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 人文情怀——重读叶圣陶 邹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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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推荐阅读：科学精神 人文情怀——重读叶圣陶 邹贤敏作者：吴泓工作室
    现代阐释学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历史的，一切理解永远只是相对的。因此，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本文，在过去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对它是熟悉的；而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它对我们又有些显得陌生。哪里有陌生的东西，哪里就需要阐释，是谓重读。
　　工具论和做人论：功利价值、发展价值的实现
　　把语文与“工具”联在一起，叶老并非始作俑者，但他提出的“语文是工具”的命题却影响最大。这个命题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内涵，总起来说包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从思维科学角度来说，它是思维工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表达、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教学论的角度，它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董菊初《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151页）“工具论”来自叶老对语文教学目的的深入探讨，他是从教学目的来界定学科性质的。他不仅一贯坚持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而且一贯坚持从人的生存这个根本去认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从40年代初说的：“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的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语文教育应“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到80年代初说的：“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语文教学“现在教学生可不是让他们去应付考试，而是要让他们掌握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人要生存，首先必须掌握生存的本领和手段，而语文这个工具所培养的听、说、读、写能力就是现代社会人人不可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本领，与人的生存目的紧紧相连。所以叶老不主张以文学代语文，认为“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只有“立定”语文这个“基本”，“绝不容许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撇开语文和文学分合的争论，立足于每一个人的生存来要求语文的功能，是符合“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的理念的。“工具论”正是突出了包括认知价值在内的语文的功利价值、生存价值。突出了语文教育的外显功能，是从功利、现实层次对语文学科的一种价值定位。只要人还有一天需要听、说、读、写，语文的工具价值就一天不会消失，工具性也就成为语文学科的基础属性。语文教育如果不能让学生认识、追求、实现工具价值，语文的本性必然丧失，语文课的目的就会离我们愈来愈远。可以说，“工具论”是语文教学的底线。“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突破语文教学的底线，否定“工具论”，离开人的生存去谈人文精神，会不会和马克思主义的ABC拉开了距离呢？在我看来，叶老根据知识本性和社会需求提出的语文工具论，既有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包孕着对人的生存的人文关怀，闪现出现代教育价值观的光彩。明乎此，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听到、更深入地理解叶老晚年蕴含在“工具论”中的心声：“语文是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不过叶老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索并未到此止步。他不仅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阐发了合乎人的需要的语文的功利价值、现实价值，而且还从人的发展——人的更高的需要出发，阐发了合乎人的高层次需要的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这集中表现在“学语文就是学做人”的理念上。早在30年代，他就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国文教学要“为儿童开发心灵”；40年代，他主张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是教育的宗旨，也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80年代，他认为不学好语文“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做精神世界和谐发展、身心全面发展的新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这些并非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来自实践的实实在在的体验之升华。
　　说话如此，听、读、写不也同样如此？因此，要在学语文的过程中学做人，要在学做人的过程中学语文。“做人论”突出了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突出了语文教育的内在功能，是从发展、理想层次对语文学科的另一价值定位。学语文和学做人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为实现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提供了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
　　语文教学怎样才能引导学生“学做人”，实现语文的发展价值，彰显其内在功能呢？叶老认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要让学生从学习中“吸取精神上的营养料”。他批评了教学中专重技术训练，忽视“磨练思想、培养情感”的不良倾向，强调“磨练情思”，使受教育者“情绪丰富，思想绵密”是“泉源”、“根本”，“是探源的办法”。在语文教学中，把学生精神上的成长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来认识和追求，这是叶老思想的深刻之处。这种在学生的精神上发生营养作用，引导他们“学做人”的“养料”，当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如果说在发挥语文教育的生存价值的过程中，也会朦胧地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在实现语文教育的发展价值的时候，二者的体现就会显得集中、鲜明而自觉。关于科学精神，叶老说过，要“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这首先是指语文教学的目标、内容应讲究科学的序列，“合乎循序渐进的道理”，“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叶老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些矫枉过正，那就是具体要求失之于过严，不完全切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实践上难以达到。科学性还包括语文教学也要担负起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任务。学习语文“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备求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所以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即听说读写要符合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这就是要讲究科学性，“讲求方法”，并使之“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就是要指导学生“循着思想自然的径路，事理发见的径路”，“在体会、揣摩、辨认、推求方面下工夫”，培养以理解、抽象、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等为内容的理性精神。关于人文精神，叶老的论述颇富于批判性。他说，语文教学必须“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因为古典主义所提倡的“死记硬塞”，隔断了语文教学和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学生们“非但了解不了什么文化，并且在思想行动上筑了一道障壁，读比不读更坏”；利禄主义专在“摹仿迎合”上下工夫，“非但说不上终身受用，并且把心术弄坏了，所得是虚而所失是实。”他一贯反对教学被“应试”牵着鼻子走，对“应试作文”中的利禄主义和八股精神深恶痛绝，无情鞭挞：作文“只为迎合人家思想”，“极容易把学生引到揣摩风气的路子上去”，这“是操行上的极大缺点”（1935年）。“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容许口是心非。”（1978年）“说话、作文必须老实……如果说虚假的话，写违心论，那是不道德。”（1982年）这一切，就是要拆掉旧教育那个“狭的笼”，把学生从旧思想旧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想现代人的思想”，“过现代人的生活”。在叶老看来，新的语文教育应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他主持制订的语文课程纲要和标准中，就鲜明地提出语文教学要“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以培养学生的“情意”，“增强民族意识”，使学生“胸襟扩大，眼光深远”，“有一种新精神”，“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而这些又须以“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为前提，否则那些陈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会在“弘扬人文”的口号下渗入学生的心灵。离开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造就现代人这个前提，抱着“人心不古”的心态去倡导人文，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难怪叶老要斩钉截铁地宣布：“切近不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语文课围绕“学做人”对学生进行的科学精神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是密不可分的。科学精神崇尚真理，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把实现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前者应兼容后者，二者侧重面不同但又相互联系。人的“文化一心理”的建构，既要人文精神的哺育，也要科学精神滋养，二者的融合构成了语文教育的精神底蕴，是当代世界语文教育发展的趋势。近些年来，我们的语文教育不但人文精神失落，属“稀缺资源”的科学精神也亟待加强。当然，相对而言，人文精神教育在语文学科的精神教育中占有主要的地位。不过，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内容的精神教育在语文教学中要把握一定的“度”，不能膨胀。
　　综上所述，叶老是从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价值层次去探索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语文教育的功利价值、现实价值对我们实现语文教学的目标具有方法、工具意义，“工具论”揭示了语文学科性质的基础层面，工具性成为语文学科的基础属性；语文教育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对学生整个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有促进作用，“做人论”揭示了语文学科性质的更高层面，科学性和人文性成了语文学科的高层次属性，二者的辩证统一完整地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性质，缺一不可。这种统一不是一半对一半，不是庸俗的辩证论，而是动态的平衡，统一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教育发展状况下，语文教育有时把功利价值放在第一位，有时把理想价值放在第一位，有时二者并重。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叶老所处的时代，人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对个人来说，掌握谋生的本领、学会一技之长，做一个好公民、合格的劳动者，较之追求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自我发展的完善程度就更直接、更现实、更基本。就语文教育而言，“四会”应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工具论”应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但这种追求和取向不是僵死的，语文作为生活和工作必需的工具，和“教育首先是满足人自身发展需要的工具”是有内在联系的，语文教育在实现功利价值的同时，往往要超越现实的目标，而不断倾向追求更高的价值。从“工具论”到“做人论”到二者的统一，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非坚持“工具论”之过。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语文从生活和工作必需的工具异化成了应试的工具，语文的应试价值既有别于一般的功利价值，更与发展价值背道而驰，体现的是“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应试工具论”才是异化语文教学的真正罪魁。但我们毕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对21世纪人类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教育的发展价值被人们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和接受。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不必要再固守原有的价值观，而应与时俱进，主动调整价值追求和取向，那就是立足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教育本体价值，在坚持“工具论”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同时，积极提倡“做人论”的高层次的价值取向，把语文教育的功利价值、现实价值与发展价值、理想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工具论”和“做人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完成语文教学“特殊的使命”的基础上，在“训练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良好习惯”的过程中，加强精神教育特别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以造就出全面发展的新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教和不需要教：人的本性和教育的本性
　　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语文学科的价值，达到语文教学的目的呢？那就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叶老这一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教育的本性，完全符合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它不仅仅是一个教学原则，包孕着丰富而深刻的科学、人文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是实现（语文）教育价值的最佳途径。
　　首先，从提出的目的看，它是为了学生的需要，为了教育社会价值的实现，为了落实“以学生为本位”的现代教育观，从而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叶老在大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活动中，一贯认为，“学校究竟是教育机关而不是机器，学生究竟是人而不是原料”，学生不能永远依靠教师，他们在一生中会遇到多种多样的事情，终究都要靠自己去解决。因此，教师不能总是对学生不放心，不放手。从这个基本出发点，他向来主张要教会学生自己学习的本领，让他们自己学习一辈子，一辈子受用不尽。他说：语文教学当然也如此：“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不应该把教育仅仅看做是积累知识，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教育首先是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提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一种善于学习，能够自己掌握知识，跟上时代变化的能力。
　　其次，从核心的内容看，它解决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价值关系，使教学活动趋向于价值追求，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最优化，闪现出科学理性精神的光芒。一方面，学生要“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这就促使他们不断发现自身，不断改变自身，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确证，确立以掌握生活、工作必需的工具和自身的完善、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定向，从而以最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去追求去想象去创造，去发展自己的个性，使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及其方法不断地积淀为自身的精神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价值，为日后进行一切实践活动、创造一切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另方面，教师也获得了解放，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启发”，“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这也要求他们不断改变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教学方法等等，不断发现自身的潜能，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善于指点和引导，“把学生看作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并给予适宜的培育和护理，使之“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从而实现并提升教师自身的价值。上述两个方面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师生互为主客体，互为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自觉地不断调整教学双方各自的心态、习惯、行为、方法，以便逐渐互相适应，达到默契——比较一致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教师和学生又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各自的发展目标当作价值客体加以评价、选择，使自己不断接近、趋向理想的发展目标，使教育过程的价值在互动互变互升中实现。
　　最后，从达到的结果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交融，创造了一个“老师从容不迫，学生身心健康的境界”，回复了教育的本性。在这个境界里，改变了“古老的传统”，把被旧教育颠倒的秩序再颠倒了过来，教学过程完全“顺着自然的途径”，就是顺着人的自我发展的途径进行，学生的生活浸润在自生需求、努力学习的境遇里，充满生机与活力。学生与教师生存、发展价值和创造、享受价值的充分体现，使教学达到了教育价值的高层次目标。这是一个具有高层次价值的境界。正如叶老赞叹和希望的：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学生所以要学要写，就为要进入这一境界，教师不该朝这样的境界努力吗？
　　大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使叶老深切感受和认识到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强大。语文教学的面貌几十年无大改观，使他心急如焚。1983年，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呢？八十年代！现在需要什么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语文课再这样教下去行不行，不行！要改，非改革不可！”又说：“年纪越大的人，心越急……能不能快一点儿？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要研究。”使命感、责任感、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也正是这前后的时期，“教只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思想达到成熟和完善，它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语文教学第一线的一批有识之士拿起了这个理论武器，选择“教师讲，学生听”——旧教育思想和习惯的顽固堡垒作为“突破口”，掀起了语文教改的热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叶老的这个思想不但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引起了学习方式、教育哲学思想的根本变革，“连实践也革新了”。它是叶老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是极富原创性和个性的教育哲学思想，堪称中国教育哲学和语文教育理论的经典。从这里，我们不难把握到叶老语文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与当前正在开展的课程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
　　重读叶老的语文教育论著，强烈感受到字里行间涌动着生命的活水，吹拂着生命的气息，从而激发自己“从源头上着力”，从生命的源头——生活开始真理的探求。随着生活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应当有比圣陶先生更开放的胸襟，更丰富的实践，更科学的理性，更人文的情怀，去开拓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
　　（注：本文转引邹贤敏主编的《新课标：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有删节。）

注：与本篇相应，邹贤敏教授写了《忧患意识本体视角——重读吕叔湘》、《现代思维超前眼光——重读张志公》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