底抽离了作品中历史记忆的内核，使得历史事件成为背景和素材。 　　在这几种苦难叙事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潜藏着的历史观。在杨显惠那里，历史是确凿的事件，而苦难则是依附历史的一种存在，是历史留下来的记忆，需要被记载和不断提醒。而在刘震云那里，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进化模式，而是多线索并存的，甚至是“不可知”的。阎连科作品里的苦难历史像一个“幽灵”，始终游荡在大地上，甚至就是轮回的宿命。余华的哲学式追问中，历史呈现出虚无主义色彩，他甚至不再关心苦难为何降临，而只关注人在苦难中的存在。苦难叙事是人们处理复杂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相对于历史上的欢乐时刻，苦难更容易被人们记住，也更能激起人们对自身存在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