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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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叶圣陶语文教育观探析作者：语文网络情境教学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观》一文，是作者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叶圣陶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在该文写作过程中，作者翻阅了现代教育只有关资料和大量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的已有成果，仔细研读了叶老关于语文教育的几乎全部论述，并特意收集了1997年以来语文教学论争的许多文章进行分析。作者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对叶老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了新的探索与开拓。文章既触及了当前语文教学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并给予明确的回答；同时也在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乃至现代语文教育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汉语文所负载的文化和作为一种文化的汉语文本身发生巨大变迁，中国教育逐渐向现代化演进，这就使传统语文教育的革新一直具有十分关键而迫切的意义。时至新世纪的来临，面对各种挑战，语文教育改革又一次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纵观语文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一系列纷争，可以说无不是与对语文教育的根本认识即语文教育观密切相关的。没有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就会导致语文教育改革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模糊、偏执、摇摆、徘徊甚至倒退。那么什么是今天应当树立的正确语文教育观呢?我国杰出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叶圣陶先生在他70多年的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中。立足于我国现代社会生活和汉语文的发展，着眼于培养普通公民和提高民族素质，深刻把握祖国语言特点及学习规律，积极吸取西方先进教育科学成果，坚持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辩证的扬弃和不断的革新，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种代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方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理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便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观。
　　叶圣陶语文教育观，包含了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本质、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以及语文教育中一系列基本关系的总的看法。
　　探析叶圣陶语文教育观，不能不首先考察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深刻反思。1942年，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这篇著名论文中总结自己多年的思考，指出：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禀`，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传统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并交织了整个传统教育的精华与糟粕。作为传统语文教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消极面的旧式教育，脱离现实生活，排斥人民大众，把语文蜕变为强迫人记诵、模仿的陈旧的古书内容和僵死的程式腔调，把语文教育目的异化为让少数人应付考试取得功名。这种教育虽然产生于封闭、专制的封建社会，但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崩溃而消失。正是顺应我国社会以及汉语文的变迁，针对旧式教育弊端，叶圣陶先生提出了他的具有根本革新意义的语文教育观。
　　1．语文是什么?
　　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是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必需的工具。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现代社会，语文作为交换经验思想情感的工具，是人人生活上实实在在的必需。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
　　现代化建设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生活日益知识化，对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同时人际交往包括思想、情感、知识、信息的交流对社会和人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叶圣陶先生进一步指出：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
　　叶圣陶先生的论述，彻底破除了旧式教育的语文性质观，科学地阐明了作为现代教育内容的语文的本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他不是仅仅从抽象的语言学定义出发，而是历史地、具体地以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汉语文(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为对象，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从发展的我国现实社会生活来考察语文的本质的。
　　二是在他看来，语文作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必需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不仅负载传统文化，更是学习、传播、创新现代科学文化和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手段。
　　三是他强调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缺的工具，这是语文区别于其他文化载体和文化成果的本质特点，语文的所有社会功能都是在人们使用语文这个工具的现实交流和交际中实现的。
　　2．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观点，既是基于对语文本质的科学认识，又是体现了对现代教育目的和价值的深切把握。现代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在于，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把每一个人培养成为健全的公民．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而在现代社会、语文是人们生活必需的工具，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是做人的基本条件，是健全的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因此，从养成健全的普通公民着眼，使全体受教育者学会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在这过程中发展听说读写知能，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同时受到其他有关教育，就必然成为现代语文教育的目的追求和价值选择。这是现代教育整体目标与语文学科独特功能的有机结合。
　　以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为目的和价值，就意味着语文教育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记诵、模仿之学，而是切合生活实际的真知、真能培养；不是教人一时应试，而是使人终身受用。以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为目的和价值，就意味着语文教育要由培养极少数官吏及儒学生员的贵族化教育，根本地转变为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的大众化教育。这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民主的中华民族语文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进入现代化建设时代，叶圣陶先生又从提高民族素质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他指出：许多人意想中的理想社会，条件各个不同，却有一个条件几乎是共通的、就是：必须根绝文盲。全社会里没有一个文盲，就是人人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情感，人人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情感，人与人的交互影响更见密切，种种方面自然更易进展。语文教育也正是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文化根基。要做到每个学生善于使用(语文)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本质和语文教育目的、价值的根本观点，决定了他对语文教育中一系列基本关系的看法。而他对语文教育中一系列基本关系的阐述，又使他的这些根本观点得以展开和丰富、深化。
　　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诸种关系
　　自话与文言自五四开始，白话逐渐取代文言成为我国人民大众普遍使用的现代书面语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战士，叶圣陶先生积极促进汉语文的这一历史性变迁，大力推行白话文教育。他在当时热情倡导小学作文直书口说，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后又提出中学以白话文教学为主，中学生实在没有写作文言的必要，初中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不必读`古书`。其理由，一是作为一般人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因此，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籍：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写作文言的能力决不会再是一般人所必须具备的了。二是用现代的活的语言白话文为教材，可以克服专事翻译讲解和勉强记忆的旧弊，与生活相联系，与大众相亲近，惟事训练情思，更使练习语言，达到解放、发展受教育者思想情感和语文能力的目的，并能适应现代化广泛多样的学习特别是科学的学习的需要、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叶圣陶先生在强调进行白话文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习文言文的必要性。他说：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中国人要现代化，必须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这就要借助文言文。事实上,文言文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在现今一定范围内(如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以至海外华人之间)还起着某些书面交际和文化沟通的作用，现代的活的语言白话文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古代书面语言文言文中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精华。但是，跟古典主义、国粹主义根本不同，首先，应当着眼于中国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来看待文言文教学；其次，面向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文言文教学限于阅读，比较系统的教学应当从中学甚至可以从高中开始，教材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易的，易于消化的，至于古文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再次，文言文阅读教学目标主要在于培养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能力，包括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和辨识文言跟白话同异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仍然要以现代思想和现代语言教育为依托。
　　语文与文学把语文等同于文学本来是传统语文教育以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缺陷。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就偏重文学这一点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这种情况建国后仍有所存在。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叶圣陶先生提出了一个顺应新的时代要求革新我国语文教育的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具体地说，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思的论说文。对语文的涵义和范围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最根本的是因为，科技发达、事务纷繁的现代社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人们不仅需要用文学，更普遍、更经常地需要用非文学的普通文来作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来作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载体。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这是客观生活的逻辑使然。再从语文学习的一般规律和现代大众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学习图画，先要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与写作，从普通文人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古今专习文学，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
　　作为文学家兼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从来都没有轻视文学的教育价值。他很早就指出：教育方面，宜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观善为保留，一方固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更须以艺术的陶冶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象。在这方面，文学教育具有特殊功能。以后，他又强调，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和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文学。一个高中学生，他受普通教育到了最高阶段，无论他将来的专门是文是法是理是工是商是农，对于本国文学有一种欣赏的训练，实在是必需的，否则……他将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当然，他认为，语文教育理应把文学教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但语文教育毕竟不等于文学教育。就中学语文教学而言，在初中阶段，虽然也读文学，但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为主要对象。到了高中阶段，文学的比重较大，但是基本训练仍旧不可忽略。
　　理由很简单，高中学生与初中学生一样，他们所要阅读的不纯是文学，他们所要写作的并非文学，并且，惟有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熟而成习，接触文学才会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基本的目标应该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训练，藉以养成每个现代中国人都需要具备的文学及其他有关素养。文学创作不宜作为一般要求。把文学作品阅读教成文学课，从课文中概括出若干文学概念文学术语而空讲之，更是与此无干。
　　阅读与写作和读、写与听、说从前语文教学只有两件事，一个叫读，一个叫写。实际上读还不大注重，只注重写，读书只是为写文章作准备，能写文章才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叶圣陶先生认为，现代语文教育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在现代社会，作为每个公民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阅读和写作同等重要并各有其目的。阅读自有它的目的，主要在真正地理解所读的东西，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获得间接经验，最根本的是养成阅读能力和习惯，这也是一种获取知识和精神养料的基本能力，终身学习的重要条件。阅读和写作又是密切联系的，从这方面来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但对此不能作机械理解。阅读文章，用分析的工夫，辨认作者思想发展的途径，这个工夫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思想习惯。再说……注意他怎样运用语言文字，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写作可以从读物方面得到益处主要在这些地方，并不在摹拟仿作，依样葫芦。
　　现代语文教育不仅要重视读、写，还要重视听、说。这也是叶圣陶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五四以来，他一贯主张将听说训练列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49年，经他提议，语文学科名称由原来的国文、国语统一而变更为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他又强调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语文教育中，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这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也是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应该同样看重，都要让学生受到最好的训练。同时，听、说、读、写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协同、相互转化的。文本于语，书面语言是由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语言的书面形式。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读和写都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在日益频繁、灵活多变的实际交际过程中越来越与听和说相互依赖，协同活动，不断进行着语言信息的转换加工和交流。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来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宇连起来。在现在的时代，听、说、读、写非连起来不可了!80年代伊始，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刚在我国发展起来，叶圣陶先生就极其敏锐而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语言与信息的处理--语言要跟计算机联系起来的课题，并且指出汉语文的听、说、读、写训练都要适应未来信息化趋势，提高到新的水平。
　　知识与能力、习惯这里还涉及知与行、学与用、教与学等关系。知识与能力、习惯的关系是在各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而对语言教育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语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现代公民，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注重语文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注重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的能力和习惯的学科。学习语文目的在运用，就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他一向不赞成脱离语文的实际运用来谈语文知识，把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养成看做是知识传授。他说：我不大赞成`语文知识`这个说法。把语法、逻辑、修辞之类称作`知识`，好像只要讲得出来就行，容易忽略实际运用。现在大家既然用惯了`知识`这个词，那么就得把这个词的意义扩大，把能力也包括在内。要让学生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在生活中能够随时运用，教学的目的才算达到了。写作系技能，不宜视作知识、宜于实践中练习，自悟其理法，不能空讲知识。或以为多讲知识即有裨于写作能力之长进，殊为不切实际之想。他的看法不但着眼于语文学科的目的、特性，还吸取了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提倡实践练习、自悟自得的符合汉语文能力、习惯养成规律的科学成分。
　　当然，对于切合实用的有助于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语文知识，尤其是阅读、写作和听说的方法，叶圣陶先生从不反对让受教育者学习，而且还指出了其必要性：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否认理性的作用，不重视方法的指导，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在暗中摸索，这恰恰是传统语文教育不科学、低效率的一面。但他同时认为，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必须化为技能，养成习惯。不讲究方法固然根本不对，而讲究方法，只到懂得为止，也还是没有用处。必须使一切方法化为自身的习惯，那才算贯彻了学习国文的本旨。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是受教育者将语文知识(方法)内化为自己运用语文的能力并达到纯熟、自然境地而形成的可以终身受用的行为方式，养成好习惯必须实践，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因此，还是要多读多写。通过以教材为例子，联系现实生活，课内课外结合，科学有序地多读多写，来练基本功，来积累活的语文材料和运用语文的经验，来培养敏捷的语感，来学会举一而反三，才能真正使知识(方法)化为能力并形成习惯。
　　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内化，注重受教育者本身能力和习惯的养成，注重实践，必然要更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主动学习、运用语文，学会自能听说读写。叶圣陶先生指出：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先进教学理论的融合，也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精髓的体现。
　　语文教育同与之伴随的其他教育的关系
　　文与道文与道的关系因跟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经常是语文教育中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得最多而往往容易陷入误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叶圣陶先生一直认为，在语文教育中，道与文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进行思维活动，不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就一篇文章说，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读一篇文章，理解它的内容和理解它的语言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一篇文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始终是把这种文道的辩证统一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而他在阐述文道的辩证统一时又总是从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出发的。
　　叶圣陶先生一贯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中的道，他把立诚最为贵作为听说读写的原则，指出：此语自`修辞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道，不仅是指政治思想，而且包含了道德修养、学会做人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又自然是同文、同人们的听说读写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但如此，他还将对事物真理的探求和情感个性的陶冶列入道的范畴：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佳……宜令学者随时随地探求事物之精蕴，且必经己之思考而得答案。然后陈事说理自能确切而畅达。以言情感，则因人而异，岂能强求其同……而于平日训练能注意学生个性，因势利导而陶冶之，收效自必更巨。他并指出：就内容方面说，我们注重心理的建设。主张从文化心理、情感、人格、精神的潜移默化和建构来理解语文教育中的道，反对把道简单化表面化、狭窄化、庸俗化。这更是深入拓展了道的现代科学与人文涵义。
　　另一方面，叶圣陶先生又不断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不要脱离文空讲道。我国古代强调文以载道、就有偏重思想内容忽视语文工具和运用语文能力，而又把思想内容限于灌输儒家道统的消极一面。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仍然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使一般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建国后，这种倾向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度曾发展到盛行从课文中抽出其政治道理而空讲之的地步。正是针对这种倾向，他指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肩膀上。而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有关各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为了切实让学生一辈子受益，也是为了讲求育人的实效，语文教育中的道应当掌握适当的度，决不能冲击、取代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并且要与文有机结合于语文教学之中。叶圣陶先生指出：我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把文章讲透了呢?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化文章的内容，变成他们自身的东西，化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靠讲明语言的运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维的发展来讲内容。不脱离文篇之思路发展与语言运用，不放开文篇另外说一番道理，另外说一番篇章结构之类，学生即当于思想品德方面有所感受，于读法写法方面有所长进。这样，才能达到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语文教育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语言与思维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最早具体阐明语文教育中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辩证关系的，是叶圣陶先生。他在1919年1月1日发表于《新潮》创刊号上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作文教学必须注意训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情感。观学生作文之进步与否，当视其推理能否正确，抒情能否绵美。不久，他更明确地指出：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这两方面，前者为泉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发和栽培，最为切要。并在1923年他撰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列为首项目标。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他又论述了语言训练对发展儿童思维的重要性，指出要培养儿童的思维、情感，就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所谓适当的工具．当然语言独占重要。投身五四思想解放、语文变迁的大潮，吸取心理学的有关科学成果，使叶圣陶先生一开始就突破形式主义的语文教育观，把发展和训练受教育者的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作为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在目的与尺度，并同语言训练紧密结合起来，赋予了语言训练新的生命。
　　以后，叶圣陶先生又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语文教育，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训练思维的。因为，语言是和思维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语文教育中，思维训练不能脱离语言训练孤立进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单纯的思维训练课或智力训练课。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这是由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由思维与语言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决定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不能虚空无凭地想，必须凭着语言来想。不经训练的人也能说话，但良好的语言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如果欠精密，欠正确，就会影响到思想，使思想也不精密，不正确。人的运用语文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思维能力；反过来，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又受其运用语文能力的制约。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使之相辅相成，收到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思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效，让其真正做到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正是语文教育应有的独特功能，也是语文教育本来的目的追求。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以语文教材为凭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训练思维的材料就是课文。一篇篇的课文都是作者动了脑筋写出来的。在学习一篇文章时，就要学习作者是怎样动他的脑筋的，看作者是怎样想和怎样写的。教师一方面给学生指点和引导，一方面督促学生练习，这就是训练。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启发受教育者在练习听说读写的时候，自觉地注意思路的开展。命题作文，不仅练笔，实为训练脑筋，使其就某一事物详悉思之。思之既明，取舍自定，条理自见……由作文练习启其精思之途，逐渐养成良习，则其效不仅在于能作文而已也。
　　以上是对叶圣陶语文教育观的粗浅探析。笔者深深感到，认真、系统地研究这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观，继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语文教育现状，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发挥好语文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和优秀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对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开拓现代汉语文教育新路，促进中华文明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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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语文教育观探析(来源：江苏省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
                                         阅读与写作和读、写与听、说
     “从前语文教学只有两件事，一个叫读，一个叫写。实际上读还不大注重，只注重写”，“读书只是为写文章作准备，能写文章才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叶圣陶先生认为，现代语文教育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在现代社会，作为每个公民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阅读和写作同等重要并各有其目的。“阅读自有它的目的，主要在真正地理解所读的东西，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获得间接经验”，最根本的是养成阅读能力和习惯，这也是一种获取知识和精神养料的基本能力，终身学习的重要条件。阅读和写作又是密切联系的，从这方面来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但对此不能作机械理解。阅读文章，“用分析的工夫，辨认作者思想发展的途径，这个工夫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思想习惯。再说……注意他怎样运用语言文字，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写作可以从读物方面得到益处主要在这些地方，并不在摹拟仿作，依样葫芦”。

     现代语文教育不仅要重视读、写，还要重视听、说。这也是叶圣陶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五四”以来，他一贯主张将听说训练列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49年，经他提议，语文学科名称由原来的“国文”、“国语”统一而变更为“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他又强调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语文教育中，“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这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也是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应该同样看重，都要让学生受到最好的训练。”同时，听、说、读、写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协同、相互转化的。“文本于语”，书面语言是由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语言的书面形式。“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读和写都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在日益频繁、灵活多变的实际交际过程中越来越与听和说相互依赖，协同活动，不断进行着语言信息的转换加工和交流。“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来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在现在的时代，听、说、读、写非连起来不可了！”80年代伊始，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刚在我国发展起来，叶圣陶先生就极其敏锐而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语言与信息的处理——语言要跟计算机联系起来”的课题，并且指出汉语文的听、说、读、写训练都要适应未来信息化趋势，提高到新的水平。

    知识与能力、习惯

    这里还涉及知与行、学与用、教与学等关系。知识与能力、习惯的关系是在各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而对语言教育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语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现代公民，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注重语文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注重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的能力和习惯的学科。“学习语文目的在运用，就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他一向不赞成脱离语文的实际运用来谈语文知识，把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养成看做是知识传授。他说：“我不大赞成‘语文知识’这个说法。把语法、逻辑、修辞之类称作‘知识’，好像只要讲得出来就行，容易忽略实际运用。现在大家既然用惯了‘知识’这个词，那么就得把这个词的意义扩大，把能力也包括在内。要让学生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在生活中能够随时运用，教学的目的才算达到了。”“写作系技能，不宜视作知识，宜于实践中练习，自悟其理法，不能空讲知识。或以为多讲知识即有裨于写作能力之长进，殊为不切实际之想。”他的看法不但着眼于语文学科的目的、特性，还吸取了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提倡实践练习、自悟自得的符合汉语文能力、习惯养成规律的科学成分。

    当然，对于切合实用的有助于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语文知识，尤其是阅读、写作和听说的方法，叶圣陶先生从不反对让受教育者学习，而且还指出了其必要性：“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否认理性的作用，不重视方法的指导，“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在暗中摸索”，这恰恰是传统语文教育不科学、低效率的一面。但他同时认为，“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必须化为技能，养成习惯。”“不讲究方法固然根本不对，而讲究方法，只到懂得为止，也还是没有用处。必须使一切方法化为自身的习惯，那才算贯彻了学习国文的本旨。”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是受教育者将语文知识（方法）内化为自己运用语文的能力并达到纯熟、自然境地而形成的可以终身受用的行为方式。“养成好习惯必须实践”，“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因此，还是要“多读多写”。通过以教材为“例子”，联系现实生活，课内课外结合，科学有序地“多读多写”，来“练基本功”，来“积累”活的语文材料和运用语文的经验，来培养敏捷的语感，来学会举一而反三，才能真正使知识（方法）化为能力并形成习惯。

    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内化，注重受教育者本身能力和习惯的养成，注重实践，必然要更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主动学习、运用语文，学会“自能”听说读写。叶圣陶先生指出：“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先进教学理论的融合，也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精髓的体现。

    语文教育同与之伴随的其他教育的关系

    文与道

    文与道的关系因跟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经常是语文教育中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得最多而往往容易陷入误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叶圣陶先生一直认为，在语文教育中，“道”与“文”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进行思维活动，不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就一篇文章说，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读一篇文章，理解它的内容和理解它的语言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一篇文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始终是把这种文道的辩证统一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而他在阐述文道的辩证统一时又总是从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出发的。

    叶圣陶先生一贯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中的“道”，他把“立诚最为贵”作为听说读写的原则，指出：“此语自‘修建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道”，不仅是指政治思想，而且包含了道德修养、学会做人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又自然是同“文”、同人们的听说读写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但如此，他还将对事物真理的探求和情感个性的陶冶列入“道”的范畴：“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佳……宜令学者随时随地探求事物之精蕴，且必经己之思考而得答案。然后陈事说理自能确切而畅达。以言情感，则因人而异，岂能强求其同……而于平日训练能注意学生个性，因势利导而陶冶之，收效自必更巨。”他并指出：“就内容方面说，我们注重心理的建设。”主张从文化心理、情感、人格、精神的潜移默化和建构来理解语文教育中的“道”，反对把“道”简单化表面化、狭窄化、庸俗化。这更是深入拓展了“道”的现代科学与人文涵义。

    另一方面，叶圣陶先生又不断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不要脱离“文”空讲“道”。我国古代强调“文以载道”，就有偏重思想内容忽视语文工具和运用语文能力，而又把思想内容限于灌输儒家道统的消极一面。“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仍然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使一般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建国后，这种倾向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度曾发展到盛行“从课文中抽出其政治道理而空讲之”的地步。正是针对这种倾向，他指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肩膀上。”而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有关各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为了切实让学生一辈子受益，也是为了讲求“育人”的实效，语文教育中的“道”应当掌握适当的“度”，决不能冲击、取代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并且要与“文”有机结合于语文教学之中。叶圣陶先生指出：“我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把文章讲透了呢？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化文章的内容，变成他们自身的东西，化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靠讲明语言的运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维的发展来讲内容。“不脱离文篇之思路发展与语言运用，不放开文篇另外说一番道理，另外说一番篇章结构之类，学生即当于思想品德方面有所感受，于读法写法方面有所长进。”这样，才能达到“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语文教育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语言与思维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最早具体阐明语文教育中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辩证关系的，是叶圣陶先生。他在1919年1月1日发表于《新潮》创刊号上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作文教学必须注意训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情感。“观学生作文之进步与否，当视其推理能否正确，抒情能否绵美。”不久，他更明确地指出：“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这两方面，前者为泉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发和栽培，最为切要。”并在1923年他撰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列为首项目标。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他又论述了语言训练对发展儿童思维的重要性，指出要培养儿童的思维、情感，就“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所谓适当的工具，当然语言独占重要”。投身“五四”思想解放、语文变迁的大潮，吸取心理学的有关科学成果，使叶圣陶先生一开始就突破形式主义的语文教育观，把发展和训练受教育者的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作为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在目的与尺度，并同语言训练紧密结合起来，赋予了语言训练新的生命。

    以后，叶圣陶先生又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语文教育，“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训练思维的”。因为，“语言是和思维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语文教育中，思维训练不能脱离语言训练孤立进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单纯的思维训练课或智力训练课。“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这是由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由思维与语言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决定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不能虚空无凭地想，必须凭着语言来想。”“不经训练的人也能说话，但良好的语言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如果欠精密，欠正确，就会影响到思想，使思想也不精密，不正确。”人的运用语文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思维能力；反过来，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又受其运用语文能力的制约。“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使之相辅相成，收到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思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效，让其真正做到“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正是语文教育应有的独特功能，也是语文教育本来的目的追求。“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以语文教材为凭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训练思维的材料就是课文。一篇篇的课文都是作者动了脑筋写出来的。在学习一篇文章时，就要学习作者是怎样动他的脑筋的，看作者是怎样想和怎样写的。教师一方面给学生指点和引导，一方面督促学生练习，这就是训练。“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启发受教育者在练习听说读写的时候，自觉地注意思路的开展。“命题作文，不仅练笔，实为训练脑筋，使其就某一事物详悉思之。思之既明，取舍自定，条理自见……由作文练习启其精思之途，逐渐养成良习，则其效不仅在于能作文而已也。”

    以上是对叶圣陶语文教育观的粗浅探析。笔者深深感到，认真、系统地研究这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观，继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语文教育现状，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发挥好语文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和优秀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对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开拓现代汉语文教育新路，促进中华文明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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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作——叶圣陶著》读书笔记

来自：静数芳华

一、    引言

1、写作的两个心理：

当写作的时候，自然起一种希望，①就是所写的恰正宣示了所要宣示的，②或者所写的确然形成了一个完好的定形。

2、作文的两方面思考：

①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

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等问题

③原因——因为我们作文，无非想着这原料是合理，是完好，才动手去作的。而这原料是否合理与完好，倘若不经考定，或竟是属于负面的也未可知，那就尽管在法度、技术上用工夫，也不过虚耗心力，并不能满足写作的初愿。因此，我们论到作文，就必须连带地论到原料的问题。思想构成的径路，情感凝聚的训练，都是要讨究的。

④思想、情感的具体化完成了的时候，一篇文字实在也就已经完成了，(思想、情感的具体化，即思路的清晰化，认识的明确化。思路一旦清晰，说明对所思考和认识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思路就是认识事物的途径和方法），或要表达的意图、目的，已经找到了能把意图说清楚的步骤和方法。思路是认识或意图的明确化和具体化，而表达只是如何用词造句能使自己的认识让别人感觉通俗易懂，以方便于交流。)余下的只是写下来与写得适当不适当的问题而已。

3、普通文与文学文的关系：划分是模糊的，源泉只有一个。

二、诚实的自己的话

1、语言的发生：我们爱说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

2、作文与说话的关系：

①目的同一，工具不同。

②倘若没有什么想要表白，没有什么发生感兴，就不感到必要与欢喜，就不用写什么文字。一定要有所写才写。若不是为着必要与欢喜，而勉强去写，这就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

3、衡量是否“模仿”的尺度：这文字里的表白与感兴是否确实是作者自己的？

4、“写出自己的东西”的意思：

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词；至于原料，也免不了古人与今人曾经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虽然不能说决没有创新，而也不会全部是创新。但是，我们要说这席话，写这篇文，自有我们的内面的根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了别人的影响，也不是想利用来达到某种不好的目的。这内面的根源就与著述家所获得的见解、所创成的艺术有同等的价值。所以我们只须自问有没有话要说，不用问这话是不是人家说过。果真确有要说的话，用以作文，就是写出自己的东西了。

更进一步说，人间的思想、情感诚然不甚相悬，但也决不会全然一致。……那么，所写的东西只要是自己的，实在很难遇到与人家雷同的情形。……虽然他们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词，也只是古今人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而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给与的，终竟是惟一的独创的东西。

5、“写出自己的东西”的意义：

①“求诚”： 从原料讲，要是真是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

②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四、 拿起笔来之前

写文章这件事，可以说难，也可以说不难。现在就说说准备功夫。

1、在实际生活里养成精密观察跟仔细认识的习惯，是一种准备功夫。你想，咱们常常写些记叙文章，讲到某些东西，叙述某些事情，不是全都依靠观察跟认识吗?人家说咱们的记叙文章写得好，又正确又周到。推究到根底，不是因为观察跟认识好才写得好吗?

2、在实际生活里养成推理下判断都有条有理的习惯，又是一种准备功夫。你想，咱们常常写些论说文章，阐明某些道理，表示某些主张，不是全都依靠推理下判断吗?人家说咱们的论说文章写得好，好像一张算草，一个式子一个式子等下去，不由人不信服。推究到根底，不是因为推理下判断好才写得好吗?

3、还有一种准备功夫必得说一说，就是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什么叫做正确的语言习惯?可以这样说：说出来的正是想要说的，不走样，不违背语言的规律。做到这个地步，语言习惯就差不离了。所谓不走样，就是语言刚好跟心思一致。所谓不违背语言的规律，就是一切按照约定俗成的办。

现在来说说学一点语言的规律。该注点儿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语汇，二是语法。

     语汇，在心里是意念的单位，在语言里是构成语句的单位。对于语汇，最要紧的自然是了解它的意义。一个语汇的意义，孤立地了解不如从运用那个语汇的许多例句中去了解来得明确。如果能取近似的语汇来作比较就更好。其次，应该清楚地了解两个语汇彼此能不能关联。这当然得就意义上看。由于意义的限制，某些语汇可以跟某些语汇关联，可是决不能跟另外的某些语汇关联。再其次，下一句话跟上一句话连接起来，当然全凭意义，有时候需用专司连接的语汇，有时候不需用。

语法是语句构造的方法。那方法不是由谁规定的，也无非是个约定俗成。对于语法要注点儿意，先得养成剖析句子的习惯。能够剖析句子，必须连带地知道其他一些道理。

4、以上说的那些准备功夫全都是属于养成习惯的。习惯总得一点一点地养成写成一篇观察得好认识得好的文章，那根源还在于平时有好习惯，习惯好，才能够把文章的材料处理好。

所以，要文章写得像个样儿，不该在拿起笔来的时候才问该怎么样，应该在拿起笔来之前多做准备功夫。准备功夫不仅是写作方面纯技术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的准备，不从这儿出发就没有根。急躁是不成的，秘诀是没有的。实际生活充实了，种种习惯养成了，写文章就会像活水那样自然地流了。

五、 写作什么

诸位现在写作，大概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国文教师按期出题目，教诸位练习，就要写作了；听了各门功课，有的时候要作笔记，做了各种试验，有的时候要作报告，就要写作了；游历一处地方，想把所见所闻以及感想记下来，离开了家属和亲友，想把最近的生活情形告诉他们，就要写作了；有的时候有种种观感凝结成一种意境，觉得要把这种意境化为文字，心里才畅快，也就要写作了。

以上几方面的写作材料都是诸位生活里原有的，不是从生活以外去勉强找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写作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我们平时说话，从极简单的日常用语到极繁复的对于一些事情的推断和评论，都无非根据自己的经验。因为根据经验，说起来就头头是道，没有废话，没有瞎七搭八的无聊话。

作文原是说话的延续，用来济说话之穷，在说话所及不到的场合，就作文。因此作文自然应该单把经验范围以内的事物作为材料，不可把经验范围以外的事物勉强拉到笔底下来。照诸位现在写作的几个方面看，所有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这正是非常顺适的事。顺着这个方向走去，是一条写作的平坦大路。

因为写作的态度就从这上边立定下来。知道写作原是说话的延续，写作材料应该以自己的经验为范围，这就把写作看作极寻常可是极严正的事。人人要写作，正同人人要说话一样，岂不是极寻常？不能超出自己的经验，不能随意乱道，岂不是极严正？这种态度是正常的，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写作对于他是一种有用的技能。

现在个个学生要作文，固然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殊的事，但是往往听见学生说“我没有意思，没有材料，拿起笔简直写不出什么来”，或者说：“今天又要写作文了，真是讨厌！”这些话表示一种误解，以为作文是学校生活中的特殊的事，而且须离开自己的经验去想意思，去找材料，自己原有的经验好像不配作为意思、不配充当材料似的。再从这里推想开去，又似乎所谓意思、所谓材料是一种说来很好听、写来很漂亮但不和实际生活发生联系的花言巧语。这种花言巧语必须费很大的力气去搜寻，像猎犬去搜寻潜伏在山林中的野兽。搜寻未必就能得到，所以拿起笔写不出什么来，许多次老写不出什么来，就觉得作文真是一什讨厌的事。进一步说，抱着这样的态度作文，即使能够写出什么来，也不是值得欢慰的事。

诸位不妨自己想想：我把作文认作学校中的特殊的事吗？我离开了自己的经验故意去搜寻虚浮的材料吗？如果不曾，那就再好没有。如果确曾这样，而且至今还是这样，那就请立刻改变过来，改变为正当的态度，就是把作文看得寻常又看得严正的态度。抱着正当的态度的人决不会说没有意思、没有材料，因为他决不会没有经验，经验就是他的意思和材料。他又决不会说作文真是讨厌的事，因为作文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项目，好比说话和吃饭各是生活中的一个项目，无论何人决不会说说话和吃饭真是讨厌。

写作材料应以自己的经验为范围。单是写出自己的经验还嫌不够，要更进一步给经验加一番洗炼的工夫，才真正做到下笔绝不随便，合乎正当的写作态度。不过这就不止是写作方面的事了，而且也不止是国文和各学科的事，而是我们整个生活里的事。我们每天上课，看书，劳作，游戏，随时随地都在取得经验，而且使经验越来越深切，越来越正确。这并不是为作文才这样做，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做一个健全的公民，就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同时给写作开了个活的泉源，从这个泉源去汲取，总可以得到澄清的水。

现在来一个结束。写作什么呢？要写出自己的经验。经验又必须深切，必须正确，这要从整个生活里去下工夫。有了深切的正确的经验，写作就不愁没有很好的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