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接受专访：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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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接受专访：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 2010年07月14日 南都周刊

    导读：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北岛说：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诗人北岛说，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

近几年来，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北岛在香港

北岛的书房设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公寓中。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怡人的蓝天海水。门口开放式厨房收拾得很干净，北岛常在这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当午餐。书房距离北岛在香港的家步行约七八分钟，穿过街区公园即可到达；坐小巴十分钟可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

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穿着夏天气息的蓝色短袖条纹衬衫，偶尔用手拍拍被刚完成的新书《城门开》累伤了的腰，我指指窗外楼下酒店的碧蓝泳池，问他是否有去游泳，他摇摇头说不去，但有空会到健身房跑跑步，60岁的他笑起来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精神矍铄。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在4月的城市文学节上，当面对香港年轻人对北岛不着边际的提问时，我坐在观众席间，隐隐为台上诗人的孤独而担忧。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教的是诗歌写作，后转为诗歌翻译与欣赏。除了教书，他在中文大学主要负责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并主持“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诗歌推广项目。写作，办刊物，通过一系列诗歌活动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所贡献，是北岛如今的心愿。

近几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临别时，问起北岛对居住及工作在香港是否满意，他略微沉默后，回答说这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他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故土难回，但北京仍是他与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言和的参照物。

“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敷 实习生 石萌萌 香港报道 摄影_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