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最新国文教科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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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商务《最新国文教科书》研究作者：李_sting
  摘要
   本文以商务《最新国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尝试将生活中习见的教科书作为思想史文献来进行个案研究。而教科书的历史文献价值，过去长期被国内思想史研究者所忽视，国内关注、研究它的多是一部分从事教育学、教育史和出版史的研究者。
    本文论述了商务《最新国文教科书》产生的过程，集中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对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参与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编审的日本顾问的贡献作了初步考证，认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对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与形式方面所作的指导；同时对其为国内学者忽视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完全是受后来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二是对教科书的编者作了考察，得出初步结论，教科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张元济他们投身商务从事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而是多种历史机缘聚合的结果，也就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它是操纵清末教育改革的实力派官员、关心国运的士绅阶层、民族资本共同努力、相互结合的产物。三是对众说纷纭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时间进行了考证，指出《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时间是在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二月（1904年春）。
    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内容，也就是该教科书对知识的重构：注重发扬民族传统美德，重建伦理道德规范；有选择地引进“世界万国之学术艺术”，并使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调剂，以创造新国民。此外，世界大势教育、尚武教育、国耻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也是其知识体系重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文中没有来得及对国耻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展开论述，只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详述了。本部分得出的结论是，这套教科书的最大意义绝不仅仅因为该教科书是第一套告别传统蒙学课本、比较成熟的近代教科书,是传统蒙学课本向近代教科书演变的分水岭，它所确立的编辑原则基本为以后各家编的课本所遵循；其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是有着士绅背景的张元济等人根据时代精神和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以及观念的转换，综合、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进步，较为系统地对中国传统的知识进行新的审视、取舍，吸纳了西方的知识，按照中西调剂、古今调剂的原则重新建构新知识的体系，并以通过官方审定的方式，确立了其知识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加速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过渡。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要传递给公众的是围绕儒家伦理道德而建构的知识体系。蒙学中欲传达给儿童的知识是被儒家经典体系过滤了的知识、或者干脆就是儒家经典本身，儒家的经典成了正统的教育内容。童蒙教材也都贯穿着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标准。而作为第一套告别传统蒙学课本、比较成熟的近代教科书（特别是，它被当时的新式小学普遍采用而使其真正具备教科书的意义），《最新国文教科书》所展现给儿童的是一幅完全不同于往昔的“知识图像”。不夸张地说，一代新人的造就正是由此发端的，该教科书对它的读者人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影响，作用很大。
    传统教育中，从蒙学开始知识就不是用于普及教育，而是用来选拔吸纳新的官僚。所以维持知识如同土地或者其他社会财富一样始终被统治阶层所把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古代知识与权力是一体的。被分配了知识的阶层就取得了掌握权力的可能；反之，远离了知识的阶层就远离了权力中心。
    到了清末，尤其是从《最新国文教科书》来看，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培养精英分子，而只是培养具有一般知识的国民；知识（虽然其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部分人可以专享的特权，而是通过教科书向所有可能的人进行普及。传统的伦理道德被重新审视、取舍、改造；西方的知识、学术被大量引进，挤进了传统伦理道德原来占据的知识空间。如此反叛传统的教科书不仅在1906年通过了清学部的审定、推广，连学部自己编辑教科书也以其为样板。这一事实表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一再打击下、在救亡图存的严酷形势下，清末的权力上层已经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偏重道德教育、只培养文学与政治人才，只培养一部分精英人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普及教育、更新知识已经是存亡绝续的必然选择。在这一方面，晚清的上层权力阶层和士绅阶层已经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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