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雷锋与美国好人“撒玛利人”

教师之友网

徐贲：雷锋与美国好人“撒玛利人”
提要：好人好事的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弱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美国好人“撒玛利人故事”做好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善良天性，与政治培养或觉悟无关联。而原初的阶级论的雷锋故事则不是，雷锋是不会愿意去帮助一个阶级敌人的。

图说：雷锋在天安门前。
好人好事的一个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弱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温饱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需要——他们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压制、恐惧的威胁，需要有受教育、获得信息、并以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机会，需要在争取应得利益时有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具有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的人都可能是社会弱者。因此，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好人好事。
每年3月5日,都是“学雷锋”的日子。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选择在3月4日这一天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申报“雷锋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讲，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大厅中悬挂着5幅人物肖像，雷锋肖像也在其中，西点军校的学生守则上，印有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有人批评刘江龙说美国人学雷锋是在“忽悠”国人。我倒觉得这个提案有点意思，因为它可能无意间令许多人好奇：美国人到底会怎么看待雷锋?怎么看待“好人好事”?
其实，“好人好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描述，而是一个由社会，甚至政治环境引导和规范的道德概念。在大多数的社会文化中，“好人好事”的道德意义往往是用某些平易的人物故事来传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雷锋做好事”跟“孔融让梨”、“韩信报恩”、“武训办学”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今天要申报雷锋事迹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有人把雷锋做的事情拔升到了“精神”的高度。
今天呼唤“雷锋精神”，不是因为中国历史缺乏好人或好事的事例，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许多事例象征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从最好的用意来看，雷锋故事是用来填补中国道德故事空白的一种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对雷锋故事的形成和流传，政治权威的直接干预和操作要比在中外古今的任何其他好人身上来得更加明显。雷锋也因此不再是一个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好人”象征，而成为一个具有某一特定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好人”。
雷锋是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的政治觉悟比一般人高，比一般人“先进”，因为他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听了毛主席的话。雷锋做的“好人好事”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作“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也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因为“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的人，至少是不包括“阶级敌人”的。
美国并不缺乏做好事的人，也不缺乏“好人”的象征。但是，美国不可能出现像雷锋这样的政治好人，也没有弘扬“雷锋精神”的政治、社会环境，更不用说以这一精神来作道德象征了。雷锋故事特定的政治颂扬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道德劝善，因此不具有普世道德意义。雷锋无条件地赞美他的政治培育者,他的政治培育者则以同样的方式赞扬雷锋,因此便有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美国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可以向全民作道德号召的至高政治权威。
以神喻故事来劝善,而不是政治权威来号召,比较符合美国的国情。在美国，“好人”的象征不是一个爱党、爱领袖的军人，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人们并不知道他姓什名谁。只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人。他所做的好事只有一件,记录在《圣经》的《路德福音》中。这件“好事”也有一个特定的说法,不叫作“为人民服务”，而叫作“帮助你的邻人”。
一好心的撒玛利人
《路加福音》中的“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师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个有能力帮助伤者的人物：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人，其中祭司和利未人都有很高的身份。祭司传达神的旨意，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相当于今天社会中的“领导”)。利未人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选招的一批人，从血统上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一位名叫利未的子孙。从身份而言，神要利未人替代以色列人每个家庭中的长子。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从利未人当中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包括了教导神的话语、赎罪、感恩、敬拜、献祭、并且要做神子民的好榜样。
和祭司一样，利未人的身份也很尊贵。神不准利未人做任何工作，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相当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经济上要供养利未人，使得他们能够专心于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上。为了树立好榜样，神在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特别有一章是给利未人的律例(叫“利未人律法”)，希望他们遵守(相当于给先进组织成员提出高标准的要求)。神要以色列人能够从利未人身上看到属于神的人何等圣洁美好，也因此看清了世俗中的罪恶，和它给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为了达到大众教导的目的，神要利未人分散住在以色列各地，这样一来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社区都有利未人，让大家看到合神心意的生活(相当于先进组织成员渗透到每个基层)。
与犹太人中的佼佼者祭司和利未人相比，撒玛利亚人的身份极为贱卑。撒玛利亚人接受的宗教约束较少，崇拜偶像，又与异族通婚，为犹太人所鄙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早已成为仇敌(相当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阶级敌人”)。耶稣用贱卑的撒玛利亚人来举做好事的例子，要说明的是，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
好心的撒玛利人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人,但他做了比他身份高贵得多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的故事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训,有责任、有地位教化普通民众的高贵人士未必有实际的道德行为。撒玛利人做好事不是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教育他、培养他的结果。他是独立的行为者,他的善行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撒玛利人的另一个道德教训是，做好事不需要特别高的觉悟，做好事不过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而已。
二 “爱你的邻人”和“为人民服务”
在美国，做好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善良天性，与政治培养或觉悟绝无关联，与爱什么政党，服从什么领袖也毫不相干。做好事的人往往被直接称作为“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在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中，“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就是“爱你的邻人”。那么谁是邻人呢?邻人指的不是住在你隔壁或邻里间的熟人,邻人指的是因为你去帮助而与你结成亲近关系的人, 那个原本可能是与你完全陌生的人，你把他当邻人看待，对他做好事，他于是就成了你的邻人。
“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爱你的邻人”凝聚着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哲理，同样道理，“当雷锋”和“为人民服务”凝聚党国体制的政治原理。
耶稣用撒玛利人的例子来解说“爱你的邻人”,其深刻的道理在于，受撒玛利人帮助的那个伤者,原本是一个与他陌生的人。你先帮助一个人,后与他因此成为邻人,与你先确定一个人是你的邻人,再去帮助他,是有根本区别的。帮助熟人、亲近者，仍然是一种以帮助者的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发生在行为者的“我族”人群范围之内。在一个人与你毫无关系,全然陌生的情况下,你去帮助他,那才是真正超越自我中心的利他行为。
撒玛利人并不认识那个伤者,甚至不知道那个伤者是不是也对撒玛利人有过歧视和排斥的敌意或行为。撒玛利人是在全然不顾一切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出心帮助那个伤者的的。这与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是相违背的。雷锋要帮助的是他心目中的“人民”,除了“人民”,他是不帮助的,不仅不帮助,还要加害打击。他的座右铭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用“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去理解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雷锋本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待人的方式是人性论的，而雷锋待人的方式则是阶级论的。如果简单地把雷锋看成是中国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就不免得出这样荒唐的推论,那就是，雷锋去帮助一个人,无论那个人是“工农群众”也好,“阶级敌人”也罢,他只要受到雷锋的帮助,就会与雷锋结成一种亲近的“人民”的关系。这样的“阶级调和论”显然是违背“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雷锋本人的意愿的。从雷锋的立场来看，一个阶级敌人就是一个阶级敌人,不可能因为受到他的帮助而改变他的“阶级本性”和敌人本质。
再说，雷锋是根本不会愿意去帮助一个敌人的。这就给雷锋做好事增添了实际的困难。这使得雷锋在做好人好事之前,先得摸清对方的身份,或者至少确定对方不是一个阶级敌人。每次做好事之前,不能不先有所犹豫,不能毫不犹豫地想做就做。要是碰到“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中的那种情形，遇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伤者怎么办呢?是查他的阶级出身,敌我身份?还是硬着头皮,先救了再说,出了差错,再按“好心办坏事”做自我检查?翻遍《雷锋日记》和雷锋光荣事迹纪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类为难的情形，这是很令人奇怪的。雷锋经常地在做好事，帮助过这么多的人，而他又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隐藏的阶级敌人为数众多的国家里。他居然一次也没有碰到那种令他尴尬、进退两难的情形，一次也没有不小心帮到了不该帮的人，真是太神奇了。
人性论的“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关于好人好事的道德寓言，而原初的阶级论的雷锋故事则不是。“雷锋故事”是一个政治神话。政治领袖们早就规定了“学习雷锋”的政治含义,至于后来媒体宣传的“做好事”，不过是故意隐讳了这一层政治内容而已。要是没有当年和今天政治机器的全力开动，哪里会有雷锋这个“国家级”的好人象征?
对于雷锋这个人物，“制造”要比“自造”来得更重要。雷锋行为的意义不是自我完足的，而是依附于他的制造者的英明、伟大。英明、伟大的英雄制造者即使自己一件好事不做,只要雷锋做好事,就理应收取头份的功劳和荣誉。这可以从每年的“学雷锋”日定在3月5日看出来。3月5日既非雷锋生日也非雷锋忌日(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去世),而是1963年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在雷锋之前，就有了不少先进的英雄。经毛泽东题词，雷锋从许多先进英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最”先进的英雄。是领袖的题词使得每年3月5日成了例行的雷锋纪念日。记住雷锋，首先要记住的是那个把雷锋制造成为英雄的伟大领袖。
三 学雷锋是学做好人好事吗?
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什么呢?伟大领袖自己从来没有明说，至少没有明说学习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们在题词中对学雷锋要学什么有过种种较为具体地说说明，也同样没有一个是说学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的。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在所有的题词中，又以林彪的题词最重要，最得要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有的题词突出的都是党国政治，没有一个是太把“好人好事”当一回事的。这当然不是说，学雷锋必然与做好人好事无关，而是说，就算做好人好事，先决条件也必须是忠于领袖、有共产主义精神、有革命觉悟、无产阶级斗志等等。
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不能做好人好事了吗?做了能算是真正的好人好事了吗?或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一定会做好人好事了吗?
作为一个寓言，“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提醒人们，具备了优越的社会、政治、道德条件，未必就等于最乐意做好人好事，更不用说真的会去做了。“好心的撒玛利人”因此成为一个反讽的故事。反讽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批评。撒玛利人故事直接批评的对象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位高权重、精通礼法,自以为是普通人的精神导师,但在最基本的仁爱之心和行为上,却不如一个卑贱的撒玛利人。用外在于人行为本身的“政治”或“觉悟条件，将人按“政治”或“觉悟”进行等级区分,无法衡量行为的意义。以此来作为鉴别人心和善行的标准，结果往往是荒谬的。
“政治”或“觉悟”使人很容易陷入对立和仇恨的关系之中，也使雷锋落入了抽象敌我划分的陷阱,让他觉得自己对“敌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这个陷阱中，普爱意义上的助人为乐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敌我划分正是普爱的耶稣道德教诲所特别反对的。耶稣自己奉行就是一种与仇恨完全不同的行事之道。爱自己人算不得真爱，爱敌人才是真爱：“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2-35)
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首先需要不仇视任何人。爱的第一条件是不仇恨，能否爱别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不仇视你眼中的“罪人”和“仇人”。耶稣为此做出了榜样，他首先把自己放在与“罪人”平等的位置上。对那些“罪人”， 耶稣并没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29-32)
耶稣助人比撒玛利人助人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耶稣不只是在关心别人身体的饥寒之苦,而且也关心别人的精神之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的社会中，许多开启人性、提升道德心灵、批评社会非正义现象、促进政治进步的行为,不仅也都可以算是好人好事，而且是更重要、在帮助更多人的好人好事。
四 道德寓言和保护弱者
同“雷锋精神”一样，“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政治神话。“人民”是在与“非人民”(阶级敌人)的虚构区分中得以确立的,却被当作了一种真理事实。雷锋对此深信不疑,学雷锋也必须也对此深信不疑才行。但是,谁是“人民”呢?是“人民”的，就都一定是需要帮助的吗?那些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权贵和那些为基本生存不得不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下层民众，那些已经大富和豪富起来的“人上人”和那些生活在贫困之中、随时可以被欺侮的“人下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民”吗?难道他们同样程度地需要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吗?
撒玛利人故事强调的是帮助弱者，而雷锋故事则没有这一层意思。撒玛利人故事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是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弱者和易受伤害者,不是空洞的“人民”。
耶稣在给利末人订立的律法中要求他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末记：19：33-34.)留下麦穗和果子的人，不需要知道他帮助的是谁，因为“做好事”不是做秀，帮助弱者和易受伤害者，那才是要紧的。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它自己的道德寓言故事，道德寓言故事能帮助一个社会的道德自我维护和自我建设。政府号召做这做那，说明社会的助人机制已经出了问题。政府并不能代替社会形成自觉、自发的道德习惯。国家政治权力介入社会道德，是国家干涉和宰制社会，看上去是在帮助社会提高道德水平，其实是在损害社会自身的道德机能，往往反倒会起揠苗助长的作用。更何况，一般民众都明白，国家以道德干预社会生活，其实是出于政治需要，所以这种号召并没有充分的道德说服力。一次次运动式地号召学雷锋，早已变成老一套的行政说教，没有效果是可以预料的。明明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结果，但却还是一次次照样号召，反而显得号召者没有诚意、能力低下、缺乏领导创意和道德眼光。
与国家政治色采浓厚的雷锋故事相比，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社会性的道德寓言故事。但是，即便是道德寓言人物的撒玛利人，他也不是什么人人必须学习的“榜样”。不管撒玛利人故事有什么样的道德意义，今天的人们毕竟已经不再生活在《圣经》时代了。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这个道德寓言带给我们的只是关于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启示，而不是行动榜样。今天，个人做好事无论如何值得提倡，都已经不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最有效方式。社会制度性的福利和公正对待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根本保障。个人做好事固然有帮助他人的作用，但是，仅仅以此理解好人好事，那就太狭隘了。偶尔地帮人洗一个澡、提一下包、给一点钱,未必真的会付出持久的爱心。在倡导爱心助人的社会中，这种个人性的好人好事大多是纳入了民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和各种义工服务。在这样慈善和义工服务中, 好人好事虽然由个人参与，但并不以个人的名义进行。面对社会中总是会有人需要帮助的现实情况，好人好事靠的是有组织机制的日常运作,而不是凭个人一时的情绪冲动,更不是搞每年只是热乎几天的运动。
好人好事的另一个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温饱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需要——他们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压制、恐惧的威胁，需要有受教育、获得信息、并以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机会，需要在争取应得利益时有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具有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的人都可能是社会弱者。因此，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好人好事。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正因为如此，避免伤害弱者和保护弱者,应当成为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也应该成为好人好事的基本内容。




苏小和：雷锋，如此年轻的螺丝钉
  关于雷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1962年，他被一根倒下来的电杆击中，就此告别了这个世界。之前他短暂的人生、之后他漫天的光荣，都与他无关。按照常态，他本应该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直至两眼昏花，满头白发。但命运让雷锋走上了一条异路，22岁这一年，他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时代迅速将他供奉成一座偶像，像一只细小的螺丝钉被固定在一台坚硬的机器之上。

   我们念着雷锋的名字长大，知道他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是组织和老师谆谆教导的时代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数家珍一般说出一大串优美的词语：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甘作革命的螺丝钉，这些人生的准绳，都与年轻的雷锋有关。

   雷锋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心中的伟大领袖会为他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在国家机器大面积的宣传下，全国各地踊跃掀起各种形式的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就在这样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口径下，成为一个标准化的道德样板，国人心中统一而完美的雷锋形象因此诞生。

   雨夜送大娘回家；周日放弃休息主动参加义务劳动；偷偷给战友的父亲寄信寄钱；一双袜子缝了补，补了又缝……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雷锋。这些事迹感动过几代人，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个道德英雄的影响。

   多年以后的一个日子，我们仔细端详着雷锋年轻的照片，那些曾经热火朝天的赞美渐渐远去，有人发现了雷锋精神背后隐藏的点点常识。

  “一个革命者，当他一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就首先要确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这篇雷锋写于1959年12月8日的日记，可以看作他人生观的一个缩影。雷锋一生践行大公无私信念，将党、集体、人民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敌视那些考虑个人利益的行为。当发现身边的同志有自私自利的行为时，他不但发自内心地感到厌恶，还出面进行批评：

   “毛主席说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想，那位同志太自私自利了，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对于人脑子中这种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今天看来，雷锋提倡忘我奉献、帮助身边的同志打消利己心的行为看似值得称颂，细想却并不实际。在任何社会，私人利益都是客观存在，生命本身就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人生下来喝母亲的奶，就有着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本能。倘若彻底无私，连生命都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更无从建立。命令一个人彻底消灭利己心，无异于剥夺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文革期间广为流行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假设私人利益可以革除，雷锋身边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由于无人愿意得利，所有的奉献行为都失去了对象，雷锋精神也就失去了土壤。建立大公无私的社会，无疑面临着逻辑的冲突，因此只能是乌托邦的神话。

   可见，雷锋的奉献精神虽可提倡，却不应忽视私人利益的存在，更不应以道德绑架或强迫他人放弃自己应有权利的方式为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对于私人利益的尊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主流声音对于各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典型大肆宣扬。

   教育学家扈中平教授将最为常见的道德典型分为四类：

   （1）“有病不看型”——如因工作繁忙之类的原因，为不耽误工作而有病不看，最后延误病情而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壮烈牺牲。（2）“不回家过节型”——如为了加班、加点或为了关照他人，连续若干个春节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在工作岗位上度过。（3）“不顾家人型”——如由于工作繁忙父母病危、去世而不去探望或奔丧，或者妻子生产不去陪伴，或者家人生病而未及时送医院就诊而耽误病情甚至造成终生遗憾。（4）“发扬风格型”——如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让给他人，把本该由他人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揽在自己名下。

   在国家机器长期宣传下，雷锋精神已经演变成国家提倡个人牺牲私利的工具：牺牲越巨大，形象越高大，精神越伟大。这样一种忽视个人利益、从一开始就将道德标准与私人利益对立起来的价值导向，必然是违背人性的，也就难以起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作用。

   既然集体主义精神与人性本身是相违背的，那么雷锋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注意到，雷锋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毛主席”“党”“祖国”“政府”“人民”诸如此类的词语，他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的记载着自己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对于党和人民的效忠、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回报——这些就是雷锋奉献自我的原动力。

   “我决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好好地学习，顽强地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参军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是多么的自豪啊！但是我不能骄傲，一定牢牢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委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勇敢战斗，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此类感恩情和表决心的话语，几乎贯穿雷锋日记的始终。尽管大多数时候，对雷锋而言，“毛主席”“党”“祖国”“政府”“人民”这些词语的概念也许并不明晰，甚至混淆不清、经常替换，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个苦孩子出身的年轻战士向庞大的国家机器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他甚至希望自己可以“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当雷锋被政治体制异化成一颗螺丝钉，他就不可能再具有一个完整的人的属性。从精神到肉体完全被奴役后，他再也不能辨别自己的方向，也无法判断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雷锋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工业方面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农业方面虽然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仅减轻了严重天灾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时移世易，后来的历史承认了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也不再提及自然灾害的说法。为了保全雷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重新出版的雷锋日记中，我们很难再读到这段话。然而这段日记恰恰证实了雷锋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完全的信任，他当然想不到英明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对于更多试图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人们而言，雷锋这样一个完美的榜样也会犯政治路线错误，似乎难以致信，其实并不意外。愚昧和盲从早已使他受到蒙蔽，他既看不到大炼钢铁的荒谬，也看不到亩产万斤的谎言，更看不到上千万人面临的饥荒，当国家机器走上错误的轨道，这颗紧紧跟随的螺丝钉自然不可幸免。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到了“平庸的恶”（evilofbanality）的观点。她指出，日常生活中貌似本分、规矩的人在极权主义的机器里发挥的螺丝钉作用，由于丧失判断善恶的思维，会犯下巨大的罪过。幸运的雷锋并没有活到这个国家最荒谬的时代，不过不难预料，倘若亲身经历文革，他必定会被卷入狂热的革命浪潮中。当失控的国家机器遍地屠戮，螺丝钉也将沾染上血迹。

   沿着阿伦特阅读雷锋，我忽然止不住内心的悲伤。年轻的雷锋，一颗心甘情愿的螺丝钉，单纯、善良，容易被人蛊惑，这种单薄的人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与罪联系在一起。可是历史的轨迹却分明显示，雷锋带着自己的单纯，也带着别人强加给他的道德精神，遮蔽了太多的年轻人。他们像雷锋一样忠诚，也像雷锋一样不了解自己，他们一辈子活在人造的偶像之下，活得像一句口号，像一颗螺丝钉。即使有一天螺丝钉生锈了，被别人丢进了垃圾桶，也在所不辞。

   所以，雷锋的命运，其实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的命运。

教师之友网

张艺冬：我建议全国人民都整容成雷锋
发布时间:2014-04-02
作者:张艺冬

拥有“安徽好人”、“中国好人”等众多荣誉称号的安徽籍青年张艺冬，希望将自己整容变成“雷锋脸”，以此来向偶像致敬，并让自己在做好事的道路上更加自信。 　　今年2月20日，他在安徽合肥某医院接受了微整形注射手术。3月3日，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身着军装，以雷锋形象公开亮相。 　　对于整容效果，他表示很满意，并特意拍摄了一套模仿雷锋的写真，整容能使他“照照镜子就想起雷锋，起到督导作用”。他表示这几天将向公安部门递交申请改名雷锋，“以后大家请叫我雷锋，或者喊我雷哥”。 　　Q：你为什么想要整容成雷锋？ 　　A：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小时候没有父母，家里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我领着弟弟妹妹流浪，吃不上饭，是那些老党员干部们救了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雷锋这个名字就在我心里面扎根了。我认为我的命是雷锋给的，是党给的。 　　我认为我整容成雷锋未尝不可。人家追星整成歌星、模仿秀，这怎么不见人批评。我整成雷锋，一不违反法律，二不违反道德。我只是通过一些医疗技术，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更帅气。我认为雷锋很年轻帅气，他当年去世的时候是22岁，我今年32岁。 　　别人说你学雷锋为啥要整脸啊？对啊，学雷锋就要整脸，这怎么滴呢？一个人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那还怎么做好人呢？不但我自己整，我要建议全中国人民都整，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使劲整，整一整，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Q：陈光标曾化装成雷锋的样子，你这么做是受陈光标的启发吗？ 　　A：陈光标是去年弄过，我知道这个事。我不是受他影响。 　　Q：你对这个整容成果满意吗？ 　　A：非常满意；一、我年轻了；二，我脸上的皱纹也消失了很多，也圆润丰满了。三，我这次整容能在全社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让全民再议雷锋精神，这也我的目的。我觉得我已经很接近雷锋（的容貌）了。但是从内心上讲，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雷锋。 　　Q：整容这件事情你家里人、朋友有什么看法？ 　　A：我弟弟妹妹都很赞同。我整容那天，合肥市市民都贴着条幅来支持我，他们认为我做的很有意义。别人的支持与否，对我这次整容没有多大影响，我认为正确的事，我就去做。 　　Q：你觉得你未来的老婆会介意你与雷锋长得一样吗？ 　　A：不会有影响。哪个女的不愿意嫁个好男人，哪个女人不愿意嫁个帅男人？我相信中国的女人们都愿意嫁给雷锋这样的男人。我这点不担心，反而很自信。 　　Q：你的身份证等证件还能用吗？是不是都要换掉？ 　　A：我过几天准备去公安局递交申请，看争取能不能把我名字改成雷锋。 　　Q：你对雷锋这个人物了解多少？ 　　A：我对雷锋的了解比较全面的。雷锋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是爱党爱国、敬业、遵纪守法、爱家庭爱人民爱自己，多做利于国家、利于社会、利于人民的事情。我认为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这种精神。 　　Q：目前已有不少媒体报道，雷锋是当时为了配合宣传塑造出来的人物，你知道这个吗？ 　　A：这个我知道，雷锋的照片都是后补的。但是他做过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但要是有人说雷锋本人是假的，我觉得不可饶恕，我只能说这个人没良心。 　　Q：整容成雷锋对你做慈善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 　　A：影响很大，更加自信了。我害怕老，我希望更年轻更精神一些，我觉得我整容之后我年轻了，心态也好了。别人看着也，诶，这个长得特别像雷锋啊。我喜欢别人叫我雷锋。（整容能让我）积极乐观向上，更加贯彻雷锋精神。以后日子里，我照照镜子就想起雷锋，我觉得能起到督导的作用，时时刻刻都告诉我，不要忘记雷锋。 　　Q：你看到网上大家对你的评价了吗？网友认为你这种做法很雷人，你怎么看？ 　　A：浏览了一些。我整容，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雷人？怎么能说雷人呢？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要像雷锋学习，学学我，看看我做的事。人人都学我，都学雷锋，那这个社会就特别美好。 　　Q：你目前有什么慈善计划吗？ 　　A：我开了个宾馆，收留了很多流浪儿，吃不上饭的人，环卫工人也经常来我这。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我也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不瞒您说，我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去年三月，我被查出身患绝症，是一种治不了的病。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是雷锋精神支撑我活下来。我想在生命最后阶段里，做一些更利于社会的事情，让我人生更加美好，更加快乐。 　　（张艺冬模仿雷锋的写真照）

来源: 网易·真话

教师之友网

“整容”的政治与伦理
徐 贲

网上有一篇题为《张艺冬：我建议全国人民都整容成雷锋》的访谈。看到题目，我先以为是谁在搞笑作怪，没想到是正儿八经的对谈。事情的主角是拥有“安徽好人”、“中国好人”等众多荣誉称号的安徽籍青年张艺冬，今年2月20日，他在安徽合肥某医院接受了微整形注射手术。3月3日，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身着军装，以雷锋形象公开亮相。张艺冬说，整容能使他“照照镜子就想起雷锋，起到督导作用”。他表示还要将向公安部门递交申请改名雷锋，“以后大家请叫我雷锋，或者喊我雷哥”。

这则“政治整容”的消息让我想起伦理写作班上学生们讨论过的一篇文章《来自柳叶刀的自信：整容外科的伦理》(Self-Esteem from a Scalpel: The Ethics of Plastic Surgery)，作者是美国口腔外科医生博巴特(Richard J. Poupard)。

博巴特把整形手术分为“修复”和“美容”两种，他指出，这两种整形的伦理是不同的。修复是由于人身体机体组织残损或毁坏，而对其健康功能或外观进行恢复，公元前3000-2500年，古埃及人就已经会修复破损的鼻子，公元1世纪也有罗马人修复破损耳朵的记录。这种整容当然也有美观的效果，但主要是为了修复破损的机体组织。它的伦理是正面的，也比较单纯。

但“美容”有所不同，美容旨在改变人原本健康的机体，按美国整容协会的定义，整容是“对人体正常身体组织进行整形，以改善外形和自信”，“变美”和“自信”成为整容的两个正面伦理诉求，但也包含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少人对整容抱有负面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自然身体与真实自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整容破坏了这一关系，因此是一种虚假和伪饰。但是，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整容：整容不过是个人的永久性化妆，化妆的目的是为了变美和自信，如果我们不觉得化妆有什么不对，那么自然也就不该歧视整容。特技演员靠化妆来扮演伟人，举手投足刻意模仿，远胜古代的东施效颦。如果人们对这些演员不吝褒奖，那么也就没有理由非议张艺冬的“雷锋整容”。

但是，化妆与整容的相似关系又并不完全适用于“雷锋整容”。一般的化妆或整容如何“变美”，纯粹是个人的审美选择，美是主观的。但是，“雷锋整容”是一种政治化妆，它在美中添加了“政治正确”的元素，甚至完全是一种政治主导的美，所以不再是单纯的审美选择，因此而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公共问题。

与“变美”一样，政治整容的“自信”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自信（self-esteem）也就是自己看重自己，自信被当作人的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有研究发现，许多年轻人身体并无大缺陷，但由于个人感情问题、有忧郁症历史、对事物抱有不现实的期待，所以选择整容。他们在整容后的自我感觉和自信变得更差，也变得更不幸福。由于不切实际的期待，有的还整了容又整容，整容成了一种瘾，一种对不切实际完美期待的严重心理依赖。

政治整容也许是整容中非常罕见的特例，它的动机不是自我感觉不好，而是自我感觉特好，觉得自己特高尚、特先进、特光彩照人。但是，这种自我感觉同样是会上瘾的，同样会变成对某种完美期待的严重心理依赖。只是像雷锋那样做好事还觉得不够，连面孔也要生得像雷锋，名字也要叫雷锋，那才算完美。但是，由于终究无法化身为雷锋转世，这样的完美会永远不够完美。所以，“雷锋整容”是否真的能带来自信会幸福，仍然是个疑问。

以“变美”为目的的整容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自己的外貌有缺陷，不太平常，被人觉得“丑”，所以要通过整容让自己变得平常起来；另一种是自己的外貌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平常，但想要变得比一般人美，所以要通过整容来出人头地、显示优越。第一种变美在伦理上无可非议，但第二种变美就难免有伦理的弊端，人们常说的虚荣、花哨、浮华、浅薄、无聊就是针对第二种变美说的，美反而成了不美。

政治整容的目的属于第二种变美，张艺冬的长相并没有什么缺陷，他不是要让自己变得平常起来，而是要让自己变得不平常，换上一张不凡的雷锋面孔。他甚至还呼吁不同年龄的国人都去整容，都换上雷锋的面孔。其实，出生于1940年的雷锋要是今天还活着，他自己也早已垂垂老矣，不再是照片上那张年轻的面孔，难道还要他自己也去整容不成？再平常的人也无需因为自己的长相，包括因年岁增长而发生的自然变化，以及他的真实自我，而感到自惭形秽。每个人守护自己的善良意愿和良心道德，那才是最重要的。

用扮相来表现政治正确或政治忠诚可以是一件有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只是当这种政治扮相实际上已经不被当真，因而变成笑料，不再被人理睬的时候，它才是安全的。有报道说，4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毛主席特性演员陈远征现身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不少嘉宾争求握手合影留念。4月3日，毛泽东特型演员亮相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并同志愿军老战士报告团成员握手。对这则消息有网友留言，“如果在毛时代他们会被枪毙，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同样，在阶级斗争的“革命时代”，整形成雷锋——如果有人或医生有这个胆子的话，很可能被戴上冒充、讥讽和丑化雷锋的反革命帽子。时过境迁，领袖扮相和雷锋整形居然人戏不分，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是领袖和雷锋实际上已经淡出了政治？还是许多人假戏真做，让社会变得更加幼稚和犬儒？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的也许都不过是一些假象。面孔的真假还只是小事，更严重的真假问题正在比以往更纠结地困扰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