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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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作者：刘再复

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

王尧

    沈阳是一座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的城市。不仅因为这里有一份著名的刊物《当代作家评论》，这几年《辽宁日报》组织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也颇有影响。我每次到沈阳都很匆忙，这次又是匆忙到沈阳师范大学讲演。昨天很晚了，与几个作家、学者朋友一起聊天，话题是文学再加时政。无论是对文学还是时政，我们都有很多困惑。今天上午参加了“廖文”文艺评论座谈会，主题是“坚守文化立场，重塑批评精神”。如何坚守、坚守什么样的立场，如何重塑、重塑什么样的批评精神，这些年是有很多分歧的。坦率说，如何重建文学理论批评，是个难题。为破解这个难题，林建法在沈阳师范大学设立这样一个讲坛。这个任务太崇高了。

    当我今天以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这个讲坛时，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我和我的一些批评家朋友，是愧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这并非自谦，只要我们列出一个长长的中外文学批评家谱系，就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堪称批评家。即便不做这样的比较，只是置身于现时代，同样会发现当代中国的批评家虽然写出了很多有意义也有价值的文字，但相对于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批评家的工作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座的年轻一代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怎样，如果是以文学为业，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我想你们可以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中明了今后的路向。当然，以我们这一代作参照系显得小器了。即便我们不去回望遥远处的那些杰出的或者伟大的批评家，往近处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那些批评家，亦可以成为明镜，让我们懂得一个批评家应该有怎样的信仰、操守、人格和专业水准，应该坚守什么，放弃什么，唾弃什么。我们从文学史、批评史中不仅要获取知识，还要学会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文学作出价值判断。在这样的思路中，我选择周扬、姚文元和刘再复这三位批评家作为我讨论.. “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这一问题的个案。“何谓”与“何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肯定也给不了清晰、完整的答案，但我愿意借此表达自己对文学批评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在讨论之前，我先援引萨义德提到的类型。他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到四种类型：“一是实用批评，可见于图书评论和文学报章杂志。二是学院式文学史，这是继十九世纪像经典研究、语文文献研究和文化史这些专门研究之后产生的。三是文学鉴赏与阐释，虽然主要是学院式的，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并不局限于专业人士和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鉴赏是大学文学教师所教授和演示的方法，实际意义上的受益人，就是那些在课堂上学会怎样读一首诗，怎样赏析一个玄妙取譬的奥义，怎样揣测具有独一无二的、而又不能还原成一个简单的道德或者政治寓意等特点的文学和形象语言的千百万人。四是文学理论，这是一门比较新颖的学科。”显然，“批评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在批评家之列。这些年来，我们把“批评家”的范围缩小了，所谓批评家是指那些只作当下作家作品研究的人。这是逐渐形成的学科体制局限的一种反映。在这种体制中，包括批评、理论、文学史在内的文学研究被人为地分割了，并且把批评降到最低的等级。这自然是可笑的。大家所熟悉的韦勒克的《文学原理》，把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我这里所讲的批评家，是在与理论、文学史的关联中，侧重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者。

    但萨义德对这四种类型的文学批评状况并不满意，这一状况是：“在四种类型中，无论是哪一种都代表着各自的专门化和非常精确的战士劳动分工。此外人们还认为，文学和人文学科一般来说都存在于文化(有时称之为‘我们的 ’文化)当中，文化又由于它们受到尊崇并得到确认，然而，在由专业的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家所灌输的那种版本的文化中，获得许可的高雅文化的实践，相对于严肃的社会政治关注来说却是处于边缘的。”萨义德所批评的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相对于严肃的社会政治关注来说却是处于边缘的”。这样说，并非否定“高雅文化”的实践，而是指“专业主义”局限了批评的价值和功能。萨义德说《世界·文本·批评家》的文章源于这四种类型，但又试图尝试超越这四种类型，“这种尝试(如果不是这种尝试成果的话)赋予了这些文章所进行的批评活动以贯穿并超越它们受惠所自的专业和惯例的特点”。这是萨义德的批评给我的更重要启示之一。

    在萨义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本性”就是文学理论的一种神秘的、洗净了的(disinfected)论题。而七十年代末的美国文学理论，便是从一个跨越专门化界线的大胆的干预主义运动，进而缩退进“文本性”（textuality)的迷宫里。“正像美国学界当下所做的那样，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把文本性从背景、事件和实体( physical senses)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又是从文本性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成其为可能并使之清晰起来的。”针对这种状况，萨义德的看法是：“文本是现世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件，而且即便是在文本似乎否认这一点时，仍然是它们在其中被发现并得到释义的社会世态、人类生活和历史各阶段( moments)的一部分”。萨义德特别强调，“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又都背离了这些东西”。在当下语境中，文学批评活动也很容易被贴上标签，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想借萨义德的这句话来给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做一“政治”上的澄清。

    我为什么选择周扬、姚文元和刘再复的文学批评作为讨论的对象?因为我的基本认识是，这三人的批评活动，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相关联的“事件”，是“社会世态、人类生活和历史各阶段( moments)的一部分”。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做周、姚和刘的专门研究，也只是简单论及。

    我个人对晚年的周扬是充满敬意的。周扬一生充满矛盾和复杂性，而与这些相关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同样是一段矛盾和复杂的历史，因此，不同的人会看到周扬的不同侧面，或谓之左或谓之右。这样的印象可能都是偏颇的。这些年关于周扬的研究有很多的重要成果，对我们理解周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很有帮助。

    周扬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去世的。他一九八四年往南方访问，在广州不慎摔倒，一九八五年就成了植物人，停止了思想。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周扬最重要的论述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这份由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共同起草的报告，全文发表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发生的事是我们都熟悉的，胡乔木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这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论争之一。我今天不作思想史的讨论，我个人也无法对这一论争进行很具体的定位和评价。但从一九八五年以后文学发生的变革和近三十年的文学思潮来看，周扬的思想观点似乎得到了更多的验证。周扬在体制内无疑是一个被“异化”的人，而他的思想也终止于对“异化”的思考。周扬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晚年又是幸运的，他有机会也有勇气来反思和批判他本人、他们这一代人以及他们参与设计和推行的文学制度的负面因素。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周扬的理解是概念式的，二〇一〇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我有时间仔细读完了《周扬文集》，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理解。我近几年的文章因此常常引用了周扬的一些论述，因此也听到有朋友嘲讽我怎么不时用周扬的话。这不是一个知识背景问题，而是一个论述文学史的方法问题。我自己觉得，讨论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理论和批评，是不能绕开周扬的。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文化，因此比较多地阅读了姚文元“文革”初期的几篇主要文章和他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几部文集。姚文元的文章有一套逻辑，也有他自己的修辞特色，可以说是“大批判”式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有一些“大批判”式的文学批评，但比起姚文元的来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这也说明，产生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姚文元的文学批评不只是个人品德恶劣和思想偏见等所致，也是文学制度下的产物，当然是往极端方向发展的产物。这是我在后面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周扬和当代文学制度的负面因素，是滋生姚文元式文学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周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所做的大量工作，又正是清理这些负面因素。

    刘再复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在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的影响，无人出其右。一九八四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在此基础上，一九八六年出版专著《性格组合论》。《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他一九八五年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如这篇文章题名所揭示的那样，刘再复所做的工作是致力于拓展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而他最具“革命性”的成果，是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上下篇)。这两篇论文引发了大规模的论争，影响深远。从那时到现在，文学界再也没有如此重大的论争。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思想交锋的年代。在大的背景上说，刘再复的理论创新，建立在周扬以及和周扬相似的一批理论家、批评家“拨乱反正”的基础之上。后来披露的史实进一步表明，刘再复的学术思想和思路与新时期的周扬有某种一致性，由刘再复起草、与周扬共同署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总论，便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刘再复还为周扬起草了一些重要文稿，如一九八〇年的《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一九八一年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等。

    所以，我觉得，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周扬、姚文元和刘再复之间的文学批评，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不能不读一九四四年周扬编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现在在网上还可以买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序言”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曾经在《解放日报》发表。这本书除了论及马恩列斯、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还第一次确定了毛泽东“论文学”的地位。这和周扬在一九四二年以后对《讲话》心悦诚服的认识有关。这篇序言，系统解读了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也是《讲话》的中心思想。周扬认为，毛泽东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整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他认为《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一九四六年，周扬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从四十年代到“文革”发生，周扬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他被文艺界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阐释者”——这是周扬在很长时间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文革”前十七年文艺界发生的多次运动，周扬都被视为主事者之一。

    但周扬在文艺界的位置并不顺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中，对建国初期文艺状况的估计是：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报告认为“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张光年回忆，周扬去湖南常德参加土改前，毛泽东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展开”，周扬很不理解。在六十年代初期，周扬还收到另外一些批评，比如认为他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周扬是复杂和矛盾的。他在政治和知识分子良知两者之间沉浮。他整过人，但知情者说他从来不是首先“发现问题”而是“执行者”；他也被人整。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中，强调文艺的社会阶级意识形态性，强调新社会作家的任务是肯定新现实，强调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等；到了六十年代，在领导组织文科教材的编写出版中，周扬的一系列谈话，又显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他左倾过，但也反对过 “左”，在文艺工作中纠正 “左”的偏差。根据一些亲历者回忆，在“文艺十条”修改定型为“文艺八条”之后，周扬看了一遍就签了名，认为“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在讨论“文艺八条”时，周扬对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说法是：“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 ”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深渊”，也就没有姚文元这样的将知识分子推向深渊的推手，姚文元正是在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展开”了他的“政治”。姚文元将周扬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称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掩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姚文元详细地“揭露”了周扬的“反革命两面派历史”，这篇文章与《评(海瑞罢官)》、《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样，是姚文元以文学批评之名进行政治迫害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姚文元的批判中，周扬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阐释者”，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总头目”，由“红线”跌到了“黑线”。

    其实，周扬即便复杂和矛盾，但他的主导面仍然是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周扬在一九八二年的《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中，曾经说过自己的 “角色”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不能停留在宣传解释阶段。应当把毛主席的理论具体发挥，进一步发展。我很惭愧，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或者建树很少。我说过，我的愿望是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我的意思是能做到这些就很不错了。现在看来，光宣传解释是不够的，要发展，实践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新的答案。”这是周扬在“文革”之后的想法。周扬在“十七年”时期，有尊重文学艺术规律的思考，但这些只能修补主流文艺的偏差，而不足以改变文艺思潮的方向和文艺体制的性质。但是，即便是这些个别的、次要的因素，都对“一体化”构成了危险，更是和累积而来的“文革”构成了冲突。这种冲突的程度和性质在姚文元的文章中都被无限上纲，并加以政治定性：“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

    许多年以后，刘再复在《周扬纪事》中写道：“陶铸的夫人曾志告诉我，当她听到广播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觉得每个字都像刀子往她心上戳，而周扬听到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不知道怎能受得了?我一直想了解：是怎样坚韧的信念与观念使他能在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轰炸中支撑住生命。每次见到他时，我几乎都忍不住要问他。”根据刘再复文章的记叙：“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每作一次报告都要重新认真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毛主席也亲自给他写了三十多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整他。”这是困扰他到晚年的问题。刘再复的这篇文章用“伤感”来描述他对周扬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伤感”或许是晚年周扬的基调。刘再复说：“那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潮湿的。从他的泪眼中，我发现他心事很重。”“这是周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一种伤感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与他频繁的接触中愈来愈加深。而且知道，他的伤感一是为自己被伤害，一是为自己曾伤害过别人。特别是后者，我亲眼看过他多次为此落泪。”

    周扬的这一形象，如刘再复所言，留下了一种“人性尚存尚在的温馨印象”，他说他写《周扬纪事》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的晚年未灭的人间性情作证。到海外之后，我所作的反省都是人性的反省，包括对故人的回忆，也惟有那些还具有人性挣扎的往事，才能重新激起我热爱人生的波澜”。这一印象和感慨，也是八十年代初期以“人”为中心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注释。周扬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新时期”的命题，他在对“十七年”、“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中，开启和引领了新时期文艺思潮。但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大学(一九七六——二〇〇〇)》文学理论卷的“序言”中，精辟地论述了刘再复这一代知识分子理论批评工作的意义：“几乎是紧接着戛然中止于周扬与胡乔木高峰论争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人’话题从‘典型’范畴中破胎而出，‘人学’与文学的精神结合至此才知道历史所能给予的最佳舞台，而这一轮人文复兴的理论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中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在另一个向度上做到了周扬、王元化等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人学’理论的张扬。”

    我没有能力通过周扬、姚文元和刘再复勾勒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完整轨迹。但即使在这样的叙述分析中，我们显然已经能够悟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历史总是把批评家置于现实之中，批评家的位置是在“文本”与“世界”之间。如果从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我们所讲的“纯学术”，是指批评和研究不要为政治所控制，不要附加与文本无关的政治性。“文革”发动之初，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希望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和批评限制在“纯学术”范围，就是这一意思。“纯学术”不是将批评和研究与历史、现实割裂开来。文本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收到历史、现实和个人等因素的制约，而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同样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各种因素影响的语境之中。因此，批评家在阐释文本、阐释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时，显然需要发现和阐释一些重大的命题，从而推进和引领文学思潮的发展。我们所敬仰的那些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是这样的批评家。周扬、刘再复在新时期的探索，其重要意义也正在这里。以此为参照，我们不能不对今天的理论批评缺少对重要问题的发现和论述感到遗憾。当然，对重要问题的发现与阐释，丝毫不影响一个批评家对文本的细读。发现好的作品，对作品作出审美价值的判断，并初步完成作品的经典化，也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主要职责。

    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批评家和现实的关系是多样的，一个好的批评家总是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超越现实的限制，超越历史资源的限制。妥协和暧昧的批评家，如果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的批评工作作为一种学术积累的意义或许没有冲击力、影响力，但不会对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活产生危害；如果处于非正常的时代，妥协、嗳昧、顺从，甚至合谋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工作足以危害到一个时代。姚文元正是我所说的后一种批评家。周扬在“文革”前十七年，没有走向极端，正是他的内在矛盾抑制住了他没有走向负面的方向。姚文元没有这样的内在矛盾，也没有周扬那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姚文元的笔下仅仅是“词句”(这是他批判周扬的措辞)。当一个人已经走到极端方向时，他再也没有翻身和转身的机会。矛盾的周扬，在历史转折之际，则获得了这样一个翻身和转身的机会。周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勇于反思历史、检讨自己，既是曾有的艺术良知的复苏，也是在新现实中的“革命性”的转换。我们要看到周扬与“历史”断裂的意义。个人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时，信仰、人格、操守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决定了这个批评家能否有所作为。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也是一个批评家的精神自叙传。而在这个传记中，是否具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一个重要因素。批评家既是一个文学专业的角色，但同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个人觉得，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批评家的各种角色中是比较薄弱的。信仰和主义本身，并不决定文学批评是否具有学理价值，但如果缺少信仰和主义，我不认为批评会获得力量。相对于薄弱的知识分子角色而言，机会主义的批评操作可能更具危险性。文学批评的困境、挫折以及这个世界中的微弱声响，当然与许多因素有关。专业的背景在文学批评中也显得十分重要。姚文元这样的批评家写出这样的批评文字，除了他的人格、品德的恶劣，也与他长期接受的意识形态和庸俗社会学有关。批评的发展是与知识体系、批评理论和方法紧密相连的。

【作者简介】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