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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当代诗歌呼唤“标准意识
由于诗人不可或缺的创造冲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诗歌都与以前的风格迥然有别,有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在现代主义之前(包括现代主义),革命背后有着坚定人文理想和艺术灵光,甚至包括对传统的尊重,不是对传统本身,而是对对传统赖以形成的那些更加内在与本质的因素抱有敬畏的态度。艾略特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诗人,但他坚称自己在文学上是个古典主义者,他把由他主持的学术刊物直接命名为《标准》。他是不断地在解构又在重建诗歌标准的大师,他是形而上诗歌或者说诗歌形而上主义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
二战之后,艾略特的影响和地位依然还在,如,1948年,他以形而上色彩浓郁的《四个四重奏》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和地位已经被削弱了许多。二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彻底摧毁了形而上学,甚至摧毁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到了1950和60两个年代之交,后现代主义兴起,形而上学没落。诗歌标准随之塌陷,因为我所说的诗歌标准不是甲乙丙丁的具体写作套路,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要求。因此,我们所失去的与其说是标准,还不如说是标准意识。后现代主义在打碎整体、打倒权威、打破中心、打跑上帝及其种种化身的过程中,没有标准的参考,革命变成了没有任何目标的盲目暴动;革命的意义被定义为革命本身,手段变成了目的。因为,他们所要消灭的不是某个目标,而是所有目标的抽象。
在失去标准意识之后,诗歌也就无所谓标准可言。
于是,写诗似乎变得无比容易。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写出来的任何分行甚至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叫做诗歌。写诗被认为与编造顺口溜、打油诗无异。有人一写诗(甚至在写诗之前)就认定自己是天才,又把诗歌当成天才的艺术,然后把艺术和技术对立起来,在诗歌写作中排除技术性因素。他们认为,诗歌写作是不可学的、不需学的。他们把诗歌写作中的神秘色彩极端化,觉得任意而写、胡涂乱抹就能成诗。标准被他们诬告为束缚灵感的东西,对生活精细的提炼变成了粗糙的模仿。标准的阙如使许多连散文都写不象样的人混入了诗人的队伍。
诗歌读者也变得无所适从。好坏不分,真假难辩。美、意义、合辙押韵等传统因素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诗人们向往化外自由,常常在半空中腾云驾雾,用翅膀藏起了脚,日益萎缩的脚。有时,他们从地上走过,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步态和足印。人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或本圈内的诗才是好诗,他们判断诗歌水平的依据由诗歌艺术本身滑向了种种外在因素。如权势、金钱、关系和活动能力、广告效应以及炒作程度等。诗歌批评日益成为吹捧的代名词。标准的丧失使大量的诗歌垃圾淹没了少数精品。
在失去标准之后,诗人变得越来越急躁浅薄,读者越来越变得无所适从,诗歌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艺术的水土大量流失,文本中充斥着对语言的暴力和能指的嬉戏。诗歌成了文化流氓调戏的对象、暴力的牺牲品。诗人们的观念莫衷一是,很难相互对话。见面时,只是互相寒暄;背地里彼此贬低。
在失去标准之后,有些优秀的诗人、诗歌评论家离开了变成了杂牌军的队伍,而诗歌从此很难进入大众的视域,诗歌的公共空间日益逼仄,诗歌的公共道德严重受损。诗歌,已经到了该建立相对稳定的标准的时候了,至少应该有标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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