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感训练：语文教学的半壁河山

教师之友网

语感训练：语文教学的半壁河山

——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之二

马正平  

提  要：本文以语感概念的理论先驱者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学的思想资料为依据，详尽地分析了叶圣陶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语文习惯、语文功夫的基本结构——“思路”与“语感”，从而，清楚地看到了“语感”问题在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能力观、素养观和语文教学论中的科学位置。

关键词：语文能力、语文习惯、语文基本功、思路、语感

  

在90年代以来的语感讨论中，在90年代初期，有的学者对语感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评价甚高，甚至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的学者说：“语感是语文教学的支点”，［1］（278）因此，“在教学中抓住它，突出它的中心地位，也就坚持了唯物论。” 到了90年代末，有的更认为“语感是语文能力的核心；所以，语感教学就是语文教学的核心。”[2] （309）,更令人吃惊的是，由此而提出了一个“语感教学论”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一种教学思想，语感教学论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教学原则和和语言学基础，它们分别构成语感教学的哲学观、教学观、语言观；作为语文教学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语感教学集中反映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原则、规律，语文教学的方法、手段、程序和模式，也都为语感教学的内在需要所规定。［3］

这里的“语感教学论”不是关于“语感”的“教学论”，而是关于“语文”的“教学论”，因此，它是总体的语文教学论。于是“语感”教学取代了“语文”教学。所以有人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感教学就是语文教学。”［4］这不仅仅是中心、核心的问题，而是取代的问题。

那么，新潮的语文教学论是否科学呢？这是不能凭着冲动的感情来判断的，而是要凭着冷静的科学分析来作出结论的问题。

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语感是一种言语能力。要明确“语感在语文实践和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与地位”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言语交际行为——阅读、写作、听说——中究竟需要那些基本重要的言语能力。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才能准确地判断语感能力在这些言语能力因素中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所处的位置。没有这样的研究过程，任何对于语感地位的观点都是一种主管的臆断，那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

一、“语感中心论”的基本含义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语感中心论”所说的“语感”是什么意思。王尚文认为：“语感是对言语对象的直觉感知和直觉判断，因而必须具有敏捷性的品格，……一般地说，语感就具有这种一听就清、一说就顺、一写就通、一读就懂的功能。正是凭着语感的这种功能，人们的言语交际才有可能进行得顺当、迅速。对于上述这一事实的认识，正是‘语感中心论’所由立论的主要基础。”［7］

有人认为，王尚文这里所谓“语感”，其实就是讲的“语句通顺”的问题，因此，通过等量代换，我们可以将“语感中心论”翻译成“语句通顺中心论”的语文教学思想。王尚文也同意这一概括，所以他说：“我始终认为语句通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必须达到的要求，这是写好文章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无从谈起，使学生达到这个要求，具备这个基础，确实是写作教学‘最要紧’的‘首要任务’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决不能掉以轻心的。”［7］难道真的写作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生的作文“语句通顺”吗？问题在于，现在许多学生的作文（尤其是在高考阅卷时，遇到得太多了），问题并不出在“语句”不“通顺”的问题上，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有的研究认为，在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的过程中 “遣词用字，造句子，作判断具有模糊、跳跃、不连贯等特点，能恰当而迅速地将它们转化为外部言语，发之于声音，形之于文字，语感的优劣起着很大的作用，一个语感好的人，不仅能语句规范达意，而且能够生动具体，收到良好的信息输出的效果，而一个语感差的人则相反。其次是能能否较好地修改加工自己发出的言语信息。”总之“一个语感好的人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切工作，而语感差的人则不是视而不见（特别听而不闻），就是力不从心。”［8］因此，他认为，所谓“语感”，是一个“表达”的问题。但这里的表达是专指“遣词用字，造句子”意义上的表达，一种狭义的“表达”。王尚文也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写作教学倘能较好解决语言表达的问题，我以为就可以给高分了。”[7]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语感中心论”，就是强调以“遣词用字”的“清、通、顺、懂”——“语句通顺”为核心目标、最高目标的语文教学思想。

二、“语感中心论”是怎样推衍出来的

是的，叶圣陶先生对语感也十分强调，他认为“至于语言文字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5]（268）他还说：“一个人即使不预备鉴赏文艺，也得训练语感，因为这对于治事接物都有用处”[6]，并指出，“多读作品，多训练语感，必将能驾驭文字。”[5]应该指出的是，在上面这些论述中，叶圣陶先生讲的“语感”是指“语言文字”的训练，而不是指“语文”、“语言文章”“写作”的“训练”。因为，在叶圣陶先生看来，“语言文字”二字是不能理解为“语文”的［9］（506）。但是，在上面王尚文的文章中，他却做了这样的不恰当的转换：“我始终认为语句通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必须达到的要求，这是写好文章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无从谈起，使学生达到这个要求，具备这个基础，确实是写作教学‘最要紧’的‘首要任务’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决不能掉以轻心的。”［7］

在这段引文中，王尚文则把“语感”——“语句通顺”感——的训练，这种“语言文字”训练的“最紧要”的“首要任务”，换为“写作教学”的“最紧要”的“首要任务”。再从“写作教学”扩大到整个“语文教学”的“最紧要”的“首要任务”。“语感中心说”就是这样先生推演出来的。

这就是说，叶圣陶先生虽然竭力主张进行“语感”训练，但是，他所说的语感训练是指对“语言文字”——选词造句——方面进行的措辞训练，而不是对整个语文能力、言语交际能力——听说读写——的教学而言的。因此，他所谓“最紧要”的“首要”的，是对于“语言文字”——选词造句——训练方面的地位和中心而言的。因此，无论如何也是得不出“语感中心说”的语文教学观念，或者说“语感教学论”的观点的。

三、叶圣陶的语文能力观：思路与语感

其实，在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论著中，正式讨论“语感”的地方极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语感的意识和概念，只是将语感的概念包含在其他的概念之中罢了。

现在一般研究语感的人们都比较认同“语感”是一种对语言及言语意义的感受、直觉的能力。而感受和直觉的实质就是指对言语和言语意义认知的自动化的心理状态。李珊林很早就认为：“语感是在阅读时，读者凭着积累的语言经验而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综合运用语言基础知识感受语言的过程。”[10]杨炳辉认为，“语感是指语言知识中的自动化的部分。”［11］那么，在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论著中，除了“语感”的概念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包括在 “语文习惯”的概念之中的。

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叶圣陶认为“阅读和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能济事的。”［5］（52）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地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12］（286）因此，“习惯养成的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而“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 ［12］（287）这就是说，语文能力＝语文习惯。

那么，“语文习惯”又包括那些内涵呢？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叶圣陶与朱自清先生认为，无论国文教学中的阅读和写作，包含4个方面；1)字义明白与否；2)成语成不成；3)句式熟不熟；4)言语的口气当不当。［9］（53）其实，这四个方面完全可以合并为两个方面：一是指用词的词义和口气是否准确、适合、得体；二是指语句（包括成语）的句法规范与否。这样，才像一种语言，这样才能明白。这里讲的两个方面的程度、习惯，其实都是讲的就是句子语感的问题。

稍后的1941年，叶圣陶在讲阅读、写作的“评判标准”的时候，强调的则是“思路”和“明白”：“学生作文，无论好坏，总有他们的思路，看这样说法合不合理：是一个标准。看这样的说法明白能不能使人明白：又是一个标准。合不合理是逻辑的问题，明不明白是文法的标准。” ［9］（70）这就是说，逻辑的习惯是形成明晰的“思路”，文法的习惯是用词“明白”。因此，思路明晰，用语明白就是语文能力的两个基本的内涵。前者是文章结构的问题，后者是行文语感的问题。

实际上，在40年代以前，叶圣陶先生讲语文习惯、语文能力时，用的并不是“思路”和“用词”明晰，而是“组织”与“修辞”，或者“词适”与“调顺”等概念。

在叶圣陶先生早期的语文教学论著中，1929年写的《作文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这部重要作者中，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文的问题，除了写作应该“诚实地说自己的话”、从“源头”进行生活积累这样的务虚的东西以外，在写作的务实——技术——方面，主要谈了“组织”、“文体”、“记叙”、“议论”、“抒情”、“描写”、“修辞”。其中，“组织”一章主要讲写作的思维的谋篇布局的文章结构的问题；“文体”、“记叙”、“议论”、“抒情”这4章主要是文体方面的写作知识，而“描写”和“修词”则关于选词用字、造语行文的问题。[1][1][①]

因此，“文体”、“记叙”、“议论”、“抒情”则是文体目标文特征问题。而“组织”、“描写”和“修辞”讲的就是写作行为的过程和能力的问题。在后者之中，“描写”和“修词”讲的都是行文措辞之中的用词适合的问题。因此，叶圣陶在《作文论》中讲的写作能力主要包括宏观的“组织、结构”的“调和”问题和微观的“造句用词”的“明白”问题。

到了30年代，叶圣陶在讲学生作文时，认为作文有两个层次的标准，最低的程度是“通”与“不通”的问题，较高的程度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两个尺度的讨论，完整地表达了叶圣陶先生的语文尤其是作文能力和语文作文教学的基本观念。

我们先来看“通”与“不通”的问题。叶先生说：

一篇文章怎样才算得“通”?“词”使用得适合，“篇章”组织得调顺，便是“通”。反过来，“词”使用得乖谬，“篇章”组织得错乱，便是“不通”。

所谓“用词”的“适合” ，是指在写作之时，“能够找到那些适合的‘字眼’，也就是适合的‘词’。”例如，“我们内面所想的是这样一件东西，所感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而所用的词刚好代表这样一件东西，这样一种情况，让别人看了不至感到两歧的意义，这就叫作适合。”［9］（335）这里显然是讲语感的问题。什么是“篇章的调顺”呢？叶圣陶说：

内面的意思情感是浑凝的，有如球,在体同一瞬间可以感知整个的含蕴；而语言文字是联续的，有如线，须一贯而下，方能表达全体的内容。作文同说话一样，是将线表球的工夫，能够经营到通体妥贴，让别人看了便感知我们内面的意思情感，这就叫作调顺。适合的“词”犹如材料，用这些材料，结构为调顺的“篇章”，这才成功一件东西。［9］（335）

这里所谓“篇章的调顺”，就是指句子行文中“连贯如线”。“一贯而下”的逻辑感、思路感、结构感、篇章感。

    可见，这里的“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用词适合，横向的“通”，二是语句结构的逻辑思路的纵向的“通”，前者系言语聚合系统的习惯问题，后者系言语组合系统的习惯的问题。

叶圣陶所谓“好”与“不好”的问题，就是写作中的“诚实”与“精密”的问题，前者是讲所抒发的情感、所议论的观点应该是作者真实产生的，后者是指行文措辞中的修辞的问题，即通过具体、精确的字词推敲达到传神化的言语效果。这应该是一个言语语感生成的过程。

这样看来，无论在“通”与“不通”，还是“好”与“不好”之中，都有一个语感的问题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在言语“最低的程度”——

“通”与“不通”——里，还有一个结构、思路的思维逻辑的问题。如果说“语感”问题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问题，那么“思路”的问题则是一个“雪中送炭”的问题，是言语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的底线的问题。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结构、思路的思维逻辑的问题，是写作能力的最基本问题，也是语文能力的最基本问题。因为，首先是要有话可说，然后才是把话说好。

上面这些思想材料表明了40年代以前叶圣陶先生语文、作文能力结构的观念。那么40年代以后，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能力观、语文教学观又是怎样的呢？

从总体上来看，阅读能力的内含与写作能力的内含是相同的。1961年秋天，叶圣陶在呼和浩特在跟语文教师的讲话中，首先谈的就是“我们在学校中教语文，应如何对待‘文与道’的问题”。叶圣陶认为，“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的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讲透”呢？叶圣陶说：

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化文章的内容，变成他们自身的东西，化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还应该把这篇文章的思想方法、语言的运用方法讲透。使学生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在思维方法和语言运用上也有变化和提高，能在生活中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思考问题，运用这种语言说话写文章。在讲解的时候，一定要靠讲明语言的运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维的发展来讲内容。要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为什么用这一个词而不用那一个词，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而不用那种口气，所有这些都跟文章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的。［9］（172）

把“内容”“讲透”，就是把“道”讲透，把“方法”“讲透”，就是把“文”讲透。而后者正是语文能力本身。所谓文章的“思想方法”，就是文章写作的思维路线的问题，即所谓“思维”问题；所谓文章的“语言的运用方法”，就是关于行文措辞中——选词用字造语——的语感控制从而生成具有语感的文字的方法。要特别注意这里的是上述讲话“变”、“化”、“变化”这些字眼。这就是说，语文教学不仅仅是把这些问题“讲透”而是通过训练——反复的讲和练，最终要改变学生的语文心理状态、心理现实，即形成学生良好的心灵状态和思路无意识、语感无意识，这有这是才会产生真实的具有创造性的言语能力。

总之，“思路”与“语感”，这就是叶圣陶语文教学实践、研究一生之后，对语文能力、语文教学目标的最终理解和总结。这也是整个60年代叶圣陶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1962年，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竭力强调“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

写一篇文章，就语文方面来说，用一个词，写一个字，打一个标点，以及全篇的结构组织，全篇的加工修改，这些方面都要做到家才算好。这些方面都得下功夫，都得养成好习惯。这样，写起文章来就很自由，没有障碍，能够从心所欲。养成这些方面的能力，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叫基本功。［9］（166）

这里讲的“基本功”就是言语“习惯”，而基本功和语言“习惯”，就是言语的心理现实，就是言语“能力”。那么语文的“基本功”、语文“习惯”、语文“能力”包含那些内含呢？叶圣陶先生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识字写字；第二、用字用词；第三、辨析句子；第四、文章结构。

这四个方面，除了“识字写字”这个最为基本的文化素养以外，其于三个方面也就是一个“语感”和“思路”的问题。“用字用词”讲的是在言语行为中运用字词来表达所反映的对象的神态特征时词义是否适合于这个表达对象的问题，以及语词的体现的作者的口气与特殊的语境是否适合的问题，这是语感问题的语境层面的基本功问题。而“辨析句子”是语句的句法结构的问题，即所造句子是否与句子的民族心理句法图式相像的问题，这是语感生成中的语法层面的基本功——句式图式——的问题。因此，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言语行为中的语感的能力、习惯问题。而“文章结构”总而言之是文章行文的“思路”问题：

看整篇文章，要看明白作者的思路。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这条路，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乱走的。看一篇文章，要看他怎么开头的，怎么写下去的，跟着他走，并且要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走。［9］（189）

“路”在这里是一种比喻。所谓“思路”，也就是作者的写作思维运动、运演的路径问题。在写作行为过程中，写作思维路径是对文章主题、立意等内容进行行文展开的问题，是写作思维路径产生文章的意思思绪、意思网络，它是文章的间架、结构、组织。没有思路的介入，文章的话语是不能形成的。学生的作文感到没有话说，或没有条理，都是写作思维路径方面、思路方面出了问题。正是这样，“思路”——思维路径——的能力，是人们写作的最基础的能力，最重要的基本功。而“语感”能力，就是将这些生成的文章思路、意思网络用字词形成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感染力的语句。

    1962年5月，叶圣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业务学习会上的发言提纲中主张要“善读善写”。何谓“善读善写”呢？他说：“所谓善读善写，非可求成于一日，端宜积之于平时。看书不仅知其梗概，还需细察其用心，衡其功夫。含蓄之思，思想之路，均宜细求。”［9］（713）这是最基本的“善读善写”。这里的“含蓄之思”讲的是对语言的敏感——语感——的问题，这里的“思想之路”讲的是思路结构的问题。稍后，叶圣陶再次在人教社业务会上讲话时，又把“思路”与“语感”作为阅读文章、写作文章最基本的习惯、能力和基本功看的。他说：“读论文能……明白作者的意图，追从作者之思路，如是乃为善读。如此读书，即锻炼自己的思路，培养政治上理论上的战斗力。 “读文艺作品，能知言外之意（潜台词），能据文本而为切合实际之想象。如此即可锻炼自己文艺写作的能力。”［9］（458）到了80年代，叶圣陶还作诗云：“文章思有路，得斯识方真。”可见，对思路问题之重视。

总之，人们只要具有思路意识、语感意识，就是具备了语文的习惯与能力，因此便能“善读”与“善写”。

四、“语感”在叶圣陶语文能力观、习惯观中的位置

从上面对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能力观、语文习惯观、语文基本功观念构成的分析、解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语感——选词用字、句式规范——这种语文“心理现实”，这种语文无意识在语文能力——语文素养、语文习惯、语文功夫——的整体结构所占的位置，最多也只是“半壁河山”的地位，似乎从20年代到80年代，一直都是如此。叶圣陶似乎从来没有偏袒过任一方面，因为这两个问题本来无法独立存在。因此，可以说这是叶圣陶是在一生的读写实践与语文教学实践、语文教学理论中，认真研究总结出来的科学的丰富的重大汉语语文学遗产。

虽然，叶圣陶对语文能力的基本构成因素的“思路”与“语感”没有偏袒过，但是，从概念的提升、命名上，似乎，叶圣陶最早将言语结构、组织、谋篇、布局的理性概念转换、体验为一个感性化、形象化、心理现实化的概念——“思路”，并经常使用。但“语感”的概念，虽然也是较早使用的一个感性化、形象化、心理现实化的概念，但很少使用。使用较多的与“语感”概念相关的语词用的是“描写”与“修词”、“词的适合”、“用词明白”之类的语词。

    在我看来，叶圣陶对于语文能力、语文素养的感受与理解比目前许多研究者都要深刻而科学得多。首先，他把言语活动中作为控制个体言语行为的心理性控制因素概括成了一个概念——“语文习惯”或语文基本功。这种东西不是一些知识、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感性的、无意识的言语行为的心理现实——造诣、修养、程度，是一种不断积淀的心灵状态。其次，他认为这种语文习惯、语文基本功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一个有着内在结构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两种基本因素——“思路”与“语感”，这二者密切不可分离。因此，“思路”与“语感”是一个个体言语活动的最为基本的言语能力、言语素养。

当然，叶圣陶的这个基本观点来自于自己的丰富的写作实践和语文教学实践。但是，这里边却有着科学与真理。无论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还是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关于言语的生成的内在机制都表述了这样的意思：

一般地说，思索中的语言与思维是浑然一体的。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为语词、语词、句子、段落和篇章，思维就向着语言转化。而听话人和看书的人接触到一连串声音和文字符号，理解了它的意思，引起自己的思考，语言又转化为思维。可见，语言和思维是表和里的关系。［13］（）

这就是说，“思维”和“语词”是任何言语生成和理解的两个最基本的层次，即言语之“表”和言语之“里”的层次。在现实的言语生成中，思维的心理现实、即言语意识就是“思路”，“语词”的心理无意识、即言语意识就是“语感”，二者生动地共同控制着人们的言语行为，使之实现自己的言语功能和言语意图。这二者之中，思维比言语更为基础，因为，思维、思路决定的是“说些什么”的问题，而“语感”、语词决定的则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怎么说才能为人理解，更容易为别人接受的问题。另一方面，语感的生成过程中，也是渗透了言语思维的操作，虽然这种操作是呈无意识、下意识的状态。正是因为这两点，目前的日本语文教育家认为，要提高学生的“语文教养”。

什么是“语文教养”？日本福岛大学副校长，日本著名语文教育家臼井嘉一教授教授认为；“读书拥有‘教养’的两个侧面：‘内容知识’与‘方法知识’。所谓‘有教养’者，无非就是在‘内容知识’与‘方法知识’两个侧面有丰富的积累及其应用能力的人。所谓‘内容知识’丰富，就是指知识渊博：了解世界大事，了解历史人物，了解动植物世界，而且语汇丰富。所谓‘方法知识’是指掌握思考与认识的种种方法。可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知识获得的方式具有泛用性、应用性、自在性。只有具备了这两个侧面，才称得上真正的‘有教养’。”［14］

这里所谓“方法知识”其实就是思维知识、思维能力。因此，日本教育家们首先把“有教养”的人界定为这样一种人：‘立足于语言感悟，能够深入地思考、准确地判断和行动自立的人’，也可以说是‘能够借助语言同他人交流，同时，基于相对的自我认知拥有同他人共同生存的能力的语言主体。’然后，强调了构成语文素养之核心的要素，就是‘思维语言’。或者模仿或者根据指令作出行动的所谓‘机器人’是同这里所说的‘有教养’的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存在。而使人超越了这一点的，便是‘元语言思维’。” ［14］

这里，实际上讲出了语言生成的原理、奥秘——语言的生成的核心是“思维语言”的生成，即“内部语言”（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以及维果茨基的语言生成理论都是如此）的生成。 这“思维语言”，就是“元语言思维”，因为具有初始、元初、前提的性质，因此，又把它成为“元语言能力”。 就是说，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生成的能力，必须首先培养学生的说话、写作思维，一般思维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的培养，无论怎样也是不能尽快培养学生高水平的语言生成能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语文教学的核心是思维而不是语感”［15］的观点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则以为，这仍然是一种偏颇之论。如果只重视宏观的言语思维、思路，而不注重微观的语境的言语措辞的表达行为，是不能将自明性的主观化的“内部言语” （指意识还没有经过语言使其内容明确化）转换成他明性语境性语感性的理想的“外部语言”的（指意识经过语言使其内容明确化、外显化、规范化，从而能相互交流学习）。因此，语感控制在言语生成由内部向外部语词语句转换的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控制作用，所以，不重视这一点，就没有突出语文课的特征所在，这样的语文能力观、语文素养观也是残缺的偏瘫的。

正因为这样，当代写作学原理关于写作过程的基本环节就是思维的展开的“写作思维学”与行文措辞的“写作措辞学”。前者的主要控制者是作为言语心理现实、思维图式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即思路模型，而后者的主要控制者则是言语心理现实、语句图式的语感（语境）意识。［16］因此，当代语文教学的改革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对语感和思路问题的双重训练，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我相信，总有一天，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们是会接受这个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