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自述：我为什么去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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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红兵自述：我为什么去深圳?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电话被打爆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同行问我：你真的要到深圳去？你为什么到深圳去办学？

　　于是我非常耐心地对朋友们解说一番，最后几乎是一样的结尾：“佩服你的勇气，要是我肯定不敢这样。”我不置可否地笑笑，因为我也听到有人说我是因为年薪百万而去深圳的，深圳的媒体已经刊登“百万年薪聘校长”的文章，煞是引人注目。

　　或许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小事，他人未必这样认为；或许我应该正面解说一番，用文章的形式，一本正经地说。

　　1994年5月，33岁的我到上海市建平中学报到，至今整整20年。现在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教师了，当语文教师，担任学校中层干部，担任常务副校长，最后担任校长，后来又担任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局副局长。

　　我最留恋的还是课堂的日子，留恋在学校的日子，毕竟有近30年的工作生涯是在学校度过的。

　　不知是2013年2月还是3月，接到一个自称是某著名猎头公司的人打给我的电话，谈起了深圳将创办一所前景非常灿烂的学校，需要一位优秀的校长去领衔，我非常自然地推荐一位资深的卓越校长，对方以年龄为由婉拒了，但马上问我：“难道你没有兴趣吗？”我笑笑：“这是不可能的。”

　　我有太多的理由说这句话，因此可以说是毫不犹豫脱口而出。但对方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继续用一种委婉而执著的语气介绍学校。

　　后来我到北京学习，他又赶赴北京约我谈教育，谈课改，谈学校，这是我十分愿意谈的话题，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共识多了很多。后来与这所学校有关的领导，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腾讯公司的创始人赶到上海与我面谈，他们还邀请我飞赴深圳与他们面商学校发展大计。

　　这是一所具有全新管理机制的学校，是公立学校，但不是公办学校，福田区教育局委托腾讯教育基金会管理这所学校，腾讯是把它作为一种慈善项目来做，而不是营利项目来做，也就是说腾讯要注入资金办学，但绝不从学校获取一分钱报酬，由福田区教育局、腾讯教育基金会、社会贤达、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校长组成校董会，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他们试图在基础教育探索一条新的路子，有点像美国的特许学校、英国的自由学校。

　　记得我曾经撰文点评过英国的自由学校：我们不能把突破今天教育僵局的希望寄托在当下的民办学校身上，当下中国虽然有不少的民办学校，但尚未进入教育家办学的阶段，而基本停留在企业家办学阶段，他们基本摆脱不了借办学以求经济回报的思路，说得重一点，媚俗是其基本表征。

　　也不能寄希望于重点中学，因为这些学校承载了社会太多的功利性需求，来自家长的、政府的、社会各界的，都毫无例外地对他们寄予教育质量的高要求，即升学标准的高要求，所有的期望都是重重的负担，就像一把把沉重的锁链把他们的双翅捆得死死的，他们已经习以为常，飞不起来了，他们已经容不得半点闪失，容不得半点所谓的失败。

　　我在文章中呼吁政府给有识之士一定的支持，办中国的自由学校，这或许能给陷入僵局的基础教育以突破的可能。

　　我的这些想法与腾讯、福田区政府相关领导对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们允诺将给校长以非常大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可以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与功利主义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给校长自主招生的权力，给所有对他们产生兴趣的学生、家长选择这样学校的权力，给校长和老师经营自己特色的权力，给他们设置课程的权力，给校长自己管理学校的权力，给校长自己设定教师工资标准的权力，给校长独立招聘教师的权力，给校长不参加任何评比(政府只保留对他们督学的权力)、检查、考核的权力。

　　作为校长我已经体验了其中一些权力，我们确定了自由教育的办学理念；我们自主招聘了学校教师，全校26位教师是从3000多位应聘者中选出来的，最后都是经过我面试确定的；教师的薪酬待遇全部是学校制定的，与其他公办学校不同，自成体系；我们设立了富有特色的学校课程谱系……

　　腾讯基金会、福田区教育局已经部分兑现了他们的承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大气、真诚，以及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拳拳之心。

　　作为一个年满52岁的教育工作者，生命留给我创造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办学，就是我的一个机遇。

　　挑战自我，我决定尝试一下。

　　（本文为作者应《上海教育》之邀所写，并授权早报刊发）

　　

◎ 个人简介

　　程红兵，1961年生于厦门，安徽六安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特级校长，教育学博士。曾任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2012年4月开始，任浦东新区教育局党工委委员、副局长。现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上海市语文名师基地主持人。

附：

“相遇”激发“去蔽”

——点评王开东《何妨吟啸且徐行》

程红兵

编辑来电，让我点评王开东老师的成长故事，确实有些为难，主要是没有听过王老师的课，也没有和他合作过。一旦下笔，容易流于概念，缺乏细节，人物活不起来，甚至于一不小心可能失真。但推荐优秀青年教师，总是一份责任，推卸不得。

从王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受最真切的是他身上有一种不少语文教师或缺的东西，那就是思想。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质疑，不断地否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遮蔽、去蔽、再遮蔽”，我再加上一句就是“再去蔽”。这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教师品质。我常常说，一个语文老师任教6年之后，基本可以成为合格教师；但是，6年之后，很多教师几乎停滞不前了，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再去蔽，更可怕的是他不知蔽在何处，也不想知道是否有蔽，连挑战现实、挑战自我的意愿都没有，这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王老师不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断地打碎自己昨天的平衡。“与一本书相遇”，他由徘徊于语文教学门外走进语文教学内里。“与一个故事相遇”，他由立足于教师的教走向立足于学生的学，由教师潇洒地说转变为学生主动地学。“与一个人的相遇”，认真地纠正一下其实是“和几个人相遇”，朱永新，干国祥，魏智渊，这些人都给王老师带来了深度冲击，他由一般化教学走向深度语文，由语言文字走向诗、走向哲学，由教语文走向用语文立人。“与一个团队相遇”，使王老师“从视点进入，达到质点，并努力探求文本的远点”，抓住文本的核心价值，探究民族的文化心理。

如此清晰的脉络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相遇”的重要，借助外力，借助他者，冲击自我，激活自我，否定昨天的自我，从而获得新的发展和提升，这应该就是教师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我们也十分明确地看到，王老师的这一列“相遇”都是主动求之的。主动“读书”，就与书相遇；主动读人，就与故事相遇；主动跳跃，就与人相遇；主动寻找，就与团队相遇。这一系列的主动就是教师成长的内在动力，舍此，则一切外力将几无所用。

虽然我并不能完全同意王老师的所有观点，比如我以为不能简单地得出“我们的战争没有让孩子走开”这种“今天的结论”，看待历史的问题一定要有“情境认知”。但我还是欣赏那种锐意求新、勇于质疑的求真个性。

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读到王老师和学生的相遇。但我认为，一个优秀教师的成长一定是和学生一起相伴相随的。所以，我相信王老师一定是有的。

                                             （摘自《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