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的中国式阅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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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的中国式阅读反思

2014-04-21

来源：齐鲁网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是一个充满人文思想意境的温馨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的读书人都会对读书有所触动，在经济和物质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物欲很强烈，可是精神的高地却有荒芜的迹象，人们沉浸在奢华香艳的物质享受里，却忽略了书香的吸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退步。世界读书日，中国的书香，让思想回归，让我们对中国式阅读做一些反思，也算是一种读书的督促和警醒。
　　 现在读书的氛围不够浓厚，读书的人不很多，喜欢读书的人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示范力不够，社会主流或者精英阶层在读书和却劝读的问题上不够积极，承担的读书推动责任缺失，是导致读书现状堪忧的关键因素。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过的，中国式读书和阅读迫切需要五个示范力。
　　 首先就是行政阅读示范力。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有较强烈的读书需求，但工作太忙、应酬过多正成为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有应酬的时间，没有读书时间，善于应酬，不善于读书，愿意花时间钻研人际关系，不愿意花时间阅读；愿意流传无聊的短信，不愿意交流读书体会，相信潜规则，不相信书籍的教化，能够说出很多的黄段子，但是说不出几句斯文的名言哲语，看见书就头痛，看见应酬就参与，一些干部如此对待阅读，让我们唏嘘。读书，可以让浮躁的干部平和起来，可以让功利的干部稳重起来，可以让贪干部廉起来，让没有责任感的干部焕发责任意识，让无为的干部作为起来，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干部善于读书就是干部健康成长的助推器。一个喜欢读书的干部，必然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干部，也必然是一个有修养的干部；一群喜欢读书的干部，必然营造一个温文尔雅的行政氛围，也必然是成就一群高人文素质的干部队伍，一个地方喜欢读书的干部多了，这个地方就文明和谐，干部队伍就多了影响力。最关键的是，干部读书氛围浓厚了，才能深刻影响全民读书的普及度。
　　 其次是“劝读形象大使”示范力。中国截至目前甚至没有一位“劝读形象大使”，这不仅是中国作家的遗憾，更是中国阅读的尴尬，也是中国文化的公益缺失。诺奖获得者莫言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日前，诺奖获得者莫言等中国著名作家参加《“2013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电视晚会》，全民阅读需要“莫言们”的民间劝读。一次次的教授和解析，一回回的赏析，一遍遍的解答，一次次的互动沟通，就像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滋润着老百姓焦渴的读书心田，让文学、文化的素养慢慢累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会表现为公民的人文素养写意在社会这个偌大的舞台上，因此，“莫言们”的民间“书香中国”多多益善，“书香城市”，“书香县”，“书香镇”，“书香村”，“书香单位”，“书香公民”才会如同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但是，这样的全民阅读的晚会毕竟太少，我们更需要形式灵活多样的全民阅读促进活动，更需要形形色色的草根型的、社区型的、社会末端的读书活动，如果包括莫言在内的大作家们能够经常“下基层”宣讲自己的阅读体会，诠释读书的好处，让老百姓产生读书有用的信服感和生动感，用更多有创意的“文民互动”来吸引老百姓的参加，积极熏陶老百姓的读书理念，每个老百姓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梦乃至读书的中国梦就不是什么空中楼阁，更不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那么，这种“莫言们”亲力亲为的劝读效果就会更好。
　　 第三是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示范力。日前，全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在武汉成立，承诺将共同致力于推介优质阅读内容以引导阅读风向。以负责任的态度，把真正有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图书介绍给民众。共同致力于全民阅读状况的课题调研和研讨交流。借用媒体传播的资源信息优势，发挥好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力，营造“读书好、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舆论氛围，是推动读书的大好事，有着深远的“影响读书”的文化推动普及意义。时下，图书市场良莠不齐，一些图书过度宣传迷信、低俗和有悖公序良俗乃至法律道德的内容，不但扰乱了健康文明的图书市场秩序，也给读者带来了负面的读书影响，污染了社会风气和社会正气，而全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本着以负责任的态度，把真正有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图书介绍给民众，无疑会起到正本清源和提供健康向上的读书舆论导向，培养全社会的“读好书”的良好风尚，引领读书活动走向阳光大道。全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共同致力于全民阅读状况的课题调研和研讨交流，不仅有利于科学指导全民阅读，也会让全民阅读的媒体研究和研讨提升全民阅读的境界和层次，如果能够有制度，有安排，有落实，必然就会体现科学的阅读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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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图书出版正能量示范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负责任的图书出版，我们才看到了很多设计新颖，包装至美，思想深刻，充满智慧，荡涤灵魂，影响广泛的好书，才因此受到了好书的影响，提高了人文素养，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编辑一本坏书和编辑一本好书，前者就是教人下地狱，后者就是教人上天堂，前者是教唆，后者是激励，一本坏书，就是对道德和公序良俗的文字践踏，也许就是给监狱输送“人才”，而一本好书，就是一座公民教育的好学校，也许就是给雷锋学校输送“高材生”。近代大编辑家、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张元济就是专心致志的典范。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史谬误不少，他主持编纂百纳本《二十四史》。为求得图书的质量，寻觅善本，走遍国内所有的藏书楼，抄录、摄影、比较、甄别，真是呕心沥血。邹韬奋先生也说过：“我不愿一字一句我所不懂或不称心就随便付印。”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出版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一些出版人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出版假冒伪劣的书，甚至故意出版低俗和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的书籍，不惜用出版的生态“雾霾”毒害青少年和社会，已经超越了出版人和编辑的道德底线，为业内和全社会所不齿。美国青少年读物出版社总裁兼总编辑福格曼在谈到少儿读物出版时说过：“一本好书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影响他们对于事物的感觉和看法，参与儿童读物编辑的过程不仅仅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是很重要的责任。”西文谚语中更有激烈的阐述：“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我国出版职业教育的先驱陆费达先生在他的《书业商之修养》的文章中提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　　 第五是作家的创作示范力。4月2日—3日，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京举行。如果你问读者为什么读书，一千个读者可能会有一千个回答，但是当你问作家们为什么创作，一千个作家恐怕会给出同一个回答。此次会上，中澳两国的作家们，但凡发言中涉及这个话题，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只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创作，不会去管读者喜欢什么。读者爱读便读，不爱读便罢了。（《人民日报》一方面，作家自己喜欢闭门造车，在自己理想的精神王国里当精神的国王，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另一方面，作品出版后又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的作品少有问津，害怕自己的作品引来异议，担心作品卖不动，创作时目中无人，发售时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购买自己的作品，暴露出了创作的分裂症病态，更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在一些作家看来，“不考虑读者”走的是文学创作的捷径，付出小，回报大，网络作家走红，有名又有利就是佐证，于是作品的最大特点就体现了一个“编”字和“造”字，至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火花，始终和底层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更是成了被遗忘的问题。《红楼梦》里开篇就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哭着你的苦，喜着你的喜的和读者感同身受的写作动机跃然纸上；《三国演义》对读者反应的更是上心，其中有：“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和读者同呼吸，共悲欢的创作思路可见一斑；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也说：“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中国文学史上有太多鲜活的例证足以证明：作家心中无读者，读者心中无作家，更没有作家的作品能够在内心引起共鸣。作家创作“不考虑读者”，就如同市场经济不研究市场一样可怕，是中国的作家体制让作家自己把自己惯坏了，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中国文学，还有读者，不仅是对文学的游戏和戏弄，也是文学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缺失，“不考虑读者”的作家是至多是个伪作家，作家究竟应该为了谁而创作？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个多选题，如果作家连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不如回家卖红薯。　　 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