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自留地”里快乐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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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自留地”里快乐耕耘

钱梦龙

我是在1980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的，当时我已50岁。在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我的人生之路好像从来没有平坦过，从少年丧母、失学开始，可以说，我是一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走过来的。聊堪自慰的是，无论我的处境多么艰难，无论脚下的路多么坎坷，无论有多少条“自暴自弃”的理由，我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只要能走进教室，只要能回到语文教学的世界，我就会像鱼儿回归大海，充满了活泼欢快的生命活力。

在我的心目中，语文教学不仅是一份工作、一份责任，而且是一份乐趣和追求。语文教学的世界里有我的梦。

我是一名自学者，从我的学历（初中毕业）看，绝对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偏爱文科，尤其酷爱读书，初中二年级虽曾因严重偏科而留级，可是我的读写能力和国文（语文）成绩在班级中却始终是遥遥领先的。195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法一无所知的我，只能从自己读书、成长的经历中寻找教好语文的“法门”。我想：既然大量的读书和写作使我学好了国文，那么，如果我也能唤起学生读书和写作的兴趣，使他们像我当年那样爱读书、会读书、多读书，并勤于写作，不也就能学好语文了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活的“语文教学法”原来就隐藏在自己学习国文的历程中！

我学习国文最明显的特点是自主性。我当时不仅在课外读了很多显然超过一般初中学生（甚至高中学生）认知水平的书；而且由于爱写，又逐渐养成了揣摩文章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移用到课内的国文学习上来：在国文教师开讲新课（当时的教师都以“串讲”文章见长）之前，先自己细细揣摩文章，到听课时就把教师的讲解和自己的理解互相比较、对照、印证；一般同学忙于“听”和“记”，我则专注于比较、思考，这样听课，既提高了兴趣，锻炼了思考力，又把知识学活了，记忆也格外牢固。很多同学都觉得奇怪：每次国文考试之前看我根本不复习，可是考试成绩怎么都稳拿第一？他们不知道我有此“独门秘笈”。

这就是我当了语文教师以后，敢于大胆走上讲台的一点“底气”。我相信，只要我能够鼓励学生也像我当年自学国文那样自学语文，他们就一定能取得语文学习的优秀成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语文教师手上除了一本教科书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指导书，也没有集体备课制度，一篇课文应该教什么、怎样教，全凭语文教师个人作主。这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教师而言，固然增加了教学的难度，但也给了我教学中可以自由驰骋的广大空间。因为要着眼于鼓励、指导学生自己读书，因此每教一篇新的课文之前，我总要自己先反反复复地阅读，直至真正读出了味儿，才决定教什么和怎样教。所谓“教”，也不是把自己对课文的解读结果直接告诉学生，而是鼓励学生自己“钻”进课文里去，像我一样地咀嚼品味，直至读出自己的感受。为了鼓励学生自读的积极性，我在教学中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教学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师生问答、交谈的方式。这种教法在“串讲法”一统天下的当时显得很另类。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另类的教学法居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渐渐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1954年学校始建教研组，我这个学历最低、资历最浅的新教师却被推举为语文教研组长。1956年评选优秀教师，我有幸被评为嘉定县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我写的生平第一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其实只是一篇教学总结）。会后适逢教师普加工资，我获得了工资晋升两级的殊荣，并开始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这一年暑假，县教育局举办教师暑期进修班，我被指定为语文学科主讲教师……总之，命运之神对我似乎格外眷顾，当时我才25岁，教龄还不到五年，但生活已向我展开了一片光明灿烂的前景。

然而，就在我评上优秀教师的第二年，即1957年，伟大领袖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并一再强调“言者无罪”。我为党的伟大气魄而感动，又觉得不能辜负了“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便一头扎进“鸣放”，成了“积极分子”。谁知风云突变，鸣放很快就转入了“反右”，我这个鸣放“积极分子”结果被戴上了一顶“极右分子”的高级帽子，降了三级工资，还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劳动三年半后，总算摘掉了“极右”帽子，并获准回校重新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当时我的政治身份，叫做“摘帽右派”。所谓“摘帽右派”，就是“摘了帽的右派”，其中心词仍是“右派”，它其实是一顶“不是帽子的帽子”，而且是没有“摘帽期”的。每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词：“破帽多情却恋头”，总不禁失笑。

但我毕竟可以走上讲台，继续我中断了三年半的“打破常规”的语文教学了。

关于我当时教学的情况，有位后来也当了语文教师的学生曾这样回忆：“那时先生上课已不是自己‘通讲’文章，而是主要指导学生自己读文章。他可以根据不同文章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指导方法，开展课堂讨论，使师生融为一体，常常即席生意、新意迭出。先生上课很活，不拘程式，细想起来，这就是无式之‘式’，是无法之‘法’。……先生自己读书喜欢圈点批注，也教我们在课本上圈圈点点、写点批注，照先生的话说，这叫留下‘痕迹’，对深刻理解课文十分有益。先生教我们的读书方法，使我们一生受用。”（金百昌：《吾师风范》）

这位金百昌是1967届的高中生，在他高中一、二年级时，我是他的语文老师。可惜没等他升入高三，“文革”爆发，我又被赶下讲台，沦为“牛鬼蛇神”，并被关进“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

“文革”以后，我开始改教初中语文。1978年，我尝试对自己的教学实践作出理论概括，于是提出了“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三种基本课式（最初提出四式，后简化为三式）。“自读”、“教读”这两个概念现在已很普及，当时却是我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提炼的结果。其后，我又对“三式”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形成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三主”理念。“学生为主体”是教学的根本出发点，着眼于学生的“会学”；“教师为主导”是保证学生真正实现其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着眼于教师的“善导”；而学生的“会学”和教师的“善导”又必然交融于一个师生互动、生动活泼的训练过程中。于是，我把我的以“三主”为理论导向、“三式”为基本课式的教学法命名为“语文导读法”。1989年，朱智贤先生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把“语文导读法”作为词条收录，意味着心理学界对“语文导读法”所揭示的阅读心理过程的认可。

1979年，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上海市教育局在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要求嘉定二中的各科教师向校长们普遍开课。我教了文言文《愚公移山》。文言文历来流行的教法是“串讲”，即由教师边读边讲解。我教文言文早就摒弃了这种把文章“嚼烂了喂”的教法，因为这种教法完全背离了我的“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愚公移山》的教学采取了一种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师生“交谈”的教学方式，想不到得到了校长们一致的热情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不多久，市教育局又在嘉定二中召开郊区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现场会，又要普遍开课，我又执教了一篇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正好这一年下半年上海市评选特级教师，我有幸被评上了特级教师。这一年对我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一是知道自己已被评为特级教师（虽然尚未在报上正式公布）；另一喜是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结论已获彻底改正。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人生的坦途，可以更加专注于我心爱的语文教学了。

回顾我的一生，1979年是人生大转折的一年。在此前的几十年间，历经坎坷，尤其在成为“极右”以后，等于政治上被判死刑，但我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一以贯之地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教育理念。是什么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是我为之痴迷的语文教学！在那些“左”风凛冽的日子里，语文教学成了我的一块小小的“精神自留地”，在这片属于我“管理”的小小领地上，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耕耘、播种、灌溉、施肥，并品尝着收获的快乐。每看到学生读写能力的逐步提高，看到学生以出色的学习成绩给予我的回报，苦涩的心中总是充盈着甘甜。

1961年我怀着这种心情写成的一首小诗，是最好的佐证：

满眼新苗浥雨浓，

闲吟喜过小桥东。

心头自有春无限，

扑面何妨料峭风！

正是对语文教学的痴迷和执著，使我的心头始终洋溢着无限春意，抵挡了当时扑面的寒风，并不断激发着我教学的兴趣和灵感。

附：  钱梦龙我的三个“一”

给我教益最多的一本书：这是一部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的商务版《辞源》，从我读初中一年级起就为我释疑解惑，它是一位渊博、沉默的老师，六十多年来，它在文科方面给予我的教益，超过了任何一位国文老师。它同时也是我自学的见证人，书页边角上由于常年翻查而发黑的指痕，是它给我开具的学历证明。

对我的语文教学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叶圣陶

给青年教师的一句赠言：为人师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