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溯语文教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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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溯语文教学传统

文章作者：周一贯　来源：《中国教育报》　

　　中国语文教学若从有文字算起，已有5000年历史；若从孔子设坛授业为始，也有2500年的传统。但在近百年前，语文都不独立设科。在如此漫长的年代里，形成了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传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是川流不息的时光之河，可以生生不息地一直流下去。因此，无论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了多少现代化的发展，都无法抛开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另辟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不重视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中国语文教学许多宝贵的传统经验，也会在时代新潮的冲刷下，由淡化而至消亡。这绝非危言耸听。
　　从教师队伍的构成现状看，青年教师正在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有限的工作经历，对于纵向的、民族的语文教学发展历史和传统经验，往往知之不多；而对当代的、横向的新理念、新信息，则比较会发生兴趣，接受较快。这两者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母语教学固有的本色本真的淡出。当然，改革开放为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语文课程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借鉴国外的一些当代学说和先进理念，引入了西方国家母语教学的某些经验，这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然而当这些“舶来品”一齐拥来时，我们是需要时间将它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与汉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相适应，有一个民族化的消化吸纳过程，这就要求语文教师既具开阔的国际视野，又要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去认真读思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使两方面的信息对称。如果只是一窝蜂地“拿来”，或者半懂不懂地照搬，被当作一种“时尚”而风行一时。这种被追慕“浮华”的情绪所捆绑，很容易使我们忽视了曾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足以朴实地反映出母语教学本色本真的那些传统的教学行为。甚至视这些本来是应该承传的宝贵经验为“陈旧落后”而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抛弃。也许这正是当今人们特别呼唤“本色语文”归来的原因所在。
　　王森然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经说过：“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还有可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特有国文，非有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中学作文教学概要》）。确实，作为母语的汉字、汉语在漫长的历史中虽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发展，但毕竟总体没有变、血脉没有变，学习汉字、汉语的基本规律当然也不会变。所以，还是中国人最懂得教中国语文，还是中国母语教学的传统经验最值得我们阅读和研究。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语文教学传统的心在哪里
　　几千年来中国人教学中国语文，并世世代代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些做法，虽然不可避免地也蒙上了一些旧时代的尘埃，但肯定有它许多与汉字、汉语的学习规律相谐相融的地方。这是中国语文的“中国心”。总观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传统”，正是“传”于斯，“统”于斯。而在堪称“传统经验”的这笔巨大财富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阅读和思索的便是深刻地体现了汉字、汉语特征，反映了汉字、汉语基本学习规律的经验。择其要者而言，如：——注重识字。学习汉语要以识字为基础，必须掌握足够的识字量。这就关系到我国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传统经验，就是“注重识字”。汉字从每一个字的创造到整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深层地承载了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读读清朝王筠的《教童子法》，便有“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之论，确实有其道理。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之所以如此重视识字教学，原因在于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得到的是全方位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同步获得和谐的发展，这不仅是智育的开窍，也是德育的熏陶和美育的陶冶，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汉字的文化品格决定了它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
　　——本于诵读。在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之中，就方法而言，“读”是第一大法，可谓“读”占鳌头。《栾城遗言》中有“读书百遍，经义自见”之说；东坡送安惇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读，不仅仅是默读，更注重于朗读。中国语文教学方法以诵读为本是由汉字、汉语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一字一音、一形一义，独立性很强，其具体含义，得从上下文中体味。这种文字又具有声韵之美，只有读之于口，方能“声与心通，声可求气，亦可传情”，从而形成强烈的语感：“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因此，“眼观其文，口诵其声，心唯其意”的“诵读法”对汉语学习有何等重要，自不待言。
　　——体察涵泳。王力先生曾说过“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所谓“法治”，讲究的是规律和逻辑；所谓“人治”，讲究的就是直觉感悟，追求韵味和精神。这是因为以汉字为基础的汉语，同样具有极大的意合性而富于意蕴之美，涵泳也就成了与此相关的语文教学重要的传统经验。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已省察”，就把“涵泳”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提出。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更是把这一传统教学经验解释得十分透彻：“涵泳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庶可得之于意之表”（《谕纪泽》）。这番话，也就是强调读诗文必须全身心地沉浸在诗文的语言环境中去口诵心唯，方能知其意、得其趣、悟其神。因此，强调“涵泳”这种学习方法，也是完全符合汉语文教学的本质特征和传统经验。这对于当下克服语文教学尚盛行讲解分析，而忽略学生自主涵泳体悟的痼疾，是很具针对性的。
    ——重视习练。重视习练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之一。清代的颜元在《颜李遗书》中说得好，“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教学要“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从《论语》中的“学而自习之”，到朱熹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堪称古谚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都传递着“多读多写”这一重在习练的朴实的语文传统教学经验。孤立地看，“多读多写”似乎已不合“追求效率”的时代精神，其实却非常符合中国语文的学习规律，即不强调从学习语法修辞等这些相关语言规律的知识入手，而从多多接触直接的言语作品去熏陶感悟。尤其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更不是要教孩子关于语言的知识，让他们去谈论和研究语言，而是要帮助他们形成实际运用言语的能力。能力不可能只从听讲中获得，必须通过亲历的习练和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全面提高语文素养，也只有在多读多写的语文实践中方能实现，舍此别无他途。
　　语文教学传统经验搜读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汉民族语文教学，虽然历史悠久，但语文单独设科却是1903年以后的事，迄今只是百年。在3000年漫长的岁月里，语文教学和经学、史学、哲学不分，这就造成了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并不独立存在的特殊情况，而是散落于许多论教说学、讲经辩道乃至诗词歌赋、散骈文章之中，恰如无数星斗散落于苍穹。
　　首先，当然是在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著述之中。这些论述虽然在语文没有单独设科的情况下，不会专指语文教学，但是母语教学作为所有教学的基础和载体，自然处于核心地位。如我们从孔子、孟子、荀子、颜子推、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等等先贤大家的经典之作中都不难发现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也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强大作用。孔子在《论语》中的主张“学”要与“思”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原则；又主张“学”必须与“习”相结合，“学”必须与“行”相结合，提出“学而自习之”和身体力行的原则……至今又何尝不是语文教学的金科玉律。孟子主张学习贵在主动自得，提出如“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尽心》上）；“君子深造之以道，学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的观点，似乎也在为当下语文教学还是在满堂讲问之中无法摆脱的困境痛下针砭。
　　《学记》对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首次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堪称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教育专著，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语文教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如“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对于语文教学来说，这又何尝不是至理名言。
　　第二，在蒙学教材和教法的研究著述中，许多学者有着更多、更集中的对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梳理和开拓。尽管传统的蒙学之教有许多腐朽的内容和落后僵化的教法，但仍有着“披沙见金”的价值。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字；一本《千字文》能从南北朝流行一千四五百年至清末，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这里就不能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读读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你会感受到汉字文化的芬芳，对今天的识字教学大有裨益。翻阅崔学古的《幼训》，你会觉得对于儿童识、读、写的指导不无高见。
　　另外，在我国古代不少诗词作品中，也蕴藏了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信息。其中如陆游写于庆元五年（1199）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训示其子要以古人为榜样，不仅勤于读书，重视“纸上得来”的书本知识，更要努力“躬行”实践的学习经验，即使在今天亦不失为至理名言。南宋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是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以“源头活水”来比喻读书、做学问要“通而不塞”，不断补充新知，使见识通达，头脑清新，简直是诗化的“朱子读书法”。宋人陆象山的“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急要细思量”（《陆象山语录》），更是直言“涵泳”的语文教学方法，提倡在细读微吟、潜心会文中品味意会。
　　最后，我们还不可忽视了散见于古代“文论”、“诗话”中的一些语文教学见地。这方面的论述虽然说的是作文写诗，但同样是语文教学宝贵的传统经验。如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有一段话：“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不仅指的是作文之理，同时也把简约作为一项普遍的艺术法则来论说。由此我们会联想到教师对语文教材的解读，如何去品赏简约之美；在当下，更会联想到对课堂教学艺术的追求，如何摒弃太多的浮华形式和作秀的无效套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去达到“冗繁削尽留清瘦”的课堂艺术至境。
　　1995年3月由赵朴初、冰心、夏衍、启功、叶至善、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曹禺等9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了“016号”提案，沉重地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应当说，在我国十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中，汉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的部分。因为它关系到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母语教学的承传和发展。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曾说到：现在一般的人们，“太过年青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有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们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说‘弦歌不绝’，就是这种境界”。这说明传统的教学经验并非都是腐朽落后的。对此，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伯棠先生在其所著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要符合学生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我们的前人，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在这两方面，已经摸索出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我们语文教学中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继承”。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尽管时序更新，岁月不同，但汉字、汉语的“根”没有变。对于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我们也应当思于斯、行于斯。(周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