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当代汉语诗歌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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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晶报》2007年11月10日

重构当代汉语诗歌新图景

李少君

    关于当代诗歌的现状，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莫过于一位诗人的描述：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确实，自1980年代前后朦胧诗、第三代掀起当代诗歌的一个高潮以来，1990年代诗歌相对沉寂，虽然中间有过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之争，但那更多限于诗歌集团的意气与观念之争。进入新世纪以后，也许是当代诗歌的积蓄达到了某个临界点，也许是当代诗歌发展三十年后，真正地在边缘角落也开始普及了，新的诗歌力量渐成气候，于是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一个热闹但也略显混乱的局面，诗歌活动此起彼伏，诗歌热点争议绵延不断，诗歌阅读者关注者突然增多。但这样的状况，容易让人迷惑，所以有对“梨花体”的声讨；这样的状况，也让人无从着手，当代诗歌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原来的框架和模式来描述和探讨当代诗歌，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个人以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当代诗歌的真实面貌，一是诗歌的地方性，二是诗歌的网络化，三是诗歌的民刊现象。
    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象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诗艺的摸索和雕琢。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而有论者更认为这其实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理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及其活跃，在江南，诗人柏桦编了一本《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称诗歌的风水现在流到了江南；在广东，《出生地》和《异乡人》两本诗选将广东本省籍和外来的年轻优秀诗人几乎全部囊括，并称造就了广东从未有过的诗歌兴旺；云南，前有于坚，后有雷平阳，均专注于云南这块土地的风土人情的体察和挖掘，逐渐成为地方性诗歌的异象奇迹；山东，这《诗经》的发源地，以70后诗人为主体的齐鲁诗群锋头正劲；海南，“海拔诗群”后发制人，评论界誉为“诗歌海军”……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19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却是得益于文革中的文化垄断，文革中“灰皮书”之类只有北京高干高知子弟可以接触，文革刚结束北京是唯一的文化中心，诗歌的流通传播依赖的全是北京的信息和发表渠道，没有任何其他竞争。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有感于此，我称之“草根性”。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
    诗歌的网络化也是无法忽视的现象。网络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当然，网络诗歌发展到现在，也有团体化趋向，但不限于地域，更多的是诗歌美学和趣味倾向的接近，比如“诗江湖”、“若缺”、“平行”、“或者”、“撒娇”等诗歌网站，是流派或团伙性的诗歌网站。点击率较高、影响很大的“诗生活”、“扬子锷”、“天涯诗会”等则是综合性网站。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梨花体”事件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
    诗歌的民刊传统来自《今天》杂志，第三代里又有《他们》、《非非》等暴得大名，进入新世纪，此一传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地方性诗歌团体的急剧增强，有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公开化趋势，比如广东黄礼孩主办的《诗歌与人》杂志，70后诗人朵渔主编的《诗歌现场》杂志，长沙的《明天》诗刊、武汉的《象形》诗刊，澳门的《中西诗歌》等，比一般公开出版物装祯包装更漂亮，甚至就直接在市面上公开发行流通。此外，一些老牌民刊复刊，如《撒娇》、《北回归线》等；一些坚持较久的民刊周期越来越快，如《剃须刀》、《南京评论》、《诗参考》、《葵》、《自行车》、《小杂志》、《新汉诗》、《行吟诗人》、《打工诗人》等；一些新民刊不断涌现，且基本上每个地区一级的地方都有。民刊之间相互交流，有时还组织朗诵会研讨会，堪称诗歌界的一大景观。
    所以，总结观察当代诗歌，单一视角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场生气盎然，生机勃勃，令人兴奋。这些年我还强调“诗教”传统，提出“诗歌复兴”的观点。“诗教”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既因为诗歌在中国古代有类似宗教功能，也因为中国古代教育其实是从诗歌开始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以，“诗教” 传统其实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基础。因此，当代中国如果要复兴，“诗歌复兴”也大有必要。国家层面也已意识到文艺乃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相关报告中加以鼓励提倡。确实，诗歌是最能开放想象力，最能启迪创造性思维的，中国要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从单纯的“中国制造”升华为“中国创造”，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必不可少，而这就是一场新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运动，而诗歌，可以成为这样的建设性运动中的催化剂。
    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构建和确立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和构建和确立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一样，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绝不是封闭自恋的，而是一种大融合，我个人认为：当代汉语诗歌到了一个转型的关口，我们面对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和发展仅九十年的新诗，那么，对于这三大传统，当代的诗人如何认真消化、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是一个大挑战，但这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当代诗人和更年轻诗人们可以承担此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