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写作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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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传》写作随想

   荆楚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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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史记》的学术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司马迁传的写作出版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新世纪如要进一步推进司马迁传的写作向纵深掘进，似可从多样性、时代性、科学性、艺术性等四方面继续努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记作者独到的史家眼光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关键词 :司马迁传；多样性；时代性；科学性；艺术性。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这首五律出自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之手。郭老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世界文化伟人司马迁的学识、文章、人格、事业，作了高度评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司马迁集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卓越的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他用鲜血和生命化成的《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人们永远仰慕和祭奠。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史记》的学术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司马迁传的写作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仅笔者所能查阅得到的便有近50部之多。新世纪如要进一步推进司马迁传的写作向纵深掘进，愚以为可从多样性、时代性、科学性、艺术性等四方面继续努力。

一、多样性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司马迁传的写作，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记作品是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的。从名称上看，有：传、大传、小传、全传、故事、传奇、评传、新传、画传、文学传记、传记小说……不一而足，还有大量不名“传”的“传”。尤以下列三类作品数量较多、影响较大。

一是小传、故事。季镇淮的《司马迁》是小传的杰出代表，“文笔流畅，影响最大。”[1]（P457-458）这本小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于1955年，经作者修订，由同一出版社再版于1979年；北京出版社2002年又将其收入《大家小书》系列。诚如夏晓虹所言的  那样：“就‘大家小书’丛书而言，《司马迁》可算是最合题旨。以大学者的手笔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作，既要避开那些过于狭隘的专学考据，照顾一般读者的兴趣；又须在概要叙述的同时，显示专家独到的心得。”[2](P4)著者在如何化艰深为平易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全书不过十万余字，而脚注多达236条，引用古籍及近人、今人著述数十种之多。凡有助于说明问题者，著者都酌加利用，使司马迁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有所突出。通过对司马迁立传，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亦有更多的了解。

谢介民的《司马迁》（中华书局，1959）和胡佩韦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书局，1962），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部较有名的小传。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小传，则有郭维森的《司马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李敬一的《司马迁》（新蕾出版社，1993）、叶全君的《司马迁》（海天出版社，1999）、章新其的《司马迁小传》（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孟凡慧的《史家第一：司马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等。

《史记》的本身，故事性就非常浓厚。司马迁在叙述传主动人故事的时候，突破了普通历史著作的平铺直叙的写法，在每一篇里都抓住一个突出的问题，加以细致、深刻的描写，成为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阳湖《司马迁的故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开篇便娓娓而谈，“司马迁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记》是怎样写成的呢？《史记》中包含着哪些动人的故事呢？”由此勾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侧重“故事”类的传记，还有田宗文的《司马迁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李书崇的《史圣司马迁》（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郑孝时的《囚徒的史诗：司马迁的故事》（希望出版社，1996）、杨雨的《司马迁》（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萧本雄的《正史之祖·司马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9）、邓湘子的《司马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金璐璐的《司马迁：史家的绝唱》（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陈石磊的《司马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龙彼德的《司马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等。

二是评传。先后出版的主要有：肖黎的《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许凌云的《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和晏昌贵的《史圣司马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等。除晏昌贵时为年轻的史学博士外，其它著者多为历史学教授、知名学者。像张大可的“评传”，被列入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许凌云的“评传”，被列入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借用王齐洲评价《走近圣人丛书》的一句话，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五种司马迁评传大“都能保持视野宽、角度新、论述准、分析透、语言美的基本风格。达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又不失学术品位的写作目标。”[3](P3)

三是文学传记、传记小说。影响较大的文学传记，有陈桐生的《史魂：司马迁传》（东方出版社，2001）、吴继路的《史家绝唱：司马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两位文学教授，运用文学笔法，描绘了司马迁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坎坷曲折的生命历程，展示了司马迁从一位耕读少年到一代文化巨人的成长足迹。传记小说影响较大者，有曹尧德的《司马迁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东方芥子的《史圣司马迁》（海天出版社，2000）。

在传记文本的多样性方面，司马迁传的写作完全可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与孔子传的众多“画传”、“图传”相比，司马迁“画传”、“图传”屈指可数。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三部司马迁画传，质量还有待提高。特别是2009年出版的两部，主编不同，出版社不同，书名略有不同，但内容惊人地雷同！建国以来，有了京剧《司马迁》，秦腔《司马迁》，广播剧《司马迁》，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或多部的《司马迁》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文学剧本。传记有了许多侧重写史学家的司马迁、文学家的司马迁、思想家的司马迁，还可以写天文学家的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也是一个星历专家”，[4](P142)“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天文学专家们来加以研究和发扬的。”[4](P143)像朱文华写《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张大可/徐日辉写《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一样，我们希望盼望渴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尽快动笔，写出合传、比较评传，诸如《司马谈司马迁合传》、《司马迁屈原比较评传》、《司马迁孔子比较评传》、《司马迁班固比较评传》之类。

二、时代性

司马迁的传记资料，古代主要的只有《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汉书》的《司马迁传》两篇。但从古代到近现代、当代，随着《史记》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司马迁传的写作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传记作者，他们在司马迁传撰写方面进行了可喜的探索与实践。前述司马迁传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历史时代的特色。即以传记篇幅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多为小传、简传、传略，短则二三万字，长则十万字，现在的司马迁传则多为长篇，一般二三十万字，有的达四五十万字，还有的多达六十万字以上。再如《司马迁评传》的写作，肖黎的“评传”出版于1986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他从“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入手”为司马迁立传；黄新亚的“评传”出版于1991年，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将传主作为“汉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其立传；而张大可、许凌云的两种“评传”同在1994年出版，前者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着重论述了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崇高的人格和创新精神”；后者为“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之一，浓墨重彩评价了“千古良史”司马迁彪炳史册的文化贡献。四位学者不拘一格，与时俱进，作品各自以崭新的视角面貌出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我们完全可以预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司马迁的合传、比较评传在不久的将来呼之欲出，并且不断出现，“司马迁传”家族将越来越繁盛。

应当指出，读者阅读司马迁传，除了想了解传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追求，了解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全部的梦想、智慧、才华、光荣、尊严、屈辱和艰辛外，还希望能通过传记理解那个时代。“伟大的司马迁的成就和他的具体历史时代即汉武帝时代是有血肉关系的，他是汉武帝时代文化上的真正代表人物。”[4](P151)汉武帝时代，汉王朝经历前此六七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司马迁生长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汉武帝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才力、家学渊源以及他的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具体的历史时代。”[4](P150)作为大一统时代的骄子，司马迁的《史记》全面地反映了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及其兴衰。因此，我们若要写出新的司马迁传，就须努力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将司马迁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尽览眼底、囊括胸中，磨砺出一种锐利的穿透力和巨大的整合力。传记作者首先仍要把握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要注意人物对这一时代的创造性，搞清传主的成败荣辱与时代的关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要把人物传记写成一朝一代的历史，更不是把个人传记写成某一阶段的历史演义。”[5]

在再现司马迁与那一历史时代的血肉联系方面，许多传记作品都做出了各自的理解与努力。总的说来便是在时代中写人物，通过写司马迁尽可能地体现时代精神风貌和与之有关的历史变迁。肖黎的《司马迁评传》，第一章便是“司马迁生活的历史时代”。晏昌贵的《史圣司马迁》，专章写了“武帝时代”。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首章和第二章分别为“神秘的楚风”、“时代与个人”。黄氏认为：“在司马迁成长的文化背景中，除了周代的伦理情感，秦人的强悍作风，又增加了楚人的自由精神。司马迁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成长，使得他的思想能较之他前代的思想家，有较大的突破的可能。”叶全君的《司马迁》专章用了“辉煌盛世”。作者精辟地指出：“历史与今天，理想与现实，辉煌与腐朽，昌隆与压抑，豪迈与沉郁，这些激烈的矛盾，剧烈的冲突，造就了丰富深刻的司马迁，也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史记》。”可以说，作者们运用现代观念，探讨了司马迁是怎样炼成的。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种种因素，又有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哲学的种种因素。传记在充分展示传主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同时，也大都如实分析其思想的历史局限和时代局限，能给人不少启迪。

三、科学性

优秀的司马迁传应当向传统意义上的史传文学回归和靠拢。它“既是历史专著，又是艺术作品。”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这就要求传记作者必须把‘花岗石一样坚定’的科学态度和‘彩虹般绚丽’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6]在司马迁传的写作上，就是以尽可能准确的真实史料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完成从“实录”到典型化的华美转型。这里我们先谈谈科学性的问题。

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传记的真实性。它强调的是尽可能的真实，最大限度的真实。这其中包括史料的真实，时代背景历史氛围的真实（包括语言、典章制度、文化习俗等一系列时代及环境的特点），传主与他所处的那一历史坏境中的人物活动的真实等等。“实录”是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基本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司马迁传记的作者对待传记写作的一种科学态度。“它的基本精神在于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并忠实于那些事实，按照事实的原有情况固定下来，著录下来。”[4](P153)对于传主活动的某些盲点，少量的想象，适当的推理是可以的，但必须特别慎重。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优秀的司马迁传都首重考据，力求历史的尽可能的真实性和传记的科学性。顺便指出的是，强调科学性，不等于说对所有的史料作形而上学的繁琐的考证。我们要做的，是将精力有选择地放在一些事关宏旨的事实的考究上。比如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司马迁的出生地的问题的推理论证。既是涉及到对司马迁研究深入的问题，也是写司马迁传不可回避不容绕过的基本问题。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在行文中穿插了许多考证文字，作为评传是必需的。如他就司马迁生年学界的六种说法，不作繁琐引证，只就自己评传的写作略作交代，提出排列司马迁行年的依据；就司马迁生地学界的五种说法，张大可依据《太史公自序》所载祖茔地华池、高门来加以确认，以魂归故里的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加以考察，得出结论：“司马迁生地故里应为祖茔所在地华池、高门。”“而要相对准确地说司马迁生地，则应为韩城西南十八里之高门村。”就司马迁卒年学界推定的七种说法，在史料未见的情况下，张大可迫不得已而运用了推理论证。他从六个方面分析考据，提出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说法以供评说：“司马迁的绝对卒年尚不可知，但他死于武帝身后而在昭帝始元六年之前却是确定无疑的，姑定为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以待查考。”考虑到司马迁的传记资料太少，季镇淮的《司马迁》驰骋想象的空间十分有限。著者在书中一些地方，常用“据说”、“大概”、“可能”、“可以想象”等推想之辞。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不至于歪曲真实的历史吧！

要体现司马迁传的科学性，作者在新世纪也要有新观念、新认识。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去审视历史。写作者必须扩大视野，对《史记》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下功夫。要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和掌握传材，吸收最新的考古资料和今人时贤的研究成果，参以己意，实现与传主的心灵对话。季镇淮的《司马迁》1979年修订本，增添的文字中便十分注意结合新的考古资料论述问题。如关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一节，引用了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战国纵横家文献，证明《苏秦列传》也有非信史的记载；又吸纳1968年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两座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在《五宗世家》里对刘胜骄奢淫逸的揭露确是实录。再如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结合1979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甲骨文——八卦痕迹，以证实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并非全凭传说而得出结论。

四、艺术性

除了要注意科学性外，司马迁传的写作同其它传记一样，还有一个艺术性的问题。对于传记文学来说，艺术性是表现手法和手段，只有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才能更深刻更真实地揭示传主的本质。“传记文学是为人物立传的，其艺术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有利于刻绘传主形象的一切文学质素和艺术手段。如独特的人物外形描写，富于个性化的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活动相关的时代环境氛围的烘托，生动的人物语言和行为细节点染，传主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以及对所写历史事件的选择与处理、作品谋篇布局与情节结构的审美化等等。”[7](P51-52)具体到司马迁传的写作，我想着重谈谈结构安排、语言转换、叙述笔调和文学想象等几个共性方面的问题。

首先说说结构安排。不少司马迁传大都按纪事本末体来结构全传，从主人公的家世、童年、壮游、出使、遗命、治史、忍辱、书成等顺次展开；如系评传，最后大多总要加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史记》在海外”之类。传记作品的结构，不应该是单一模式的。

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精心构思，以《史记》成书为经，以司马迁行状为纬，两者交合安排章节，把时代背景与对《史记》成书的总结结合起来叙于评传之末，回应全书。这与那种平铺直叙的手法所取得的效果显然是大不相同的。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可谓个性化的独创。他把思想家司马迁的大文化背景和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纵横交错，由此折射出时代的脉搏，再现传主不屈的命运。我们可从传记的八章目录见其个性，它们是“神秘的楚风”、“时代与个人”、“从温和批判到激烈抗争”、“无韵之离骚”、“人的发现”、“历史学的此岸与历史的彼岸”、“文学的力量”、“东方与西方”。特别是最后一章，作者比较了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二人之间的差别，认为在内容、形式或者思想上，《史记》都远高于《历史》。这种观点或可争议，但不失为一家之言。东方芥子的《史圣司马迁》，从“焚史”开始，写汉武帝在对待司马迁“死活”问题上的矛盾斗争，一下子就把读者抓住了；接着“晨帆”进入对司马迁童年的倒叙，以后依次写来。全传以淋漓尽致的人物描写、心理刻画，演绎了司马迁的悲欢离合。

其次说说语言转换。讲究语言的妙用，重文采，不仅为一切文艺创作所必须，传记写作亦应遵循。我们知道，司马迁传的写作离不开对《史记》《汉书》的引述。“如何调适文言与白话，既带有古典的气息，又使人容易进入，确实是一门技艺。”[2](P8)季镇淮并未因为《司马迁》是一本以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小传，而完全用白话译述取代文言。他喜欢间或在现代语体中插入古文散句，以调节语气。小传对《史记》《汉书》的引述，如遇单纯明白的地方，他便原句引用；有时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甚至全篇抄录，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遇到含糊拗口的地方，他便将其翻译成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目的显然在于使读者容易了解，使古代的历史和人物能够鲜明生动起来。再如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多引用《史记》《汉书》原文，但有时为行文流畅作了语译。比如《孔子世家》原文作：“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作者将其转换成“子路、子贡说：‘先生’的道至高至大，但天下不能容，是否稍稍降低一点标准呢？”有时作者用串述的手法，如“受李陵之祸”一节。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国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原文语见《报任安书》）有时作者把《史记》的成句、司马迁的言论直接熔铸在自己的评传中，显得那样的贴切自然。

将古文通俗化，在司马迁传的写作中十分重要。为了论述的方便，请允许我摘录一下李治亭悉心总结的方法吧。李氏认为古文通俗化“办法有三：一是不引古文，可讲述大意；二是引述古文，如人物对话，可译成浅近文言。既不失原意，又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不失为生动、精练；三是大段引文，翻译不便，可于引文之后，概括引文中的大意，归纳成若干个要点，进而分析其主旨思想，也有助于读者读懂引文，理解和消化引文的基本内容。”[8]

再次说说叙述笔调。写作司马迁传，“重要的应是叙述人物的具体事迹，从而塑造生动的鲜明的形象。”[4](P167)这里面就有一个叙述笔调的问题。从艺术上说，季镇淮的《司马迁》之所以引人入胜，如此耐读，与季先生流畅自如的行文风格分不开，更与他在处理人与史关系上定准一个和谐统一的叙述基调不无联系。小传既注重了传主经历的脉络，又不乏对传主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内涵的高度概括力与启人深思的评述力。作者不断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读者做心灵沟通，带有一种“谈话风”的亲切韵味。如“《史记》这部伟大著作，是否是司马迁的独创呢？”“那末，司马迁是怎样创作《史记》的呢？”“问题在于：司马迁用什么尺度来褒贬他所写的各种人物呢？”季先生笔端常带感情，如叙述司马迁出狱之后仍不懈地坚持著述理想，他用一组排比句赞颂传主那封有名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郁感情的自叙文，一篇往复自明的‘无韵的离骚’”。

由此我联想到许多司马迁故事之类的传记写作。这类读物的对象是少年读者，为了顾及他们的阅读兴趣，传记应避免正面冗长的说教性叙述，而多从日常生活富于启发性趣味性的小故事，来传达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道理，尤其是着重他在年少时代的生活特征，以诱发少年读者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到做人处世的高尚情操。这类读物仍可辅之以精美生动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最后说说文学想象。在描述心的历程这一层面上，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合理想象的。《史记》就是成功的例证。无论是宏观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细节的描述，司马迁都写得那么真实、生动。像鸿门之宴、项羽的乌江之败、荆轲的易水送别，难道是司马迁的亲见亲闻吗？显然是他根据想象去描写的。钱钟书《管锥篇》说得好：“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9](P166)这里讲的“遥体”、“悬想”、“忖度”、“揣摩”，就是指“入情合理”的文学想象。

今天我们写司马迁传，“也应当允许发挥一定的想象力。”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指出：“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充分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比如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等，特别是细节的描述和对话的运用，它能使人物形象更鲜明、个性更突出。”[10]

陈桐生的《史魂：司马迁传》，不少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在尊重史实前提下合理想象的功力。如传记写到司马迁的童年生活，其中“牧童大战”的故事，便是作者根据《报任安书》中“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一句，推见司马迁有一个不受拘束的顽劣童年而想象构思出来的。再如传中“二十壮游”一节，写湘江伍姓老者向司马迁讲述屈大夫命运的故事，也是作者想象撰写的，其根据为屈原作品中关于自我生平的叙述、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关于屈原的传说。还有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中“负薪塞河”一节的场面描写。传中写到：“歌声悠扬，慷慨悲凉，飘荡在黄河上空，千人万人的和声汇成了怒号长空的呼啸。治河工地，十余万大军，群情昂扬，山呼万岁，天子临河，激动人心。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堵住了瓠子决口。”这段精彩的描写如点睛之笔，让读者一下子感觉到，其时37岁的司马迁负薪塞河，躬逢其事，更加激发了他的凌云壮志。毫无疑问，张大可的描绘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他从司马迁的《河渠书》和汉武帝的《瓠子之歌》中展开的想象之词。

以上我们谈到了司马迁传写作的多样性、时代性、科学性、艺术性等问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记作者独到的史家眼光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因为司马迁传“涉及了整个的古代社会文化，牵涉过广”，“是需要也值得研究古代文化的专门家来写的。”[4](P167-168)报载：“中国作协党组决定，用三至五年时间，集中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11]这套传记丛书作为重大文学创作出版的国家工程，传主从春秋战国到清末年间出生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中选择，参考名单中包括了孔子到冰心计130人，其中多为古人，司马迁名列第14位。据悉已有多名从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作家被丛书组委会初选为创作者。我们建议司马迁传最好由从事历史文化人物研究的专家、特别是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的《史记》研究专家来写，以确保高质量和新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夏晓虹．《司马迁》新版序[M]//季镇淮．司马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3] 王齐洲．前言[M]//晏昌贵．史圣司马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 季镇淮．司马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5] 危兆盖．采得百花酿佳蜜——历史传记座谈会述要[N]．光明日报，1993-09-13．

[6] 肖  黎，吕延涛．千古人物  如何评说——谈历史传记编著中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1992-01-15．

[7] 全  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8] 李治亭．谈历史传记的艺术性[N]．光明日报，1992-07-26．

[9] 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朱东润．我对传记文学的看法[N]．文汇报，1982-08-26．

[11] 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的公告[N]﹒文艺报，201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