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怎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

教师之友网

从女人之家的小男子汉，住在妓院里的青年记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丧家犬，到一鸣惊人的爆炸主将

加西亚·马尔克斯怎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23日   18 版）

青年加博在拉美社波哥大办公室内工作，1959年。摄影:埃尔南·迪亚斯

    (上接第4版)
    早在1996年5月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被瑞士《周报》评为“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作为日内瓦国际书籍报刊沙龙发起单位之一的《周报》，曾要求世界各国的18位文学评论家写出健在的十大作家的名字。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得13票，名列榜首。《周报》说，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并且赞扬了他1967年出版的代表作《百年孤独》。
    今日“马孔多”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描写的“马孔多”是他的故居，这里已经成为文化之旅的目的地。
    被辟为博物馆的“马孔多”由贝尔加拉看管。他身材不高，头发已经过早地花白了。一股轻轻的微风吹进来，他打开了窗户和门。这座木质结构的房子，窗口朝着一个花园开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个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村庄里度过的。在这里，他聆听外祖母讲述魔幻故事，后来他用这些故事编织着他的文学作品。
    自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座房子就被宣布为国家的财产。“马孔多”是个坐落在热带香蕉林里的昏昏欲睡的小村庄。它距首都波哥大有625公里，离海滨城市圣玛尔塔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贝尔加拉说，马尔克斯的故居由于珍贵才保存下来。来访者大部分是来自附近村庄上的哥伦比亚人，也有来自遥远地方的旅行者，比如希腊人、以色列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他们来这里朝圣，以便带走花园里的一点土或树叶。在花园里的番石榴树中间已经长满野花。博物馆有的部分已经经过修理，墙上挂着加博的几十幅照片。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27年3月6日出生在这个名为阿拉卡塔卡的村庄。从出生三个月直到9岁，他都是跟外祖父母在这里一起度过的。外祖父是参加过哥伦比亚百日战争的退伍上校，外祖母是个有讲故事特殊天赋的并有点儿迷信的女人。当初他的外祖父母不满意他父母的婚事，为了平息此事引起的家庭纷争，外祖父母扶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是在一个“女人之家”长大的，在这个家里，充满无头的幽灵、超自然的神话故事和百日战争的轶事。它当时是个小村子，由于美国香蕉果品公司的到来才发展起来。这里有发生过香蕉工人被屠杀的车站，以及公园里的杏树、土耳其人的街道、开店铺的阿拉伯人和意大利的移民。
    虽然加博自从和父母搬到一起居住之后再也没有回过阿拉卡塔卡，但是，这个村庄却成了他在《百年孤独》想象出的“马孔多”的灵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有时我想，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我同我的外祖父母度过的那个时代的经验。”
    加博的小弟弟海梅·马尔克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设在卡塔赫纳的新闻基金会副主席。他说，加博利用得益于阿拉卡塔卡的童年记忆，，而创造出“魔幻现实主义”———把魔幻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形式，因此，他成了上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一代的代表人物。
    如今，那些年长者还能回忆起加博小时候是个胆小的孩子，并且很喜欢捕捉蝴蝶；当村上的孩子们爱在河里游泳时，他却整天在家里和外祖母呆在一起，听她讲那些神秘的故事。村上的老人路易斯说：“当时，阿拉卡塔卡的房子为木质结构、道路是土的，我们大家都相互认识。卡皮托给了我们世界荣誉。”
    少年诗满志
    在外祖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幼酷爱文学。两位慈祥的老人先教他绘画，再教他读书。他７岁时便读完了《一千零一夜》，又找来《格林童话》阅读。文学作品仿佛阳光雨露，自幼就滋润着他的心田。特别是他的外祖母总是有讲不完的神奇故事，使他每每产生无限的遐想，而且外祖母讲故事的语言又好像碑文一样准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他书中的人物讲话要像他外祖母那样。
    当他刚刚8岁的时候，敬爱的外祖父不幸告别了人世，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深深创伤。随后，他在外地工作的父母把他接到身边，他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个神奇而温暖的“故事王国”。他的父母不但生活不富裕，而且还养活着好几个孩子，他是11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们就很少有时间来照管他这个长子，使他常常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后来他被送到港口城市巴兰基利亚读小学。少小有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远离亲人，却更加刻苦学习，1940年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
    当他刚12岁时，来到西帕吉拉国立中学读书，成为一名领助学金的寄宿学生。学校的周围是一片莽莽的原野、无边的碧草，当他每次想家的时候，同时也想到父母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就加倍努力学习，决不让父母失望。学校离家很远，每年只有放假时，他才乘坐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船只回家探亲。
    在西帕吉拉中学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12个少年文学爱好者组成一个文学中心，因为他们一共13人，就起名为“十三人文学中心”。这13个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经常聚在一起，开怀畅谈；除讨论他们喜爱的文学外，还商谈要办一本名为《地平线》的杂志。大家都认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才华，一致推选他当主编。
    学生办杂志首先是经费来源问题，其次是印刷困难。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克服了经济方面的困难，拿到首都波哥大去印，他们的心血终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首期《地平线》与读者见面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文友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庆祝自己的心血没有白流。然而正在他们兴奋的当儿，总统阿方索·洛佩斯却下令将《地平线》全部没收并且烧掉，因为他看不贯那篇篇有正义感的文章。长时间的努力被付之一炬，《地平线》无疑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中生命最短的杂志。
    暂时的挫折遏止不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文学的酷爱。当他的大多数同学专心致志地学习物理、化学与数学的当儿，他却躲在小图书馆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从某种渠道进来的新书。也正是在这所中学里他开始练习写诗与故事的。因为他已经迷上了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的诗歌，后来发现了法国早慧又早夭的天才诗人、不愧为象征主义运动典范的兰波，以及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诗歌。接着，他又沉醉于以诗人豪尔赫·罗哈斯为首的哥伦比亚“石天派”的诗歌。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哥伦比亚文坛上崛起的青年文学小组“石天派”的成员，受到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鲁文·达里奥、西班牙抒情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和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影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提出在唯有“石头与天空”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诗歌天地。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石天派”对他的影响时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的帮助，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修养是从诗歌开始的。他从小时候起就开始读诗歌，到中学时他便爱上了诗歌。当他成名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对文学的赞赏和迷惑是从诗歌开始的，我是诗歌的伟大读者。我认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从写小说的修辞方法来看，那是一种纯诗化的语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可能去关心语言和语言的含义，也不去关心语言的美。”
    他对诗歌的特别爱好一直延续到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以后，当时他对诗歌的爱好简直达到狂热的程度。这里可以在他的《番石榴飘香》里一目了然。他说：“星期天，在无轨电车里度过令人忧伤的下午……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而，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仁人君子行个好，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青年爱新闻
    1947年，１8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进入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了自由党。但是1948年哥伦比亚爆发内战，保守党与自由党为权力之争，导致全国大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中途辍学，迁居到卡塔赫纳。他一边在那里继续学习法律，一边为《宇宙报》撰写新闻报道，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新闻事业。
    他在卡塔赫纳居住了一年，经朋友赫尔曼的介绍来到巴兰基利亚，进了赫尔曼所在的《先驱报》，负责一个名为《长颈鹿》的专栏，使用的笔名是塞普蒂穆斯。然而，他这时的生活是很苦的，他住在四层楼的阁楼上。一楼是公证处，其余三层都是妓院。在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桌子，这就是这位编辑兼作家的家当。1954年，他由巴兰基利亚回到阔别多年的首都波哥大，被《旁观者报》聘为专职记者。如今当他坐下来写回忆录时，他把那一段经历作为回忆录的主要部分，并给这一部分命名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他回顾当年在《旁观者报》工作的情形时说：“我们在编辑部里侃的时候，实际上正不知不觉地准备第二天的报纸。过去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消息都是热的，及时的，能写出一条两小时以前发生的消息，尽管在印刷方面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在我青年时代，记者对发生的事从不发表看法，这要放在编辑部里，但编辑部也不发表评述，只公布事实，读者便了解发生的事情了。现在将消息和评述混为一谈，这就需要一种程度极高的专业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多亏了新闻工作，我才学会脚踏实地！”他针对眼下的实际情况发出如下感慨：“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是要求采访我，而从来不去写一篇通讯……通讯是美国记者发明的一种体裁，我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体裁。可以叙述发生的事情，以便让读者了解，使发生的事情活起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却说，他最喜爱的自己写的一部书不是别的，而是一篇长篇通讯，即《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他说：我当时正在波哥大的《旁观者报》工作。报社让我接待在船遇难后在海上幸存了10天的人。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一天又一天地重复他的经历。到了第三天，他慢慢地记起来自己的职业。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他跟我叙述当时的情景，或他认为的英雄行为的那些细节，接着他意识到，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在木筏上日常生活的小细节。这个故事每天都在报上发表，到了第六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能不问我，这是小说还是真实故事。我当时回答他说，是小说，也是真实的。……我极高兴它是这样一部书，并且是我偏爱的一部书。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新闻工作仍然十分关心。1994年，他提出自己今后的任务是拉丁美洲的新闻，为此他决心办一所新闻实习学校，为21世纪的新闻指出新的方向，培养出一批适应新世纪的优秀记者。办学的资金开始时由加博本人赞助，以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新闻的主要任务是交流经验，使现有的经验更臻于完善。每个记者都设法运用他的职能与天赋使自己成为一个胜利者。他还批评记者的现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对现在的记者来说，最坏的弊端之一是，他们没有时间读书，连报纸也不看。记者的工作需要时间，尽管对个别人可另当比别论。但是，一定的时间会使工作的效果更好……记者的产生，就像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的产生一样。”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者生涯如何呢？1955年，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委任他为驻欧洲记者，他定居罗马。先后到过法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并在伦敦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1957年，他在挚友门多萨的帮助下，得以随哥伦比亚民乐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他将访问时写的文章会集成《铁幕后的九十天》。1959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帝、反独裁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聘任为古巴新政府的拉美社驻波哥大记者。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交甚好。1961年，他作为拉美社记者赴美工作，任该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记者。
    但是，当他的朋友、拉美社社长何塞·玛塞蒂被革职时，他愤然辞职。他携带妻儿取道美国南方来到墨西哥时，身上仅剩一百美元，只好在墨西哥住下。至此，漫长的记者生涯告一段落。但是，从40多年前到今天，新闻记者这个神圣的名字一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脑海里盘旋。1999年初，他买下了业务亏损的新闻周刊《改革》，成为董事之一，也是主要股东，负责审稿与照片。可以说他回到了“初恋”――新闻工作的岗位，他的感觉是“简直太美妙了！”。
    由记者到作家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由美国来到墨西哥，并被迫滞留墨西哥城后，就开始从事文学和电影工作。文学创作替代了新闻，成了他的首要任务。然而，他正是由记者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辉煌壮丽的文学殿堂的。当他从这座高高的殿堂往下俯视时，他会发现自己的文学足迹是从新闻开始的。他的最初创作欲还是由《旁观者报》的一则广告引发的。
    一天，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国立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报刊时，一条广告消息闯入眼帘：《旁观者报》准备为青年作者开辟一个文学创作之页，欢迎投稿。这条不可多得的消息使他喜不自禁，这为他提供了写作园地。从小就受到有文学修养、会讲故事外祖母影响的他，又酷爱诗歌与小说，早就试着写诗作文，如今有了施展文学才华的天地。于是，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试着写了一篇题为《第三次辞职》的短篇小说，投出后很快就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是年他19岁。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一连发表了14个短篇小说。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1954年是决定他人生历程中最关键的年份。他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经过深思熟虑，不顾家人竭力反对，放弃学习法律成为律师的初衷，毅然应《旁观者报》之聘，当采访记者。在报社里，他白天忙着为报纸写消息，晚上便孜孜不倦地敲起打字机，进行他所偏爱的文学创作。对于创作格外严格的他，要求打出来的每一行字都精益求精，毫不含糊。这是他的创作规范，一直坚持到今天，虽然他早已成为举世著名的文学大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从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那里吸取文学精华，还不失时机地向身边的同事学习。最难忘的就是《旁观者报》文学副主编萨拉梅亚·博尔达。这位哥伦比亚先锋派文学的创始人，不但教会他如何写报道，还引导他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给他指明一条文学创作之路，让他在新闻的夹缝里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伟大的作家，但他首先是个卓越的记者。他勇于深入生活，勤于写作，曾经写过许多生动而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或报告文学。比如《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也是他的得意作品之一。他这样说过：“应该说《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是我本人满意的作品之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译成中文，我感到高兴，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喜欢它。”
    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因为他在这部书里揭露了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军舰的走私活动，激怒了统治当局，《旁观者报》才被查封，被迫停办。
    为躲避统治当局的追究被《旁观者报》派到欧洲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了薪水的来源，只好被迫流亡巴黎，过了两年衣不暖体，食不果腹的乞丐般生活。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种种写作机会，并试图认识社会现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现状。正如他自己所述：“流亡使我理解了其他国家，这对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在巴黎过着乞丐般的生活时，他才能酝酿、构思和写出他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反复修写九遍的中篇小说，使他觉得比《百年孤独》更令他满意。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自1961年发表以来在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关注。这是他的第二部得意之作。小说写的是一位在哥伦比亚内战期间立过战功的上校，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总是等待着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是见不到信的踪影。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的处境正与这位上校一模一样。他在巴黎的旅馆等待着久违的报社汇款，生活无着，处境狼狈不堪。他在写作时再也没有笑意，即使偶尔脸上挂点儿笑容，也像上校那样强装笑颜，以此来应付房东强逼房租或抵御饥寒交迫的威胁。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部小说中的不少场所采用了幽默、诙谐的笔触，但心情仍十分忧郁而沉重。正是上校这种面带笑容迎接死亡的个性，使这部小说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旅欧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一家旅馆爬满蜘蛛网的小阁楼里，除写作之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的欧洲文学名著，增强了视野，扩大了知识宝库。使他从拉丁美洲走向了世界，又从世界的范围加深了对祖国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认识。由于几部中短篇小说的出版，他在本国已名震文坛，但在世界文坛上仍属无名之辈。可是谁不知道他早在酝酿《百年孤独》！
    在那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孤灯只影，伏案疾书《枯枝败叶》，将美国的香蕉公司描绘得如同人类的渣滓。这部小说是《百年孤独》的前奏和习作。直到1958年《枯枝败叶》在秘鲁被收集到一本印25万册的集子里，才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出了名。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6年至1967年滞留墨西哥城时，潜心创作《百年孤独》，尽管他穷困潦倒、靠典当与借债度日。但由于创作热情的驱使，仍一往无前。构思16年，专注写作花了整整540个日日夜夜，这部巨著才瓜熟蒂落。1967年6月，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孤独》。但仅印了8000册，半月之内被抢购一空，出版社竟一时找不到纸张重印。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如红杏出墙，跨国越洲，从拉美文坛走上了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如今《百年孤独》已经翻译成35种语言、销量超过3000万册。
    《百年孤独》的出版立即在拉美引起一次不小的“文学地震”。评论家说“它完全可以与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媲美”。瑞典学院曾说，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不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独特天地……自50年代末，他的小说就把我们引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纯粹的现实生活。”阿根廷小说家、大文豪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称赞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哥伦比亚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