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慈溪讲座——文学中的历史与想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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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慈溪讲座——文学中的历史与想象（实录）

　　时间：2010年05月28日19：30
　　地点：浙江慈溪· 中益大酒店
    主讲：阿来
    主持：邱华栋
　　
　　大家晚上好！刚才这个活动已经打了一个预告，这个预告说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精彩的报告，我觉得太恐怖了，因为很可能这个报告是不精彩的，所以给了大家一个高的预期，就譬如今天股市上的股票，大家觉得可以得到100%～500%的回报，但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我们亏了，今天大家到这来也有可能面对这样一种风险，就是跟大家的预期不同，因为今天上午，我还在韩国首尔，韩国时间一点钟我才飞过来。我倒不是说我是在国外旅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总有一些人，一直在谈文学。文学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到底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处，让我们会在日本谈这个问题，我们会在韩国谈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慈溪这个地方的人均GDP倒是是多少，但是韩国的GDP已经差不多到了3万美元这个程度，过去在中国，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追求GDP，当我们开始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我们就和人文的东西越来越远。但是90年代我去了日本，包括最近我第若干次去韩国，直到今天上午还和韩国朋友在一起，这是一个GDP到了3万美元的一个国度，还是有那么多人在谈，我们在美学上，我们在艺术上，我们在历史追问上，还需要什么。
　　我自己本身在四川工作，单讲GDP的话，四川人应该对浙江人崇拜无比，浙江人的GDP比四川人显然高，而且高的不是一点两点，当然这个高也没有高到几何级的程度。其实前些天，我在韩国就得到信息说：你在若干天以后，在浙江，在宁波，在慈溪，你会有这样一个场面，会和大家交流。我觉得这个交流中，我实在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就是这里头这里面包含了两个矛盾的心态，一个心态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一直在为中华文化有所成就，尤其在当代有所成就而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在我们工作当中有没有效果，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按照中国当下评价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标准来讲，我是从四川到浙江，也就是从一个落后的地区，到了一个先进的地区，这有点像，一个印第安人，到了白人的社会去，有点像，从印第安纳州到了纽约，那肯定是一个让大家非常笑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准的地区，不同的族群的人之间一种对话的可能，沟通的可能。因为这些年我也不断的去到国外，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包括今天上午我还在韩国，那么完全按照经济发展的水准上讲，我们是落后的，或者是换一种经济学家们比较客气的话讲，我们是后发展，那么一个后发展的社会、后发展状态当中的人，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世界有一种对话？但是这些年，可能运气比较好，在世界各地行走的机会很多，我突然发现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文学之后，还有一种人类学，人类学和文学有一种基本的评价标准，就是说，我们看待同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就叫做文化，我们不是按照一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我们也不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的标准，也就是GDP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社会，因为人从根本上来讲，是试图我们生活的好一些，这是经济学的要求，我们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更便捷的通讯方式。这是我们共同的标准，科学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标准，那就是什么是美，什么是真，但是这个东西科学不能回答我们，另外一方面，GDP的标准，就是财富的标准，科学也不能回答我们，但是这个东西，过去在旧时代的社会，回去100年以前、200年以前，有一种东西能回答我们，是宗教。在欧洲，13、14世纪，是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是佛教，是道教，在近代，我们不太相信所有的这些宗教，但是在54运动的时候，大家非常熟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蔡元培，一个叫陈独秀，蔡元培先生，大家知道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的人，他相信的只是力量，但是另外一个人叫陈独秀，后来他死在我的老家，在四川，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是安徽人，和今天我们党的总书记是一个省份的人，他想了很多问题，他就想，当下的中国人，不信道家也不信佛教，我们还可以信什么东西，后来他找到了一种信仰，大家知道，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提出，我们可以信仰一个东西，创造一个宗教，如果我们叫他一个字，就叫做美，或者我们叫他四个字，美的教育。我们中国人，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我们看不见，佛教的天堂我们也看不见，道教的修炼成仙我们也不信。但是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除了信仰马克思以外，他还相信美，美是可以看见的，一朵花开的美不美你可以看见，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美不美你可以看见，他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信仰一种东西，除了信仰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这种事情以外，陈独秀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相信一种美的教育，当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的以后，我们既能感到我们人生命的美好，又能感到生命非常短暂，容易消失，这个时候人就意识到了两个问题，第一，生命是美的，第二，生命是短暂的。这就对我们的生命提出了两个要求，比如在座的各位，有些可能非常非常讲究养生，你活到90岁，100岁，这是你希望生命更长一些，这是一种活得长的要求，第二种是你要求活的美，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你到底要求什么？其实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我们人，首先为什么活，你是为了活的长而活，还是为了活的美而活，所以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个了不起的人。
　　今天晚上给我的一个命题，叫做文学的历史和想象，其实文学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小说家写诗大家不明白，说你们这些小说家有毛病，你写这个小说做什么，写诗干什么，小说家无非就是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因为所有人都不能对着这个问题想清楚，但是小说家愿意想，大多数人是对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就不想了，然后只是希望出现一个什么人，告诉我们怎么想吧，我们就这么想，我们高兴了，我就崇拜你。但是文学家，像我这样的人，是一种很特别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地方了不起，但是公众要崇拜谁的时候，我偏就不崇拜谁，我想他可能有问题吧。我是一个怀疑的人，但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太多，回到文学本身，我们要谈好多问题，尤其是文学和历史的想象。今天大家都看历史，我估计在座各位大多都看过三种历史，第一种CCTV在讲一种历史，就是某一个教授、某一个学者，告诉我们汉朝什么样的，唐朝什么样的，三国是什么样的，顺便说一句，易中天也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一种历史。第二种历史，还是我们自己从古代就有历史记载的历史，史记怎么说的，汉书怎么讲的，但是我相信研究这部分的人非常非常少，就是我们现存的24史或者25史，我们中有人从历史典籍当中去研究它，我相信有，但是我同时也相信，这样做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许多人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停留他觉得CCTV讲的、百家讲坛讲的，好像有道理，或者现在我们当下有一些写历史畅销书，比如《明朝那些事》，什么时候的那些事，讲的像真的一样，什么时候像真的一样呢，这个就跟我今天讲的有关，历史和想象。历史是什么东西，在我自己的理解当中，历史跟现实是一个词。什么是历史，大家假想，我们今天，或者说从中国叫四川的地方来的人来到了我们浙江宁波市下面的慈溪，这一天是某年某月某日，他讲了什么，这叫历史，将来可能记载，可能不记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某年某月某日的今天，在这个叫慈溪的地方，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今天有三个工厂倒闭了，但是我们有个新的开发区建立，政府提供了种种的优惠，估计市场欧元贬值，美元升值，于是又有5个公司到工商局注册了；有100个人结婚了，但是又有30对夫妻分手了，这些发生在今天的现实，都成为正在行进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不记载这种东西。假如这些东西不被记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发现的事实，在将来的历史当中，都是没有记录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浙江的历史，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写的，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孔菲力，但是很遗憾，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他的历史书中，讲的是浙江当年的一些匠人们，石匠，或者木匠。我不讲孔菲力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把一些东西忘记了，但是这些被遗忘的事情，正好给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很多希望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一个机会。所以大家肯定已经注意到，你阿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不敢说是小说家，你阿来不谈文学，老谈政治、经济、GDP，好像谈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做文学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意志，把今天，经济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都不会关注一种宏观的东西，用我们这些文学家的能力记录下来。文学家会对是历史进行独特的呈现，比如说《红楼梦》，大家经常看《红楼梦》，从宏观的历史记录上讲，《红楼梦》写了很多了不起的东西。清朝的皇族也写了《清史稿》，大家今天要从历史的大的层面上讲，我们可以去看《清史稿》，《清史稿》对满族人进入山海关以来，在中国干了什么事情，记录的清清楚楚。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政府，我们的机构，也在不断的阐释我们今天不但干了什么事情，而且今天干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一样。今天我们在村子旁边修了一条水渠，这个水渠，将来有可能跟都江堰，郑国渠一样。我们都有这种阐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文学家，做文学的人，有没有对这种东西的想象，这是要面对的问题。给我布置的一个题目，文学的历史的想象，历史是什么东西？历史就是今天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会变成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的记忆，这个叫做历史。那么文学家就应当考虑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的人记住我们什么，过去的24史体现的好似皇家的历史，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孔子编《左传》，都是体现当时这个王朝的历史，其实这些历史，都不是众多人的历史，或者是集体的历史。但今天文学给我们一个空间，我们来反映过去的历史，有了非常多的可能。那么作为个人，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你希望将来的人记住你，那么，他要记住你的，其实更可能是他愿意记住你所书写的这种历史，从而愿意记住你。，而不是你太有名了，因为想记住你才想记住这段历史。大家一定要龙清楚历史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将来的人要记住历史，就不能和24史一样，只有官书的历史。过去的历史都是对前一个朝代的赘述，有所言有所不言，什么意思呢，对我有好处的说，对我没好处就不说，当今就不一样了，我们写历史不需要官书历史，将来也有官书历史，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写历史的权利，你对历史的理解不一样，已经不需要去请示皇帝了，更不需要请示皇帝身边的太监了，反过来对你也是个考验，请示皇帝写历史的时候，有屈辱，也有方便，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不请示皇帝了，不请示太监了，给你方便，但对你也是个考验，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需要说“嗻”，我们看电视看的太多了，主子说什么，奴才作揖说“嗻”。现在，你可以自由的去说。但是，你想说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说的，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词，“解放”。我们中国人从1949年就解放了，但到今天为止，我们觉得解放的还不够，我们换了一个词叫做改革，改革不只是上面的事情，也是我们在座朋友们的事情，因为上面不给我们发指令了，不再给你发指令，这也叫民主。相对封建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有很多民主，但是大家一想，你应用这个民主的权利了吗？让你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你还是同意皇上的意见，同意总书记的意见，那你还写个屁，所以历史就是现实，无非就是过了5年10年我们就把现实换一种说法，叫做历史。其实在换一种话讲，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那么当时现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对他表达过看法吗？我们也许发生过看法，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也有60%~70%的可能没有发生看法，但是不管有没有看法，我们经历的事情都已经变成历史，当它变成历史，过了100年，我们重孙的重孙，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历史，分析我们的历史，他们发现很糟糕，我们曾祖的曾祖，他们这帮人怎么这么傻逼呢？他们为什么在当时，居然对这个事情没有意见，或者他们有一个人发生了意见，然后大家都说同意，就没有意见了。我写小说有个动力，就是如果我儿子愿意结婚，我儿子的儿子也愿意结婚，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愿意结婚，当那时候的他们再一讲，6代以前我们有个祖先叫阿来，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一点看法也没有，他说我们镇党委的书记说什么就是什么，用你们南方的话说就是傻掉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历史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特别想讲一句话，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讲唐太宗，，是唐太宗他自己在经历的事情，我们讲汉武帝，是汉武帝在经历的事情，今天我们讲历史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文学中的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们的历史小小说，或者说写当代历史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把当代和今天的历史分开了，觉得历史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慈溪市、宁波市、绍兴市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叫做现实，然后历史是什么意思呢，是左宗棠，是西湖旁边写西湖的历史，不对，历史当然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家必须充分意识到今天我在经历的所有事情，今天我和别人的老婆约会了，别人是有丈夫的，但是我和她在酒店开房了；今天有一个生产；中国人到全世界去都要带一个插头，这个插头为了和全世界的人对接，这个插头是我们慈溪生产的，但是有三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有一个倒闭了，有一个一般，有一个经营的很好，这也是历史，一种现实。今天，我们这里除了一个好官员，包拯一样，也出了一个坏官员，相当于秦桧一样，出了个贪官，也是现实。但是这些现实也会成为历史。因为大家很清楚，秦桧，岳飞，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当时的现实，最后成为了历史，不是吗？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文学工作者们，把我们自己的事业想的狭隘了一点，或者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想法简单了一些。我在四川，对浙江这样的身份感觉像神话一样，就像今天在别的地方流行的一句话，哥是一个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浙江人创造的经济奇迹，这是阿来讲了，我得老乡们太难想象了。文学也是一样，文学需要把自己的观念性的东西放下来。如果我是一个非常闭塞地区的人，突然有人来请，是温州人，晚上请去唱卡拉OK，我就会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完全没有。文学道理也是一样。今天在中国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很多奇迹的时候，我们文学还没有完全把自己打开。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想象是什么东西，这个需要我们文学家不要以为自己的想象是丰富的，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世界出现了什么东西，是新的变化，新的可能，而这个东西在经济生活当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中国人在全球化的竞争状态下，尤其是浙江人和广东人，创造了很多不可能的可能，或许你没有发现，但是你必须承认。而创造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是不是出于一种想象力，没有一种想象力，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吗？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文学表达没有跟上这个步伐。国内人有两个标准，很有趣，国内对温州人，一方面很羡慕，觉得他们挣了很多钱，一方面却不以为然，背后还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但是我到国外，人家说中国人了不起，在外国人的想象中，我们曾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前年，我到了南美洲大陆、阿根廷，阿根廷是南美的大陆顶端，一个小镇，多少人，600人，小镇上最火的两个餐馆，一个是台湾人开的，一个是浙江人开的。有些时候文学家的想象是超越现实的，我们比现实走的更远，就是现实中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想象到了，世界文学有很多这种经典的案例，今天我要隆重推荐给《人民文学》杂志的邱华栋先生熟悉经典，我再背这些经典是不恰当的。所以我就不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文学家，有一个权力，就是我们有语言权，我们能表达。我们有许多超前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有滞后的东西，什么滞后的东西呢？就是这个社会现实中有许多现象，我们没有能力去表达，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对想象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是天马行空，跟现实没有关系，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庄子说有一个鸟，翅膀一扇就是三千里，他是想讲一个道理，他有想象力。今天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文学家的想象有可能低于科学家的想象，也有可能低于商人的想象。我在巴黎，和几个温州人在他们自己开的卡拉OK唱歌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象过他们可以在巴黎唱中国的卡拉OK。这个对于文学的挑战太复杂。
　　我想我今天已经说的太多了，但是我一定要回应我讲的一个题目，历史不是以前的事情，历史当然是历史的事情。但是同时眼下的事情，眼下的事情是正在成为历史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很多爱好文学的朋友，要进入这一行业，他们记录着当下，但同时也在书写着历史。司马迁记的是什么东西，当下；孔子写《左传》、《春秋》是当下，只是说到了过去，重要的还是当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写的过去，但大家从《资治通鉴》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所以这个叫文学中的历史与想象。想象不能脱离现实，现实规定了我们想象的路径，我是非常真诚的把我自己平常所思所想将给大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师，但我自己在平常写作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这样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有点复杂的一些问题。不管说对了还是说错了，我是非常真诚的把我自己的一些矛盾和想法跟大家进行交流，谢谢大家！所以如果大家因此感到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是真诚的。（掌声……）

　　邱华栋：请阿来先生先坐一下，刚才阿来先生的讲话，动用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素养，因为阿来先生，是据我所知中国当代作家里思考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作家，它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表面看上去有点专业了，有点文学了，有点哲学了，但我想他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一个小时的思想的体操，下面给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自由的提三个问题。阿来从韩国飞过来可能有点疲惫，但是他现在大脑也处在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里，我们在坐的也有中学生，小学生，有咱们慈溪市作协的会员，有当地非常优秀的作家，咱们踊跃的提几个问题。

　　问题1：（一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我带了本书，这本书说起来有点来历，它也挺旧了，是我刚读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十来年前买的书，我读的不多的当代小说里，这个可能说跟阿来先生有点缘分吧，其他书全都打包了，唯独这本书还放在我的架子上，这本书叫《尘埃落定》，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感受记得特别清楚，男主角睁开眼睛听到窗外的鸟叫声，然后看着那些侍女在给他们准备什么，这个早晨我就特别有印象，在我的印象当中阿来先生应该是一个乡下人，应该是一个生活在川藏高原上、比较有想象的、像一个诗人一样的一个人（阿来：早期接触了一点诗集），但是我今天听阿来先生讲的感受，我不知道今天的阿来到底还是当年写作《尘埃落定》的阿来吗？我产生了一点怀疑，因为阿来先生满口的GDP、经济、浙江、韩国、美国、日本，而那本书完全不是这样的感受。是文学骗了我，还是这本小说骗了我？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欺骗，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出现，它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有两种讲知识的方式，第一，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们外部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让我们来讲这个东西，这是一种方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些爱好文学的朋友知道一个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曾经去到非洲去搜集非洲的神话和童话，而且他把这些故事都收集起来，为什么呢，他就感兴趣，就是一个文化，他从来没有跟外界有一点点的交流，也就是说这个文化他完全是在独立的状态下进行的。他写了很多很现代化的小说，但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已经是这个地球村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了解的，或者是了解一部分的，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下生活。而他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人，除了对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之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一点都不了解，有没有这种，后来他找到，有，非洲有！但是他们讲这种事情又是什么样子呢，他又把他们讲这种故事的这种东西把它出了一本书。那么像我们这种人呢，再座可能有很多写微博，大家举一下手，有多少人知道微博，二十多个，关键是提问题的人也知道微博，前天我有一条微博，说我在韩国的时候，世界在变小，电视随时都在讲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但我又觉得我们中国好象在变大，世界在变小的时候中国在变大，我们知道朝鲜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发生什么事情，法国发生什么事情，冰岛发生什么事情，印度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浙江人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发生什么事情。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作家之间交往的例子，因为这个微博上余华在讲阿来怎么样了，腾讯网告诉我，说余华在说阿来在莫斯科在干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到过莫斯科，后来我突然发现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全世界在关注，中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于是我给他说，我说我觉得世界在变小，但是中国好像变大了，我回想一下这几年我跟余华的关系，我们在国外见面多，三年来在国外，我见了余华四次，国内就见了一次，下个月10号我和余华还要在南非见面。我觉得很奇怪，好像永远不能在国内见面。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不是说我要炫耀我知道GDP，这个世界现在确实需要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同理解，而且文学呢，一定要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如果我们不重视这种现实，还认为我们处于不同的区隔之间，那么这种对话是无法建立的。

　　问题2：（一慈溪中学学生）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看过你的小说《尘埃落定》，你的叙事诗是非常出色的，我的作文相比之下，叙事十分平淡，老师今天让我过来问你这个问题，如何叙事。
　　答：我希望是你自己来问这个问题，而不是背后的老师。我曾经做过五年的老师，所以我自己有资格对中小学老师发生的作用有怀疑。之所以我不愿意做老师，而去写小说，也是我觉得我们这么一种知识系统，是合适的吗？这个不是我对你老师的反对，而是我对我们当下教育体制的一种怀疑，我自己有资格怀疑的原因就是我曾也是一个中学老师，时间不短，当了五年，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后来我自己怀疑，这个优秀是有问题的。当然，你应当尊重老师的劳动，但是更重要的事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你将来再提问题的时候，不应当说你老师怎么讲，而是自己怎么想。其实老师已经告诉了你怎么叙事，是一种中小学作文的范本，比如《白杨礼赞》式的叙事，我当老师的时候也一样，虽然我们会假装民主，让你自己想想还有什么方式去叙述，但是一有想法，立刻掐死你。

　　问题3：（文联方主席）阿来老师是藏族人，用汉语写作，是跨文化的写作，我们慈溪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很多在慈溪工作的人，有的来自黑土地，有的来自黄土高坡，也有四川过来的，他们写的很多文字，有一种特别的气息，这是一种优势，他们离开了故土之后的远距离回望，比我们没有离开土地的这些人书写故乡，更有一种味道。我想问阿来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感悟，或者您是怎么了理解这个问题的。
　　答：其实你谈到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我们有几个非常大的概念，细微一点叫做文化，小一点叫做民族，宏大一点叫做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文化也好、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他不是从古就有的，他是近200年以来，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一个东西。我们要产生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靠什么，过去的人讲，我们是一个宗教，再过去的人讲，我们有某一种共同利益，就行了。但是18、19世纪以后，人类做了一个伟大的发明，说，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通过这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而且在民族国家中会形成一种文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叙写一种东西。原来我们一直讲这种东西，津津乐道，后来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叫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他就把我们原来熟悉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概念，上升到文明不同的区分，文明不同的区分无非就是大于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宗教概念，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出来以后，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身份识别，就是你是什么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文化的人，从而恰好回答了哲学上我是什么人的问题，比如我本人，中国人，西藏人，佛教文化的人，这就是后殖民时代语境中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会发现原来我和法国人不一样，更重要的事他是基督教人，是和我们文化不同的人。这就是出现了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本来我们意识是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就会不喜欢、开始反对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仅仅是不喜欢和反对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想消灭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核心，我认为文学不可能自外于这种冲突。比如我一个朋友，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人，也是用汉语写作，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是和我们又有不一样的，汉族总体来讲是不信奉什么宗教的，可能受道教、佛教、儒教影响比较大，但是张承志思想倾向却是伊斯兰教的，我们原来以为，大家都讲汉语不就把问题解决了么，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文化认同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这就是文化系统的差异。我讲这个，是想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进入文学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光是文学技巧上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语境时代，你首先要解决一些理论上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人没有解决语境问题，却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这不是基本规律，而且我们文坛上对他承认也是有限的承认，仅停留在对作品的承认而不是作者本身的承认。所以今天进行写作的时候，除了技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语境的选择。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面临和我一样的文化冲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背景、文化背景、文化意识融入到我们写作中来一起加以认识，这个好像在当今文明冲突比较剧烈的时候，不管我们处于大地方还是小地方，我们需要一个对全球文化的视野，这也成了今天写作要参照的一个问题。刚才有人说我老讲GDP，可能是我觉得慈溪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地方，如果要我们产品行销世界，也需要对全球市场的了解，写作其实也是一样的，生产产品参与全球化是看得见，其实我们写作和思想也是看不见的参与全球化，虽然没有指标的量化，但是也是另一种的全球化。
　　（本讲座实录资料来自慈溪文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