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青铜器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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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青铜器上的文字

• 章 回 　　金文是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被视为商周时期的正体字。金文中的形声字明显增多，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字发展的宝贵资料。人们对铜器铭文自觉的审美追求，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独立的艺术诞生了。
  　　　　　　　　　　　　商周时期的正体字
  　　金文是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从商代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顶峰，内容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归谁所有，也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赏赐等。因为古人把铜称为“金”，所以把古代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同时，由于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里占有重要地位，所以金文也叫钟鼎文。有铭文的先秦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早在宋代就有人专门搜集、研究。像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喜欢收藏、研究金石，他编撰的《金石录》一书，著录了他所见到的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的钟鼎彝器铭文和碑铭墓志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
  　　或许有人会不解：商周时期的人为什么要选择甲骨、青铜器之类作为“书写”的载体呢？“写”起来多累啊！其实这是误解。至少从商代开始，毛笔就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了。甲骨文中的“聿”字，就象手执毛笔之形。《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都是由竹木简编成、用毛笔书写的。可惜竹木容易腐烂，没能保存下来，而甲骨和青铜器则更易保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商周时期的文字主要就是甲骨文和金文了。在甲骨上刻字很不容易，刻字的人往往会改变字的笔画甚至结构，因而甲骨文并不能代表当时通行文字的面貌，裘锡圭先生就直言：“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做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文字学概要》）金文则不同。通常，在铸器以前先用毛笔写出墨书原本，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刻出铭文模型，再翻出铭范，最后往范中浇注锡铜溶液，铜器与铭文便同时铸成。相对甲骨文而言，金文基本保持着毛笔字的形态，可以看做当时的正体字。例如，甲骨文里很早就出现了方形的“日”字，而时代较晚的商代金文以至周代金文里，“日”字仍写作象形意味很强的圆形。如果我们仅依据甲骨文字形，说当时的“日”字已经变得不象形了，恐怕就有悖事实了。正因为这样，金文的形体结构和笔画等方面的特点，也代表了当时正体字的面貌：首先，笔画粗壮丰满，笔势圆转，出现了连贯的折笔；其次，字形接近长圆，大小趋于整齐；再次，笔画粗细和结构布局较为匀称；最后，异体字仍然存在，但数量大为减少，形声字明显增多。
  　　目前所发现最早的金文，见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亘鬲”，学者把它断代为商王武丁（公元前1250年）以前，这甚至比甲骨文的上限还要早。习惯上，人们把金文的下限定在先秦，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
  
  　　　　　　　　　　　　形声字的“大跃进”
  　　金文的鼎盛期——西周至春秋战国，正是形声字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商代甲骨文的形声字只有20%左右，到了小篆，形声字猛增到80%左右，形声字的“大跃进”主要是在周代完成的。由于金文的时间跨度大，所以能很好地体现形声字的这一发展过程，为我们了解形声字的产生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金文中形声字产生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增加义符。我们知道，形声字是由表意的义符和表音的声符构成的。有的字本来就是象形或会意字，为了强化形义联系，便再给它加上义符。如“从（從）”字，较早的金文写作“从”，一“人”在前，一“人”在后，表示跟从的意思。后来又增加了表示“行走”义的“辵”，作“從”。这是形声字产生的最主要方式。第二，增加声符。如金文中表示马络头的“勒”字一度假借“革”来表示，后来增加了声符“力”。第三，义符和声符直接构成形声字。这些字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形声字规律来造新字了。第四，变形声化。这是形声字产生的非正常方式，造字时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因原字的某一部件写法发生变化，变成了形声字。如“望”字，金文本作“朢”，象人站立望月（“王”是人身的象形，“臣”象人的头部和眼睛），后来左上角的“臣”讹变成了“亡”，充当声符，“望”就成了形声字。
  　　当然，金文形声字也有一些尚不成熟的地方。如：义符和声符的位置关系不固定，义符和声符的写法不固定，等等。可见汉字体系的完全成熟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金文形声字产生方式以增加义符为主，增加声符的情况相对少见。这表明，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强化汉字的形义联系，顽强地捍卫汉字的表意性。
  
  　　　　　　　　　　　　　书法艺术的开端
  　　如果把金文按年代先后作细分，不同时期又各有特点。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多数只有一到五六个字，主要记制器者的名字（多用族名）和所纪念先人的称号，且多与某些图文并在一起。它们大都隐藏在器物的内壁或底部等不易发现的地方，显然不负担主要的功能，只起标记作用。商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是已发现的最长也不过四十多字。从书法风格上讲，商代金文给人的感觉庄重厚实，古朴典雅，表现形式自由，富于变化。
  　　西周是金文的全盛时代。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很常见。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和平直化。所谓线条化是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被线条所代替等现象，如“天”字最上面的一笔，在西周前期还是一个实心圆（见图一右起第二竖行第四字），到了后期就慢慢变成了横。“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如“自”字本象鼻子之形，西周前期的写法还留有“鼻孔”，到西周后期“鼻孔”就因笔画相连被“封”起来了。经过这些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显著降低。从书法角度看，西周的金文书体庄重严谨，结构平实稳定，章法错落有致。
  　　春秋时代，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风格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文字的装饰性更强了。在春秋中晚期，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故作宛曲之态。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还流行过一些特殊的美术字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加鸟形、虫形等文饰的字体，被合称为“鸟虫书”（见图二）。
  　　对汉字的书法美进行有意识地追求，正是从金文开始的。美学家李泽厚认为，甲骨文虽具备一种净化了的线条美，但这种书法艺术还远远不是自觉的；早期的青铜饕餮和汉字符号都具有很强的神圣含意，根本没考虑到审美；而到了春秋战国，铜器铭文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性便突出地独立地发展开来了。（《美的历程》）
  　　金文的书法美具体体现在字法和章法两方面。郭沫若说，东周之后的金文“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宗白华说：“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的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他还说，金文“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中国书法中的美学思想》）。
  　　金文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的第一个里程碑，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青铜文化后世不会再重现，因而青铜时代的书法——金文也便成了空前绝后的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