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散文：新媒体时代散文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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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散文：新媒体时代散文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李林荣 　　10年回望，波澜移转，文坛气象顺时而变，较之此前更显从容宁静。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散文自也未能例外。正如古语所谓“文变染乎世情”，“文变”的相对静默，往往关联和折射着“世情”的宏阔有力。静若潭水之动的文坛情态，常包含着更值得详察、更需要深究的整体脉络或关键细节上的种种变化。对于10年来散文领域的翔切动向要做全面的盘点和评析，显然非一时一文可济。在此暂且只能管窥蠡测，挂一漏万，略述浅见若干，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在散文园地里耕耘的作者朋友与学界同道的关注与批评。 　　似盈实缩：媒介空间与文体疆界 　　看待和探讨当代散文一个时期内的总体态势，需先从与之相关的媒介空间的角度着眼，否则不易找到确切的对象。散文文体的现代基因，出于媒介而不出于作者。离开了媒介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带动和支撑，散文的写作、传播和接受方式，就没有由古典而现代、由现代而当代的历时性的演进必要和可能。当代散文的写作观念背景和批评实践理据，之所以与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等非散文艺术体裁相比显得支离含混，并且长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散文作品本身所依托和占据的媒介空间一直在经历着其他体裁所未遭逢的频繁变乱。 　　进入现代媒介世界之后，小说、诗歌、戏剧、影视，都相继发达为一户户恒产、恒心、恒定住所皆备的体面的安居者；相形之下，散文则日益流落成看起来像是四海为家、居无定址的游荡者或流浪者。在现代媒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各路“纯文艺”、“纯文学”作品荟萃之处，还是一般日常社会话语起落聚散之地，都有可能随时闪现出标名挂号的散文篇什或貌似散文的辞句片段。但真正为散文所专属的媒介空间，一向远不如小说那么开阔、诗歌那么纯净、戏剧影视那么繁复多维。 　　1980年代，“新时期”和“新生代”前后两波的散文写作潮迭加相继，抑制了“假、大、空”的滥抒情和伪抒情在散文田园里一度泛滥的恶劣习气，复归并且发展了个人化的抒情与冲淡的叙事传统相互生发、相映成趣的现代散文传统。顺势而进的1990年代散文，从逐步实现市场化转型的文学媒介体制中，或被动或主动，不断获得外力助推，把蓄积在1980年代甚至更久远时期的散文文体融缘情与体物于一体的优势资源要素，不断转化为颇具社会文化效应和市场行销价值的品牌标识，以致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持续形成了一种几乎可与最强势的文学体裁——长篇小说的高热相提并论的、产出量和流通量双高的“散文热”局面。 　　但在中国“互联网元年”(一般认为是距今10年之前的2002年)之后，“散文热”很快显露出了停滞、衰退的迹象。自这时起，雄厚的资本注入和强劲的技术合力推进，促使互联网空间无远弗届的扩张和无微不至的渗透，时刻不息地加快加强、趋于深广。这不仅让整个纸媒介出版业面临版图萎缩之忧，更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受众开始舍弃纸媒介时代重“质”轻“量”、深度为上的信息感知习惯。这对于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戏剧、影视在内的所有传统形态的文学文体来说，都是个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纸媒空间里的那片为散文所专属的疆域，其10年来状态和动向，就不能不视为散文传统文体形态本身的症候。概观之下，散文的纸媒介空间在最近10年里，大体保持了1990年代“散文热”以降全国性散文刊物的大布局：东有《散文》(天津)、西有《美文》(西安)、南有《随笔》(广州)、北有《海燕》(大连)和《百家》(邢台《散文百家》)、中有《选刊》(郑州《散文选刊》)，在风格和发行规模上都足以稳踞一方。近年，新起或同名复刊的《散文世界》《华夏散文》《西部散文家》《西部散文选刊》等刊物，又对这一布局做了进一步的充实。相较从前，这一布局10年来的一个明显新变，是其中一些有实力的刊物，如《美文》《散文选刊》《海燕》已追随先行一步的《散文(海外版)》，将散文作者作品的延揽、包容范围，自觉延及自台港澳文坛和国外汉语写作圈，体现出世界汉语散文媒介的视野和襟怀。 　　不过，保持这一格局，显然并不轻松。除了要承受网络新媒介的直接挤压之外，网络新媒介时代流行的重“量”轻“质”且极具同质化倾向的浅话语、浅传播、浅接受、浅反馈的社会信息循环链，对纸媒散文刊物在篇幅容量、出刊周期和审稿机制上的“天然”局限，也有强烈的阻抗。月刊增量为半月刊、旬刊，一刊分身为多版，这些举措，在纸介质的层面上放大了幅员，但却因为稿源数量未有同步倍增而被迫降低、放宽了发稿的标准和尺度。长此以往，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达到散文文体基本成色的作品在纸媒空间里占取的比重，也会相对见小。而一经如此，纸媒刊物本有的吸引和推重优质稿源的那份凝聚力和公信力很快就会丧失殆尽。毕竟，在网络称雄的时代，已经很难有纸媒自以为所长者，而网媒却偏偏做不到或做不好的。 　　“述史”依旧热：证史、补史或演史 　　过去10年，散文创作个案中的热点和亮色，仍如1990年代一般，双双落在“述史”的田野作业区。之所以称之为“田野作业区”，主要因为这种“述史”多以知、情、意各方面的水准皆超越于所述对象之上的基调展开，于是，这样的“述史”就总不免流露出神灵下凡、圣人采风的神情语态。借用叙述学常识里的术语来说，在这类散文里，作者设定的叙述视角一般都是全知全能的：他所叙述的历史素材本身可以有误区、有暗角，他的叙述却总是通透、敞亮，毋庸读者置疑，完全应该被读者信得过。这种“述史”方式，与名噪一时的“苦旅”散文相似，但它的根源深植于中国散文语无虚妄、以作者人格真面目现世、不明道则明志的古老传统。 　　历史素材在近20年散文写作中高热不退，若溯其缘故，恐怕比“述史”视角和语调的来由要复杂得多。按鲁迅当年谈论革命时代与文学关系的思考逻辑来推论，或许可以说，我们近20年的散文创作之所以始终热衷或者拘泥于历史素材，正说明我们面前的时代正在高速行进中，这就像快车车厢里的乘客总爱不由自主地凭窗欣赏不断向后飞逝的片片风景一样。无疑，这样的“述史”展示的不单是针对历史的态度和见地，更折射着作者看待现实的感觉。据此可以发现三种类别的态度、见地和感觉，正从10年来日益多见的“述史”散文中凸显出来：一是“证史”，二是“补史”，三是“演史”。 　　其中，“演史”散文，今天前后看看，其极致可谓已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那里封顶。10年来，这条路上后继者虽众多如初，但他们创作的姿态比之“苦旅”、“山居”中的力作，大都或如效颦、或如倒仆，闲时不妨一读，却终究无足可观。论写作手法的创新，这一路自导自演、替古人操心费力的“演史”散文，固然绘声绘色、文情并茂，但置于散文创作流变史上，对晚近这10年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标志意义。在这10年来的散文创作潮中显出新进气象的，是“证史”和“补史”散文。所谓“证史”，宗旨在为已定格、定性为“宏大叙事”的“正史”，扩充细节、呈现案例、印证规律，提供具体而微、生动可感的人证、事证和物证。在写作技术上，这类“证史”散文，明显接受了诸多在“百家讲坛”等电视节目上经过验证的那套可以广获社会受众认同的修辞表达和叙述风格的影响。而“补史”的散文，则带些与“证史”相异而互补的意图。它以补“正史”之阙为目的，或给正史不载或拒载的小人物和非主流人物存名立传、镂刻行迹，或在“正史”大叙事构架的间隙中，捡漏拾遗、探幽发微，补足弘放、粗疏的大叙事、大道理所覆盖不及、但对社会角落里的凡俗人生有切实意义的各种小叙事、小道理。“补史”散文的这两个品种，可分别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的一句老广告词和《上海文学》杂志的一个老栏目的名称来概括：“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循之物伤其类的常情，长年只能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踏实而无奈地浸泡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老百姓”读者，自然乐得更多地去亲近和欣赏“补史”散文。因为只有“补史”散文，才可能存留“老百姓”自己的身影和心境。对此，如果非要从我个人阅读回顾近10年散文作品所得的一片含糊印象中，列出些相对显优的篇章，那么，我愿在此提到：苍耳的《猛士的第二故乡》、陈小虎的《287路车》、江子的《永远的暗疾》、木祥出的《远远看着西藏的云》、韩少功的《山居心情》、黄宗英的《我在五七干校时》、陈忠实的《父亲的树》、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艾云的《晏阳初在定县》、贾平凹的《〈古炉〉后记》、顾征南的《倔强的斗士》、张锐锋的《失乐园》、万方的《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就文本表象而言，上列这十余篇作品各有各的路数和风致，在写作技术指标的等级中，它们各自所居的位置和层次并不很相近。但在作品整体的艺术质地和给我造成的完整的阅读感受上，我认定它们都数得上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上乘之作。我之所以把它们判断和理解成当今散文潮流中的殊胜之作，是因为它们都是在“结体”而非在“笔画”。“结体”应该先于并且重于“笔画”，本是启功先生教授书法的一条宝贵经验，我体会，把启先生这点宝训，移植、转用于散文的创作和评价，照样能压倒无数言不及义的所谓散文理论的高头讲章，切中肯綮、直捣要害。散文创作中的“笔画”，最常见也最俗气的，就是机械割裂、单摆浮搁的“记叙”、“抒情”和“议论”这老三样手法。此外，实际上只在语法修辞的教材、词典里才存活得生生不息的各种单打独斗、孤立自为的“修辞格”，也是能给散文的创作和评价遮云蔽日、帮倒忙的“笔画”。相应地，散文的“结体”恰似书法的“结体”，讲求的是作品总体架构的品貌、神韵和感染力，它最后看似落实成了“笔画”们的组合搭配关系，但它的生发起点，归根结底却在“笔画”之外、落笔之前和创作心理的深层，要靠长期、全面的修养积淀而成型。 　　十余年行程和蹉跎，在只知“笔画”、不知“结体”的迷阵中盘旋太久的散文创作和散文评论潮，如能分出一支以“结体”取胜而非以“笔画”讨巧的少数作品为先导的流脉，那么，散文天地里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向度的出现，就甚可期待。 　　新批评+旧方法：理论期待新思路 　　网络媒介遍布城乡的发展现状，持续加剧了世纪之交以来大众文化和舆论空间中沸腾不息、众语喧哗的状况。在此氛围中，以纸媒介传播为主的各类文本和话语现象作为聚焦对象的文艺评论，现在无论如何喧哗，都已不能突破网络话语层的密集笼罩和强力袭扰，受到显著的关注和反响。散文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在当代文学阶段素来经营惨淡、场面寥落、成绩欠佳。 　　以往10年的散文批评，再度展现了这样的一幕，与散文史上的无数画面非常相似，但已不能再有惊人的观感。这些年间，散文批评疆场里，“主义”和内涵或有差异，追求的高度和方向却一律为“新”。它们对散文创作的某种实际影响也明显可见：许多书刊中的散文作品被归集到这些概念的新名目之下，在读书界，至少是在对散文素有兴趣的那部分读书人眼前，这做法获得了非如此可能很难获得的一份特别的关注。除此之外，它们和遍布中国散文史上的各种旧有的理念说法并无质的区别。突出的一点表现就在于它们都把自己的所谓理论本体或者说思维边界，封闭到了狭窄、局促的写作方法论甚至写作经验总结的层次，而与现代理论的基本品质——分析经验、证伪常识、反思和优化思维及理论话语相背离。 　　因而，尽管在高悬的理论旗号之下，貌似水火不容的散文创作主张和同等壮怀激烈的散文史批判，拉开了用烦琐的语辞强加掩饰的无物之阵，但实质是：真问题缺席、理性下降、情意上升。这样的散文理论，不会有也确实没有可匹配的散文批评实践。散文批评依旧滑行在没有称手的理论工具可仰仗的旧状态。印象式的评点和随兴所之的鉴赏，仍在散文批评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 　　事实上，索诸散文文体本有的非虚构特质，与之对应和相关的写作，在中国社会跨过“互联网元年”之后的这10年中，已发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化。在纸介质为中心的传统媒体空间内外，这些变化都正当方兴未艾。文学与非文学场域的各种文体范畴的全盘重整和复杂交融，就是这些变化中最醒目的一点。BBS、博客、微博和手机多平台、多路径集成的网络自媒体系统，为个人用户即时、即兴的情绪宣泄、信息发布以至言语机趣的展示，打开了便捷通途和广阔空间。新媒体的发展愈益深入地刷新和改造着个人身心生活体验的惯有模式。传统文学文体所担当的“兴、观、群、怨”等抒情、达意及社交功能，由此已呈悉数横遭褫夺之势。 　　特别是散文，它在现当代文学文体既往的递变、互融历程中，本已先后因时评杂感、散文诗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蔚然独立而失去了以理性争锋介入当下、以瞬间直觉观照内心、以知性寻访钩沉历史的功能，独留片面外向的抒情与小说的叙事功能在肩。如今，散文又濒临文体功能旁落的悬崖，是继续待在原地被动承受，还是绝地突围、移形换位，向媒介丛林的深处和文体融汇的激流中夺路挺进、另寻出路？这是目前已有的散文理论尚未顾及的问题，然而，大概也就是它，才确与散文写作的今天和明天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