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道路应该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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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的道路应该这样走
——与林贤治先生商榷

李少君
     林贤治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先生，他对现当代思想的一些清理工作颇有价值，但最近他突然对当代诗歌兴趣大发，写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大量引用西方的文学、哲学思想，然后反过来批判当代诗歌。尤其有一篇《中国新诗向何处去》（见http://blog.sina.com.cn/u/4ac0d295010007ki），准备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指出一条方向性道路。我仔细读了他的这些文章，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林先生满脑子来自西方的“对抗”、“斗争”的文学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颇有意义，但以之为标准来评判整个中国诗歌，就丧失了起码的主体性基础，我只能说：林贤治先生中西方诗学观的毒太深，西方中心论价值观已侵入骨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诗国”，从来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诗歌观念、价值标准，且日趋完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不是特别强调在西方诗歌中处于主流的“对抗”、“斗争”观念的——当然，中国诗歌也有一些这样的内容。中国诗歌的主流，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诗歌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洽性，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人生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诗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特殊的价值与用处，在古典中国，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人们自我升华、自我超越、自我满足与自我和谐的渠道与途径。比如陶渊明身处逆境，却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一生坎坷，却能乐观地感慨“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即使是杜甫，流离颠沛之后仍能吟诵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歌。对此，被认为具有中国式宗教情怀的作家史铁生说的很好，他认为：文学不是拳击，要打倒什么；文学更类似跳高，是人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我看来，形成这样的诗歌思想的根本原因，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西方意义上的一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宗教。中国儒家是注重实用的，但人不能仅仅关注物质的实用的层面，人还得有精神的超越的层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地解决，最终使人达致真正的内在的平衡与和谐？诗歌，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孔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他那儿，《诗经》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啊！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诗歌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与中国人生活的密切关系。
     而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诗歌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个小官吏，在工作上可能受了上司的气，在同事中可能受排挤，但他回到家里，能通过诗歌来缓解、调解自己，取得内心平衡。比如他将眼光投向伟大的永恒的自然山水，那几千年几万年都如此美好永恒的山水，个人受的那点龌龊气算什么呢。所以，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诗歌首先是一种自我追求、自我升华、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的需要，不是什么“对抗”、“斗争”。
     “对抗”、“斗争”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这样就产生了“对抗”、“斗争”，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紧张、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大部分时候，社会与生活都是平淡而持续的，因此也就需要诗意。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而按林先生的充满激情而武断霸道的标准：“批判性和反抗性”。李白、苏东坡这些沉缅日常生活和想象的诗人大概都算不上伟大诗人。
     中国自五四以来，诗学观念深受西方影响，当然有其特殊历史原因。激烈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困的环境以及侵略战争的干扰，后来则又有“文革”的动荡，至朦胧诗时代，“对抗”、“斗争”观念的诗学观念一度成为主流，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那些作品永远不能真正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它们最多只是比较独特的，它们从西方学了一些异质的东西，显得特别。不是说不能学，学是必要的，但要转化为自己的血液里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一直强调，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诞生已九十年的新诗，都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要在消化融化这一切的基础上，再次出发。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肯定朦胧诗及后来一些学习模仿西方的观念性诗歌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不必讳言，就文学的本体来说，我们很长时间只是西方文学的追随者与模仿者，所以，最近才有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美国“汉学家”夏志清以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学，连《红楼梦》、李白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确实，他们说出了部分真相，你丧失了你的文学、诗歌的主体性，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模仿者、追随者，永远只是二流甚至三、四流的。也因此，我特别看重在中国自己土壤上慢慢成长起来的”草根诗歌“，而且其势头还壮大起来了，在江浙、安徽、福建、湖北、广东、东北、西北等地，地方性草根性的诗歌、本土的原创性的诗歌正在逐渐成为主流。我们正在吸收消化传统和西方的精华，自成体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魅力，西方诗歌界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会被我们吸引被沉浸进来。就象李白王维等影响了庞德等一大批西方诗人一样。
     日前，在广州的广东本土诗人专辑《出身地》的讨论会上，我说现在中西方诗歌观念毒的人太多了。在中国古代，哪有什么诗人自杀和杀人啊，李白掉进河里，多优美啊，说是“捞月去了”，哪象西方，动不动疯狂、残忍，与人类为敌，变成神经病，剁手或割耳朵或打这打那杀这杀那之类，你看西方那些艺术家、诗人的作品都得做恶梦。我们当代诗歌也染上这种毒了，也动不动自杀杀人，都是给西方观念害的。还有某些所谓当代艺术作品，把人画得极其丑陋可怕，还大头像，你敢挂你家客厅或卧室墙上吗。哪象我们古代的山水画，你看了就很舒服，充满诗意，安慰你的心灵。现在很多人缺乏精神安慰与寄托，我就觉得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很有道理。好在民间已有这方面的迹象了。比如最近书画市场起来了，诗歌也热闹了。尤其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这一切。诗歌本身也逐渐变得日常化、生活化——这与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界提倡关注“日常生活”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是诗歌写作本身正变得日常花生活化。现在一些诗人就常互相吟赠，三五几个成小团体，经常出游，吟诗作诗，俨然如唐代诗人般生活。你看在唐代，李白和汪伦喝完酒告别，随手写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诗和诗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但后来这首诗超越了历史、时代，超越了李白与汪伦这个人的具体友谊而成为永恒。这样看来，在中国，真正的诗歌写作首先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抒发、自我升华与自我满足，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写的也是日常生活，你写出来以后，打动和感染了他人，或他人对此有了感应和共鸣，他们也就同样获得了满足、享受，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内心平衡和心灵和谐。这就是中国诗歌最精髓之处。而当代诗歌，从草根性诗歌开始，正在恢复这一传统，创造汉语诗歌的新的主体性。因此，伟大的诗歌和诗人，在当代也有了可能性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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