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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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散文史研究的困境—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跃进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散文是一门极特殊的文体。古往今来，中国的散文家族始终处在一种变化多端，归属莫定的状态。因此之故，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面临的问题似乎最多，分歧也最大。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中国散文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诸如什么是“文”？什么是“散文”？古代的“文章”与今天的“散文”观念有多少相通之处？类似的概念，迄今尚没有疏理清楚，更不要说有关散文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者曾就中国散文史研究的特殊性问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审美意识及艺术追求与传统诗歌、小说、戏剧的异同问题，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征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规律和盛衰原因问题，等等，展开广泛的讨论，但是，近百年过去了，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疑难问题，始终也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自然也就很难取得举世公认的研究成果。

壹 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中国古代散文的界定


关于古代散文的界定，古往今来，分歧很大。在展开讨论之前，简略回顾一下这种分歧的原始状况，也许对我们的理解不无帮助。

不妨先从“文”的概念说起。在古代，所谓“文”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涵义。《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文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作为文章意义的“文”，秦汉以来始为人们所熟知、所习用。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当然，这里的“文”，其涵意较广。至南北朝，“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就不单单是指文章，似乎还包括诗歌在内。

至于“散文”的概念，也多有变化。其本意是文采焕发，如晋木华《海赋》：“若乃云锦散文于沙内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这里所使用的“散文”与今天所说的散文无涉。历史上的“散文”有时又指行文。如《文心雕龙·明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名称，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实际上在南宋才开始广为流传（参见谭家健《“散文”小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4期）。为了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至于近世，则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对，凡是前三者所不收者，都可以归之于“散文”类。因此，“散文”的涵意最为丰富。换言之，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大概以为屈原《离骚》诸作是诗。但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则汉人认为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托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之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曰广义的“文”。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或曰“文章”或“散文”的概念，与现代的散文概念有所区别。

众所周知，古代散文起源于上古史官的记事、记言，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写作，推终原始，恐怕已经是唐宋以后的事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仅根据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而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散文的源与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应用文体与纯文学性的文体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古人心目中的名篇佳作与现代学者判定的散文作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这样，才能清晰地把握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文学卷》讲到中国散文时正是依据了这样的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还有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种不同的概念：①‘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字。②‘散文’相对于‘骈文’讲，也是广义的，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声律的语文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学术界的普遍看法，认为凡是不押韵的文体，都应进入中国散文史家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散文是与诗、词、小说、戏曲并列的文体。因此，除了一般的文章（包括文学散文）之外，散文还应包括历代的辞赋和骈文。关于这一点，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散文，这不是为了编写散文史的权宜之计，而是充分考虑到中国散文发展的实际。因为第一，广义的散文观念保持了散文概念的严整性。古代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文”，从总体上就是两大部分，一是诗，一是文，两者壁垒清晰，容易区分；两者之和则囊括一切以文字记录的东西，不会造成遗漏。辞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离文更近些，干脆划入‘散文’的范畴。如果再搞出一类非诗非文的东西，在分类学上就不严密。把它们划入“散文”，并不排除研究者进行单项研究的自由。第二、广义的散文观念尊重了人们长期的习惯。近几十年来，人们撰写中国散文史、编辑古代散文选，都是吸收辞赋与骈文，对之一视同仁的。第三、广义的散文观念正视并肯定了“古文”和“骈文”并存的事实。他们长期共存于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且各领风骚，只不过在某一时期以散为主，另一时期以骈为主。今天看来，不应存“正宗”观念。

那么如何调节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之间的概念差异呢？按照现代的散文概念，“可以把形象性、社会性、情感性作为具有文学性的尺度，用来衡量古代散文作品。由此可以把那些记人记事记景记物，鲜明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表现社会和人生的优秀记叙类散文当作文学作品，把那些富有真情实感、思想感情高尚美好、抒情强烈浓郁的优秀抒情类散文当做文学作品，把那些巧妙地因事生议、托物喻意、形象地批判社会的讽谕类散文作为文学作品。此外，有些论说文章，虽然以‘立意为宗，’如果能做到形象化，‘情动于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也做到‘以能文为本’的，也可算作文学作品。”这样就可以把一些过于质实，没有文学色彩的应用文章，有选择地剔除在中国散文史研究之外。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其实，这种对于散文采取较宽泛的理解，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共识。但是，赋与骈文是否列入散文范围，目前尚有分歧。

譬如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就指出，散文这个概念，本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够明确、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家的汉代，散文的范畴应该划得稍宽一些。所以，从章表奏疏、碑铭史传、书信杂记直至某些哲学著作，只要有一定的文学性或在散文发展史上发生过某种影响，都可以列入讨论的范围。当然也不是宽得没有限度，那些抽象的哲学论文、枯燥的经学著作，自然是不在列的。同时，散文又是和韵文相对的，所以那些讲究韵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作者认为就可以不予讨论。这一点就与某些学者有分歧。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依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散文本身的分类，按其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又有不同。如果把文学分为纯文学

和杂文学两大类，那么，散文当属于杂文学，或“文学与杂文学的交织。”如果就古代文章而言，又可以分为文学散文、非文学性文章和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三大类。但是这种种的分类，又都离不开古代散文的实际。

从历史上看，对于散文的分类，各个时代是很不相同的。曹魏时代的《典论·论文》分四科八体，七体属文；西晋时代的《文赋》分十体，九种属文；齐梁时代的《文选》分三十九种，三十八种属文；《文心雕龙》分三十四体，三十二种属文；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清代的 姚鼐《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总之，经历了由约而博，再由博而约的过程。

现代学者对于散文的分类颇多分歧。有的按内容划分，归为四类：记叙、抒情、议论、讽谕。有的按文体划分，归为十余类。还有的按形式划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也难怪，各个时代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彼此盛衰消长，很难有一以贯之的文体历久不衰的。为此，有的学者尝试着根据不同时期的文体特点来分类论述。张梦新主编《中国散文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先秦、秦汉、六朝散文，以体裁分章。如先秦哲理散文分为语录体、传诵体、寓言体、论辩体。各体之下分别评述的著作并非该体栽所能含盖。秦汉分为赋体、史传、论理、奏议书启之文，元代分为议论、记叙、笔记之文。唐宋明清近代等编则仍以作家为章。尽管这样分类，有时很难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但是，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对象


因为“文”和“散文”的概念具有相当广泛的外延，因此，现代学者在考虑散文史研究的对象时，就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谭家健《建国以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指出：“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等人所著），散文仍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连经学、文字学都包括在文学史之内。到五四以后，西方文艺观点传入中国，小说戏剧地位上升，散文地位下降，以至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有的人（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竟完全不讲散文。”陈衍《散文体正名》（《小说月报》17卷号外）、剑三《纯散文》（《晨报》副刊1923年6月21日）、王统照《散文的分类》（《晨报》副刊1924年2月21日至3月1日）、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国粹学报》第1 年2-6期）、刘光汉《文章原始》（《国粹学报》第1 年1册）等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就中国散文通史类的著作而言，1937年出版的陈柱著《中国散文史》，就颇具代表性。譬如第一编第四章《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论先秦诸子，专辟第十节《钟鼎文学家之散文》，论及《毛公鼎》、《录公钟》；第二编第二章《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除了论述辞赋家、经世家、史学家之散文外，还专辟《经学家之散文》、《训诂派之散文》、《碑文家之散文》三节，论及经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董仲舒《贤良策对》、刘向《谏起昌陵疏》，论训诂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郑玄《诫子书》、许慎《说文解字叙》，碑文家之散文，主要论及《国三老袁君碑》、《郎中郑君碑》；其下限不仅论及清代桐城派之散文，而且专辟《清维新以后之散文》一节，论及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严复《天演论导言》、陈三立《散原精舍文存》、沈曾植、唐文治、陈衍、黄节、章炳麟等人的散文创作，上述这些内容都是后代散文史所缺少的。依据这样的观点，钟鼎文字、先秦诸子、辞赋、骈文、碑传以及各种应用文字，如对策、上疏等，均可以列入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

时隔五十年，郭豫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上册；1993中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继承。作者把散文定义为“汉语的文章”，有别于现代的美文。根据这样的理解，作者认为，散文史的文体范围就不应当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因为，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家写这类文章，其“沉思”“翰藻”，是不减于抒情写景的。即以韩愈为例，他最受人指责的文章，无过于所谓“谀墓”的墓志，但是，他的墓志，“一人一样”。还是根据这样的理解，骈文和辞赋也应当包括在内，因为辞赋和骈文是汉语文章走向俪偶的一个极端，最能体现汉语文章的语言特点，而且这两类文章早就被世人统统看作古文（即散文）了。比如《古文观止》以及近时的《古代散文选》、《历代文选》、《历代散文选》、《中国历代散文选》等文章选本，一般都将骈文和辞赋收录其中。有些辞赋虽然介于诗文之间，但多数作品不近于诗而近于文。因此之故，本书在章节的安排上，也就与时下同类著作有所不同。

刘振东、高洪奎、杜豫《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对于古代散文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绪论》写道：“散文是个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变化的概念。在唐宋时期，人们用来专指和骈文相对立的散体文章，当时又称‘古文’和‘平文’。在现代文艺学上，人们把它作为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个文学门类，用来指称那些不讲究韵律，不要求具备完整情节，不必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发感情、描绘形象、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我们这里所讲的散文，和以上两种概念都有所不同，它包属中国文学史上诗歌、辞赋、小说、戏剧以外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它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运用现代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固有的文学现象所作的新概括。有的学者将赋也归入散文的研究范围，我们认为赋非乃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展中所产生的独特文学现象，是一种界于诗文之间、非诗非文而又亦诗亦文的独立文学样式。不过，与其他文学样式比较起来，赋有其不稳定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系统，它虽有源有流，有自己的演变线索，但它在演变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品类，往往有着和其他文体相接近的倾向和不易区界的模糊性。故作为赋的专题发展史，可以而且应该将赋的各类变种都包容进去，而作为其他文体的专题史，亦可将与之相近的赋的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如写中国诗歌史，就绝不能摈除属于骚体赋的楚辞。准此，本书只涉及唐代以来散体化的文赋而不及其余。”根据这样的认识，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实用求审美时期----先秦两汉的散文》，下列五章。第一章：散文的萌芽（甲骨刻辞、铜器铭文、《易经》中的卦爻辞、《尚书》）。第二章：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上）（以叙事为主的史传散文的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第三章：散文发展史的第一个高潮（下）（以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的发展、《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第四章：散文发展第一个高潮的延续（西汉前期散文的发展、《史记》、政论、奏疏、抒情表志之作）。第五章：散文发展趋向的转变（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散文发展的总体趋向、论说散文、叙事散文、其他类型的散文）。第二编《自觉追求形式美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下列三章。第一章：散文发展的新局面与尚文倾向的逐步形成（抒情成分增加，抒情性质发生变化、题材范围开始向表现自然美拓展、论说和叙事散文出现新的特色、由通脱转向追求文饰）。第二章：骈体文成熟与广泛流行（骈体文的形成、骈体文的成熟、骈体的广泛应用及在骈体形式中散文的新进展、非骈体文章的发展————范晔《后汉书》、刘义庆《世说新语》、郦道元《水经注》、杨衔之《洛阳伽兰记》、颜之推《颜氏家训》）。第三编《实用和审美并重的时期-----唐宋散文》，下列三章。第一章：唐代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延续和衰落）。第二章：唐代骈文（唐代骈文的发展、初唐四杰的骈文、盛唐张说、苏颋、张九龄的骈文、中唐陆贽的骈体奏议、晚唐李商隐的四六骈文）。第三章：北宋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苏洵和苏辙、苏轼、南宋散文）。第四编《总结探寻创作规范时期-----明清的散文》，下列三章。第一章：对散文协作规范的探寻（上）（明代初期的散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唐宋派的主张与实践）。第二章：散文发展中的局部拓展（从李贽到公安三袁、竟陵派与张岱的小品）。第三章：对散文写作规范的探寻（下）（清初散文到桐城派的兴起、骈文的中兴及桐城派以外的作家）。

根据近一个世纪以来散文史研究的实际经验，中国散文史研究对象至少包括：

（一）、通体类

这类著作包含的范围最为广泛。上引陈柱、郭豫衡、刘振东等人著作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点。漆绪邦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是目前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比较系统全面的一部，尤其是明清近代部分，时下研究较少，此书在这方面带有填补空白性质。刘衍主编《中国散文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从先秦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散文通史。前面已经提及的张梦新主编《中国散文发展史》也是这类著作。此外，还有一些论述散文理论的著作，也可以放在这类著作中的。譬如，吴小林《中国散文美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分专题介绍曹丕、陆机、刘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朱熹、明代的秦汉派、唐宋派、公安派、李贽、清代的刘大魁、姚鼐、章学诚、刘熙载等古代文论家的散文理论。如此较系统地论列尚属首次。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包括散文、骈文和赋。所谓文章学，亦可谓之散文写作理论，故此书实即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史。此外，还有通论古代散文艺术特色的，如前引周明《中国散文艺术》，万陆《中国散文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也都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至于断代史则更多。比如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就很值得重视。章沧授《先秦诸子散文艺术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何明新《先秦散文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尹砥廷《中国散文之源》（民族出版社，1995）、朱孔阳《盛极一时的先秦散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刘国盈《唐宋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吴小林《唐宋八大家》（黄山书社，1984）、陈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洪本健《宋文六家活动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吴孟复《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何天杰《桐城文派》（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等等，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辞赋类

什么是辞赋？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为纷繁的问题。总括古今诸说，大体可以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诗赋为五种。”由此看出，赋之产生在《诗》淡出之后，是“贤人失志之赋”，是诗学范畴之外的一种文体。赋有两类，一是诗人之赋，二是辞人之赋。而《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是以屈原赋为首，二是以陆贾赋为首，三是以孙卿赋为首，四是《客主赋》为首，作者定义为杂赋。

其二，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说，赋出于诗的六义之一，属于诗学的范畴。

其三，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即原本于《诗》《骚》，出入战国诸子，从文体特性上看，具有战国纵横家文的色彩。

其四，姚鼐《古文辞类纂》、刘师培《论文杂记》并主此说。刘氏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有当于诗教。”

近代赋学论著，无不首先从赋的基本特征论起，陈去病《辞赋学纲要》（1927）既有总论辞赋的渊源与分类，又分论先秦、西汉、东汉、魏晋、六朝、唐宋辞赋的发展状况，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赋史。金钜香《汉代辞赋之发达》（商务印书馆，1938）对赋的定义、源流、作用、盛衰、以及抒情、骋辞、析理三类创作的分析，皆具备本世纪新赋学的特点。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中华书局，1939）为最早的汉赋专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共六编，除绪论外，其余五编分述两汉、魏（附吴）、晋、南朝、北朝（附隋）的乐府诗歌。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大体以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为主，对于乐府的发展以及各期乐府文学所具有的特色，著者总是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风方面寻找动力和原因，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也一定多方钩稽，详考诗歌本事，既以史证诗，又以诗证史。此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铃木虎雄《赋史大要》（正中书局，1942）大约是国外最早的赋史论著。该书讨论了赋的定义、形成、分期，重点探讨了韵文形式的赋兼有“事物铺陈与口诵二义”，理出了一条由骚赋到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股赋的赋体之历史衍化线路。以上所列皆为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著作。

八十年代以后，这类著作如雨后春笋，出版了数十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生枝《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高光复《赋史述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叶幼明《辞赋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等。其中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为杰出代表。根据上述诸说，马积高先生认为，赋的形成有三种不同的途径：第一，由楚歌演变而来，即后人所谓骚体赋、骚赋 ，又与楚歌合称“辞”或“楚辞”；第二，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或可称之为文赋。第三，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或可称之为诗体诗。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最为通达的见解。

（三）、骈文类

在唐以前，还没有骈文的名称。骈文的名称始见于唐代。柳宗元《乞巧文》里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李商隐《樊南文集序》中“唤曰《樊南四六》”，可见。骈文讲究文句的对偶。依此观点，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把李斯的《谏逐客书》视为“骈体之祖”，说明先秦时代就有了骈文的萌芽。有人说，骈文与散文观点正好对立，讲究对偶，故不应放在散文史中论列。不过，先秦的许多后代视之为散文作品的典籍，均可以入韵，典型的例子是《老子》（新发现的郭店竹简本《老子》即押韵）。因此，仅仅根据是否入韵来判定古代散文的特性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实际。三十年代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为奠基性的著作。而八十年代的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则被推为后出转精者。此外，莫道才《骈文通论》，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等，在资料的收集与考订方面，也时见特色。

（四）、传记类

代表性的著作，如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从先秦讲到近代，可谓系统性著作。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实际上是世界传记史纲，从我国先秦、欧洲古希腊、中亚的希伯来宗教传记开始，一直讲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论述了传记文的艺术范畴、基本形式、美学原则、社会价值、与其他文学样式、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等。姜涛、赵华《古代传记文学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以论述《史记》为主。陈兰村、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在此基础上，陈兰村又主编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

（五）、杂文类

这类散文在分类学上尚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邵传烈《中国杂文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从先秦论到明清，其范围除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之外的其他散文都被当成杂文。包括政论、史论、文论、道论、诏令、奏议、书信、杂记、寓言等等都在其内。陈良书、郑在春《中国小品文史》（湖南出版社，1991）也与上书一样不同程度存在着品类不清的现象。

（六）、寓言类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从远古创始时期讲到明清，甚至还介绍了少数民族寓言和西方寓言故事。此外，作者还有《世界寓言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凝溪《中国寓言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也是一部贯穿古今的寓言通史。断代史方面以公木《先秦寓言概论》（齐鲁书社，1984）和刘城淮《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为代表著。

（七）、笔记类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2）是这类著作较早问世的笔记文小史。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为断代笔记史，首次对宋代笔记进行全面考察，有大量表格和统计数字，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具有开拓性。

（八）、政论类

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武汉出版社，1992）起先秦，止明末。顾名思义，政论文学应属于散文，然而作者却把《诗经》、《离骚》、汉乐府、建安诗歌、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的诗以及不少词和戏曲，甚至金圣叹评《水浒》的话，都当成政论文学而专节介绍。说明对这类散文的分类也并非易事。不过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将诗歌、戏曲及小说评点列进政论类散文加以论述。

（九）、日记类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社，1990），起于唐而止于清末，虽然简略，却是首次开拓。该书详细论证了日记的起源、日记的名称由来，宋代日记的兴起、元代日记的衰落、明代日记的发展、清初日记的繁兴、清代中叶及后期日记的鼎盛，前后介绍各个历史时期日记约二百余种，内容涉及政、经、军、文、农等多方面，评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作者另有《古代日记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十）、游记类

韩玉玺《山水游记探美》（中国游记出版社，1987）、罗宗阳《古代山水记探幽》（江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推为代表。而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虽未标明史著，实际上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游记史研究专著。全书从先秦到明清，分为九章加以详细的论述。

（十一）、八股文类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华书局，1994）为通论，而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为专论。

以上所列，只是能够成为专书的散文史著作。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对像远远不止这些。这也可以说明，散文史的研究领域尚有较大的开拓余地，有些文体，如碑、诔、颂、铭等，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名篇佳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步专门的论著给予探讨。这类文字值不值得探讨？又该如何评价？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而资料的收集与梳理也是决定这种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中国散文研究的分期


分期问题，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评价问题。因为不同的文体，在同一时期成就往往不同。诚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均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其中，汉赋、六朝骈文，按照现在的归属，都属于散文的范畴，可以视之为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代表。但是，唐代以来即有所谓古文运动之说，古文当然也是散文，甚至是散文的总结，那么，唐宋又是古文的高峰。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散文史，倘若按照文体发展变化来分期，虽然比较容易梳理出各种文体在内在联系，但是在总体的评价上很容易出现偏颇。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体上还是按照时代先后为序，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比如，郭豫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但是，这种分期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文体，如章、表、疏、奏、碑、诔、祭等，它们的时代性不象赋、骈文那样明显。按照时代来论述，它们的各自特点就不易把握。

当然也可以按照文学思潮的变迁对散文史的发展分为若干的时期。但是，这样做很可能得其荦荦大者，而忽略那些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的中小作家。

从这些问题来看，真正编写一部贯通古今、涉及各种文体的散文通史确实有它的难度。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有许多学者还是知难而上，努力尝试着在散文史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成就。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经验教训，有必要做些清理，也许可以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贰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业绩



一、 本世纪前八十年的散文研究


前八十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本世纪初到1949年为止；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

第一阶段是古代散文向近代散文的转化时期。其重要特征是散文的观念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表现为双重的色彩。陈柱《中国散文史》和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可以推为代表。陈柱《中国散文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在“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上海书店1984年复印。作者序中称：“吾国文学就文体而言，可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 这种分析，代表了本世纪初叶的学者对于散文史的总体认识。而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十万字，实际上是议论体散文史，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

这个时期还有几部重要的散文史研究专著，其中以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和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为代表。

刘著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列入上海书店“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新印行。全书十二章：一、别裁文学史与骈文；二、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文语气；三、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四、所谓六朝文；五、庾信与徐陵；六、唐代骈文概观；七、陆贽；八、宋四六及其影响；九、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十、清代骈文之复兴；十一、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十二、今后骈文之展望。这是本世纪第一部骈文史著，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吴先宁君对这部著作的特点和成就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著者跳出骈散二体孰优孰劣的论争的窠臼，不执门户之见，以客观的态度，把骈文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来研究，而不像此前有些著作，写骈文史是为了“鼓吹”骈文，把它作为补救时弊的妙方。作者认为，骈文的产生发展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一“光明独立之史绩，”它与散文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借鉴的关系，所以，无论从骈文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散文史的研究来说，对骈文作一综合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以史的客观眼光来研究骈文史，是本书的一个贡献。第二 ，这部著作第一次对骈文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了比较清晰和细密的揭示。作者认为，先秦古文中出现的骈行语气，是骈文产生的渊源；两汉赋家奏疏家的作品，则基本上形成了骈文的体式规模；至六朝，骈文的发展臻于极至，其形式最为圆满；唐代骈文发展多途，初唐承六朝余绪，文多纡丽，至燕、许大手笔出来，则博大昌明而趋于典重，晚唐之温、李，又以博丽为宗。宋代骈文受散文的影响，其特点为偏重气势和议论，故又自成一个阶段。元明骈文，主要为律赋和八股文等科场文字所垄断，最不足观，故为骈文的中衰阶段。清代骈文，起元明之中衰而复振，是骈文的复兴阶段。这样，就把数千年骈文的历史，作了一个清楚的勾勒。对于骈文各个发展阶段的总体特色，作者指出汉梁骈文“雄深雅健”，东汉渐离浑朴厚重而趋于“峻整”，魏晋南北朝，则由“整丽”而“轻倩”，臻于美文之顶点。唐代因词藻胜于气势而典丽，宋代则气势太盛而至劲直犷悍。清代骈文中兴，而仍有词藻胜于气势之不足。如此等等，这些概括大都是很精当的。第三，该书对骈文文体的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并且多举范文为例，对于初步接触骈文的读者，提供了阅读、欣赏骈文、增加感性认识的机会。另外，作者还提示气势和词藻是鉴赏骈文、辨析风格的两大要素，这对于骈文的分析和研究确实是找出了关键所在。这部著作在取材和论述的范围方面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即那些奏疏、驳论、诏诰以及碑铭哀诔等，是否也应该在其中加以论述？对于一部“别裁文学史”来说，这些文章从体裁到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说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文体上来说，他们确实又是用骈文文体来写的，包括了这一文体所需要的全部要素，论述骈文的历史，也很难规避他们。如何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是今后骈文史写作的任务之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该书提要）。

陶著中华书局1939年初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再版，改名为《汉赋研究》。这是最早的汉赋专史，主要成就在对骚体赋的研究和赋源于“隐语”说的推阐，特别是其持“言情”的艺术标准，扬弃“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确认汉赋的美文特征，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比如她把汉赋分成四种类型，即骚赋、司马相如赋、王褒赋、荀卿赋，虽大体本于《七略》，而又有所创新。另外，较早地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赋体作综合的考察，也是本书所作的较早的尝试。全书三篇十章。第一篇总论共有两章，作者在这一篇中提出自己的赋体观念，把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和作为文体的赋区别开来，对赋的起源、赋与其他文体，如谣谚、铭箴颂诔、诸子著作、纵横说辞、庄孟寓言等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另外对赋的衍变（如七言诗、对问体、连珠与骈体等的沿承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入的论辨。第二篇骚赋共有三章，作者认为屈原是第一个赋的作家，骚赋是赋的最早形态，因而对骚赋的起源、形成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分析，对屈原、宋玉、唐勒、景差、荀子等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另外对于骚赋在赋史上的地位也有所评述。第三篇汉赋共有五章。作者认为汉赋是赋体的完成形态，对汉赋形成的政治背景、思想基础及文化背景，汉赋的流派、汉赋的作者、作品、汉赋的地位都作了深入的探讨。

从1949年起到1979年止为本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其重要特征是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唯一重要标准，艺术性的探讨往往成为点缀。这个时期展开了许多学术讨论。讨论的中心论题主要是衡量文学的几个标准，即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拿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家和作品，这不仅仅是散文研究的问题，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用这三个基本原则肯定或否定作家和作品，就产生了许多问题，研究的目的不在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在于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这样一来，很多就离开了作品本身的价值。譬如说，山水游记有没有阶级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很可笑。因为衡量山水诗的标准不在于它有没有阶级性，而是在于它表现题材的变化，作家和自然的关系，衡量山水诗艺术上的价值，它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贡献，而不在于它有没有阶级性。这些论点，主要见于这个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可以见出梗概。当然，这是时期也有一些可以提及的散文史，如冯其庸《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从先秦论到南北朝，着重介绍了这个历史时期散文发展的基本面貌，与作者主编的《历代文选》可称姊妹篇，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作用。



二、 近二十年的中国散文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研究的多元化，观念上的多元化，方法上的多元化。中国散文史的研究从此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散文史研究的范围是空前地扩大了，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一）综合类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最有代表性。六十年代，作者与刘盼遂先生合编《中国历代散文选》上下册以及其他古文选本多种。九十年代，又有《历代散文丛谈》四十万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中国散文简史》四十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者厚积薄发，撰著这一规模宏大的专著。全书评论用语并不多，确有独见，每每能抓住要点，给人启发。总的来看，这部著作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涵盖面广泛。全书几乎涉及到了诗词曲以外各种文体中的重要的作品，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卜辞、《山海经》、《公羊传》、《谷梁传》、《新序》、《说苑》等，在许多人看来是文字学或是文言小说的研究范围，但是，这里也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又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过去的论述多集中在几篇著名的抒情写景的作品上，而此书专辟史家之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文论家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并设专节对历史上的名篇佳作给予细致的分析。论及唐代的散文，本书专门对唐代的制诰、谏疏、碑志、序记等作了介绍。其次，在章节的设置方面，不是以人为中心，也不完全局限于时代的先后，而是根据各个段落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先秦散文分为三大系列：一、巫卜记事之文，包括卜辞、卦爻辞、《易传》、《老》、《庄》、《山海经》和屈原、宋玉的赋体杂文；二、史家记事之文，包括钟鼎彝器之铭、经过加工的虞、夏、商周之书、《尚书》以外的杂史之文、《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三、私家著述，包括先秦诸子。不入三类者为余论，包括《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大戴礼记》、《新序》、《说苑》、《列子》、《晏子春秋》。秦汉魏散文以体裁分类，包括赋体、论说杂文、史传、奏疏、书信等。魏晋南北朝散文大体以时代为序，另设“余论”专论史家之文、小说家之文、文论家之文。唐宋散文，并不限于八大家，范围大为拓展。设专节介绍者180余人，不少是文学史很少提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试图运用传统的散文观念去疏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这部散文史时时见出自己的独创性，魏晋南北朝以下则是以时代先后为序，但是又不完全划地为牢。比如论及梁代之散文，上来就是“梁武帝萧衍父子”，自然涉及到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这样，就时间而论，横跨梁代始终。特别是对于梁武帝的文章论述得非常全面，包括赋序、诏书、书品小札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线索清晰，见解平实，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如论及到《敬业赋序》时，还比较了此文和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的异同，就很有说服力。论及唐代散文，紧紧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如论武周时期的散文，分为“媚附权幸之文”、“指陈时弊之文”、“不甘御用之文”、“自为一体之文”，犹如画龙点睛，使人一目了然。再如论及宋代熙宁变法前后的散文，分为“周、张的讲学之文”和“二程的讲学之文”，将程朱理学的文章也列入散文的研究行列，并给以细致的分析，没有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

当然，唐宋时期许多著名的山水游记、抒情小品、人物杂传、寓言故事，还有唐代盛及一时的律赋等，往往有所忽略。这又是本书的不足。此外，作者力求追求独创性和一家之言，有时就容易造成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分类问题，就有人认为不够科学。全书把重点放在议论文方面，我个人觉得这是作者的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是在喜好美文的读者看来未免失之过偏。在品评作品时，重视风格，常使用古代文论述语，要言不繁，但对作品的叙事手法、审美意趣、结构修辞等方面的分析似乎不太著重。还有，本书是贯通古代的散文史著作，且包罗范围极广，因此，作者对于有些作家作品的评论详略有别，比如，凡是历代研究深厚的作家作品，作者往往从略，如屈原和宋玉，这样重要的作家仅仅寥寥数笔带过。这就使人感觉到与其他作家相比很不平衡。总的来说，评论者认为郭先生的散文批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属于传统的，与现代散文批评理论有一定距离。

在综合类散文研究中，还有以时代为段落的散文史。其中，谭家建《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比较有代表性。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诸子散文研究》，由十一篇文章组成。一、《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二、《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三、《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四、《庄子》中的庄子形象；五、黄老道家著作-----《鶡冠子》；六、《管子》的文学价值；七、《尹文子》的语言哲学；八、《荀子》的议论散文；九、《韩非子》文章的写作特点；十、《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十一、先秦三家散文略谈。第二编是《史传散文研究》，由十一篇文章组成。一、《逸周书》与先秦文学；二、《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辩；三、《国语》的文学成就；四、从郑庄公看《左传》的人物描写；五、从城濮之战看《左传》的战争描写；六、从几次政变看《左传》的情节描写；七、《战国策》的散文艺术；八、《战国策》的寓言；九、《公羊传》的历史故事。十、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晏子春秋》；十一、《礼记·檀弓》的俭葬思想和语言艺术。第三编是《先秦散文专题研究》，由十篇文章组成。一、先秦散文中的小说因素；二、先秦韵文初探；三、新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四、《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五、新发现的秦代文学------《为吏之道》；六、黄老帛书之文化考察；七、先秦美学史上一场假想的辩论；八、先秦诸子的山水旅游观；九、先秦时期的君权起源论及其发展；十、先秦古籍读书札记（释“重器”；“顺天分地”辨；泓之战述评；西施小考）。最后是附录：先秦散文评点书目举要。最后价值的是第三编，即结合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竹简、帛书等考古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如第三篇介绍了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等诸多先秦佚书。第四篇认为唐勒赋残篇的发现，对了解唐勒其人提供了最新、最贴切实际的资料；赋篇的基本思想较接近道家；该赋具有散文赋的艺术特点，与同时代宋玉的赋作风格相近。第五篇对秦简《为吏之道》八首的考释，说明徒歌无乐的民谣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先秦到近现代，对于文人创作和民间文艺对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其中两篇较完整的韵文，作者认为是“晚周文苑中的一丛野花。”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先秦散文的总体面貌。除了对几部公认的名著有集中的研究之外，对于人们所不大注意的一些著作，如《管子》、《鶡冠子》、《尹文子》、《逸周书》、《公羊传》、《檀弓》等等，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掘，有些可能尚属首次论述。特别是对七十年代以后新出土的先秦佚书，试图从文学角度加以探究。这些题目也许正是学术界所感到新鲜的。”本书的写作，先后历时三十余年。最早的一篇《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发表于1957年，那时作者还是二十一岁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继后，在师友们的关怀支持之下，先秦散文艺术这个研究课题一直是作者主要的兴趣所在。本书三十几个题目，作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两篇，作于七十年代后期的三篇，大多数写于八十年代，少数写作于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作者三十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特别是先秦散文研究的结晶。

（二）赋体类

马积高《赋史》最有代表性。全书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时期，从生平介绍、赋作的分析、艺术成就的概述、文学地位的肯定等多方面论析了赋家的创作成就、论及几百位赋家、上千篇作品，最后论及王闿运、章太炎，要言不烦，脉络清晰。因此，全面系统，是本书的最重要的特点。诚如谭家建先生所评，“前人论赋止于唐代，认为宋以后无赋。此书以一半的篇幅论列唐宋至清末之赋作，搜罗评析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追溯源流，比较异同，把中国赋史向后延伸了一千多年。是分体史中不可多得的开创性力作。”此外，作为一部系统赋史论著，对作家作品不是一般性的介绍，而是注重指明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每章前用一定的篇幅概述各个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特征、纵横比较，宏观把握，理清发展脉络。将这些内容贯通起来，不仅展现了一代辞赋的总体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突出勾划了本段落辞赋创作与前后时期迥然有别的历史特色。比如论及唐代辞赋，作者指出，唐赋不仅数量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即使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也超过前此任何一代。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在现存唐赋中虽然缺乏象庾信《哀江南赋》那样的大型作品，但是有许多反映现实、揭露现实黑暗的抒情之作，特别是讽刺小赋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成为唐赋的一个突出特点。二、唐赋继承魏晋以来抒情赋的传统，更加注意形象的鲜明性和语言的生动性，在排除了汉大赋堆砌名物的缺点之外，又进一步摆脱了齐梁以来某些赋家好堆砌华丽词藻的习气。特别是古文运动兴起后，赋的语言起了质的变化，产生了一批语言比较平易、艺术构思比较新颖的新文赋。同时影响到骚赋和四言诗体赋，使它的形式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三、由于都市文化生活的活跃和变文等俗文学的影响，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赋体————俗赋。它比过去赋家的俳谐之作内容更新鲜，语言更通俗，形式更活泼，在赋史上放出异彩。这种俗赋后来虽无人继作，甚至长期堙没无闻，但它是光辉的唐代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后世俗文学的先驱之一，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四、正如在齐梁新体诗基础上形成了唐代的律诗一样，在齐梁小赋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唐代的律赋。由于这种赋体的产生、发展都同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且多为应试和准备应试之作，故有价值者不多，但其中也不乏雕镂刻画很细致的精品。特别是到了晚唐，王棨、黄滔等人突破应试题材的限制，用它来抒情，更创作出一些有一定社会内容和形式精美的作品，其成就亦不可抹煞。言简意赅的描述，使读者对于唐代辞赋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了切实的把握。本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98年的再版后记中所展现的赋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作者的构想。首先，作者订正了传统的说法，根据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重新考察了自王褒《童约》、曹植《鹞雀赋》至唐代佚名《燕子赋》等俗赋创作的历史，说明赋虽然是一种雅文学，但是也有通俗的一流，而且源远流长。其次，作者在编纂《历代辞赋总汇》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新资料，从而又拓展了视野。他认为，研究赋学不应仅仅限于文学的范围，更应从大的文化传播意义上来看待赋的创作。自从左思提倡征实之后，后人也渐渐将赋的创作视为让读者了解某地山川、物产、风俗的一个重要手段。明清以来此类赋最多。如写海南的《南溟奇甸赋》（邱浚），写广州的《粤会赋》（黄佐），写齐齐哈尔的《卜魁城赋》（英和）以及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湛若水《交南赋》、董越的《朝鲜赋》等都给人以新鲜之感。除纪行叙事之外，还有大量的辞赋涉及到宗教、刑法、天文、相术、医学、农事、器用、书画等方面的内容。另外，对于试赋在后代的发展，作者给予充分的注意。清人王芑孙《读赋巵言》中有两条分别谈到“献赋”和“试赋”。献赋之事，论汉赋者无不论及，此事后世间亦有之。然后试赋之事，其源于何时，其发展如何，前人罕有论及。作者认为，“试赋实始于汉灵帝时，成为制度在唐宋，它促成了律赋的形成和发展。”那么，明清以来是否也是如此，过去几乎没有人论及。作者根据大量的史料，认为明清也常有试赋之举。这说明，试赋这种制度有较强的生命力，这些，都有待后来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全书68万字，在马积高《赋史》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优点是比较注意总结不同时期赋体文学的特质和发展规律，以赋体艺术自身的演变为主干写史。全书分为肇始化成时期（先秦汉初），光大鼎盛时期（西汉中东汉末），拓境拟情时期（魏晋南北朝），蓄流演变时期（唐代），仿汉新变时期（宋金），仿唐蜕化时期（元明），形胜旨微时期（清代）。章目力求突出其美学特点，而不以作家为标题。如第六章第五节：两宋之际辞赋的内省特征：一、衰变中的心灵震荡；二、忧愁中的自我超越；三、困乏中的人生情态。可见该书编者很注意创作心态的探寻，兼括辞赋艺术的体制（如骚赋）与风格（时代性及赋的诗化与散化等）。全书最后有余论，一直讲到现当代，视野可谓广阔。可惜未能提到台湾和香港的作家如成惕轩、饶宗颐等，以至误以为赋已绝迹。此外，正如著者之一的许结所总结的那样，作者对时代与艺术关系的复杂性、对赋体文学衍变过程中的羼杂与回复现象难以清晰把握，所以并未能很好地贯彻其全面更新赋史撰写方法的意图。

断代赋史在近年取得较大成就。万光治《汉赋通论》、龚克昌《汉赋研究》、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具有代表性。万著分文体论、流变论、艺术论三编十四章，其中“文体论”讨论了汉赋三体与荀赋、楚辞、先秦散文的渊源关系，较早地提出赋与颂、赞、箴、铭“同体异用”的观点。“流变论”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探讨了汉初骚赋的兴起、西汉中期散文赋的发展及衰落、东汉赋抒情化小品化特征形成的原因。“艺术论”概述了汉赋的描绘特征、艺术形式、语言风格；尤其是对汉赋“图案化”和“类型化”特征的构成及形成原因的评析，见解独到。书末附有《汉赋今存篇目考索》。全书曾在1990年增订再版。《汉赋研究》是当代大陆学者第一部汉赋研究专著，属于论文集，其中总论7篇，就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作了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可以提前到西汉“司马相如身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似乎还有必要作更精细的论证。此外，作者还对汉代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13位赋家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评析。八十年代初，对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作家颇多贬抑，此书则肯定汉赋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形式美的文学进步作用。尽管本书在论述的深度、广度以及在研究方法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是，它在新时期赋学研究上的创始作用还是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的。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诚如书名所示，是从纵和横的两个方面探讨了汉赋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就其纵的方面而言，则论述了汉赋的发展演变、思想价值、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等方面的系列专题。就其横向而言，则就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全面的考察，诸如：针对汉赋艺术价值贬多褒少的传统偏见，此书从场面描写、细腻刻划、多层铺陈、渲染气氛、想象夸张等六个方面全面肯定；就汉赋的语言价值，此书从汉赋对文学语言华丽典雅的促进、修辞技巧的发展、美文学和近体诗语言基础的奠定、修饰性词语的丰富等四个方面系统概述。从艺术方面论述汉赋的研究专著，本书确有一定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还显得比较肤浅。汉赋本身绝不仅仅是当时作家无所事事的游戏之作，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那样，研究汉赋就必须联系每一位作家每一篇作品所产生的独特背景作深入的探讨，这样才能有较大的拓展。

在断代赋史研究论著中，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较具特色。作者开宗明义地写到：“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宏观把握，鸟瞰二至七世纪赋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历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想对赋体发展的影响；追寻赋体在拓展自己的题材领域、表现空间和丰富提高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前进足迹；同时探讨赋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考察人们对赋的观念评论的变迁，并希望透过这一段赋史，观察作为其背景的中古文学和文化现象。”就历史的考察而言，作者上溯赋的起源，纵论辞赋如何从民间走向上层，又如何从两汉步入魏晋。在此基础上，又对魏晋南北朝辞赋作美学的考察，把文笔深入到赋家的内心，探寻他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情感世界等。在许多地方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大量史料数据，不仅醒目，还可以增加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因此被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此外，作者对于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的赋的观念的研究，不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如论建安赋，不仅考察了建安赋创作繁荣的因缘、建安赋创作繁荣的现象，更深入探讨了建安赋的自觉艺术追求以及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斑斓的情感世界。”论魏晋之际赋，突出京殿大赋、玄理色彩、美学和艺术思考三大文学现象；论晋赋着墨于表现空间的拓展、山水赋的兴起、忧患思想的沉郁三大时代特征，同时论及体物、征实的赋论观和两晋赋在语言、形式、结构方面的特征；论南朝赋突出贵族化、唯美化、诗化的三大文学趋向，以及赋与佛教、赋论的完备、赋集的编纂整理等时代新成就；论北朝赋通过比较展现十六国赋的各自风格特征，特别是观察北朝赋的三个视角，即北魏前期和后期的比较、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比较、南朝和北朝的比较，通过这三重比较，突出了魏晋南北朝赋“合二为一”的历史趋势。

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赋学理论类著作。分为六个时期，分别概述了赋的基本内容、主要赋家及赋论著作。作者不去静态的考察，而是将赋论家置于赋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纵横观照。尤其对大陆、港台、国外的赋论著作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书末“历代赋学要籍叙录”列52部赋著。除了理论的探讨，还有资料的整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费振刚主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汉赋总集，收录两汉赋家88位的301篇（包括存目）。毕万忱《中国历代赋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以后陆续出版，至1998年出齐）四册，是历代赋选。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更为赋史研究增添了许多新鲜的资料。众所周知，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约四五万卷的敦煌遗书，其中赋有《文选》中的赋篇、唐人文赋和通俗故事赋三类。1910年蒋斧对敦煌《西京赋》残卷初步整理；1914年叶德辉对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作了校订，1935年王重民对王绩三篇赋进行校订；至1978年有潘重规的《敦煌赋校录》等著作问世。这些都为散文史的研究提供了经过整理的新资料，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据载，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即将由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作四编，约二千万字，应当是目前收录古代辞赋最为完备的总集，我们期待着它早日问世。

（三）骈文类

姜书阁《骈文史论》最有代表性。作者以年近八旬的高龄撰著此书，综述了二千年骈文文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盛衰的轨迹，并于历代各家各派的观点、主张及其创作实绩作了初步的评论，因枝振叶，沿波讨源，由史及论，由论证史，故曰“骈文史论”。全书共列十五专题。第一章辨析了骈文的称谓、特征以及骈文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所说的散文，是只就其行文所运用的词句之专用散而不整，奇而不偶，长短错落，无韵律之拘束者而言。且因此也就少用典事，以古朴为尚，不务词藻之华丽。所以古人往往以散文与诗词赋等有韵而讲究辞藻者相对比。”“骈文之称，最早见于唐人柳宗元的《乞巧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唵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秀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这里正是讲明白了骈骊四六之文，专务于排偶对仗，锦秀雕饰，讲求音律，谐调宫羽。接着，就又有一位唐代骈文大家李商隐，在他的《樊南甲集序》中，以‘古文’与‘今体’对称，而‘古文’则指散体，‘今体’即指骈文，也就是他在此径名之为‘四六’者。”“综观骈文全部的发展过程，可得而言者：一、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二、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三、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自隋以至唐初，沿袭未改，其势渐衰。至中唐韩愈倡为古文，大声疾呼，蔑视骈体，欲以振起八代之衰，组织了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第一次古文运动，虽响应者，颇见实效，但科举应试之赋，已由骈而进入严格的律体，应世之文也完全限于‘今体’的‘四六’，即古文家亦不能例外”。为此，本书为骈文又勾划了四个特征：首先有同样结构的词句两两相对；其次是词句讲求对偶；第三是音韵协调；第四是用典使事，雕饰藻采。这四个特征，可以说是作者给骈文立下的四条标准。以下十四章便基于这个标准，评述了自先秦至明清的骈文兴衰的历史。其论述的重点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骈文。作者认为，骈句俪词早在先秦即已习见。为此，他从经史、诸子以及屈宋的诗文中梳理资料，大致勾勒出了先秦时代骈句俪词的面貌。当然，严格地说，这还只能算是骈文的萌芽。“汉赋初起，已具骈意，”但是“尚未成为骈体。”尔后，汉赋经历了骈化的过程，至汉魏之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骈文正式登上文坛，变汉赋为骈赋，变散体为骈体。齐梁以降，随着声病文笔的辨析，隶事用典的日盛，出现了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骈文创作的高潮。但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盛极必衰。中国的骈体文学似乎业已走完了它的光辉路程，至隋朝初年即已显示出各种弊端，从而频频遭到反击。隋文帝即位不久，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甚至对文表华艳者给予重罚。唐前期，骈文虽曾一度复兴，但中唐有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摧枯拉朽，又给骈文以重创。唐代末叶，骈文又有回升之势，乃至衍为“宋四六”，但很快又遭到欧、苏等古文大家的迎头痛击。元明以后，骈文几乎绝响，虽然清代有所谓“骈文家崛起”，但终究不过死灰复燃，了无蓬勃旺盛之象。

在对骈体文学的流变作了一番历史的考察之后，作者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文体，骈文无疑早该“是受淘汰了的历史遗迹。但骈俪的艺术技巧，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肯定还有可以借鉴和吸取的精华，所以值得我们深刻探究，批判继承。”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样一种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文体概斥之为形式主义，因而，关于骈文的研究显得相当寂寞。有感于此，作者于浩繁的古籍中爬罗抉剔，刮垢磨光，援引大量实例，撰著此书。其资料之丰富，无疑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此书虽然在目录上看论及明清两代，但是，真正作为中心论述的只到唐代，“唐骈衰变”，这是作者对于中国古代骈文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因而宋以后所占篇幅不及全书的十分之一。而先唐骈文却占去全书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先秦，竟然占全书一半，详细讨论了《尚书》、《周易》、《诗经》、先秦史传以及儒、墨、道、法、名、兵、杂等先秦诸子文中的丽辞，在作者看来，未有骈文之前就先有了丽辞，这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于景祥《唐宋骈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对于唐宋两代骈文的发展、流变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是断代骈文史的著作。全书七章。其中一至五章用了十节的篇幅专论唐代骈文，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先后论述。唐初，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作家，骈文创作沿袭六朝余绪。魏征矫正之，但是其作品又过于质直，文采不足。“四杰”崛起，改革呈现显著成就，文风为之一变。陈子昂横制颓波，骈文风格是一变。盛唐时代，“燕许”开散入骈的先河，作品笔力雄健，唐代骈文化的倾向从此开始。代表作家是李白，其骈文清新自然而又飘逸豪放。杜甫之作，文气雄浑，独标风韵。中唐时代，骈文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作家陆贽采用散句双行、运单成复；杂用单句、承转文气；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加长骈句和文章篇幅；应骈则骈，应散则散等一系列手法，改革传统骈文体裁，使之成为流畅的新型骈体。在骈文史上产生极重要的影响。晚唐，杜牧骈文接近韩愈，笔法纵横，气势雄俊。其后温庭筠、段成式等复又刻意追求形式美。而骈文重现病态美，直至五代而不振。第六章论北宋骈文，认为北宋初期，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文人，效法李商隐，死守四六句式，华而不实，文格卑弱。欧阳修大力革新，别辟蹊径。王安石、苏轼等为其羽翼。宋代骈文终于自成一格，独具风韵。该书除了对上述大家作专论之外，对曾巩、秦观、晁补之、张耒的骈文创作，也作了简略的评论。第七章论南宋骈文，阐述了由于金人踏破北宋王朝，当时作者深感国破家亡之痛，因此，下笔行文不拘形式，格调悲壮激昂，声情并茂。汪藻、李纲、岳飞的作品突出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这时期的杨万里、陆游的骈文成就与其诗歌虽不能相提并论，但在骈文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南宋中期以后，朝廷安于现状，奢靡无度。骈文在此风气下，文格不振，又成华而不实的病态美文。作者李廷中，李刘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尚。南宋末期，刘克庄、文天祥不为俗流左右，创作独标风韵，成为宋末文坛的凤毛麟角。作者对以上各个时期代表作家的骈文主张与作品以全面评述的同时，勾勒出唐宋骈文创作的发展演变脉络。总结出两代骈文虽然在骈文史上地位不同，风貌各异，但在发展与演变的道路上却留下十分相似轨迹。作者认为，从总体来评价，唐宋两代骈文的这种回旋，在文学史上的确是一种退步现象。这种评价是否允当，也许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讨论。此书将唐宋作为一个断代的研究对像，评述了骈文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在选题上自有其特点。当然，此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分体不很严格，且结合作家身世和时代背景不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四）传记类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比较有代表性。所谓传记，作者作了如下定义：它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基于这种认识，传记文学基本特征也就可以比较明确地作如下概括：第一，它是以历史或现实人物，以作者自己或他人作为描写对像，所记人物和事件都应有历史的真实性。第二，它以传主为中心，描写传主的一生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着意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第三，传记文学既是一种文学样式，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即要塑造有审美价值的人物形像，有吸引人的情节，有可读性的语言等。传记文学的分类，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类是史传，主要指纪传体通史中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文学性较强的前四史。第二类是杂传，主要指单独行书的类传，它起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如西汉刘向《列女传》、南朝梁代慧皎《高僧传》等。第三类是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行，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第四类是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中篇以上的单人传记。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史记》的诞生和汉代史传文学的辉煌。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价值的下降和杂传的兴起。第四章：唐代史传文学和碑志传记的繁荣。第五章：宋元传记文学在曲折起伏中的嬗变与演进。第六章：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与传记文学观的新突破处。第七章：清代传记文学的精致与停滞。第八章：近代传记文学的转变。第九章：“五四”后的现代传记文学。通过这种纵向的描述，作者努力探讨了传记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传记写作于作家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传记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尤其是对人性的认识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记文学的功能性与传主的生平实际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正常现像；传记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自身各种因素的更迭和整体审美价值的提高过程。总的来说，本书在传记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第一，努力描述传记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着意突出其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第二，全书论述的下限直至近现代，甚至到当代，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全貌及其演变过程。第三，注意传记文学的理论和批评的积累，即将传记文学的创作与传记文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述，显示出一定的理论深度。


三、 现代散文研究的特点


（一）研究视野的拓展

三十年代，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90），认为天下文章尽出于桐城，过分夸大桐城派的笼罩性，以致收罗过于广泛，竟多达1200余人，书目4100余种。作者是清末民初人，历时三十余年撰成此书，虽然不失为研究桐城派散文的重要工具及资料汇编，但是，具有浓郁的门户色彩。而现代的研究者，则大多摆脱了这种狭隘的派系门户之见，往往能够从较广阔的文化背景看待散文创作的成败得失。这是现代散文研究突破前人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说，现代的散文研究，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学流派，而且，还有不少学者将中国散文的发展，与世界散文史的研究作横向的对比，所得结论，虽不一定为大多数学人所接受，但是，这种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四十余万字，就是这样一部世界传记史纲。除导论外，全书以古典、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作为总体构想，而以罗马与中国西汉、欧洲十八世纪与中国明清、二十世纪中外传记为三大高潮，按照传记文学的发轫、辉煌的古典时代、停滞与复苏、近代传记的诞生、近代传记的发展、现代传记等六个部分，从我国先秦、欧洲古希腊、中亚的希伯来宗教传记开始，一直讲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我国、希腊、罗马、希伯来、英、法、德、苏联、意大利等十个国家和地区，记述了古今中外300多位作家和600多部作品。每章附有中西传记不同写法的比较分析，把理性的规律探索与感悟的文学鉴赏结合起来，把传记史与作品论结合起来。有关专家认为，像这样从各国总的视野建构传记文学史，在全世界上也许还是第一次。

（二）专门研究的深入

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论述了传记文学的艺术范畴、基本形式、美学原则、社会价值、与其他文学样式、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虽然简略，但是初步勾勒，轮廓已具。作者尚有《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也自成体系。张晖《宋代笔记研究》论述了宋代笔记的地位和特点、南北宋笔记之不同、宋笔记之史学价值、宋代笔记之文学价值、宋代笔记的缺点。此书首次对宋代笔记进行全面考察，有大量表格和统计数字，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具有开拓性。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则跳出了传统的游记文研究的窠臼，将学术视野扩大到晋宋地记、舆地游记以及山水游记选集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研究的范围。特别有价值的是该书的第二章《地学向文学的渗透————晋宋地记舆山水游记》，论述了晋宋地记的兴盛与山水散文的成熟，特别指出了晋宋地记发展演变对于山水游记文学的贡献，首先，这种演进途径为山水散文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最少羁限的环境。地记，是纯粹的地理应用文字，作为应用文字，它既不必言情缘事，又无须载道缘情。这就意味着水光山色有可能成为作者放开手脚去精摹细写的对像。其次，这种演进途径使山水散文与孕育它发展成熟的母体，即与地记之间形成了极其密切的关系，为它的早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是中国古代山水意识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飞跃。此文曾作为单篇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郑杰文的《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它不是专论《战国策》，而是把以《战国策》为代表的一种纵横家所独有的文体给予历史的考察，就具有史著的规模，表现出了值得赞赏的史家眼光。所以这样讲，这是因为，第一，作者通过对《战国策》、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的仔细勘对考察，对于三种文本资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有根据的推断，并充分利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三百余章策文的产生时间作了断代的研究，从而拓展了人们对于《战国策》文献价值的应用范围。第二，对于纵横家文的文学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历时性的考察，添补了先秦至秦汉散文研究的重要环节。

（三）现代意识的加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强调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在中国散文史的研究方面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近二十年的中国散文史研究一个最明显的突破，就是冲破庸俗社会学的藩篱，加强了中国散文的审美价值的研究。譬如周明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论》将中国古典散文归为四类：记叙、抒情、议论、讽谕，乍看起来，也许没有多大的突破，但是，他所运用的美学的、史学的、艺术的研究方法则为本书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对于这四类散文，作者不仅辨析了它们的描写方式、论证方法及论证艺术，更进一步探讨了它们的美学内涵及其艺术规律，就具有较大的文化内含。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凡80万字，分为散文小史式的“源流篇”、为散文作界定的“范畴篇”、对于散文作文体分类的“类型篇”、对于散文在明道、政治、教化、冶性等方面的功用作考察的“功用篇”，还有着眼于立意布局，取材谋篇的“技法篇”。书的最后一章是是“评点篇”文字不多，却自出机杼。所有这些特点，都表现了现代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散文研究的某种研究意识上的突破。

当然，相比较而言，这部《中国散文学通论》与同一系列的其他三部专著，即《中国诗歌学通论》、《中国小说学通论》、《中国戏剧学通论》相比，在史料的收集考订、论述的深入精密、学术视野的开阔等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实这不仅仅是这部专著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散文史的研究与诗歌史、小说史、戏曲史的研究相比，应当承认，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确实需要作认真的探讨。



叁 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散文研究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古典散文史的研究，与其他文体的研究相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就其研究队伍而言，这里没有明显的“代沟”。这与其它的文体的研究大不相同。譬如对于古典戏曲、小说、诗歌的研究，近百年来变化纷纭，各个时期的作者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风格。但是，古典散文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其研究风格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分野。

其二，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近百年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不能说没有变化，但是，与其他文体的研究相比较而言，这种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古典诗歌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古典小说可以运用叙述学的研究方法，古典戏曲可以运用国外的戏曲理论加以比照，唯有古典散文研究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传统的文章理论显得零碎，很难适应现代学者对散文研究的需要；而现代流行的新潮理论在古典散文研究方面又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楔入点。因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努力标榜创新，但是在散文研究方法上，总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随心所欲不逾矩”。其他文体的研究可以“随心所欲”，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总能自圆其说。而散文史的研究却很难这样做。从近百年的研究情况看，始终处在一种“不逾矩”的状态。有时，我们甚至这样想：古典散文研究能否也有一点“离谱”的尝试？离经叛道固然风险很大，但是总比暮气沉沉来得爽快。

其三，就其研究对象而言，由于文体的巨大变化，五四以后，文言已经为白话文所取代，作为一种文体，古典散文成为了一种文化的遗存而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与古典诗歌和古典小说全然不同。尽管这两种文体也已远离现实生活，但是，他们又时时与现代人的生活保持着颇为密切的联系。古典诗歌琅琅上口，始终是现代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小说通过各种媒体和宣传机构，始终在现代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唯有古典散文例外，形成了一种错位：既没有实用价值，也缺乏为现代人所能接收的审美价值。因此，它既不能与现代中国人对话，更难于和国外文艺理论接轨。

推动中国古典散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理论上的创新、观念上的更新，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具体说来，下列几个与中国古典散文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似乎有必要提出来展开讨论。
（一）中国散文的民族特征

中国散文史研究该如何与世界文学潮流接轨？运用现代的散文理论研究中国散文还存在着哪些困难？如此等等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民族特性的认识，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便无从谈起。

第一，汉语言文字是其最显著的民族特征，方块字，单音节、一词多义、同义词、近义词丰富，助词多应用于表达感情，语法关系往往通过词序表现等等特点。古代散文的章节美、匀称美、节奏感强、言简意赅、表情方式多样化等等特点，几乎都和汉语特征分不开的。这种特点，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只有从世界散文发展史的范围内才能有更深入的论述。

第二，追求实用。从甲骨卜辞到青铜铭文，无不如此。郭豫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中的先秦两汉散文，大都可以归结到实用文体之中。即使到了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中国古代散文的实用特性也依然没有消减。诚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致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里所说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其实多是指各种实用的文体，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又比如唐宋时代大量的制诰、谏疏、碑志、序记、笔记、题跋、书简等，也都是实用的文体。所有这些，很难排除在散文史研究之外。至于大量优秀的文学性极强的散文作品，有很多也具有实用的价值。其实这一特点不仅仅是散文，中国的诗也是如此，这大约与儒家所倡导的加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连，所谓文学创作的作用之一便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马积高《赋史》的再版后记谈到自从左思以来对于赋的创作的一个实用方面的追求，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那便是最好的说明。但是，追求实用，并非不重视文采。《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这种实用功能对于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现代如何评价这种特点？换一句话说，哪些作品可以归入文学散文？哪些文章与文学无关？这些都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崇尚真实。孔子早就提出“情欲信”，后来的欧阳修也提出“事信”的原则。从《老子》、《庄子》到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无不把“真”字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称《史记》为实录，老杜的诗为“诗史”，无不包含着这一重涵意。散文的真实与诗歌的真实具有什么异同？又在那些方面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特征？

第四，提倡简洁。刘勰《文心雕龙·徵圣》谓圣人之文“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中国古代散文主张一言褒贬，言简意赅，正如刘知几评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在简要中见详博，贯多以少，举少见多，这也成为中国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任何一种文体似乎都比较强调简洁。当散文过于追求简洁的时候，往往与它的实用功能发生矛盾。比如《春秋》一字褒贬，却是通过“三传”揭示出来的。那么如何理解这“简洁”二字？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尽管有些概念与国外的文学理论有相同之处，但是，具体的理解和应用，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散文史研究应当建立在怎样的理论基础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正因为如此，连带着研究对像、研究方法、文体分类、文学评价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二）古代散文的发展规律和盛衰原因

首先，对散文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现实政治。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了定论。但是，散文的发展和变革，还有诸多因素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比如，说到唐代古文运动，韩愈等文起八代之衰，通常的看法认为韩柳等人不满意六朝以来的骈丽的文风，所以倡导散体单行的古文以改变文风。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既成的思维定势，将视野放开，其实还可以作多角度的考察。譬如，联系到韩柳等人籍贯，均为北方人，他们所以倡导散文，是否有意用北方通行的语言回击统治文坛的南方文体和文风？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还可以利用历史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即并非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一定引起散文的变化。文化的因素对散文的作用有时比政治的因素更明显。散文的兴衰与政治的分期并不等同，与诗歌史、小说史、戏剧史也不完全一样。例如陈子昂倡导文学革新，诗歌很快鼎盛于盛唐，而散文的复兴却在中唐。再如，散文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显然没有诗歌、小说、戏剧那么密切。它有自己的传承系统，更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的色彩，传统的士大夫是它的创作主体。这个阶层的文化趣味，这种文体的实际用途，都是制约这种文体兴衰际遇的重要因素。

（三）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散文追求神韵、气势、理趣、声色、言外之旨、起承转合等等，有许多精华值得现代散文创作充分吸取。中国散文史的任务是否有必要总结这些创作经验以供现代散文创作的参考？实际的创作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譬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就从中国古典散文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些问题，现代的散文作家已经开始逐渐有所认识。可是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这样就制约了公众对于中国古典散文的兴趣，归根结底也制约了我们自己研究的深入。

（四）散文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追求与诗歌小说的异同

这种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作者群体与阅读对像的不同。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散文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实用功能。而今天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大多是历朝文人雅士或达官显贵所作。在古代，是通于天子的工具，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左雄倡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尽管胡广作《上书驳左雄察举议》予以辩驳，但是皇帝还是接收了这个建议。道理很简单，通经学，会章奏，均是当时文人最重要的晋身手段。李贤注引《汉杂事》：“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由此来看，作为古典散文中最重要的几种文体，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他的阅读对像也多是这样的群体，所以文体雅洁，叙述平实，是它的最重要的特点。而诗歌则主要是抒情的工具，至于戏剧和小说，更属于大众文学，阅读对像的不同，就使得古代散文与这些文体在审美意识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散文史的任务之一，就是阐发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

二、散文观念的澄清


（一）评价标准

我们承认中国古典散文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对于它的评价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但是真正应用于实际的研究，往往容易脱离这种历史背景，出现偏差。万陆《中国散文美学》三十余万字，著重探讨古典散文的美学特征，提出散文与绘画异迹同趣，诗歌散文汇通，散文与小说有血缘关系，从整体上说有它的创造价值。特别是本书首次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用于观察中国古代散文，在理论探索方面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对于中国古典散文的基本评价，有时就过于苛刻。譬如作者认为，儒家散文理论是封闭的，几乎对之全盘否定。这就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儒家的散文理论是封闭的，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分析在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封闭性，它给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影响？简单的否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二）研究对象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对像是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所谓文章，范围甚广，而且变化极大。哪些应列入散文史的考察范围，不同的时代肯定有不同的处理。张梦新主编的四十余万字的《中国散文发展史》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难题，视不同时期作不同的具体处理。这种尝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体例的不同，各体之下分别评述的著作并非该体栽所能涵盖。而且这种体例上的安排，也不容易看出当时作家的全貌。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从先秦讲到近代，可谓系统性著作。但是把不少小说视为传记，并设专门章节介绍。未免有混淆文体界限之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也在魏晋南北朝散文时期特辟“小说家之文”，将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也列入论述。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唐宋骈文史》所论骈文范围甚广，《永州八记》、《岳阳楼记》等古文名篇皆为骈体，有的评论者认为失之过泛。姜涛、赵华《古代传记文学史稿》最后一章把小说和寓言也列入传记。邵传烈《中国杂文史》杂文范围太广，除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之外的其他散文都被当成杂文。包括政论、史论、文论、道论、诏令、奏议、书信、杂记、寓言等等都在其内。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竟把《诗经》、《离骚》、汉乐府、建安诗歌、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的诗以及不少词和戏曲，甚至金圣叹评《水浒》的话，都当成政论文学而专节介绍。这样，显然不是从文体著眼，而是从内容出发的，显得异常混乱。又比如台湾学者倪志僴《中国散文演进史》（长白出版社，1985）除了诗赋及隋唐以后应科举考试的时文外，其他所有的文章，无论篇幅长短、文言语体、古今雅俗、举凡叙事、说理抒情之类的文字，乃至传奇小说、话本演义、戏文宾白之类的通俗文学，只要富有教育意义，皆依时代为序，分别作扼要叙述与品评。譬如第十四章“魏晋南北朝小说之发展”，第十八章“唐代之传奇文，”第十九章“唐代之变文”，第二十章“宋代之小说”，第二十四章“宋代之戏剧与诸宫调”，第二十八章“明代传奇与小说”，第三十二章“清代小说文学的演进”等等，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纲要。什么是散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弄明白。

纵观各种分体散文史，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都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造成不少交叉重复。这恰恰表明散文文体研究的严重不足。因此，目前各种分体散文史中，除辞赋史较为深入之外，其余大多粗陈梗概，初步排列作家作品而已。对该文体的发展规律，美学特征以及与相邻文体如何相互影响等等，多数还没有作细致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之多，多数还没有系统论列，散文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三）几组难以解决的矛盾

罗宗强先生《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提出文学史编写的四组矛盾：一、文学史编写目的和阅读对象；二、文学史真实反映文学的史的面貌的可能性；三、文学史要否提供公认的结论与文学史编者的个人色彩问题；四、文学史编写的多样化。散文史的研究同样面临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仅就所谓真实反映文学的史的面貌的可能性而言。我个人觉得就非常之难。具体说到散文史的研究，古今所关注的热点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即以《昭明文选》和《文苑英华》为例，该书最重要的文体如：令、诏、表、疏、启、弹事、檄、颂、赞、论、箴、诔、碑、行状，等等，在现代散文史研究的眼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而我们现代津津乐道的各类小品，其实在古人心目中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小摆设而已。现代人认为很出色的散文，古人未必如此看重。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所写的散文史，其实不过是现代人心目中的散文史，很多不是古人已经公认的散文佳作。比如盛传一时的“沈诗任笔”的任昉的创作，从当时的社会影响来说，他远远高于大多数文章作手。可是，我们今天对于南北朝散文史的研究，对他的分析和评价就远远不够了。还有唐代的陆贽，也被视为一代大手笔，但是今天，我们的散文史还能给他留下多少篇幅呢？相反，许多在当时文坛并没有多少地位的散文作家或散文作品，今天反而可能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和论述。这样，我们的散文史研究就与古代散文发展的实际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如何反映文学的史的面貌，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研究和写作就面临着许多困惑。我们自己都会时常扪心自问：我们编写这么多散文史，与历史上的散文创作实际又有那么大的距离，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编写？古今差异之大，今人之间的写作同样也各不相同。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任何一家散文史似乎都难以提供一种公认的结论，甚至不过是一种每一个研究者心目中的散文史而已。如果历史都成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随意打扮的对象，那么，我们撰写历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类似的重要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至于散文史本身存在的问题，诚如现代散文研究名家谭家健先生《建国以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所说，作家-流派-断代史的研究，应该尽快填补空白，力求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展开，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系列。散文流派研究、断代散文研究尚有较大的空缺；密切联系相关学科，如美学史、哲学史、艺术史、语言学史、史学史等，把散文史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也许会有较大的突破。



三、散文研究水准的提高


据谭家健先生《建国以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统计，从1950年至1995年，出版有关古典散文论著约在200种以上，选注约在400种以上（不包括古籍校点、全注全译、诗文兼选兼论以及“文革”中批儒评法的小册子），资料数十种，发表论文约在6000篇以上。其中近十年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这些论著，大多数停留在讲义的水平上。比如先秦、两汉散文，这是中国散文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夸耀的典范。她的无与伦比的思辩逻辑、她的悬诸日月的文学价值，她的情文并茂的艺术魅力，百代以下，我们如何评价，似乎都不过分。可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面前，我们的文学研究显得那样苍白，那样乏味，总是徘徊在它的外围，找不到进入的途径。这样，就使得这种研究既缺少魅力，更看不到应有的勃勃生机。翻开现代有关的研究著作，大都是一幅毫无生机的面孔。要么是一个一个作家的论列，颇似文学家小传；要么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组合，就是平庸的讲义。有这样一本论述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的专著。按照诸子的派别，称儒家散文雍容劲遒，道家散文奇谲浪漫，墨子散文逻辑严密，法家散文气势磅礴，兵家散文精深闳博，名家散文巧辩善论，纵横家散文辩丽横肆。然后在各派之下按照《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学术分类，将有关的著作放在不同流派下面不偏不倚地评点一番，肤浅而琐碎。这种论述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读了这样的研究专著，原来对于先秦散文有兴趣的读者也会失去继续研读的勇气。为什么会这样？关键的问题是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将这活生生的气壮山河的历史剥离成木乃伊式的僵尸。两汉散文研究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譬如有一本论述两汉散文的专著，其中说到“西汉前期散文的基本特征”。作者作了这样的概括：一、政治上重视总结秦亡的教训，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二、政治比较解放，能够综合或兼取诸家学说之长；三、文章风格的主流由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逐步向典雅厚重、深奥宏博演化；四、文章重感情，重气势，铺张扬厉，深受战国散文和辞赋的影响。同书又说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散文的基本特征”有如下的描述：一、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内容充斥散文；二、因袭模拟、刻意求深的不良风气弥漫文坛；三、适应内容的需要，温柔敦厚的典重文风逐步形成；四、散文中的骈骊化倾向有了明显的发展。又说到“东汉后期散文的基本特征”：一、正视现实，努力为挽救时局服务；二、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影响逐步削弱；三、文体文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了汉代散文向魏晋散文的过渡。从字面上说，这样的概括非常全面，几乎无懈可击，但是读过之后依然没有振奋的感觉，依然看不出两汉帝国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依然感受不到那个奋发扬厉的士人的情怀。这又是为什么？因为这只是贴标签式的排列，缺乏引人入胜的剖析。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散文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我个人觉得，现在缺乏的是个案式的深入研究。许多研究者往往从写“史”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个案研究与史的著作的撰写，本来是相辅而行的关系。史的著作的撰写必须以若干个案研究为基础；同样，个案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一段历史的面貌。没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要想对某些具体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若干深入的个案研究，要想正确了解一个时代的全貌也是很困难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这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辩证关系，两者本来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它却成为了近年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影响到中国散文史的研究，最为直接的一点，就是如何划定所谓“微观”与“宏观”的界限，如何看待文学理论与研究资料以及国外的新方法是否应当引用和如何引用的重大问题。中国散文研究名家孙昌武先生在第二届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指出，这种讨论不能说全无意义，但是有一点应当承认的，就是有的争论显然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有关。例如“微观”和“宏观”的关系，这原本是确定自然科学研究对像的概念。研究天体、宇宙等“大”客体的叫“宏观研究”，研究分子、原子等“小”客体相对应地叫“微观研究”。后来这对概念被运用于经济学。在经济学里，把以个别消费者、厂商为单位进行研究的叫“微观经济学”，把以投资、收入、消费等总量分析为对象的研究叫“宏观经济学”。依此为例，“微观”“宏观”用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未为不可。但近年就这个问题的论争，显然表现出文革前“以论带史”还是“由史出论”的争论的影响。如果“微观”是指细小的课题，细节的研究，资料的考证等等，“宏观”是指大的课题，规律性的研究，理论的说明等等，那么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其关系则是辩证的，没有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搞散文研究，更可以依据个人的兴趣、能力，选择课题可大可小，具体人的研究范围必然不同。但不论如何大的课题，总得有理有据，有详实的资料作依据；如何小的题目，总得依靠一定的理论来阐述，体现某种理论观念。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有说服力的成果并不多，起码散文研究的情况如此。其所以如此，多数研究连起码的“微观”基本情况都未能研究得细致，那么，对于涉及全人、全部作品的“宏观”规律如何能确切把握呢？因此，孙昌武先生客观地指出，如果只能解决“微观”课题，达不到“宏观”规律的把握，终归还弄清了点滴情况；但如果没有“微观”的研究为基础，凭空去构想“宏观”的规律，则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臆想。研究工作不能深入，往往是由于缺乏细致、认真的态度，不肯做艰苦、深入的工作。这也就涉及到对资料的全面掌握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态度问题。所有这些，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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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谭家健：《近十年中国古典散文史研究著作述要》，《书目季刊》第31卷第4期，1998

《建国以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孙昌武：《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简报》第三期，1998

吉平平、黄晓静：《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许结： 《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芮宁生：《近15年来赋学著作述要》，《文史知识》1998年第2期

乔默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原载：《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