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己的文章惊愕地考倒

教师之友网

被自己的文章惊愕地考倒
　2011年06月14日　 作者：王学进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福建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选的是林天宏的《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一文，当其得知此消息后，出于好奇，找来试卷自己做了一下，结果15分的题目只做对了一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调侃的语气说：“这些出高考试题的想得真多！” 　　林先生的成绩还不错。同是福建高考语文阅读题（2009年），同样15分的一篇阅读文章《寂静钱钟书》的原作者周劼人，只拿到了一分。另外，韩寒也遭遇过类似情形，并一针见血地评论说：“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语文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并强行加上后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出题目的人的看法。” 　　作者无法穷尽文章内涵，不同读者因而能做出不同的诠释，这毫不奇怪，此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但事情糟就糟在这里，命题者不是尊重这一阅读规律——允许不同读者对作品进行多角度诠释，而是要求所有考生选择一个标准答案。而为了满足这一答题要求，考生只能按照老师教给他们的应试技巧寻找答案。这就使得教师更加注重对学生进行技巧性指导，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的指导。 　　笔者做高中语文教师那会儿，对此感受尤深。没办法，高考是指挥棒，既然它要采用标准化考试模式，教师就不能不按照这一模式训练学生。为了提高高考成绩，我也曾搜集指导方法和答题秘诀，将解题套路灌输给学生，全然不顾这样做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我自认为不是个好的语文老师，但是个称职的教书匠。当今语文界多的就是这样的教书匠：语文教师自己可以不读书，事实上，很多教师离开教参就读不懂课文，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优秀的教书匠。 　　更要紧的是，更多教师和我一样洞察到了一点，即命题者从来不会把考查考生的语文知识和能力当做高考的唯一目标，而是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认识、人生观、世界观的考查，因此，所选的范文包括作文题甚至选择题，都要突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借此达到教育、感化考生的目的。 　　高明的老师往往能认识到这点，所以常会这样点化学生：答题时要尽量把文章的主题思想往“高处”、“光明处”挂靠，以符合标准答案预设的价值判断。说好听点，这叫应试法宝，说难听点，这叫“投机”。很多老师平时就是按照这种“主题先行”的模式指导学生。如此必然导致下列结果：原文的主旨不是被阉割、遮蔽，就是被拔高和强加。这才有了原文作者不懂自己作品意思的怪象：因为命题者已经给作品本身附加了一些意义或者肢解了一些含义。 　　这样的语文教学哪有不误尽天下苍生的理？用机械、死板的解题模式去限制、扼杀学生的创造性阅读能力，更自作聪明地对学生进行固化教育，指导学生去迎合舆论导向做宏大叙事和宏大诠释，这又如何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公民呢？（王学进）

教师之友网

教育返祖现象
　2011年06月27日　 作者：毕会成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期，一则有关某省高考语文阅读题的报道在坊间沸沸扬扬。据说，这道阅读题要求考生就一篇通讯的画线部分进行解释性引申，结果被文章的原作者就标准答案提出异议。 　　那位作者回忆说，当年他写这篇通讯的时候，对某一情节的描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兴之所至而已；对出题单位没有征求其想法就擅定答案的做法感到遗憾。而人们议论的结论当然回到素质教育的话题上：不允许自由发挥的应试教育真是害死人！ 　　不知那位作者听说过“接受学”这个概念没有？“接受学”属于国际学术界老生常谈的“文本学”的一个分支，即一篇文章一经完成，由文本生产领域交付流通领域，它便像商品一样获得了独立于作者（制作者）之外的生命，此后进行的解读（或商品消费）就只是读者自身的事，而与作者无关。 　　其实，把文本阅读看作对作者心理的“侦探术”，既是对阅读过程的事实扭曲，又是对阅读目的的非分苛求。作为平等的主体，读者当然不承担对作者的忠诚义务，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基于生活阅历、知识背景、文字感悟与想象力等的不同，阅读的走向远非作者所能控制和所应控制的：一些作者想传达的信息流失了，而作者未曾意识到的隐形信息却被读者无意间激活了。正是基于“接受学”对作者崇拜的颠覆，经典文本的反复解读才成为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那位作者与国际主流思想的隔膜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恰恰证明其诸多貌似前卫的观念主张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过时的价值预设。 　　由此我想到，一些所谓的作秀式的“素质教育”，也涉及这类思维模式的嫌疑。作秀式的“素质教育”最大的可疑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至今无法获得严格定义的概念，人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的设问还只能提供枚举法的答案：比如，素质教育就是到剧场里上语文课，到大自然里上生物课，就是声光电的多媒体教学；当然，还有诸多非标准答案。 　　恕我直言，如果作秀式“素质教育”可以部分归结为“情景式教学”或“形象化教学”，那么，为“素质教育”所包装或掩盖的很可能是一种教育思维的倒退，一种不折不扣的教育返祖现象。 　　因为，说到底，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书面教育或书本教育，由原始的“情景式教育”发展到书面教育曾标志着教育史上最大的方法论革命，因为最简单的书面概念也是一种“类”的抽象，而没有这种抽象，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或全面性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一味地回归“情景式教育”是对“读图时代”的无原则迎合，它使学生的知识过程起于形象，又终于形象，而“读图时代”的孩子所缺的恰恰不是形象，而是思维的抽象能力，迎合这种形象性生存的“素质教育”几乎必定陷入“形象的狂欢”：到剧场上语文课，比如看《雷雨》，既免去了教师的教之累，又免掉了学生的学之苦，大家皆大欢喜，不亦乐乎！但学生来了，看了，然后走了，印象中只有四凤的美和鲁大海的不解风情。剧场里的《雷雨》已完全剥夺了学生在课文《雷雨》中本应得到的想象与思考空间。 　　至于非标准答案，我的质疑是，对于一个正在建立基本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的高中生群体来说，“一切都是可以的”知识状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共同语言、共同语法，一个在任何问题上还达不成共识的群体，如何合作？如何进行道德评价？甚至如何分析社会现象？在这个终身教育的年代，中学教育算不算基础教育？如果算，何谓“基础”？ 　　我总觉得，作秀式“素质教育”就像雾中花，它美就美在其轮廓模糊和不可界定上，它所作出的“快乐学习”的承诺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知识过程可以是一个不必付出主观努力的过程。这是真的吗？世界真的发展到了可以或容忍——“不劳而获”的阶段了吗？我甚至揣度，作秀式“素质教育”该不会是一种教育泡沫吧？对作秀式“素质教育”的向往与对股神巴菲特的崇拜是不是出自同一种心理结构？ 　　所以，扯远一点，我对当下“状元经济”的态度一向是乐观其成的。如果总得有人为企业做广告，为高校做代言，为大众传媒提升销量或收视率，那么让这些高考状元去占据那些本来由芙蓉姐姐、人造美女或八卦艺人占据的传媒空间，又何尝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他们代表的是勤奋努力的形象；至少，他们揭示的是“天道酬勤”的逻辑；至少，从他们当中产生未来领袖——各个领域的概率大于任何一个群体。（毕会成）