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谢云]：各自的教育路（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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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教育路（外一篇）

前些天在新闻里看到，澳大利亚某处海滨，有天然形成的海蚀岩，被称作“图腾柱”。岩石陡峭，呈垂直状，悬绝海天之间，是极限攀登者的最爱。据说，原本只有一条登顶的路线（不是“路”），是登山者Ewbank于1968年发现的。27年后的1995年，攀岩爱好者又在东面发现了另一条路线，被称为“自由之路”，因为，登山者能由此“自由攀登”，直至柱顶。

关于路，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国庆时，曾跟朋友自驾陕西。登顶华山，本在行程计划中，最终却因人多为患而放弃。所以不知道古语所说，是否依然，但是印象里，许多年前的某部老电影中，似乎就有解放军找到了另外的路。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尽管我知道，其前提应当是，罗马保持开放的状态，不是“只此一门，别无他道”的封闭之都，或死亡之城。从不同的道路出发，都可能到达罗马，这仿佛更接近真理，虽然简单、朴素。

似乎没听说过“自古教育一条路”，这是否意味着，通往教育的路，绝不会只此一条，或只彼一途？教育是非常复杂、艰难的事，而正是这种复杂、艰难，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向度探索的可能。同时，教育也是非常宏阔、开放的，这又为我们切近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通道和方式。

以观察和思考教育的角度而论，东方和西方不一样，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局内和局外不一样，官方和民间不一样，情感派和理智派不一样……如此多的不一样，既是教育复杂艰难的体现，又是教育“参差百态”的印证。任何人，倘不能认识到这些“不一样”，不能尊重和理解这些“不一样”，很难相信他对教育的复杂，有多么真切的关注、多么诚恳的理解。倘他坚称，除他所持方法外便“法外无法”，除他所理解的教育之道，便别无他途，恐怕都不免贻笑大方，徒留笑柄。

倘若从切入教育的路径和方式观察，我们可能获得更鲜明的感受：同样的学生，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同样的教材，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处理格调，所谓“膏药一张，各人熬法不同”，便是此理。有一次，在一所学校听课后，我曾提出一个观点：课堂其实也是有性别的——男老师的课堂和女老师的课堂，肯定不一样：男老师的课堂，往往更理性、更大气、更智慧；女老师的课堂，往往更温婉、更精致、更感性。即便同为男老师或女老师，因其性格差异，其课堂风格，也必然是各有妍媸。

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梳理，其实，教材的文本也是有性别的：男作家的作品和女作家的作品，必然会有不同的气象和风格。即便同一个作家，在面对塞外的大漠风光，和江南的小桥流水时，不同的景致和景深，也必会引发他们不同的体验和感情，让他们的文字，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气韵——这样的文本一旦进入教材，自然会引发出不同的感触和解读。

如此情态下的教育，又如何可能是“一条路”？

读过周国平的《各自的朝圣路》，特别喜欢他说的“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因此套出用作题目的这个短语——各自的教育路，其实就是每个教师日日跋涉、不断行进的道路，就是每个教师的“成长之路”、“向上之路”。我们以各自的脚步，各自的姿势，在各自的教育之路上行走，各自体验着道路的艰辛，也各自收获着心灵的体验——对教育而言，只可能有相对普遍的规律，不应该有无限绝对的要求，无论这种要求，是来自行政部门，还是所谓的专家学者。

刚看到同事发来一张新闻截图，标题是：“朝鲜要求中国必须尊称金正恩，不许中国人直呼其名。”没追寻其真实性，若是真的，大抵又是一枚笑柄——我不知道，应当如何“尊称”，但是想想，他说出“必须”和“不许”时，那义正辞严的样子，便会乐不可支。

类似的“必须”和“不许”之类宣称，并非孤例。在很多场合，你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很多学校，也有这样的要求。不过，这到底是可以理解的。在具有教育功能的公开场合，或公共场所，应该有秩序的要求，也应当有规则的约束。不过，倘若在彼此的自由言说中，也出现一方要求另一方“必须”或“不许”的要求和命令，对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肯定会有接受的困难，更何况落实？

比如说，对某个人的喜欢，对某本书的理解，必须会有仁智互见的的情形——你喜欢周国平，他却说不行，周国平是中学生喜欢的，你应该喜欢王小波或史铁生，当你说也喜欢王小波和史铁生时，他却义正辞严地说，你喜欢得不对，然后说，你必须这样喜欢，不许那样理解，你会有什么感受？

几年前，曾和某个以“跑”著名的人，有过一饭之缘。他的博学多闻，早有所知，他的宏识高见，也有所闻。同为教育中人，照理应有相识的愉悦。那感觉，却很堵很堵。在饭桌上，他一再说到教育的“应然”，教师的“应然”，然后是对“已然”的批判，对群体的责难。自由、理想、思辩、反抗，他口中蹦出的这些词，格外响亮、高迈。他特别痛恨教师群体的不反抗——不能像他那样反抗。在“恨铁不成钢”的指斥里，颇多不屑和不齿。

我理解他的“恨铁”，就像理解他的“狂奔”。但到底有些腹诽。“每个人对生活，都会有不满，每个人心里，也都会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自然会有对现实的不同程度反抗。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扛了一个炸药包，便要求所有人都去扛上一个。”在随后的记录里，我如是说。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的观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影响和改变着自己，也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人群和生活。有的影响强烈些，有的影响微弱些，有的改变迅捷些，有的改变缓慢些，但是客观地说，只要坚持，影响和改变，终究会出现和发生。

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高屋建瓴的能耐。看得远的，是视力好的人，跑得快的，是腿脚长的人——能始终看到长远、跑在前列的，毕竟是少数。就像所谓“精英”，永远都只是少数。倘若所有人都成了“精英”，恐怕也就不再会有“精英”与否的区别。无论如何，让每个人都扛着炸药包显然不合适。总得有人去扛枪，总得有人去拿锄头，抬担架，甚至，总得有人去“背黑锅”（此处用的是本义，当伙头军）。

作为普通教师，尽管有时，我们可能不够勇敢，但毕竟没有放弃，没有同流合污，仅此，即使不能算作荣耀，至少，也不应该当成耻辱。很多年前，我曾说过：“不能作反抗生活的英雄，可不可以作抵挡生活的斗士？能够抵挡生活的打击，不被残酷的现实轻易打败、彻底击倒，也该是一种勇敢和胜利。”

时至今日，我依然如此认定——正因如此，我也依然在自己认定的教育路上行走，探寻着自己所认同的教育之道。

教育，需要的不只是批判

讥议教育，批判教师，在时下的中国，或许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牵涉千秋万代，被怎么关注都不为过。中国教师有千万之众，庞大的队伍，被怎么置喙也都不为过。同时，教育门槛很低，低到几乎没有门槛的程度，就像无论怎样一对男女，都觉得可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一样，似乎，阿猫阿狗都能随意指点和比划教育，所以，今天的教育人，时常陷入尴尬之境。

今天的教育，的确有很多为人诟病之处。大端、细枝、末节，宏观、中观、微观，可说道的，很多，该批判的，不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今天的教师群体，也的确存在性侵、虐童之类不堪的状况，甚至为人所不齿的极端恶行。

但是，客观地说，第一，一个群体的构成，大抵是橄榄球形状的：极好的，是少数，极坏的，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中间状态——上，可以向好，下，可以变糟。倘若只揪住某些个别现象，便放大到整个群体，扩展到绝大多数，感觉，还是有些主观和偏执。第二，教育处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教育的问题，往往不单是教育的问题。教师也是如此。教师有病，教育有问题。教育有病，社会有问题——这并非是要推脱责任，而是说，仅仅以现象论现象，就问题说问题，不看到现象和问题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很难说是客观和深刻。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教师身上的问题，也绝非“胎里带”的。比如说，他们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是否与教育体制有关？他们的不读书、不思考、不研究，是否与政策导向有关？他们身上的种种毛病，处于“上游”的师范院校，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教育历程看，一个人所受的中小学教育，毕竟只是基础，高等教育对其职业态度的熏陶、职业方法的传授、职业能力的培养，应该有更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然而，很多人在挥动“批判的武器”时，似乎只看到表象，只属意以“武器的批判”，大肆挞伐、尽情羞辱。更有一些学院派批判者，仿佛置身世外的高人，对中小学教育的真实问题、对中小学教师的现实处境，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和体谅，总爱拿自己的“实验室”原则和标准，去责备一线教师，去要求一线教师，既失偏颇，又显刻薄。甚至，很多所谓的批判，不过就是哗众取宠、谩骂发泄，很多苛责，不过就是无理取闹、落井下石。所以我曾经感叹：当家庭主妇都能对教师肆意指点，当居委会老太太都能进入学校随意比划，当教育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时，教师，也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了。

原因，或许非常简单——在今天，言说政治，有禁忌，言说政府，有危险，言说公安、武警、公务员之类，极容易惹麻烦，哪怕是在异地，在网上，也经常有“被跨省”，“被和谐”的可能。风险系数太高，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或许只有傻子才会干。而这世界上，没几个人是傻子，那些批判者，都知道“半夜偷桃子”的道理，都愿意“拣粑的捏”。所以，批教育、评教师，就成了既没有难度系数和风险指数，又能体现自己的所谓批判精神的最好选择。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批判，是否是解决教育和教师问题的唯一方式？

人吃五谷，生百病，自然，也生万象。针对“万象”的普遍批判是容易的，针对具体症状的解决，却往往艰难。就像，有关教育的道理，谁都可以讲出个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但是，要解决教育现场中的具体问题，恐怕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松完成——我曾经说过，对教育和教师，严肃的批判，不只是需要，而且很必要。但是我更要说，对教育和教师，仅有批判是不够的，无论那批判怎样严肃、深刻、诚恳。

每个人都有局限，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如此。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夸口包治百病，再神奇的药方，也不可能屡试不爽，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医学已足够发达，但对很多疑难杂症，依然束手无策。这既是说医学的局限，也是指从医的艰难——面对人类所处的复杂困境，必须承认，总有些病是没法治的，总有些人是没法救的。

不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无所事事，听之任之。就像我曾经说过的：尽管不能力挽狂澜，但至少可以不推波助澜；尽管我们不能雪中送炭，但至少可以不落井下石。所以，我特别赞同据说是纽约医生特鲁多的说法：“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不是所有病都能治，但总有能够治愈的时候；对于病患，医生所能提供的，更多是适时的帮助；倘使连帮助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也至少可以去安慰，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同情——同情尽管可能没有疗效，但至少可以作为“安慰剂”，让病患不至于感觉到冰冷的绝望。

更重要的是，人的需求，只能建立在他自己感觉有需求的基础上，就像人的改变，必然建基于他自己觉得应当改变、愿意改变的前提下。就像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格拉瑟所说的：“不论事情多么简单或复杂，除非自己想做，没有人会只因有人要他这么做，就去做任何事（没有人会去做任何人要他做的事情），所有的生物——我们人类也不例外——只会去做那些他们相信最能满足他们的事情。”

“牛不饮水强摁头”的道理，世人皆知。牛没有渴意，你使再大的劲，也不会有效果。批判也好，帮助也罢，要真正发生效用，离不开教师的意愿和需求。道理很简单，没有需求和意愿，他压根儿就不会关注你的批判和说教，甚至不会接受你的帮助和安慰。所以，近年来，随着对教育问题的理解，随着对教师生活的关注，我越来越看重教师的心灵建设：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让他们意识到心灵生活的必要，让他们尽可能拥有健康、持续的精神追求。我深信教育的力量在于教师，而教师的力量，首先在于他自己深度的内心觉醒，来自他内心觉醒后，迸发出的“无法抑制的教育欲望”（斋藤孝语）和丰富、持续的创造激情——如果说教育是一艘置身险境的危船，一个教师在自救不能的情况下，何谈拯救和帮助别人？

我始终觉得，优秀的教师，不是培训出来的，就像优秀的作家，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美好的教育，不是批评出来的，就像美好的生活，不是靠抱怨得到的。基于对自身边界和局限的认识，我更愿意把教育理解为，教师与学生生命的“互相陪伴，彼此成全”——教师工作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他所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或让学生习得的能力，而在于他曾经以自己的热情、智慧、尊重和宽容，陪伴学生所走过的岁月，所经历的旅程。

就像此刻，你阅读这些文字后，无论你生发的是“同感”，还是“异见”，都是对我写作过程的一种陪伴，也是对我文字价值的一种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