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心伤神五十年：高考作文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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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心伤神五十年：高考作文之我见
冉云飞
来源：冉氏艺文志
按：高考头一天，转发冉云飞先生谈高考作文的文章以飨读者。这是作者九年前写的一篇长文，至今为止仍是全面论述高考作文最为深入的文章。虽然看上去很粗疏，但依旧衬托了这个社会的学者浮躁、不研究真问题的本质。作者做了四十四年131篇高考作文的分类分析，这些看上去比较枯燥的分析，其实对分析高考作文所承载的价值观，以及出题类型，以及很多学生为何出了社会依旧充满很多假大空的作文腔，从中可出看出其端倪。

  冉：四九鼎革后，各个阶段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经受的浮沉跌荡，全凭操权柄者的主观需要定夺一切，大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势。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朝光绪论三十年（1906年），一千三百年间，其间因战乱、改朝换代，科举考试或稍有影响。但像1966年—1976年十一年间大学停招的情形，可谓千百年来之未有。对于生处这个时期的适龄学子来说，真是绝大的不公，青春伤逝，不少人学业无成，对社会来说也是无可追挽的大损失。1951年前政权新定，尚未来得及分身搞统一思想、窒息教育自由的全国统一高考——四九年前是各大学自行招考，没有全国统一高考——因此所谓五十年来的高考作文命题，自然只能取个约数。准确地说，我分析的是1951年—1965年，1977年—2005年，总共四十四年的高考作文命题。 审视过去的历史，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观察，国朝五十年来，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真是一个活脱脱的诬妄世界。而考察高考作文命题，看政权对教育中立以及自由的干预，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折腾孩子自然是我们的传统，五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便是将这传统变成了国粹，而作文便是通向这项国粹的方便之门。

一：引子、两次历险　
　 因为业余研究点教育，每年高考前后，仿佛备受优渥，其实就是挨些传媒将你观点拦腰斩断的折磨，登出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废话。说白了是自己有心撞上去找抽，怪不得别人。不动脑子，大家都知道高考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优渥待遇，不把你考得七窍生烟，它哪会轻易给你亮出底牌，大名鼎鼎的艾弗森——其绰号是学生考试最喜欢的，因为他是“答案”——可不是随便出来的。如果把高考弄成“欢乐总动员”，让这些不知甘苦的半大小子，白捡便宜，那我们这些成人不是很没面子的饭桶么？虽然现在十三亿人都普及了一个成语，扫盲成就举世独瞩目，它叫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在高考面前，像遇着了仓库重地，只能捞着个“闲人免进”。 还好，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贱得找抽。譬如有回报社约我去谈高考作文，到了报社才知要写一篇作文。最后我把张铁生当作“粉丝”，认作哥们，交了白卷。我不做题，好像省了劲，捡了便宜。结果报社非常满意，因为从效果上看，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只有如此才能变成新闻。敢情他们一开始非逼我写一篇不可，其实心底里是在给我告矮，就算我们求你了，你行行好，千万别写啊，不然我这新闻怎么炒啊。比考生写作文揣度成人社会的废话套话、大话假话，都来得费劲，真可谓用心良苦。今年高考，本地一家媒体又约我写四川省的高考作文《忘记与铭记》。朋友以为我很坚强，其实我神经脆弱得一塌糊涂，不堪折磨。一个人如同一个国家，稳定压倒一切。你要破坏我的稳定，颠覆我的安全，是何居心？让我再考一次，敬谢不敏。何况当年高考时落下的心理疾患，至今未曾痊愈。从地狱过来的人，你让他再去，除非他喝了高质量的孟婆茶。

二、命题类别概析　　　
　 古今公文文种，据梁永诲等编的《古今公文文种汇释》所载，约有四百一十七种，分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其它四大类。在书中“其它”无法归类的这一类里，他们收入了“八股文”，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和科学，暂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看了田子霖编著的《八股文观止》中四百八十四篇八股文，无一例外都是代圣立言，可看作“上行文”之一种，但可能因为没有上行文那么具体的有送达人物和机构，因此他们将其编入无法归类的“其它”类之中。但八股文被纳入公文之中，本身反证了八股文不是一种创作，而是一种套路——依傍“四书”，摸拟圣贤，严守起承转合的文法——类同没有多少特点的公文。 公文在我们现今通称为“应用文”，但八股文却没多少实用价值。八股文可憎的面目，历来为人诟病，就连苏轼这样的文章高手，写出来的《王省维岁》、《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君使臣以礼》等八股文，都令人生厌，了无生趣。至于李维新主编的《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里，状元们回答皇帝的考题，虽有皇帝“悉心以对，毋有所隐”、“详切敷陈，毋徒泛泛”的指令，脑袋也不是南瓜，他们哪敢讲什么太真的话，到最后无非是“伏乞天恩，特赐裁择”、 “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臣昧死谨对”的话。这些话没有什么想像力，却很形象，因为我们后人仿佛看到他们回答问题时，恐惧得全身都在发抖，令人难过。 今天的高考作文也承袭古代八股而来，深得代圣立言的传统。从到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的作文来看，似可归入公文之中，因为我们现今不少公文就是做假的典范。但这些作文与八股文一样，除了拿来作为一次性使用品——考试用外，可谓没有任何价值。一般说来，作文命题，从文种来分，无非是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等，从文学体裁来分无非散文、诗歌等，但这样的统计看不出几十年来作文命题的实质。我将以命题所涉内容来作些较粗浅的分类——有不少作文命题无法准确分类，不少兼有多种类型的特征——以便明了作文命题的倾向。
励志类：我所报考的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4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5年）、我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1960年）、路（1977年，浙江）、不到长城非好汉（1977年，甘肃）、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难忘的一天（1977年，宁夏）、攻书莫畏难、青松赞（1977年，云南）、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1980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看图作文，漫画《挖井》（1983年）、“致青年同学的一封信”，关于报考志愿的困惑和苦恼（1989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任意选择或不选择，中心围绕“心理承受能力”（1998年）、田中耕一获奖的启示（2003年春季卷，上海）、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2004年，全国卷一）、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年，全国卷二）、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2004年，全国卷三）、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4年，全国卷四）、材与非材（2004年，天津）、自己的认识与别人的期待（2004年，重庆）、谈谈对人生、事物的看法（2005年，湖北）、凤头猪肚豹尾（2005年，江苏），共二十一篇。

政治类：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论增产节约的好处（1951年）、我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记一件好人好事（1952年）记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记你最熟悉的人（1953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当社会主义总路线公布的时候、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记整风运动中的一件事（1958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1961年）、说不怕鬼或雨后（二者任选一，1962年）、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五一”劳动节日记（1963）、谈革命与学习、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77年，北京）、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宏伟的目示鼓舞着我（1977年，天津）、“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1977年，上海）、心中有话向党说（1977年，湖南）、《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1977年，四川）、苦战（1977年，江苏）、《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1977，福建）、难忘的时刻、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1977年、江西）、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1977年，辽宁）、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河南）、学雷锋的故事（1977年，湖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1977年，吉林）、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驳“难”、在攀登的起点上、大治之年里的几件小事（1977年，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1977年，山西）、难忘的日记、我们要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77年，广西）、谈实事求是、在红旗下（1977年，内蒙古）、每当我唱起《东方红》（1977年，黑龙江）、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1977）、难忘的一天、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1977年，陕西）、缩写“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1978年，安徽）、一份关于改革的摘要、五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上海），共三十篇。

道德类：“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1964年）、改写“陈伊玲的故事”（1979年）、读后感：《毁树容易种树难》（1982年）、论知足常乐（1985年，上海）、习惯（1988年）、我更喜欢、清流与活源（1988年，上海）、看图作文“李雄救人”（1988年，广东）、素材为“玫瑰园的里花与刺”（1990年）、以圆形为物体，写一篇想像以及近墨者黑或者近墨者未必黑（1991年）、要学会关心别人、谈回报（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关于社会公德问题，街头雨中一景（1992年）、素材为诗歌《鸟的对话》（1995年）、“我更喜欢”（1996年）、“助人为乐”为主线（1997年）、以“诚信”为话题写篇文章（2001年）、心灵的选择（2002年）、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3年）、包容（2004，北京）、自豪和平凡（2004年，辽宁）、忘记和铭记（2005年，全国卷）、位置与价值（2005年，黑龙江），共二十篇。 其它类：我的母亲（1957年）、难忘的一天（1977年，山东）、“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1985年）、“树木．森林．气候”（1986年）、评《十五的月亮》、2000年回母校（1986年，上海）、关于育民小学游泳训练班的简讯（1987年）、“借书规则”、“借书规则”实施之后（1987年，广东）、我的一点看法、中学生活的回顾与思考（1989年，上海）、史蒂芬研制火车的遭遇（1989年，广东）、欢送老师退休、时间啊时间（1990年，上海）、代拟电报稿一则、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1991年，上海）、看图作文、遥远夜空（1992年，上海）、别生活在懊悔之中（1992年，湖南、海南、云南）、关于补课报酬问题（1993年）、找回文具盒和介绍文具盒、帮同学补课该不该拿报酬（北京、湖北、湖南、云南、海南）、介绍“上海之夏”、机遇（1993年，上海）、尝试（1994）、介绍街头或乡村小店、父辈（1994年，上海）、运动会简讯、责任（1995年，上海）、初夏的时令特征、我的财富（1996年，上海）、推荐一部电影、我看课外阅读（1997年，上海）、以“春水”一诗为题、读报有感（1998年，上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年）、开考时刻、以“回声”的启示主题（1999年，上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年）、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题（2000年，上海）、以“世纪交流”为题（2000年春季卷，北京安徽）、如何看待世界（2001年，北京安徽内蒙春季卷）、以“如果我办专栏”为题（2001年春季卷，上海）、以中国的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为题（2001年，上海）、如何看待中外动画片对青少年的影响（2002年，上海春季卷）、以“出发”和“到达”为话题（2002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以“面对大海”为题（2002年，上海）、以“规则”（含“规则与……”）为题（2002年，北京）、以“水的联想”为题（2003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以“杂”为话题（2003年，上海）、以“转折”为题（2003年，北京）、以“忘忧草”为话题（2004年春季卷，上海）、以“寻找”为话题（2003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忙（2004年，上海）、山给你以沉稳，水给你以灵性（2004年，江苏）、人文素养与发展（2004年，浙江）、买镜子（2004年，湖北）、语言与沟通（2004年，广东）、家庭教育（2004年，湖南）、以下列所列的一个人物或文学形象为题作文（孔子 苏轼曾国藩 鲁迅 霍金、曹操 宋江 薛宝钗 冬妮娅 桑提亚哥，2004年，福建）、以“教育方式”为话题（2005年春季卷，北京）、打开心灵之窗（2005年春季卷，上海）、《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2005年，全国卷）、说“安”（2005年，北京）、文化生活三个镜头的影响（2005年，上海）、留给明天（2005年，天津）、筷子、自嘲（2005年，重庆）、以纪念为题作文（2005年，广东）、今年花胜去年红（2005年，辽宁）、一枝、一叶、一世界（2005年，浙江）、跑的体验（2005年，湖南）、以“双赢的智慧”为题作文（2005年，山东）、看两圆形（一稳定，一多变），自拟题目（2005年，福建），脸（2005年，江西），共六十篇。 通过对以上四十四年一百三十一篇——肯定尚有遗漏，不过以后的补充，也不可能影响我对高考作文的基本判断——高考作文的粗疏（因为有些只看到标题，未看到要求及给出的材料，故有可能分类不准确）分类，励志类、道德类、政治类所占比重是很重的，至于“其它类”也或多或少与这三类有关，只是不像上述三类那般用意彰显。 政治类命题集中于1951至1978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里，占一百三十一篇作文命题的22．9%，党派教育、奴化教育无处不在，在四九年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励志类占１６．１%，在“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教诲下，非励个人之志，而是励那些大而空的虚幻之志，便于把你卖了，还帮着他数钱。仅从一般励志来看，这也是对学生的矮化和幼稚化，是成人社会对学生的不信任。今日举目四望，当我们被胡编乱造的垃圾类励志书包围，很多成人都还靠励志类书活着的时候，教育的不堪更是彰显无遗。道德类占15．2%，从八股文到现在的高考作文命题，道德绑架，奉送精神原子弹，历来就是中国人的强项，这也是代圣立言的作文传统，过于强大而久远的必然反映。 至于占一百二十六篇作文命题45．8%的“其它类”，大致可分成日常生活类、科普（幻）类、社会问题类等。但我认为从命题特性来看，没有上面所分三类突出，这些命题多有泛道德、泛政治的影子。尽管还有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统一思想的残酷要求，在窒息着作文命题和学生写作，自由表达的空间还很小，不能发挥学生酣畅淋漓的创造性。但与此前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政治报告、浆糊励志相比，“其它类”作文多出现在近几年的分省作文命题中，这是个相对可喜的变化。这些命题使得考生写作时多了些选择余地，内容的多样性也相对得到了一定的展现。

三、以打假球的方式写作文
有人说，足球都是圆的。我要批评这位仁兄，逻辑不严谨，乱用全称判断，以偏概全。因为据说中国踢的就是方足球，只是处于实验阶段，暂时不宜拿到本国以外让夷狄学习，免得他们侵犯我们的足球知识产权。竟日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人，完全是不顾国情的瞎喊乱嚷，出去了有什么好处，让东南西北夷像咱们中国人一样聪明，岂不是便宜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从世界各个地方冲向中国，找我们教他们如何玩方足球。只要我们愿意，从蹴鞠到方足球，我们都可震惊世界，一统江湖。 按照安替的说法，我邻居是个爱国爱到商周的人。当我把中国正在实验方足球的消息告诉他后，他夜不能寐。但他担心方足球广泛推广后，中国队会逐渐丧失优势。我说，老兄你不必担心中国方足球的魅力和优势，中国方足球有球霸们在辛勤耕耘，东南西北夷一辈子也无法赶超。更要紧的是，中国方足球有东南西北夷不容易学会的最后防线，那就是比赛尚未开始，结果便已然明了。这等要紧处，如同暗伏的机关，好比诗眼文脉，愚氓如他们，怎能体会得出？无知说那是打假球，还是有道者厉害，名之曰中国特色。一旦变成咱中国特色，东南西北夷绝对没辙。 把话像煎饼一样翻过来说道说道，好比数学上的反证法，是特有意思的一件事。上面这段话就可捣腾为，中国足球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搞科研的；不是拿来与人交流的，是拿来自废武功的；不是拿来娱人的，是拿来愚人的。同是一种自废武功的比赛，四九年后几十年的高考作文，和中国足球的比赛，有异曲同工之妙。足球有球霸在左右比赛进程甚至结局，那么作文得分的高低，是谁在支配呢？回答当然是带着意识形态镣铐的出题者。有人立马会说，不对，出题者不可能阅卷，决定作文得分高低的是阅卷老师。但诸位要知道，在中国写作文，立场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你文采风流，才高八斗，写出来不符合党化奴化效果，不注意政治正确，你所得就只能是低分。设若在那恐怖的年代，还可能因言论而成为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换言之，作文还没开写，但方向和内容已然内定，即你所写，无非是为了从各方面证明党和政府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字里行间一定要表达对他们的效忠以及被他们愚弄的感激之情，这样的内容只要你像填空一样填进去，就不会有错。这就好比，足球尚未开打，输赢已然确定，甚至比分是多少也能轻易搞定。又好比文革时候的“高大全”小说，主题先行，一个正确到令人可厌的小说于斯出笼。 “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出题者早就用一个肯定句，替你规定了答案，至于是否幸福，那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心中有话向党说”（1977年），什么话是心中的话，是牢骚抱怨，还是敬呈效忠之辞？这还用考虑吗？除非你有拿自己前途当儿戏的准备。众所周知，诚信的确很重要，所以2001年关于“诚信”的考题，无疑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但你能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最无诚信的便是政府，引起了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并发症吗？该怎么写才能得高分，恐怕没有学生不明白，当今的学校教育真是功莫大焉。

三、圣人阉割术 在我的眼中，并无所谓圣人。小子不才，也算读书破万卷，但没读出谁是圣人。张岱的交友原则，便可证明我所言不虚：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按我的话说便是：人没有毛病，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个死人；人没有爱好，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个冷血动物。只有死人才没有缺点，圣人云乎哉，大抵圣人便是死人，那么泼皮无赖只要没于尘土，便成圣得道了，真是条条道路通圣人。 代圣立言的传统之久远，就不必劳神费力，覼缕证明了。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八股文和现今的高考作文喜欢去代圣立言，而不让考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拿出自己的思想，我手写我心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统一思想，钳制言论自由之必须。让学生从小练习拾人余唾，说些前人看似正确的废话，拿圣人大言蒙人，即使你有反驳的理由，但你在重压之下有反驳的勇气吗？圣人仿佛咳唾成珠，不仅是思想的主流，而且是当政者粉饰社会苦难，妆点天下太平，掩盖血腥屠戮的遮羞布，这样的麻醉剂对于当政者来说是越多越好。所以要放在学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做文章有圣人姿态，用他们的吻说话，长此以往，便成为一颗替当政者服务，跟着他们思路进退的道德膨胀螺钉，对老百姓的合理要求及相应权利，有巨大的扼杀能力。 既是代圣立言，揣摸圣人思想——作文中的审题训练便是如此——不仅思想要正确，表达方式也不能嬉笑怒骂，必须注重起承转合，正所谓凤头猪肚豹尾，这也是八股文和今天的高考作文无趣的真正原因。作文评卷，至今把符合当政者口味的内容正确，放在首位，至于怎样将文章写得优美好看，则可以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不加重视。所以不少作文，不仅内容正确如同废话，而且表达呆板得如同一个死人。不少人一生因此对美妙的文章、优美的汉语没有欣赏力，就像置身于美女中的太监一般无能为力，皆拜我们糟糕的语文教育和代圣作文的传统之赐。 参加中国高考的考生肯定不在国外，从属地上讲，他肯定用不着“投”。但作文“我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1952年），这里面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替国外想回未回的徘徊者，代做表白和效忠之辞，在他们的逻辑里爱国必须回来，否则与叛国无异；其次，是替当政者做政治宣传，过一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瘾；最后，便是潜在的有罪类推，即你一直在中国，但由于你思想跟不上当政者的节拍，你的思想是有罪的，当然无法投入祖国的怀抱。你思想上的原罪，得逐步根除，才可能“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否则你便会是游荡在中国的孤魂野鬼。思考的大脑被整肃、骟掉了几十年，早就“投入了祖国的怀抱”，还有网友大声质问：“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暂住在中国？”这说明不少中国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拿圣人的要求来阉割老百姓的权利，在中国真是屡试不爽。

四、道德绑架与膨胀螺钉
执政者早年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可谓邪恶得毫不掩盖、底气十足。说这些背时的话，完全不考虑什么成本，因为被愚弄得没有人知道反抗，或者知道了也没有勇气。一个人和一颗螺丝钉没有什么区别，这不仅是教育的成果，也是几十来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螺丝钉，小得可以忽略，任意使用，任意丢弃，随时毁坏，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命贱如蚁。现在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复苏，知道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谁也没有能力为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乔羽《让我们荡起双浆》），也从未有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别人安排的。可是《让我们荡起双浆》的歌词还堂而皇之入选北师大小学语文实验教材。可否仿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名诗，大声一问，“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有这样愚弄人的课本，当然也少不了同样愚弄人的作文题。 为了配合螺丝钉的教育理念，让学生丧失自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便是对虚假道德的强行兜售——即便是该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是拿钱读书，故有此说——以及无处在不在的灌输。大公无私、舍己救人、公而忘私、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等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至今尚存在我们的教材及作文考试中。学雷锋学赖宁这种不可学的道德人物，其实是剥夺别人为自己正当权利所做的一切努力。庄子早就说过“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你哪里知道好人不是强盗的开路先锋，那些号召别人去学习雷锋、孔繁森、赖宁，自己去学没有？肯定没有，自己却在别人的奉献中，窃取果实，实在是执权柄者的惯用伎俩。 如果陈伊玲参加第二次考试（1979年），不是因为救人，而是因为感冒而没发挥好，就不应该获得同情么？同时因为救了人，复试不合格，依然被录取，违背考试公平原则，这样的方式是否值得提倡？如果值得提倡，只要代价许可，不对自己损害太大，那么高考前几天成绩差的人，都可能做出些好人好事来。存在这种可能，便说明这种提倡有其可商榷处。 “心灵的选择”（2002年）是写登山者的互救，本来是很好的。很多人有登山经验的人，从技术上论证，觉得如此救助人的一幕不大可能发生，这且不表。倘若学生“心灵”里“选择”了不去救那个不知死活的人，而独自下山，因为如果救他，完全可能一起死掉——至少与救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倘若他能自圆其说，表达了自己独立的看法，他的作文你将怎样评判？当他行使自由“选择”的“心灵”，而不选择社会所强加给他的道德时，我们该怎样处置？一个人处于极限状态时，心灵的选择可否应有他的自由？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有救人一途，才是“心灵”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我们能做，那么我们还有“选择”吗？怎么选择？除非我们陷入等额选举——其实等额选举是典型的病句、毫无逻辑，等额能“选”吗——这混帐可笑的游戏中。其实这里涉及到自由意志问题，恐怕绝非普通道德伦理能够探讨清楚。出这种题，除了给个道德说教的牢笼外，实在无助于学生自由表达。 我们的道德教育总是因为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把活生生的人弄得灰头土脸，自画牢笼，陷入欲罢不能的泥淖。道德教育者在这样反复对学生的折腾中，好像寻求到了快感。其实进行这种道德教育，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因为在降低学生智商的同时，也侮辱了自己求真的尊严。而通过这样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愈来愈多，遍布全社会，又因不认识这道德的虚伪性，或者意识到这虚伪性而想从中混水摸鱼，从而使生活泛道德化，产生大量的道德膨胀螺钉。这种道德膨胀螺钉，随处可见，就像全中国有多少墙壁，就有多少膨胀螺钉一样。他们道德膨胀之功可谓巨大，作为螺钉的破坏功能也不可忽视。这些道德膨胀螺钉亦即泛道德主义者，他们在与人争辩一件事时，往往不看真伪，动辄拿道德说事，只拿出不允许他人置疑的道德优越感来，道德成了他们最后的护身符。无处不在的、泛化的道德，以及成上千万的泛道德主义者，成为扼杀普通人创造力和权利的利器。

五、比傻秘技及其表演 五十年来，不少人都扮演过华子良，开始装疯卖傻，是为了在铁幕下苟活，这是可以理解并应深致同情的，活着并且要记住；但不少人，越演越起劲，越演越上瘾，后来竟然把装疯卖傻当作了乐趣和职业。教育界因执政者的意识形态严管，成为比傻演出的主要舞台之一，而有的教师仿佛在比傻表演中找到了乐趣和职业的共谋。装孙子装出了自得其乐的感觉，心满意足，真是一种超常的发挥。 比傻，《孙子兵法》里名为扮猪吃虎，又可谓假痴不癫，常言为装孙子，俗语叫“面带猪相，心头嘹亮”。国人在这方面功力深厚、源远流长。一个国家的文化比谁更聪明，比谁更有趣，那么该国文化必定活力四射，民众本身好玩且一脸阳光。反之，不比聪明却比傻，不比有趣且比呆板，这就好比不比往前赶，却比退着走，虽是独门绝技，却总是很别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坑中，摔大跟斗，实在不好玩。但我们国家玩退着走的高手，可谓多如牛毛，指不胜屈。 比傻，当然不真傻，真傻是无法比无法表演的，因为他会傻到无法比谁更傻，丧失比傻的能力。比傻就是聪明人装孙子，饱经风霜的老人可以扮演黄口小儿，却不让对方洞察个中玄机。即便对方看出你在比傻，他也未必要说明道破。设若对方与你同为平级竞争者则继续比傻，倘是上级则拈花微笑，一片佛心装大度。林彪有事没事老说毛泽东“一句顶万句”，这就不叫比傻，这叫挑战。捧誉过度，西人要决斗，我们虽不至于如此鲁莽灭裂，但总要疑心你的用意。以毛之深谙勾距之术，他能不洞察风浪于未萌？开会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项游戏，一项政策逐级下达，下级必对最高上级，上级的上级，自己的顶头上级，都来一番措辞得当——谁是重要批示、重要讲话、重要发言都有讲究，且不可遗漏——的称颂，切不可妄自表态，逾矩跬步。其实下级未必不在心里暗骂，你们这样的狗屁也拿糊弄下官，真是岂有此理。而上级也未必不知，政策下到地方，不致郢书燕悦、南辕北辙之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大家常常都能相安无事，中国官场的比傻功夫实在一流。 我看四十四年来的作文命题，大部分都适合装疯卖傻。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们的学校好比疯人院，学生都成了智障儿童，老师大概智商也高不到哪去。看到一篇作文命题，你就会想到相对应的社论、指示、文件、讲话、发言、通知，像摸拟德育课，你只有往那套路里塞进一批成人们要求的套话大话、假话空话，而作为阅卷老师，也乐于鼓励这样的作文，以维持互相之间比傻的均衡态势。诚然，在政府干预教育中立及自由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只不过是“木偶人”。“每当我唱起《东方红》”（1977年），虽然你昨天才从监狱出来，亲人冤死，你不仅不能抱怨，还得忍气吞声去赞美这种非人折磨，因为不装疯卖傻，你就不会得高分，便不能对猪狗一般的命运稍有改变。 至于你心理脆弱，如果你不去战胜（1998年考题），你便是懦夫，坚强比脆弱先天地具有一种道德、行事的优越感。为了倡导“战胜脆弱”，提倡一种所谓健康的生活，不惜让学生变成没有思考的木头，变成听废话的垃圾桶。这样的作文命题，你若写成我就是个脆弱的人，坚强与脆弱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个人性格属于硬币的这一面“脆弱”，你让我怎么战胜？难道性格就像那枚硬币一样，将写有“坚强”一面翻过来就行了么？或者像身上的肉一样将“脆弱”那块剜掉，就万事大吉了？最终你不战胜脆弱，不仅作文得低分，而且生存中都感到压力与歧视，于是你就只有妥协比傻，按照主流意识的规范来作文。事实上，难道脆弱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吗？“脆弱”真能战胜？脆弱既可战胜，那么作为性格之一种，“坚强”是否也需要或者也能战胜？这能证明吗？又怎么去证明？要言之，这只不过典型的庸俗进化论，变态的社会竞争理念在我们学校教育和生活中作怪，急功近利成了社会的普遍选择，并成为伤害每个人判断力的病灶。

六、拿钱买瓜
拿钱买瓜，天经地义，这话多半是外地人说的。四川人说这话，暗藏玄机，翻了点新。为了推广，我将他贡献给全国人民。天府之国，物产丰饶，瓜自然是不缺的。但此瓜非彼瓜，此瓜系蜀人所谓瓜娃子之瓜，国人所谓傻瓜之瓜。为何傻瓜之“瓜”，瓜娃子之“瓜”也要拿钱来买呢？难道它比西瓜还好吃，比冬瓜还可口，比南瓜还管用。流沙河先生曾用南瓜的口吻，在一南瓜上写了两句开玩笑的话：瓜娃子，说我瓜。可谓对物质之瓜及精神之“瓜”的双重解构。其实经过浃肌彻骨的洗脑教育，还有流沙河先生所摸拟的南瓜那么睿智者——其实他何尝没有自况的意味——可谓凤毛麟角。 学生进学校读书，不应该是王小波所说的举办“谦卑学习班”，他文章说的是一帮自大狂名人没事找抽，吃苦花钱让别人说他是个傻B。世界不少国家包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都是不花钱的免费教育——当然花的是纳税人交的税钱，只不过不再从纳税人兜里再掏罢了——而在中国你得花双倍的钱才能读成书（你已缴了各种税包括应用在教育上的税收，但你读书时得重新交钱），否则你便只有失学的份。失学当然会成文盲，但你还不失本朴，不过本朴又不能当饭吃，所以这点美德，在一个极尽倾诈诬妄的社会里，是没有博弈资本的。既然文盲没有竞争资本，那么只有千方百计，砸锅卖铁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里去，哪怕接受的是有一定毒害的教育。 一般家长将孩子送进学校的第一天，便以为万事大吉，开启智慧，始于今日。实则学校教育的毛病和缺陷，家长多不了解，当然官方的愚民政策也不让他们了解。你想自己的孩子求得真知，把自己经年累月攒的血汗钱交给别人，以便让自己的孩子变聪明点，将来在社会上也混口像人样的饭吃。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这个朴素的想法真是伟大得足够动人，但干预教育中立及自由的当政者，不会成全你的愿望。因为成全你的愿望，他便不能最大限度地愚民，也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国家这样的宏大叙事，配送许多精神原子弹，来压榨和剥夺你的利益，从而中饱私囊。教材原来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变成现在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是典型的把人变成傻瓜的教育。这样的学习不会有趣，只会觉得痛苦，当你会思考后，你就觉得受辱，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伤害。 除了教材里选一些愚民文章，老师按“政治正确”来灌输外，作文写作是语文教育里真正的致命伤。这些致命伤是假、大、空，于身不亲，不说人话。《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可谓五十年来出得比较的作文之一，因为它可以提供无数种可能和结局，不是给你一个貌似有理的圈套，让学生往里钻。这样的命题，相当于小说创作，它只给定了可能，没限制你的不可能，这种想像和伸缩的自由，才是心灵和写作之必须。但也有不少写作者受常规作文的套路，往许多大得不着边际的政治话题上套，貌似正确，实在不过是愚民教育的变种果实。至于那些政治类、励志类、道德类作文题，就更只有往大话套话上写的份，哪怕是面对“其它类”中关于日常生活、社会问题的考题，也会不知不觉往说教方面靠，不能展现学生的个性和真性情。勿需举例，只要你仔细看了话题作文所给定的材料，你会不由自上地跟着他们的要求和脚步挺进，没有丝毫的怀疑，更不会有反抗。


七、无趣是作文的天敌
英人丘吉尔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第一次看到这句耿直的话，我就喜欢上了他老人家。我智商不算低，但不喜欢那些企图用好听的言辞把别人绕糊涂的人，道理很简单，他们一点不比绕弯的出租车司机高尚。丘吉尔当过首相，退休后曾著有《英语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书，大多深刻有趣。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公布的两个难题——虽然好像不如罗素悖论值得推究——其一是爱上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二是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以我这个俗人的想法，前者会把自己累死，后者能把自己压死，结局都不是太妙。里面还有些微言大义尚待开发，我不想多说。我只想说他是个有趣的人，就是这一点让我心生敬意。 我已到了不崇拜英雄的年龄，因为我现在的智力清污工作，已使我明了小时候课本上所学的英雄，有的连自己都不如。我现在的想法是，学英雄还不如学自己，虽然这样显得有点狂妄。我的发现是，教材里那些英雄，更像是出自编剧的手笔，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有某电影制片商赞助了教材的印刷出版。更进一步的发现是，学我们的一些英雄，还不如学外国政客，比如丘吉尔。发现这个事实，我有些痛苦，因为知道这一切必然带来自绝于人民的后果。虽然这样代价太大，但由于太热爱自己，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发现，也只好忍受自绝于人民的孤独。 丘吉尔的两个难题，使我们看到无趣的生活很痛苦。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及高考作文，很少是有趣的。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不叫智力练习，应该叫脑死亡。大脑长期不用或者误用，都是暴殄天物。写过看好看的《儿童杂事诗》的周作人说，我们提供给儿童的读物应“优美、新奇”，“不可过量的鼓动崇拜英雄的心思，或助长粗暴残酷的行为”。循此而来，学生作文代圣人立言，说成人的废话，仿佛替公家写文件，画道德圈套，杜撰好人好事，让学生去为人成人社会的诸多不是开药方，下诊断，完全是剥夺了学生自我思考的权利。对于好的的文章，谁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如用减法，就是文字优美而说事（理）有趣。
知道点真相的人，难免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我的发明。屈子之离骚，贾长沙之痛哭——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虽然于现实无补，但此等情难自抑的心痛，于今读来依旧动人心弦，一派赤诚总无欺。医治现实自是得仰赖良好的制度，寄望于某人之圣明，不免有缘木求鱼之讥。但个人的绵薄之力，亦不当委弃。同样的不快活，陆游用“五十年来命压头，即今残发不禁愁”来一抒半百之年内心的积愤。共党得鼎五十年，小而言之，高考作文命题；大而言之，整个教育，大都成了对生活的欺瞒，心灵的窒碍，智性的颠覆，尊严的丧失，汉语的灾难。
2005年6月8日—13日于成都反动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