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破解城市文学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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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破解城市文学之困
李晓晨
　　这几天，亚信峰会正在中国举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随意行走，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这里与纽约、伦敦的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都市里成长的一代人对这种变化更有切肤之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进步，也必须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们写下的关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诱惑与抗拒并存的态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从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产生焦虑和困惑，其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有许多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与会，如周嘉宁、小白、路内、蔡骏、甫跃辉、黄昱宁……他们不只属于“文学圈”，在图书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尤其受青年读者的青睐。这大概因为他们的写作视野广阔，笔下的都市经验更能引起共鸣。记得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中国写城市就看你们的了”，这话当然有戏谑，想想也不无道理。破解城市文学之困，真的要看这一代作家的表现了。
　　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
　　查阅这些青年作家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一边写小说，一边翻译别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变成了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迷走·神经》的BTR，同时翻译了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周嘉宁除了写小说，还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写在身体上》和米兰达·裘丽的小说《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胡桑除创作诗集《赋形者》等，还翻译了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等。写《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时也出版了《穷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译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几种外语，他在发言中从“小说”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的词根讲起，谈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小说传统。
　　这么多的作家，既能写小说，又能翻译小说，他们可以站在“世界”上写作，这的确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现象。所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并相信“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现提供很多创新因素”。李敬泽说，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城市，它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对城市、国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语、视野开阔、感觉敏锐，这是在上海写作的独特优势。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达寻求新的可能，能为中国文学带来创新元素。
　　既是作家又是译者，翻译别人的作品同时会影响自己的创作。BTR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翻译对创作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很好的语言练习，译者要费心思找到恰当的对应的词语和句子，还得细读原著，掌握它的语言风格。原著的风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创作，比如节奏的掌握、语感的契合。但在翻译和写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作家莉迪娅·戴维斯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写小说时就不会写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而更偏爱短句子。
　　黄昱宁更多时候是在做翻译，也写随笔，目前她已经翻译了近10部作品。她说，“将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我的表达欲，这两种互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还是势均力敌，这常常构成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好的文本接触太多以后，我会觉得写下什么都是错”。脱离开自己的写作，她认为翻译文学应该比原创文学“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创文学的发展。
　　作为译者，他们把世界文学带给读者；身为作者，他们融化这些资源，写下自己的作品。评论家木叶说，创作本身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所喜欢的大师和经典文本都无法替代你的哀愁、疯狂与痛苦。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个优秀的作家，最好能够把自己的时代翻译出来，把内心那些幽微的声音翻译出来，再简单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高尚与龌龊、勇敢与懦弱都翻译出来。”
　　变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谁
　　一说写城市，就难免要拿乡村作参照，一比就显出了城市文学的弱势。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们类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写都市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几乎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迅速到让人无从把握。面对高大的要失去界线的城市，看不见自己，找不到故乡。
　　生在上海也去过其他城市的周嘉宁，把空间分为“城市”和“非城市”，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几乎是一样的，它们拆了又建，越来越相似。城市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规范的标准，这让她陷入写作的焦虑：一切都太符合规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太相似了。这让写作丧失了生命力，写作本身也变得规矩起来，这时候她反而羡慕那些在乡镇生活的人们，渴望那里惊心动魄的故事。
　　“城市让我眼花缭乱，当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时候，我觉得如同盲人摸象”。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觉得，自己无法概括一座城市。变化太快，人们拥有太多渠道了解超负荷的信息，最后每个人选择自己认可的捷径，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鸣的话，更多也是对孤独的共鸣。
　　这种感觉在作家甫跃辉的小说《巨象》里也有表达，主人公李生一次次梦见巨象的身躯、脚掌、呼吸，越来越频繁。评论家黄平用这个意像来解读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他认为，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郭敬明们用消费主义的逻辑消解了与城市的紧张感，而甫跃辉们则选择以这种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学书写需要的是社会史的写法，年轻的写作者应该思考，能不能写出更大的意义。
　　评论家金理谈到，现在青年人的写作需要爆发一种精神力量。这就像评论家吴亮说的，“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荷尔蒙”，其实，文学创作同样如此。金理说，上世纪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变城市的意愿，而现在这种力量似乎弱化了，变得暮气沉沉。或许，只有在青年人可以正视他的自由、欲求、情绪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时候，才会诞生真正的青春文学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学。
　　在作家王若虚的眼里，城市写作的重点应该是城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异，个人、阶层、群体的差异。他想写一部小说来表现这种差异，他曾发现在一所初中里，本地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被区分对待，老师甚至不允许他们在一起玩儿。这就是城市内部巨大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常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产生微妙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存在着城市的生活价值与生活意义。
　　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题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数目众多的中国人进入城市并开始在城市里生活，这种新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学的记录和表达，尤其“城中人”的状态更需要关注和书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上海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因此，探讨上海城市文学的书写经验，会为更大范围内的城市文学创作带来启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们在书写城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优势，有自己的城市坐标，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们能把这种优势同对“吾土吾民”的认知和情感融为一体，相信城市文学的突破，必将有赖于这一代人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