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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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方卫平

一

    “学派”作为学术累积和创造的力量和载体之一，在学术史上一直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今天，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学派”这一话题的提出，似乎还显得十分奢侈，但是我以为，对于学派的探讨和思考，不仅可以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学术事实和现象的判断和分析，也可以是对一个可能的学术存在和前景的描述和想像。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人们对于建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的呼唤和思考，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西南学者对于巴蜀学派的谈论和期盼，就是学派思考中对于可能性的一种追问和探询。“浙江师大——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这一论题，也正是因此而设定、展开的。

    我们知道，学派是学术发展史上在一定科学研究领域由特定的科学家们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通常都有着相通的科学理念、思想志趣、学术立场、研究范式、解释体系，还有相互呼应和配合的研究成果。同时，许多学派也有着自己公认的学术核心人物或意见领袖，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具有一种师承或同事关系，而一个学派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观点、独创的研究方法等等，也往往会成为学术史上重要的创新成果。事实上，任何一个被同时代或后来者公认、被学术史命名的“学派”，都必然是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链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环节，一座无法绕开的学术峰峦。

    从这样的意义和标准来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当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主要依赖个体思想创造性的精神劳作领域，为什么一个学者群体，就非要信仰、遵守共通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呢？

这涉及到了“学派”这一学者现象与学术机制在学术发展进程和学术史上的作用和意义问题。

一般说来，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学术传统、社会需要、制度保障，等等，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只有在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才能够实现。而能够规范、引导、促进科学家研究活动的，并同时又符合和体现科学研究本身规律的，就是作为科学家内在的活动形式的科学研究学派。”[1]而“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因此，才能够吸引众多的优秀人才在这一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由此可见，原始创新性思想的提出是科学学派形成的关键。不但如此，为了使其研究纲领贯彻始终并发展壮大，学派成员需要不断地开拓前进，探索创新。”[2]所以，学派并不只是一群学者自然组合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学派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理论原创力的学术群体，正是这种原创力，正是一个学派特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才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世界图景，为学术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术史而言，个体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常常可以做出增量方面的贡献，但一个科学学派的出现，对于学术史的演进将肯定是一种质的推动和进步。

与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创新度都是极为有限的。进入21世纪，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学科也面临着进一步提升和创新的重大发展主题。身处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语境，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有必要思考自身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学术责任和作用。我以为，朝着一个可能的学派方向，做出自觉的努力和培育，或许应该是未来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可以选择的学科发展策略之一。

当我在这里提出把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看作是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的时候，该学科近30年来的学术沉淀和学科积累，无疑成了关于这一议题和思考的最有力的事实基础和历史支撑。

二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科协在江西庐山联合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后，国家出版局等七家单位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一些年以后，人们发现，庐山会议和会后的《报告》对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少儿读物出版行业和儿童文学领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次会议、一个报告，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决定了一个门类、一个行业的兴衰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特色和力量。时为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2月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蒋风先生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于当时地处浙江中西部小城金华市北郊的浙江师范学院来说，一位普通儿童文学教师的外出开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心和注意，不过，会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儿童文学学科在浙江师范学院的生存机遇和学科命运。

庐山会议之后，蒋风向当时浙江师院的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获得了赞同和支持。1979年，浙江师院中文系恢复儿童文学选修课，成立了儿童文学研究室，并开始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一所高校与儿童文学的学术情缘，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蒋风就发表过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论著，但是对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来说，1979年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意味深长和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结束以后，浙江师大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恢复儿童文学选修课、成立了第一家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招收了第一名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一切，意味着在新时期中国高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史上，浙江师大取得了无庸置疑的先发优势和开创性地位。

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学术队伍建设。在蒋风的努力和学校的支持下，从1980年开始，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开始从校内外向儿童文学学科聚集。至80年中后期，该学科先后汇聚了韦苇、黄云生、吴其南、周晓波、楼飞甫、方卫平、章轲等中青年研究者。他们在儿童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开拓耕耘、镇守把关，逐渐修炼、磨合，形成了一个既有研究分工，又有学术合作的儿童文学研究群体。到了21世纪初，在新一代学术带头人的努力和学校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又陆续加入了钱淑英、郑欢欢、张嘉骅、彭懿等中青年学者。

而不断推出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就成了他们向儿童文学理论界展示耕耘和开创精神的基本方式。1982年，蒋风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部由个人编著的系统的《儿童文学概论》；1986年，韦苇出版了当代第一部《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1987年，蒋风主编的当代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出版；1991年，蒋风主编的当代第一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出版；1993年，方卫平所著当代第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在国别儿童文学史研究方面，1994年，韦苇出版了第一部《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1996年，吴其南出版了第一部《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9年，方卫平出版了第一部《法国儿童文学导论》；2004年，在倡导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周晓波主编的第一部《当代儿童文学与素质教育研究》出版；2006年，在图画书创作出版崛起的时候，彭懿的当代第一部图画书研究专著《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出版。此外，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1997）、彭懿的《西方幻想文学论》（1997）、吴其南的《童话的诗学》（2001）等，在幼儿文学、幻想文学、童话美学等研究领域，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在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学术平台搭建、图书资料建设、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近年来，该学科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系（2003），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份综合性的儿童文化研究丛刊《中国儿童文化》（2004），成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和台湾儿童读物资料中心（2007），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网（2007），使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在整体上保持了良好的推进态势。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制度安排中，儿童文学学科通常都被勉强地归置于 “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下。许多年来，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事实上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另一方面，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很显然，将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学科构成和较长的独立研究历史的学科简单地搁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二级学科名下，无疑是一种相当野蛮的、毫无理性的学术霸权行为（参见笔者《在体制的边缘生长》）。在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影响下，儿童文学作为一门三级学科，无法在当今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进程中，成为一个有效的学科生长点，因此，它被绝大多数的大学包括师范院校所遗忘或搁置了。如果说，儿童文学学科被一般性大学所忽视还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它被许多师范类大学或学院所漠视，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实际上，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体制中，儿童文学在许多综合性院校的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图书馆学系等，都得到了很好的行政上和学术上的安排。这一现象，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并深思的。

但是，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历程的时候，人们发现，儿童文学这一处于学术体制边缘的弱势学科，在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于其间的浙江师范大学，却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尊重、呵护和培育。坦率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儿童文学学科在浙江师大的生长，自然也并不是时时充满温情和阳光的，但是，它最终在浙江师范大学这片校园里，获得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学文化土壤和体制保障——我相信，每一位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成员，对这一切都充满了知遇之感。

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一所大学的历史与学术情缘，在小城金华北郊这片宽阔起伏的红土地上被演绎成了一段小小的学科建设的佳话。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浙江师大现象”若干年来就已经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的话题了。

三

由于近代以来大学制度及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大学在人类知识生产和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日益明显。大学不仅是传道授业、培养人才的基本场所，同时也是学术人才密集、知识创新活动频繁的重要平台。很自然的，大学校园也成为召集学术共同体、滋养培育学术流派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一。例如，20世纪上半叶形成并活跃于清华园的“清华学派”，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当时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康斯坦茨学派”，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学派”等等，首先都是缘于其成员汇聚在同一座校园里。对于浙江师大来说，在同一座校园里，先后汇聚了如此之多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这种情景，为全国高校所仅见。

在长期的共事和学术研究活动中，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表现出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学术心性和研究特点。我以为，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性。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完成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在近代西方人类学派、儿童中心主义等学说的影响下，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其后，由于战争、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生了严重的学术水土流失状况。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作家身份参与儿童文学研究的陈伯吹、贺宜、鲁兵等人的坚守，续写了儿童文学研究一段特殊的历史。同时，经验型的文学思考，也使儿童文学研究所获得的基础理论支持越来越薄弱。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所面对和接收的学术家底和历史遗产是十分贫乏而有限的。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时代为重新起步的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学术环境和理论资源。聚集在浙师大校园里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不仅感应到了现实的学术召唤，而且从现实的学术环境中不断汲取相应的理论营养，这种汲取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某些新的理论视野和话语方式，并为他们的学术思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持。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吴其南的《童话的诗学》、方卫平的《儿童文学接受之维》（1995）等著作，就是在广泛汲取哲学、美学、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神话学等多种学科养分的基础上在幼儿文学、童话学、儿童文学接受理论等论域所作的基础性理论工作。这些著作不仅显示了浙江师大儿童文学研究群体的学术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相关论域的学术水平。

其二，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积累的不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其话语形态一直呈现为一种经验型的、散乱的方式，而系统的理论成果形态则长期未能出现。诚然，思想的深广度、理论价值的高下，与思想、理论的呈现方式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零散的、片言只语式的思想呈现未必没有价值，貌似系统的鸿篇巨制未必就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然而，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来说，其思想成果的零散和无序，却真实地反映了其学科整体理论建设上的滞后和贫弱。从这一背景上来看，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研究的体系化追求，不仅是这一学术共同体学术志趣和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整体上的需要。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等研究领域，前述《儿童文学概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等著作的出版，都是相关领域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系统化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无疑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整体学科格局和理论面貌的历史建构过程。

其三，注重儿童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及其系统化呈现，使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整个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显示出了独特的学院派学术风貌。一般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学院派的理论风格厚重、扎实，研究理路正统、规矩，但它也往往会有囿于学院的知识价值观，追求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局限。就文学研究而言，学院派的研究路数，通常易将研究者导入文学思维的概念演绎和逻辑游戏之中，而与文学日常生活的鲜活性、当下性保持某种矜持的距离感。`   

在这方面，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学者群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外。他们在从事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等的学科构建的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的种种发展和变化，思考着当代儿童文学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诸多课题。例如蒋风的论文《从口水吐向安徒生到哈利·波特热——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点滴思考》（2002）、吴其南的著作《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研究》（2006）、周晓波的著作《当代儿童文学面面观》（1999）、方卫平的著作《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1995）等，就显示了两代学人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生存、演进现实的体察和思考；韦苇编著的《精典伴读：点亮心灯》（2006）一书则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方卫平参与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2002）是将儿童文学与当代小学生课外阅读联系起来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则是紧随中国当代图画书出版、阅读热潮出现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座校园，几代学者，因为儿童文学，他们已经共同坚守了近30个春秋。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未来路径，应该如何规划和铺展。

四

关于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群体的未来发展路径，我们显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维度去引发联想和思考。这里，我们的思考当然是从“学派”这一角度展开的。

如前所述，谈论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派，我是从可能的学术存在及其前景的角度来作为起点的。从“学派”一词严格的内涵来看，就其现实性而言，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还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

首先，这个群体是相对松散的。虽然他们同处一座校园，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并显示出某些相通的学术志趣和研究特点，但是，他们各自具体的研究课题、领域又不尽相同。蒋风先生作为学科的创建者，陆续出版过许多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包括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原理、儿童文学辞典等方面的著作；韦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外国儿童文学方向，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黄云生专长幼儿文学研究，他在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成果处于当代幼儿文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周晓波在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尤其是少年小说、童话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而彭懿则在外国幻想小说、图画书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参与和建构，是全方位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客观需要。但是，从“学派”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群体的具体研究对象、个性、成果等，又是互有交叉和区别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组合并不具有学派所要求的紧密性、统一性。

其次，研究对象、学术个性、理论成果之间的交叉和区别，还只是表面上的松散，更为重要的是，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并没有像一个学派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共同信仰和遵守的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还没有自觉地设计出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虽然与五、六十年代传承下来的传统儿童文学理论系统相比，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其部分学者在学术视野、理念、方法等方面也实现了不断的拓展和更新，但是，由于这些拓展和更新基本上都是单个学者的个体行为，而且在视野、方法等方面主要是借用或移植了其它学科的成果，因此，它并没有对整个学者群产生具有质的意义的影响力，更没有上升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共同信仰、遵守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

我以为，从学派培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把握和处理好下列两组关系和矛盾。

一是理论上的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儿童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后发学科，迄今并没有真正属于自身的原创性的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体系。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看，它最具活力和代表性的理论进展，主要也是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神话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接受美学、文化研究等学说去寻求理论借鉴和支持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瑞典学者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英国学者彼得·亨特（Peter Hunt）、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芭芭拉·沃尔（Barbara Wall）等的研究，大体都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其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的原创性主要应该是以传统和现有儿童文学的理论形态和研究模式为参照的，它并不排斥从相邻学科如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去借鉴、整合相应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创新与相应的学术吸取、借鉴是相辅相成的，重要的是，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在吸收、借鉴、消化过程中，逐渐锻造、形成自己的整体研究视界、范式和方法。例如儿童文学研究的精神分析视角、接受美学视角、文化研究视角、文学教育学视角，等等。今天，在中国儿童文学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集体，无论它们是紧密型的还是松散型的，能以自己坚定、鲜明、独特的思想立场、研究方法、学术成果，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整体性发展和提升，作出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建设性意义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学术进步的增量意义上的，更应该是质的意义上的。因此，如何通过借鉴，实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或者说，如何通过创新，使通常意义上的借鉴获得儿童文学学术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无论如何都是任何一个儿童文学学派必须完成的学术使命。二是学术团队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一个现实的儿童文学学派，必然是一个由在研究方向、主题、方法上具有一定共同倾向的研究个体组成的学术集体。如果个体之间各自为阵，互无联系，当然无以构成一个学派。如果简单地强调个体之间在研究上高度同一，以此来构成学派所谓的向心力、凝聚力，显然也不符合学派形成、发展的自然规律。事实上，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派的培育和建构可能，除了它的传统积淀和现实条件外，也跟现有研究集体的学派意识、个体研究志趣、风格、个性与学派建设的集体意志力之间的相互尊重、磨合、调适有关。一个学派的形成，既可以是研究集体主观上共同努力培育的结果，更应该是他们基于共同学术信仰和研究范式在科学活动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呼应和联合。也许，当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研究集体在充分保持每个个体的学术天性和风格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倡导和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立场和学术风格的时候，他们将有可能以自己的集体性的学术意志和立场，以自己相互配合的理论成果，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之中去。2006年夏末秋初，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新成立的浙江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核心学科，搬入了坐落于浙师大西部老校区的红楼。绿树掩映中的红楼古朴典雅，对于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学者们来说，一个新的学术梦想又开始在这里孕育和生长。也许，把一个潜在和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培育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就是这个梦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想，对于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的想像和探讨，事实上也是在期待着能够寻求一个方向，设定一个目标，实践一个过程，而所有的可能性，不都是在梦想和实践中最终获得它的现实性的吗！ 2007年12月20日于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