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为什么喜欢改别人的诗

教师之友网

原文地址：中国文人为什么喜欢改别人的诗作者：Cherish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喜欢替别的文人改诗。汉代有一首五言体乐府诗“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 ”，写的相当精巧。但到了北宋，大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却看不过去，反其意而用之，动笔改为“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以《梅花》为题成为传世佳作，反而很少人还记得汉代的那首原创。王安石是史上最牛的改诗大王，钱钟书在《谈艺录这样评价王安石：“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王安石改诗历史上最著名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神来之“绿”字。据南宋洪迈著《容斋随笔》记载，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扬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路过于京口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时，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书毕，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到”字太直白，也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何景象，缺乏诗意，于是提笔将“到”圈为“过”字。再想，又觉“过”字依然不妥。“过”字虽说比“到”字生动，呈现出春风的一掠而过之动态，但却没有表达出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于是又划掉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如此反复修改，终于灵机一动，得一“绿”字使全诗生色，成为千古佳话。然而，王安石这个“绿”字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指出，“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比如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钱钟书便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绿”字尚且存疑，王安石还有一次最具争议的改诗。南北朝梁代王籍有一首题为《入若耶溪》（“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南若耶山下）的诗：“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而王安石在《钟山即事·北山》中袭用了“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改为“一鸟不鸣山更幽”：“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单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北山输绿涨横池，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这一次改诗，破坏了原诗以动衬静的艺术手法，从古至今一直遭人诟病。王安石同时代的文人黄庭坚当时就讥讽“一鸟不鸣山更幽”为“点金成铁”之笔。李敖在凤凰卫视“有话说”也对此发了一大篇议论：“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王安石的诗，事实上呢这句话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原来是鸟鸣山更幽，这是好的，整个的山是空山，你觉得很幽静吗？不然，有一点点声音更增加它的效果。忽然空山里面，一个鸟叫了一声，空谷幽鸣，空谷足音，叫了一声，这个幽静里面忽然出了一声以后呢，哦，我们觉得这才是幽。所以王安石改写这句诗，说一鸟不鸣山更幽，改坏了，没有原来的句子好”。不过像王安石这样改前人的诗由后人评说，争议再大，也得罪不了什么人，文坛上最敏感的事情莫过于修改同时代文人的诗，如果诗的作者是个做官的更要小心谨慎。宋朝陈辅在他的《陈辅之诗话》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萧楚才为溧阳县令时，张乖崖为太守。一天张太守召萧县令吃饭，萧县令提早到了一会儿，看见桌上有一诗：“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是文人，见着诗文中不妥之处就想改，信笔将“恨”改为“幸”字。这时张太守出来了，看见了改过的诗稿，似露愠色：“谁改吾诗？”一时间气氛相当的紧张，“左右据实以对”。萧县令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保公全身，今位高权重，奸人监察之际；且天下统一，公独恨太平，何也？”好在张太守是个开明的好官，听了这番解释转怒为喜，夸了一句：“萧弟真‘一字师’也！”作为一个诗人，毛泽东心胸相当开阔，很多人做过他的“一字师”。1963年11月24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桑托斯。当桑托斯把自己的中文本诗集送毛泽东时，毛泽东颇为惊讶：“你会写诗? 这是送给我的？”然后兴致所至与这位非洲兄弟谈起了作诗心得：“有些诗写好后，不能马上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桑托斯回答：很少)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徵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不徵求敌人的意见，只徵求朋友的意见”（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中有一句“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其中的“腊”颇费解。郭沫若想象力历来丰富，大胆推论“腊”乃是柬埔寨的古地名真腊的简称，腊象可解释为雪后的秦晋高原如真腊的大象奔驰。1957年初《诗刊》发表毛主席的十八首诗词前，主编臧克家请编辑周振甫做注释。周振甫对郭沫若的解释不以为然，柬埔寨的大象在我们祖国北方黄土高原奔驰，是不是有点不大对头啊！周振甫以为“腊”可能是“蜡”之误，取白蜡之白，状雪后的山姿如奔驰的白象。山和原、舞和驰、银和蜡、蛇和象，模状、比喻、对偶工整，用字严谨。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召见臧克家谈诗，臧克家琛及当面请教毛主席“原驰腊象”的“腊”怎么解释，出乎意料，毛泽东自己好像也不大清楚，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回答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泽东非常爽快：“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也喜欢替别人改诗。毛泽东的大秘书之一胡乔木自1961年起因病休养，在家闲情逸致，也开始试写旧体诗词，并呈送毛泽东指正。其中《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三首的结尾，分别是：“万里千斤担，只用一愁眉”；“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被毛泽东分别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改动幅度之大，几乎是原创作品了。胡乔木欣然接受，又陆续写了一些诗送毛泽东。次数多了，引起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不满，她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胡乔木此后果真再没有请毛泽东改过诗词，却又请钱钟书“指正”，已是后话。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其改诗，钱钟书也不客气，涂改批注了很多，弄得胡乔木很尴尬，对另一位老先生李慎之说：“我作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怎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知道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你钱钟书又不是毛泽东，怎可改动这么多？于是找到钱钟书斡旋，钱钟书随后在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中说：“我恍然大悟，改得好多不合适……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柏的箴言……”。钱钟书所说的蒲柏应该是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他的最知名的一条箴言是“一知半解是危险的事”（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尽管如此，胡乔木也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后接受钱钟书和李慎之共同的建议，将《有所思》一诗中的“弦断琴亡志亦酬”，改为“弦急琴摧志亦酬”，因为“弦断”让人想到“断弦”，而“断弦”在中文中多指丧妻，与作者愿意不符。钱钟书替胡乔木改诗，尽管因为太过书生气引来些许尴尬，但毕竟还是胡乔木本人自找的。文坛上还有一种情况是，文人甲看着文人乙的诗实在太“烂”看不下去，所以毛遂自荐直接修改之，也顾不上人家愿意还是不愿意了。台湾有个以善发“乡愁”著称的诗人余光中，有一首题为《无论》的诗是这样写的：“无论左转或右弯/无论东奔或西走/无论倦步多跚跚/或是前途多漫漫/总有一天要回头/回到熟悉的家门口/无论海洋有多阔/无论故乡有多远/纵然把世界绕一圈/总有一天要回到/路的起点与终点/纵然是破鞋也停靠在那扇童年的门前”。就这么首诗引起了另一位台湾文人李敖的恶评：“你余光中写的是什么中文嘛……这什么鬼话嘛，不押韵嘛”。李敖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中文，什么是烂的中文”，将余光中的那首自由诗一韵到底改成了这个样子：“无论东奔西走/无论右弯左转/无论前途多漫漫/无论脚步多缓/总有一天要回看/回看那熟悉的门板/我家乡那个门板/无论沧海多阔/无论归程多远/无论世界给走遍/也要回归起点/无论鞋怎么破/也要拖向那童年的门槛”。李敖这诗改的好还是不好，俗者可以见其俗，雅者也许见其雅，不必和大师较真。值得各位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喜欢给别人改诗？南宋诗人戴复古在《论诗十绝》说过：“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清朝进士、诗家袁枚也特别解释过为什么改诗比作诗难：“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记得毛泽东在回答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换句话说，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所以非要学习不可。说到这里，您也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要为别人改诗，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改呢？因为改诗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改好的，非下苦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